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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为人知的反串演员佳话

京津反串“女名角”
  周恩来对被称之为新剧的早期中国话剧的认识和实践、探索,是在话剧史上的第二个历史选择的关键时期。当时,新剧运动在一两年之内就遍及全国,文明新戏成为中国剧坛上的璀璨新星。然而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来说,新剧与西方话剧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新剧多数缺乏剧本,仍然用中国旧戏曲的幕表制,仅有一个故事框架,角色是分派制,由演员即兴表演,加之受纯商业化的影响,逐渐堕落为市井恶俗之物,面临将被时代唾弃的境地。就在这种情况下,时年16岁的周恩来,正式加入了矢志探索严肃认真话剧的教育界名流张伯苓校长领导组建的南开新剧团,从被推举为布景部副部长开始,先后以反串女角为主,参加了《一元钱》、《恩怨缘》、《老千金全德》、《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十多部新剧的编导和演出,不仅成为京津地区具有名气的男扮女装的反串女角演员,而且在报章上发表了很有创见的创新、提高、发展话剧的理论文章。
  1914年3月14日,由周恩来发起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敬业乐群会召开成立大会,由他负责安排的抒发青少年爱国精神的新剧《一更钟》作庆祝演出,令人欲歌欲泣的剧情,多次赢得观众的掌声如雷的剧场效果,使青年周恩来第一次感受到新剧确实具有“激发国民爱国之精神”的社会功能。这年10月17日,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0周年庆典,准备演出宣传妇女解放、破除封建迷信的新剧《恩怨缘》,因南开无女生,男女又不能同台演出,剧中的女角色一时找不到人演。有着愿意在各方面锻炼自己的周恩来,接受同学们的建议,冲破世俗偏见,自觉反串扮演女角。由于他认真排练,揣摩剧情表演出众,倾倒全座,一下子成为南开学校的最佳反串女名角,接连在《仇大娘》、《华娥传》等10多部新剧中都担纲扮演主要女角。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在表演艺术上注重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避免旧戏曲程式化。例如他为了演好《一元钱》中的富有正义感的青春少女孙慧娟,就与演男主角的同学李福景多次切磋,如何把角色的心灵美与外表美融为一体,因而在京津两地演出,获得了观众与专家的好评。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十多种大小报纸在报道评论中都表扬了周恩来扮演的孙慧娟,当时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分别是:《演出轰动津门》、《周恩来扮演孙慧娟倾倒全座》、《美哉,周恩来反串妙龄女郎》、《南开学校应邀去京城演出》。
  周恩来等人在北京演出新剧《一元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据南开学校话剧运动的史料记载,北京青年会赠送写着“誉满京师”四个金光闪闪大字的贺匾。有一篇评论文章,说周恩来扮演的孙慧娟:“头戴珠翠,高领掩衿,身穿粉红暗花缎小袄,右手系一方帕,下穿一色的绸棉裤;身姿窈窕,庄重矜持,身材纤长匀称,面容清秀文静,有一种诱人的个性魅力;演出的分寸感恰到好处,吐词轻言细语,节奏分明,优美动听,羞涩中含有真诚纯朴,伤心落泪时肩头微颤,精神毕肖,把一个爱情纯洁忠贞的少女,刻画得入木三分。”另有一篇报道说,著名京剧男旦梅兰芳先生看了《一元钱》的演出后,请周恩来等人座谈,切磋男女反串的表演技艺。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接见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时笑谈了这件往事,说:“30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邀请我们赴京演出。”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班毕业同学录》、《周恩来》名录中记载:“君于新剧尤具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饰景尤极赞助之功。”
  幕前幕后“全把式”
  周恩来除了反串女角担纲主演以外,对于新剧由幕表向剧本的提高和表演理论的探索,以及导演、布景制作等后台剧务工作等,都能勇于承担,认真钻研,并有创新之举。所以他被演职员们称之为幕前幕后的“全把式”。以编剧来说,在南开的话剧档案史料中,就保存着周恩来饰女主角孙慧娟演出《一元钱》的剧照和周恩来于1916年2月编纂并以他主办的敬业乐群会的名义由天津印刷局印刷出版的《仇大娘》剧本,据《周恩来谱》记载,周恩来于1916年7月暑假中,和南开新剧团长时子周等人赴天津高家庄编写新剧剧本。周恩来参与编剧和导演的新剧《一元钱》、《老千金全德》、《一念差》等十多部新剧,当时虽然处于话剧的起始阶段,但是周恩来等人就探索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学习、借鉴西方话剧艺术相结合的具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剧之路。他改编的剧本多数取材于传统旧戏曲的幕表制剧目。例如在京津两地久演不衰、享有盛名的《一元钱》,根据和周恩来同时编演此剧的老师同学回忆,周恩来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说:“《一元钱》是根据明代杂剧《炎凉镜》改编的,原作者是马破悭道人,原剧中道家消极思想的糟粕必须去掉。”在改编中周恩来等人把该剧的时代背景移到了民国初年,成为时代新剧,又叫文明戏。周恩来修改后的剧本,针对当时政界军阀、保皇党等尔虞我诈的时弊,强化了对孙世富背信弃义的丑恶行为的批判和对孙慧娟仗义诚信的优秀品德的颂扬,所以每场演出都产生强烈的社会共鸣,可贵的是周恩来送给校董和校长审看的剧本七场序名被保存下来,即《等一场、周急》、《第二场、训子》、《第三场、罹灾》、《第四场、背约》、《第五场、巧遇》、《第六场、欺诈》、《第七场、好合》。具有创新精神的周恩来,在校长和英语老师的指导下,与同学合作,把《一元钱》的《第四场、背约》翻译成英语演出,使中西文化交融。
  1916年6月,复辟称帝做了83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气闷而死,另一军阀头子黎元洪继任总统,此时年仅18岁的中学生周恩来,出于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对军阀之间权力换人、交替祸国的丑剧、闹剧,既要想办法公开进行揭露、批判,但又要躲过反动军警的抓捕镇压。他想着,想着,想到编导演新剧《一元钱》的影响和效果,又想到少年在家乡淮安和东北看过的假面具戏,就奋笔疾书,自编自导了一部新编《一元钱》的假面具广场活报讽刺剧。其故事大意是:“村妇”(周恩来饰)提着竹篮、拿着一元钱上场,先后遇到保皇党(常策欧饰)和政客(李福景饰)都想骗“村妇”手中的一元钱。“大军阀”说:“小媳妇”,你把一元钱给我们军队买枪打天下,打下江山给你10亩地。“村妇”把一元钱晃了晃说:“我这一元钱是给婆婆买药治病的,不能给你买枪去杀人。”保皇派接上来说:小媳妇,你把这一元钱给我们保皇党用于保驾大清皇帝重新坐龙廷,包你过上太平日子。“村妇”摇摇头说:“不行,不行!现在已经民国五年了,想做皇帝的人都死了,你还背对背运,靠皇帝治天下呢,不成,不成,一万个不成!”“政客”抢上前说:“小媳妇,你把一元钱给我贿赂竞选大总统,包你们农民过上民主的好日子。”“村妇”跺着脚,更加气愤地说:“去,去!滚,滚!我谁也不相信,我这一元钱谁也不给,赶快打一剂药、买一斤盐,给婆婆治病,回家好过穷日子。”“军阀”、“保皇党”、“政客”一齐动手把“村妇”推倒在地,气急败坏地同时抢“村妇”的一元钱,三人抢到一元钱,先高兴后惊讶,齐声说:“谁也别想花这一元钱!”“村妇”爬起来急问:“为什么?”三人一起回答说:“这不是钱,是已死的袁大总统的债券!”“村妇”气得大哭大叫:“老天爷啊!我上大当、受大骗了哇!”这一假面具活报剧有着强烈的反对复辟帝制、批判军阀、政客谋权、篡权、害国、误国的宣传作用,人民群众无不叫好,同时也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查禁。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等人在话剧开创的初期,就注意反映当时现实社会农村题材。以周恩来为主创人的编剧、导演、表演的五幕新剧《新村正》,描写了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天津周家庄恶霸地主吴绅在辛亥革命后当上新村正的故事,揭露了流氓恶棍、土豪劣绅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塑造了农民革命者李壮国的正面形象,演出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被称之为中国早期话剧的重要成果,被北大新剧列为优秀剧目排演。据《鲁迅》日记所记,鲁迅于1919年2月2日、6月19日两次观看《新村正》。北京《国民公报》刊登高一涵的评论文章说:“《新村正》这出戏,是去年南开学校新剧团编的,是中国新剧中最合西洋剧原理的杰作,编剧人的根本方法,就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的写实主义。”
  融合中外论话剧
  这一时期,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周恩来虽然是一名刚刚成年的中学生,但是对新剧创作和表演的理论却和先行者们在一起,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据保存下来的史料,他在南开学校主办并向社会发行的公开报刊上的话剧文论有四篇。
  其一是《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记》,记述了话剧的故事梗概后的“记者曰”(类似今天的记者述评)的形式说:“盖改良社会,端赖感化劝导之功用,而新剧感人最深,迥非旧剧之声调音韵胜。明乎此,则吾校新剧不为虚演,观者不至无所动于中。”他的这种联系时政评论新剧“感化劝导之功用”的见解,被老师们评价为“按时系言,激昂慷慨。”
  其二是在出版发行的新剧《仇大娘》剧本开头话中,周恩来在开头话中首先说明改编的原则是:“斯剧稿本系采诸《聊斋志异》,略加增减”。然后说明出版剧本的目的是:“本会急于将稿本付印,以飨观剧诸君。”也就是说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
  其三是《试各述寒假之事况》一文中,周恩来记述了自己“编纂《仇大娘》稿本事,”评说“偕友人往旧戏园观新剧”。剧名《珠还合浦》,布景颇劣,饰者做作尚无大疵,惟人多南音,词多冗杂,听者不能了了,又弗克知其正旨,于是知新剧之难演矣。盖新剧在感化社会,若使观者探骊不得,则兴趣且无,又何领悟是云。”
  其四是1916年9月18日起,在公开出版面向社会发行的南开《校风》上,分四天连载周恩来以“社论”名义发表的长篇话剧论文《吾校新剧观》,从南开编演的新剧实践而升华,简论了我国旧戏曲的演变、西方话剧的发展历史,重点阐明了新剧的功效、派别、剧本创作与艺术表演的理论观点。他很有创见地推崇“英国莎士比亚之言曰:‘世界为舞台,而人类为俳优’”的名言,进而郑重地指出:“是知今日之中国,欲将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籍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重要之主旨,又在合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他充分肯定新剧“言语通常,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事既不外大道,副以背景而情益肖,词多出乎雅俗,辅以音韵而调益幽。以此而感昏聩,昏聩明;化愚顽,愚顽格。”特别突出的是周恩来在这篇早期的话剧理论文章中,言简意赅地对西方戏剧的“一曰古典主义之时代;二曰浪漫主义之时代;三曰写实主义之时代”的三大时期进行了论述,重点阐明:“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空前之发达。惟现代写实剧时代,发生二大潮流:其一表现极端之理想主义;其一偏于极端写实主义。斯二者为吾所急欲优劣于阅者之前也。”明确肯定“吾校新剧,于种类上已占有悲剧感动剧位置;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
  著名教育家张伯岑校长是引进西方话剧来中国的杰出先驱者之一,他首次发现周恩来这篇戏剧专论,就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像周恩来明确提出‘写实主义’戏剧创作原则的,纵观天津和北京、上海等文化发达的都市,尚无先例,更何况又出自一名中学生之手,不能不称之为奇才之见解。对这种有望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开拓者的栋梁之才的幼苗,作为师长理应倾心竭力培育啊!”据我国的话剧发展史所载,在周恩来发表此文两年后的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易卜生专号”,把挪威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作为一面旗帜来倡导。又隔了4年,即1922年,开创我国话剧的主将、留美归国的洪深和留日归国的田汉都主张做“中国的易卜生”,编演中国的现实主义话剧。
  
 
  
  
本帖最后由 enflying 于 2010-7-2 20:57 编辑

     因楼主不能发,经过我认真的尝试和甄别,终于给续上:

     到日本留学的青年周恩来,原本是一心补习报考日本官费的高等学校,无暇考察研究日本戏剧。但是由于他对戏剧的爱好与见解,在两次高考落榜的苦闷之时看戏解愁,仍对日本戏剧有所感悟。他在1918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心里头闷得异常,晚饭后一个人跑到神田剧场去看新剧,为的是解解闷儿。当着现在家国艰难、友朋困苦的时候,我哪有心取乐也!不过是像‘放酒高歌’的意思,出出胸中的烦恼罢。剧场所演的剧,一出旧戏,一出新剧。新剧的内容还不错,我现在把他写下来。”他看好的是讴歌忠贞爱情的《波の鼓》,在日记中能详记下全部剧情,这说明周恩来对弘扬正义的日本爱情剧是爱好和倡导的。
     
    演剧鼓舞战斗志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恩来以主要精力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领导天津地区爱国救国学生运动的同时,结合运用话剧吹响反帝反封建、警醒国民意识、激励民族斗志的战斗号角。他在筹备创办会报的初期,就应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邓颖超与张若名的邀请,帮助导演排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两出新剧,一出是歌颂我国古代替父从军保边疆的女英雄《花木兰》,另一出是讴歌高丽(即朝鲜)爱国主义志士安重根。在排练过程中,周恩来充分肯定她们学演新剧,宣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和表演水平后,诚恳地指出:“念台词不能像演讲一样,既要艺术化,又要生活化。花木兰和安重根在日常生活中说话也和常人一样,并非时时在发表演讲。要掌握剧情和剧中人物的身份,一般情况下说话的声调要自然平和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充满激情,说得慷慨激昂。”周恩来又在实际示范后,谈了自己反串女角的体会,启发邓颖超要进入角色,注意反串的表演技巧,演安重根要像战友马骏、谌志笃等当代中国的安重根式的人物气质;演花木兰则要把握她生活中的真女性、从军后的假男性的双重特点,努力塑造好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爱国志士形象。经过周恩来导演的这两出弘扬爱国主义的新剧于1918年8月20、21日在天津的广东会馆剧场正式公演,场场客满,人人夸好,社会反响强烈,有力地推动正在进行的学生爱国救国运动的展开。
本帖最后由 enflying 于 2010-7-2 20:51 编辑

天津“五四”爱国运动史上,还记载着周恩来等爱国青年狱中演出进步新剧的光辉一页。在1920 年1月29日,周恩来和马骏等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核心成员,领导爱国学生五千余人赴直隶公署进行爱国qǐng  yuàn 而被捕入狱,经过绝食斗争,被准许在狱中读书、看报,开学习研讨会,在纪念“五四”一周年,“五七”国耻日和被捕入狱100天的日子里,周恩来提议,在狱中因陋就简地演出鼓舞斗志的新剧。因为参加爱国运动入狱的南开老师马千里、时子周和学联会副会长马骏等人积极支持和参与,这一前无古人的创意,除了演出宣扬社会改良、反对旧思想、旧道德的新剧《一元钱》以外,还演出了揭露封建土豪劣绅残害人民的《新村正》和表现弱小民族反抗强敌的《救国境》等两出新剧,既鼓舞了因爱国救国而被捕入狱的难友,同时也感化了一些受过苦难的狱警狱卒。
      由于周恩来青年时期在学习、探索、开创中国话剧的实践中,有着深厚的功底和良好的政治、艺术造诣,旅欧参与创建和加入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回国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时,首创革命军队的军旅话剧。组织建立了我国革命军队史上第一个军人剧团———黄埔血花剧社。在平定陈炯明叛乱的东征前夕,周恩来导演了由陈赓等人表演的话剧《革命军》,大大鼓舞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士气。井岗山时期,在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局书记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与关怀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成立了战士剧社,排演了由周恩来审定的《杀上庐山》和《南昌暴动》等话剧。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和中共代表的周恩来,总揽全局,有力地推动了话剧运动的兴起,洪深、郭沫若、阳翰笙、曹禺、茅盾、老舍、夏衍等一大批话剧大家云集,有才艺、中术、中电、中万、中青五大剧团,演出了《屈原》、《天国春秋》等一大批话剧大戏名著。全国解放后,担任开国总理的周恩来,从1949年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始,直到1973年的《接见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的讲话》,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正确繁荣话剧的重要谈话和在“大革文化命”的浩劫中,对于话剧界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作品的关怀、保护与指导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所以话剧界的艺术家们,都由衷地亲切地称赞周恩来是“最懂行的好总理”、“最知心的好朋友”、“最尊重艺术规律的好领导”。 (本文来源:淮安日报 作者:徐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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