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face=宋体> 长征途中，张显扬是被张国焘派到“红军之父”朱德身边，负责“警卫”总司令，其实却承担着一项不光彩的任务——监视。但朱老总却是那样地宽厚和善解人意。1936年四五月间，部队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这里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哪里去筹备粮食呢？朱总司令请来了通司（翻译）和几个老百姓，询问这一带有什么可吃的野菜。他们介绍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总司令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出发了。他时不时地弯下腰，识别和挖出一些野菜，一会儿把野菜用指甲掐掐，一会儿送到鼻子底下嗅嗅。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也跟在朱老总的后面。第一天，他们识别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第二天，总司令就在直属队和附近的部队推广起来。各单位派来了代表，采摘了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老总吩咐张显扬带领一帮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奇形怪状的野菜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后来，红军战士们就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这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展览。</FONT></P>><FONT face=宋体> （张显扬少将口述） </FONT></P>><FONT face=宋体> （赵德仁口述） </FONT></P>><FONT face=宋体> （王金武口述） </FONT></P>><FONT face=宋体> 顾玉平在长征途中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那时周恩来日夜不息，冷雨淋湿了单衣，还和大家一同走路，大家再三劝他骑马。有一天，部队走到湖南西南边境的深山里，头上是峭壁，脚下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大家只顾着脚下那难走的山路，没留意到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周副主席在打盹。结果马一失蹄，周恩来从马背上滑了下来。幸好路边有一棵树，周围还长着一丛芦荻挡住了他，才没有掉下悬崖。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专门来慰问，还派人送来一副担架。可是不管大家怎么劝说，周恩来都不肯上担架。后来周恩来生了病，才不得不躺到担架上批阅电文。 </FONT></P>><FONT face=宋体> 部队到达湖南、广西交界处时，直属队指导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找顾玉平谈话。原来邓颖超病了，调他去当警卫。顾玉平回忆说，自己害怕与女同志接触，第一次见到邓颖超时，心里非常紧张。但没过多久，顾玉平也学着大伙的样子，叫她“小超同志”了。 </FONT></P>><FONT face=宋体>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直到昏迷。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后来才确诊为肝脓疡。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用了些口服药。周恩来三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好起来。此时生病的邓颖超坚决要守护在周恩来身边。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七天七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的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退了。邓颖超则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她躺在沼泽地里，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 </FONT></P>><FONT face=宋体> （顾玉来口述） </FONT></P>><FONT face=宋体> 对于萧克来说，长征应该在1934年8月7日下午就开始了。时年27岁的萧克是湘赣苏区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他和另两位苏区领导任弼时、王震并不知道，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决定六军团和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目的分别是探路和引敌。萧克等人接到的命令是：到湖南去，找贺龙。按照中央的要求他们将苏区大搬家，把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省保卫局的犯人都带上了。国民党的报纸曾经形容说，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指的就是萧克先遣西征，中央红军随后跟进。 </FONT></P>><FONT face=宋体> 萧克回忆，进入贵州境内，谷深，路窄，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没有地图。当地的向导对五里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六军团只能在贵州大山中艰难转战。在旧州，他们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教堂里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萧克马上把墙上的地图取下来，一看全是外文。萧克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就让他把地图上的名称翻译成中文。直到这时，萧克才知道他要去与贺龙会合的地点在什么位置。这张地图对六军团后来的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复礼则一直随着萧克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1936年4月，红二、六军进到昆明时，萧克把他们释放。后来萧克从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薄复礼不仅没有诋毁红军，相反还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FONT></P>><FONT face=宋体> 后来，萧克在甘溪一带与敌人遭遇，整个军团被截为四段，苦战数日损失惨重。部队一天一顿稀饭，中央代表任弼时患疟疾，手拄木棍指挥行动。萧克意识到全军面临覆灭的危险。他找当地老猎户引导，将部队深夜带进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向东突围。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跳出三省军阀的包围，历经八十余天，转战五千多里，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出发时的九千余人，已锐减到不足四千人。这一天，是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第八天。 </FONT></P>><FONT face=宋体> （萧克上将口述） </FONT></P>><FONT face=宋体> 杜义德1929年参加红军，24岁时参加长征，任红四方面军师政委。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再次北上。徐向前在会上说，上次我们和老大（一方面军）关系没搞好，这次要吸取教训。一个“为会师而战斗”的活动广泛开展起来。1936年9月，徐向前总指挥派杜义德到四军十师协助指挥作战。“岷洮西战役”结束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指日可待。杜义德驱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突然听见传来歌声：“哎呀哩，毛主席领导好主张，打得敌人叫爹娘……”战士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兴国山歌！”前面不远的山上，二十多个人正在擦拭武器，看到杜义德后，迎过来边跑边喊：“你们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吧？”两边激动地对跑着，紧紧地抱在一起。 </FONT></P>><FONT face=宋体> 会师的喜悦，并没有结束杜义德的长征。1936年10月下旬，红军共两万余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这是近代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西北军阀马家军，对孤立无援并且粮草弹药无从补充的西路军进行凶残的绞杀。1937年1月28日时任西路军总部四局局长的杜义德临危受命，兼任骑兵师长。号称“骑兵师”，其实只有四百余人马。经过几天的骑术和战术训练，仓促上阵，以大刀、刺刀、长矛为主要武器，与敌人拼搏。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退到石窝山上，由政委陈昌浩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谁也无法接受红军西路军惨败的事实，会场上一片哽咽。陈昌浩宣布总部决定，把剩余部队编成左右两个支队行动。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一起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 </FONT></P>><FONT face=宋体> 失败的情绪揪着每一个人的心，走着、走着，队伍不由自主地断裂，一截一截地失去了联络。第二天黎明，王树声被冻醒，回头一看，队伍不见了，眼前只有杜义德和军、师部的通信员等二十多人。第三天上午，敌人终于追上了他们，王树声只好命令几个战士留下阻击。队伍脱险了，担任掩护任务的战士却无一生还。一个战士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心理重压，自杀了。杜义德闻声赶来，捡起那几粒还带着体温的子弹激动地说：“不错，死比活容易。但是，我们不能死。”一天，杜义德发现地上有几堆烧过不久的灰烬，他警觉地抓起一把，发现草灰还有余温，里面还有零碎纸屑，能辨出“李先念”的字样。他赶紧报告王树声，立即起身向西追，走了不过10里路，遇上了原九军军长孙玉清和三十军副军长熊厚发，还有五六个警卫员，并没有左支队。杜义德回忆说，我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副总指挥王树声，一个人掩护不了那么多人。于是熊厚发、孙玉清等人被安排在后山沟，而杜义德等在前山开路。没有想到的是，狡猾的敌人这次绕到后山“追剿”，孙玉清等人惨遭杀害。在祁连山里，杜义德靠摸树皮辨方向，树皮厚的一面是北。他们一路向东，路上又遇到了几个蓬头垢面的战士，为了缩小目标，王树声说，同志们，赶快分散行动吧，挤在一起，谁也跑不了。 </FONT></P>><FONT face=宋体> 1937年端午节前后，杜义德一行靠着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讨，终于越过了祁连山最后一座山峰。快到黄河时，患难与共的右支队最后八人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从两个渡口过河。没想到，杜义德顺利地过了河，遇到了总部为援救西路军组建的“援西军”；而王树声等与敌遭遇，又经历了很多艰辛才回到延安。 </FONT></P>><FONT face=宋体> （杜义德中将口述） </FONT></P>>摘自《我的长征》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P>| 欢迎光临 周恩来论坛(ZELBBS.COM) (http://www.zelbbs.cn/) | Powered by Discuz! 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