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

<p>1950年1月1日凌晨，周恩来将罗瑞卿（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滕代远（铁道部长）召到西花厅，安排和苏联大使罗申去苏联的事。其间杨奇清问：“总理！这次是总理和苏联大使同乘一辆专列，车厢编队顺序应该怎样排列？”周恩来说：“一个大使是一个国家的全权代表，应当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一般，外国元首的车厢总是紧挨着餐车的。这趟专列只有一个餐车，却有我的车厢和大使的车厢，而我是主，他是客，既不能委屈了主，也不能委屈了客。因此，车厢编队顺序应定为：总理车厢--餐车--罗申车厢。”（235页）</p><p>1月3日，周恩来和罗瑞卿、随员、苏联大使罗申到达车站。杨奇清、滕代远、任远（铁道部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冯纪（公安部十局局长）立正向周恩来敬礼。周恩来笑着向他们招手，又一一指点着向苏联大使罗申介绍：“罗申大使，我来向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国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这是我国铁道部长滕代远同志，这是铁道部公安局的任远冯纪同志。”苏联大使与他们一一握手。罗瑞卿对周恩来说：“总理！为了高度保密，中央领导同志一律不来车站，只有我给您送行了。”说着立正向周恩来敬礼。周恩来与罗瑞卿握手告别，随即与苏联大使和两个随员登上专列。杨奇清等人也一一与罗瑞卿握手告别。这时周恩来发现车厢编队顺序违反了规定：不是总理车厢--餐车--罗申车厢，而是餐车--总理车厢--罗申车厢。周恩来追问原因。原来是铁道部负责维修专列的干部擅自作主，将车厢编成现在这样的顺序。周恩来生气地说：“下面的干部不懂外交礼节，要好好教育。”并坚决下令将车厢重新进行了编队。(237页）</p><p>1952年，杨奇清被派往中南地区解决中南地区公安部的问题。临行前，周恩来将他召到西花厅，对解决中南地区公安部的问题做出具体指示。在谈完了工作之后，周恩来问：“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杨奇清习惯地回答：“没有。”周恩来摇了摇头，说：“肖彬同志（杨奇清的妻子）不是住院了么？病得不轻嘛！”杨奇清说：“组织上会安排的。”（286页）</p><p></p><p>《杨奇清传》，刘星宜，群众出版社，2006/1</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24 10:01:16编辑过]

气死我了

<DIV><FONT color=#222222>1955年8月5日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并参考其它中央领导所提建议，对首次授衔提了6条建议：</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一是大檐帽的圆顶不要太大，陆海空军帽顶尺寸比例应该一样，不要把海军的帽顶做的特别大。二是军官、士兵的军服上方一律定为风纪扣的小翻领，同现在的军服一样。三是士兵为了扛枪，背东西，可以不要肩章，应改为领章；现在画的兵种符号，中国老百姓和士兵有些看不懂，应重新按照中国的习惯另拟图样。有的符号不一定和苏联军队的完全一样。四是军服扣子，除军官礼服可以用金属扣外，从元帅到士兵的常服，一律用胶木扣。五是现在各兵种军官的肩章，分成各种颜色，仍然不易识别，是否可以在肩章的铜扣上打一个字。例如骑兵的肩章，就在铜扣上打个“骑”字。六是女同志夏服上衣拟应改为西服式大翻领，以配穿裙子；女冬服上衣仍可以用小翻领（开关领），因为冬季不穿裙子。还指示，要进一步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171页）</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徐平，金城出版社，2005/9</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 </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 </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1952年中南海作了一次修缮，国务院有人提出把临近府右街北口的西门也重新做一下，但周恩来总理不同意，他说修一门要花费多少多少担小米，而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不富裕。北边的西门至今还保持着原来的规模，因而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称作“小西门”。（156页）</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 </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1956年6月的一个雨夜，十三陵长陵棱恩殿遭雷击，周恩来立即指示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去现场检查处理。郑振铎和梁思成一同前往，经过调查，联名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遭雷击的原因是没有安装避雷针，而长陵大部分建筑都是木制。周恩来看过报告后做出一个决定，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知，在全国重要的古代建筑上都安装避雷针。（168页）</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 </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1954年冬，准备在中南海北船坞北面的花窖和苗圃盖一座宿舍楼。施工期间，周恩来路过发现花窖和苗圃不见了，得知要盖楼，明确表示不赞同此议。因为周围是一系列古建筑，构成完整格局，如果盖楼，这个格局将被破坏。工程停止了。1957年底，在原来中南海冰窖处，建了一栋宿舍楼。（184页）</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 </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1958年初，中南海修缮队派了两个工人，为西花厅厨房的旧灶大修。两个工人拆掉旧灶，重新盘了一个节煤型炉灶，厨师使用了新灶，感觉既节煤又好使。周恩来知道后非常高兴。在不久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会议快结束时，周恩来特意对与会领导说：“我家新盘了炉灶，既好用又省煤，非常好。请你们都去看一看，咱们都要处处想着节约。”这番话被周恩来的秘书无意间传出。中南海管理局派修建科的两个技术人员，到西花厅的厨房，画了节煤灶的样式图，在北京市房管局的增产节约展览会上作了展览。（185页）</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 </FONT></DIV>
<DIV><FONT color=#22222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亲历者口述》，</FONT><FONT color=#222222><STRONG>王凡 东平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7</STRONG></FONT></DIV>
< 0cm 0cm 0pt"><FONT color=#222222> </FONT></P>

气死我了

<p><font size="2">1946年9月21日在上海，黄佐临对李德伦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周公馆”这是李德伦第一次见周恩来。那天下午他们到达周公馆时，周恩来正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与陆续到来的人挨着个握手，然后热情地迎接他们进屋。李德伦见周恩来才40多岁，胡子剃得光光的，身着淡灰色的西装，英俊潇洒，李德伦觉得他非常亲切、和气、有礼貌。客厅里坐满了人，大概有二三十人，叶圣陶、陈白尘、田汉、欧阳山尊、刘厚生、于伶、洪深、梅兰芳、周信芳、郑振铎、巴金、唐弢、柯灵、徐迟、白杨、金焰等。周恩来就站在门口讲话，讲了“国共和谈”的前前后后，讲了国共历史上的关系。讲完后，忽然下起倾盆大雨，周恩来有两辆车，轮流把客人送回家。李德伦他们是最后走的，正好是晚饭时候，李德伦他们就吃了一顿点心，李德伦吃了个够。（152页）</font></p><p><font size="2">1946年12月，周恩来从南京回到延安。李德伦在杨家岭的舞会上遇见他。周恩来问他到延安后生活怎么样，习惯不习惯，还问李珏（李德伦的未婚妻）来了没有，李德伦说没有来。周恩来说：“为什么不一块来呢？为你们留了两个位子呀。”李德伦说：“我们还没结婚呢，她觉得这样跟我来了，岂不是私奔吗？”周恩来说：“到这个时候怎么还讲这个呀？还想不想来呀？”李德伦说:“想来。”周恩来说：“我给你安排。”但过了一段时间，没有消息，李德伦就给周恩来写信。一天，李德伦正在打排球，来了一个骑马的人，交给李德伦一封信，是周恩来写的，说你爱人的事已经办了，一定会办好的，让李德伦别着急。直到1947年3月，李珏和李德伦重逢。（163页）</font></p><p><font size="2">大约1949年底，李德伦刚回北京，在中南海第一次搞舞会伴奏，碰上周恩来，他问李德伦：“乐队都到齐了吗？怎么样？”李德伦说：“都齐了，从陕北出来损失不大，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接着说了从延安到北京的经过。周恩来很感慨地说：“哎呀，你们的乐队我不敢说是世界第一流的，但是一个乐队，几千里地用毛驴拉着乐器，从延安徒步到北京，这可能是世界第一个了。”每次星期六舞会，周恩来参加时经常点曲子：“李珏，演个《昭君怨》。”周恩来对李德伦家里兄弟姐妹几个都知道了，有时与李德伦和李珏拉家常。（209页）</font></p><p><font size="2">大约是1950年国庆节请老区的代表来参加宴会。李德伦他们准备了些节目到怀仁堂伴宴。毛泽东讲了几句话，敬过酒，就走了。那些老区代表也跟着走了，什么也没吃。李德伦他们正站在那里发愣。周恩来回来了：“哎？怎么都走了？生了这么多东西？唉，你们都来，都来。”他把大家招呼过来。李德伦他们20几个人冲到桌前，吃了一会儿就都吃不下去了。周恩来拉个凳子坐在那儿吃了点小芝麻烧饼，边吃边和他们聊天。（211页)</font></p><p><font size="2"></font></p><p><font size="2">《李德伦传》，罗筠筠，作家出版社，2001/6</font></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20 4:42:21编辑过]

气死我了

<DIV>1968年9月18日，李德伦接到通知，要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样板戏《红灯记》的审查。他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被人接了进去，领进小礼堂，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一会儿中央领导来了，江青走在前面，后面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周恩来问李德伦：“怎么样？受委屈了吧？听说你挨打了？受伤了没有？”李德伦忙回答：“不要紧，我没怎么挨打，就是被小青年掴搭了几下，不算什么。”（393页）</DIV>
<DIV>1970年10月，为了欢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演出了交响音乐伴奏《沙家浜》，周恩来看演出时，发现《智斗》这场戏没有了，看完戏后就问李德伦：“怎么把《智斗》没有呢？”李德伦只好回答：“江青同志让取消了。”周恩来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戏里没有反面人物怎么还成戏呢？不能没有反面嘛，正面人物也要有反面人物来陪衬，红花还要绿叶来扶嘛！”（402页）</DIV>
<DIV>1973年的一天，周恩来把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找来吃饭，李德伦也参加了。席间周恩来问：“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他们说：“问题很多。”周恩来问：“到底落实没落实？如果落实不了的话，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主席也问了这个事，他的《游击队歌》全国都唱，对抗日战争起了作用的，如果问题老是落实不了，那就没事了，应该放了。”</DIV>
<DIV>1973年，有一次接见朝鲜代表团，外宾走后，周恩来把李德伦留下聊天，工作人员来催，周恩来说：“等一会儿，聊聊天嘛。”他跟李德伦聊了关于贝多芬交响曲的问题，李德伦就一个一个讲，最后讲到贝多芬的第三《英雄》时，周恩来又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仑怎么了？拿破仑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命的嘛。拿破仑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使反封建的啊。他的那个拿破仑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并让李德伦写一个贝多芬交响曲的材料。李德伦问材料写完后是不是送到中南海西门，周恩来说：“别送西门，直接送到国务院。”李德伦说怕国务院不收，周恩来说：“我跟他们打招呼。”（407页）</DIV>
<DIV> </DIV>
<DIV>《李德伦传》，罗筠筠，作家出版社，2001/6</DIV>

气死我了

<DIV>1954年底的一天，张瑞霭（曾任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第一次为周恩来飞专机。当张瑞霭向周恩来汇报了飞机的准备情况，航线上的天气情况和飞行时间后，周恩来上前一步握着他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听说他叫张瑞霭，风趣地说：“原来是我们的大队长啊！”接着又问他是哪个部队调来的？老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文化程度如何？什么时候学的飞行等情况。在了解他的简单情况后，鼓励他在民航认真学习，好好努力。以后周恩来每次见到张瑞霭都要亲切的叫一声“张瑞霭同志”，再以后就叫“瑞霭同志”。飞机降落后，周恩来走到驾驶舱，亲切地向全体机组人员致谢，鼓励他们“飞得很好，要大胆地飞。我很信任你们。”(58页)</DIV>
<DIV></DIV>
<DIV>首都机场老候机楼二层东边有一个大餐厅，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每天早晨都有很多人在那里吃饭。大餐厅里有两间小厅，专供首长和贵宾用。周恩来每次来餐厅吃饭，总是在大餐厅东南角的一张大餐桌上用餐。每当周恩来走进餐厅，立刻就被眼尖的客人发现，大家全都热情地站起来鼓掌欢迎，“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此时，周恩来总是愉快地走到群众当中，亲切地向大家问好，而所有的客人都争先恐后地和周恩来握手，周恩来则再三请大家坐下。每次，周恩来都吃固定的几样：小米粥、素包子、花生米、煎鸡蛋，而且吃得很快。张瑞霭有时陪着周恩来吃饭，因为周恩来经常利用吃饭时间向他问问题。有一次，张瑞霭看到周恩来很忙，就说：“总理，请慢慢吃，我先去算账。”周恩来一听就瞪起了眼睛：“我吃饭，你张瑞霭交钱，那怎么行，人家会怎么看你？”说罢，周恩来让秘书赶紧交了钱。（66页）</DIV>
<DIV></DIV>
<DIV>1960年3月18日，尼泊尔首相伊拉腊启程回国，周恩来在机场为他送行。伊拉腊上飞机后，因航路天气有变化，又请伊拉腊下飞机在贵宾候机室休息。为此，周恩来向伊拉腊再三表示道歉，并一直陪在首相身边直到天气好转伊拉腊又上了飞机。尼泊尔首相伊拉腊对周恩来的礼貌细致赞不绝口，对机组人员表示：“你们的周总理真谦虚伟大。”</DIV>
<DIV></DIV>
<DIV>1971年8月6日，中国派领航员为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奈温的专机领航。由于领航员不重视缅方机长的意见，由于绕开雷雨的航行角度不够，飞机遭到雷击，机上的飞机继电器烧坏了。此事上报了国务院。周恩来知道很生气，指示三条：一、民航驻顷甸办事处主任向缅航主席说明情况并道歉。二、烧坏的短波电台继电器按价赔偿。三、对有关人员进行处分和教育。（67页）</DIV>
<DIV></DIV>
<DIV>1954年1月开始用飞机传送报刊，后来由空头报纸改为纸型运输，然后在当地印刷。有时送纸型的人到机场较晚，飞机就不能按时起飞。还有个别“特殊”身份的乘客，常常不按规定时间到机场，晚了就由秘书往机场打电话，让飞机等他。这样一来，影响了航班正常飞行，其他旅客很有意见。周恩来得知后，很严肃地说：“航班因为人为因素不正常是不对的，不应该的。民航班期时刻表向社会公布后，就是法律规定了，要提高到法律观念上来看待。按班期时刻飞行就是执行法律规定。今后，除了因天气、机械方面的原因外，谁也无权延误航班和取消航班。”（73页）</DIV>
<DIV></DIV>
<DIV>50年代末，有一次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外宾，刚走出2号休息室门口，就发现一些服务员，男男女女都有，弓着腿，弯着腰，吭哧吭哧地推着一架舷梯向飞机走。周恩来顿时弄眉紧皱，回身拉住张瑞霭的手，走上两步，指着推舷梯的那些人，语气沉重地说：“瑞霭，你看，我们能不能改进一下呢？就老这么落后吗？男女一大群人卖着死力气，不仅太费劲，也不雅观嘛。让外国人看见，像什么话呢？”张瑞霭忙说：“总理，您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改进。”后来用汽车底盘改制成自动升降的舷梯，一个人在驾驶室里操作就行了。（73页）</DIV>
<DIV></DIV>
<DIV>1964年4月10日上午，周恩来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回国。送走客人后，周恩来发现在滑行道上竟然有一只狗在遛达！周恩来脸色一沉，当即批评在场的民航局领导：“管理不严，对这种不安全的因素熟视无睹，那怎么行？！”并且建议将机场四周用铁丝网围起来。于是，从首都机场开始，全国民航的机场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现在改成铁栅栏，还安装了光缆和摄像头。周恩来还指示：“要出‘安民告示’，加大宣传力度，让机场周围村里的老百姓都知道机场飞机起降安全的重要性。要遵守规定，乱进机场很危险！不准到机场里放牛放羊打草，更不准破坏铁丝网。违者被机场查出是要受罚的。”同时周恩来对张瑞霭提出：机场要尽量少占地，留够迫降用地就可以了，铁丝网圈外的土地要让群众耕种，还可办一个公社，不要荒芜。（74页)</DIV>
<DIV></DIV>
<DIV>原来首都机场老候机楼前的一号路，只有10米宽，乘坐大小汽车的旅客和骑自行车上班的职工，每天都在这条路上挤着。有一次，周恩来对张瑞霭说：“一号路上人车相挤很不安全，你看能不能把马路中间的路灯和花草移走，中间划上一条白线，这样路面就可以拓宽一点？走！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周恩来带着张瑞霭和修建处的技术人员一起乘车在一号路上边走边说，经过反复考虑，大家认为路灯下面埋有电缆，迁移费时费功，路面也宽不了多少，不如保留下来，在马路两侧各开一条人行便道，专供行人和自行车使用。周恩来听后很高兴：“这个法子比我的好，我们发动群众赶快办！”民航局的领导带着大家利用星期日干了起来，不久两条小路就修好了。（75页）</DIV>
<DIV></DIV>
<DIV>专机上有位乘务员李士云，婚后夫妻两地分居，周恩来要民航局的领导帮助解决问题，然而她的爱人在天津轮船上工作，在北京没有对口工作，只好放小李回天津工作。临走，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她到西花厅吃饭，对她的服务表示感谢，勉励她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工作。又特地指示民航局领导让小李身着民航制服走，留个纪念。（78页）</DIV>
<DIV>《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张瑞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0月</DIV>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8 18:52:37编辑过]

气死我了

<DIV>一次，周恩来乘专机去南昌。飞机降落后，周恩来从舷窗向外看时发现一大群当地领导站在机坪上等着迎接他。飞机舱门打开了，舷梯也架好了，周恩来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原来，周恩来事前已经让办公厅工作人员向南昌方面打过招呼“一切从简，不许迎送。”现在看到这样，自然很生气。陪同的工作人员见此情形，上前去劝周恩来下机。周恩来坐着不动，满脸不悦，十分生气地说：“事先都通知过了，还这样搞。”僵持一段时间，下面的领导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周恩来叹口气，走到舱门口，语重心长地向下面等候的领导说：“同志们啊，我让办公厅事先通知了你们不要迎接，正是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各有各的工作。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我也有我的工作。放下手里该做的工作，搞这一套迎来送往，哪里学的这套陈腔滥调？你们这样做，我就不下飞机了！”（86页） </DIV>
<DIV> </DIV>
<DIV>1956年，周恩来出访缅甸。缅甸密支那地区的一次招待会上，每一个节目结束时，周恩来都热情地带头鼓掌。演出即将结束时，周恩来一手拉着贺龙，一手拉着缅甸前任总理吴努，并招呼随访人员和机组人员，一起走上舞台。周恩来站在舞台上，高声说道：“我们非常感谢主人的盛情招待，感谢吴努总理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别具一格，丰富多彩的晚会。现在让我们大家拉起手来，共同跳一个团结友谊舞吧！”说着，他向身边的一位青年舞蹈演员借来民族帽子戴在头上，贺龙也借来一把长刀拿在手里。大家在周恩来的带动下，一起模仿着缅甸民族舞蹈的姿势，随着鼓点，跳了起来。（105页） </DIV>
<DIV> </DIV>
<DIV>1969年9月4日晚，周恩来吊唁过胡志明后，连夜从越南首都河内回国。当天天气极差，本来不适宜飞行。随行的卫士张树迎看到窗外电闪雷鸣，终于沉不住气了，对周恩来说：“总理，您坐稳了，我到前舱去看看，让张局长他们提高警惕。”周恩来忙挥手制止他说：“回来！回来！快别去打扰人家，瑞霭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坐下！不要去！”说完，仍平静地坐在窗前，两手抱在胸前，静观窗外风雨闪电。机组人员全力以赴，终于穿过雷雨区。张瑞霭走到后舱，看到周恩来一手支颐看向窗外。他走到周恩来跟前，说：“报告总理，最坏的天气情况，我们已经飞出来了！我们会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周恩来转过头，看到张瑞霭满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马上站起来说：“瑞霭同志，你辛苦了，快擦擦汗吧！还得是我们的老手啊！今天的天气是不太好啊，但我还是放心的，我就知道你们会有办法的嘛！可刚才张树迎还想去给你们‘帮忙’呢！”张树迎急忙解释：“我只是想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可没有别的意思。”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张树迎也不由得笑了起来。（167页） </DIV>
<DIV> </DIV>
<DIV>到达南宁机场时，广西自治区领导韦国清请示周恩来说：“总理，天气这么坏，今晚飞不了啦，而且您太忙、太辛苦啦，今天不如进城好好休息一夜吧。”周恩来很不高兴：“去，去，去，一边去。你不懂，我不听你的，我一切都听张瑞霭的。”韦国清想了想，转身往驾驶舱走。韦国清把张瑞霭拉到一边说：“张局长，今天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劝周总理在南宁睡个好觉。你去给总理说，今天这天气不能继续飞北京，我说的他不信，这方面他只信你。”张瑞霭走到后舱，对周恩来说：“总理，今天天气可是特别坏呀，跑道上积水太深，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继续飞北京恐怕是不可能了。我们还是随韦主席进城吧！”周恩来深思片刻，说：“那好吧！”（170页） </DIV>
<DIV> </DIV>
<DIV>尼克松访华期间，一天晚上，张瑞霭正和周恩来在一起边吃边谈，周恩来突然问：“哎，张瑞霭同志，你懂不懂英语呀？”张瑞霭回答：“不懂英语。”周恩来说：“应该学呀！你上他们的飞机去看过没有？”“看过了！美国的航空技术很先进，不承认不行。”“对嘛，我们就是要把他们的先进技术学过来，发展我们的工业农业和航空业。”张瑞霭说：“那我尽力而为吧。”在另一次作汇报时，周恩来又说：“张瑞霭，你要学点英文，而且不但要学英文，还要学政策，提高政策水平。仅仅懂技术还不行，你以后还能飞好多年呢！”（192页） </DIV>
<DIV> </DIV>
<DIV>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乘飞机回到北京。下飞机前，周恩来仍同往常一样，不等飞机停稳，就走到驾驶舱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说：“任务完成得很好，你们辛苦了！”为了招待尼克松一行，专机上准备了一些礼品，周恩来看到礼品还有不少，就对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和张瑞霭说：“杨德中同志、张瑞霭同志，你们谁也不要拿这些礼品，不准慷国家之慨！”（204页） </DIV>
<DIV> </DIV>
<DIV>《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张瑞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0月</DIV>

气死我了

<>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派人叫张瑞霭和34师师长胡平一起上庐山建周恩来接受任务。一见到周恩来，他就问：“你们俩是怎么上来的？”张瑞霭和胡平说是乘一辆吉普车上来的。周恩来说:“你们怎么这样不顾安全，为什么俩人坐一辆车呢？上山的路不好走，要注意安全。”（258页）</P>
<>1971年9月23日，周恩来迎接柬埔寨首相宾努之后，让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北京市市长吴德、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副局长马仁辉和张瑞霭到机场2号楼。大家坐下不久，周恩来问吴忠：“你们常来机场，都看到什么了？”吴忠莫名其妙，说没有看到什么。周恩来又问吴德和张瑞霭，你们看到了什么？张瑞霭回答说,没有看到什么。周恩来说：“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嘛。你们经常往来机场，就发现不了问题。有一条应该暗设的黑色军线，怎么就明着架设在路面上了呢？那么明显，你们还就是发现不了。人家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条军线。为什么不把它隐藏起来呀？长期架在那里无人管，这不好！你们要尽快处理好这件事。”（260页）</P>
<>1971年10月，周恩来在广州宴请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宴会开始前，周恩来照例先去检查一下宴会厅的布置，结果发现埃塞俄比亚的国旗挂倒了。周恩来脸上显出不悦之色，对身边礼宾司负责人问：“你看这面国旗应该怎么个挂法？”那位负责人满脸茫然。周恩来说：“你把人家的国旗都给挂倒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工作这样粗心怎么行。然该塞俄比亚的朋友看见他们的国旗被倒挂着，人家会怎么想？”(262页）</P>
<DIV>《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张瑞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0月</DIV>

气死我了

<DIV>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了。周恩来为特科规定了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三项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和制裁叛徒。一条原则：这个工作不许在党内进行。（40页）</DIV>
<DIV>1928年0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又一次住到李强（当时的特科第四科科长，后来的外贸部长）家。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说：“培洪（李强原名曾培洪）你看这大上海，这大街小巷，本来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可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但上海的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李强没有理解周恩来的用意，半开玩笑的说：“恩来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特科执行任务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要搞几架飞机？”周恩来没有笑，摇了摇头，仍显得很神秘地说：“搞飞机是将来的事。不过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速度比飞机还要快。”周恩来表情严肃地对李强说：“培洪，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为此中央特科第四科从现在起专门负责建电台的工作。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承担研制发报机的工作！”李强既兴奋又有些为难：“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让我造铁路公路，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来没有和电讯打过交道，我连手发报机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呀！”周恩来似乎早料到李强的回答，显得不以为然，他说：“我倒看你是个杂家。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不好的都可以学会！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你就干吧，有什么难处找我，我会帮助你的。”李强没有二话：“好，那就干起来再说！”周恩来继续说：“白色恐怖下研制秘密电台确实不易，国民党政府对无线电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控制得非常严格，市面上没有成品出售，所以才逼着我们自己造。而且想看书也不易，这方面的中文书籍很难买到。”李强一面为周恩来收拾床铺，一面说：“没有中文就买英文书。我明天就去街上转转。恩来同志，已经很晚了，早点休息吧！”（51页）</DIV>
<DIV>《李强传》，紫丁，人民出版社，2004/11</DIV>
<DIV> </DIV>
<DIV>1939年春天，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看望教师和孩子们。欢迎会上，周恩来应邀讲话。他望着左边站着的13岁的司仪孙振侠，又看看有边站着的12岁的大会主席杨秉荪，高兴地说：“你们这一代就是胜过我们，你们小小年纪就能当大会主席和司仪，真了不起。这是战争使你们远离家庭，受到老师的培养，懂礼貌，会说话，我们像你们这样的年岁可不行啊。你们在这里受教育是得天独厚的，可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区，在敌占区，广大的小朋友，包括你们留在那里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123页）</DIV>
<DIV>《贺绿汀传》，史中兴，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5</DIV>

气死我了

<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记得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访，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他到外地参观访问。在长春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时，正遇上制片厂在拍摄新凤霞主演的戏剧故事片《刘巧儿》。宾主一起坐在摄影棚里观看拍摄的场面，正看得很有兴趣时，陈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把稿子送到周恩来手中，并说要往北京打电话发稿。陈寰当时心里还怕他看完演出再看稿，可是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接过文稿边看边改，很快就把稿子递还给陈寰。（44页）</font></p><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1957年12月，缅甸联邦的两位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分别率领两个代表团来访，并在北京会合。12月14日，周恩来陪同他们到杭州、上海访问。到达杭州后，他就请客人到西湖有名的楼外楼进午餐，然后，又同他们一起步行到孤山放鹤亭观赏风景，其后又到平湖秋月欣赏西湖的美景。晚上，先到毛主席住处介绍外宾情况，外宾离去后，又同毛主席谈到深夜，然后又会见地方负责人，听取汇报，几乎没睡觉。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陪同外宾飞到上海。一到上海就同客人一起登上上海大厦的顶楼俯瞰上海全景。那天下午缅甸的两位副总理分头活动。吴觉迎参观工厂，周恩来陪同吴巴瑞参观上海市少年宫，观看少年儿童的课外活动，孩子们见了周恩来就团团围住不肯离开。从少年宫出来，便到江南电影制片厂参观，直接进了摄影棚。摄影棚里正拍摄《林冲雪夜奔梁山》的一场戏。演员们的表演很精彩，周恩来很高兴，边看边向吴巴瑞介绍剧情。<br/>　　拍完这一场戏后，周恩来和吴巴瑞走到山神庙前同演员们握手，称赞他们演得好。摄影记者随即上前照相，周恩来向场外站着的一群年轻演员招手说：“来，来，咱们一起照个相。”场外的人立刻围了上来。周恩来一边同他们照相，一边同他们讲话，陈寰把他的话记了下来写进稿子里，由于距离较远，听得不全。<br/>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陪同客人坐下来，同接待人员谈话。因为用了周恩来的谈话，应该得到他的同意。陈寰急着发稿，站在旁边，很想把稿子送给周恩来，又怕打断了他同别人的谈话，迟疑不决。周恩来一抬头看见陈寰手里拿着稿纸，明白了她的意思，就伸手向她要稿。陈寰高兴极了，赶紧把稿子送过去，周恩来仔细看了他的稿子，又要过他的钢笔一字一字地改，改着改着觉得纸上太小写不下了，就看着陈寰问：“还有纸吗？”陈寰紧张了，因为只拿了那一张稿纸，两手空空，东张西望也不知向谁要纸，心里很急。这时，站在周恩来身后的一位女服务员拿了几张预备擦碗碟的小方形粗纸片送给周恩来说：“这纸行吗？”周恩来接过去，在两张小纸片上写满了字。写完后连陈寰的稿子一起送给她说：“这是我的原话，加上去。”又说：“写新闻要有内容，也要生动活泼。”陈寰发窘地笑了。接过稿子急忙看周恩来是怎么给她改的。周恩来在两张小纸片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因为纸小字多，字句、段落都连在一起。可是周恩来却用符号把段落分开。</font></p><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周恩来非常注重外交礼仪。那些年，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宾主都在机场或火车站上讲话。他每次到机场欢送客人时，总是向着盘旋在空中的飞机招手致意，一直到看不见飞机的影子才离开，不管夏天的烈日当空，还是冬天的风寒雪冷，始终一样。例如缅甸的两位副总理来访，吴巴瑞副总理比吴觉迎副总理先离开中国。12月16日，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为吴巴瑞送行。天气很冷，周恩来仍然在机场致欢送词，同吴巴瑞握手道别，送他上了飞机。就在周恩来向空中盘旋的飞机招手时，陈寰向周恩来要他的讲话稿。周恩来一面挥动右手，一面用左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讲稿给她，同时说：“有点改动。”陈寰拿过来一看，果然是他亲手改的字，改动的不多。（48页）</font></p><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流光漫忆-一个女记者的人生旅程》，陈寰，新世界出版社，2003/11</font></p><br/><br/>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4 8:40:01编辑过]

气死我了

<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之前，中日友好活动频繁。廖承志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才获得了“解放”，能够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可在当时的报道中，只写廖承志的名字，不加任何头衔。有一次，周恩来在活动后看陈寰的稿子，亲笔加上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头衔。（52页）</font></p><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外宾。因为客人只有两位，中国方面已有两三位陪同人员参加，还有翻译。陈寰觉得如果记者再坐上去，中方人数太多了。她和新华社记者于民生在帷幕后商量是坐到前面去听，还是在后面听。这时客人还末到，两个人叽叽咕咕，被周恩来听见了，就把她们叫到他面前说：“要想听，就大大方方坐到前面来，不要躲在后面。这样，会给外宾造成误会，产生很多想法。”他又说：“当然，听听我们的谈话，对你们也有好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你们的工作有帮助。”</font></p><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　　1964年12月的一天，陈寰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采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听说周恩来在河北厅有活动，她就闻风而至。推开大厅的南门往里一看，屋子里坐满了人，周恩来正在讲话。坐在门边的一位同志告诉她，总理在谈治理黄河问题。她想这不是她的采访报道范围，便想转身走开，周恩来看见她站在门边，就说：“来了，就坐下仔细听听，治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多了解一些情况，做好报道工作。”这时，她才明白周恩来是在同出席治理黄河会议的代表们谈话。她在门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听他在讲怎样总结三门峡工程建设的经验，做好治黄工作。有一天，陈寰向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同志说：“总理太累了，今天已经是第五场了。”他笑笑说：“不是五场，是八场。今天晚上回去，还要开会呢，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也许要开到天亮。”（54页）</font></p><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　　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显身手的蒙哥马利，于1960年5月下旬来中国访问。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蒙哥马利，那天，蒙哥马利穿的红衬衣，两人一见如故，谈笑甚欢。会见开始时，周恩来同他站在客厅的中央，让摄影记者、新闻电影记者拍照。说来也巧，那天去采访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全是女同志。蒙哥马利站在周恩来身旁边整理自己的领带边环顾四周，好像是在找什么人，接着，他回头向周恩来问道：“她们能照好吗？”周恩来笑了，似乎是在安慰他：“放心，会照好的。她们都已工作了好几年，很有经验了。”又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各个部门都有不少女同志。男同志能做的工作，她们一样的都能做，而且做得不错。”蒙哥马利点点头说：“那很好。”</font></p><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　　周恩来鼓励记者，信任记者，同时，对记者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严格的。他常指出报道中的不足之处，给以明确的指导。他几次说：“我们的记者太老实，太过于羞涩。”意思是说我们的记者活动能力不强，同外国记者相比，在抢发新闻方面不够大胆。我想，总理指出的记者的毛病，可能在女记者身上会更多些。</font></p><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　　1965年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南方的一个青年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非常热情友好的谈话，赞扬他们为祖国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在谈话中，他提到毛主席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在说下一句的时候放慢了些，似乎在想词，陈寰在一边就顺口说：“敢教日月换新天。”其实用不着她说，当她没说完，周恩来已经说出“敢教日月换新天”了。送走客人以后，周恩来回身到大厅，看见陈寰站在那里，就同她握手说：“谢谢你的提示。”陈寰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就笑了，心中很是感动。（56页）</font></p><p><font face="新宋体" size="3">&nbsp;&nbsp;&nbsp;&nbsp;周恩来关心记者的新闻报道和学习，也深知记者工作中的甘苦，他经常见到我们广播电台的几个记者早来晚走，急急慌慌地抢发新闻，无暇他顾，这些情况他是看在眼里的。记得1957年春的一天晚上，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后面的武成殿宴请外宾，宴会是小型的，没有记者席位。周恩来和外宾都是即席讲话，陈寰和同组的女同事向阳两个人站在门边记录，又不愿让外宾看见，所以听得不够清楚，记得也不完整。宴会结束后，周恩来送走了客人，她们就到周恩来身边请他看稿子。周恩来一边看稿一边问：“你们吃饭了吗？”陈寰回答说：“不要紧，等工作完了再吃。”周恩来有点不高兴地说：“你们工作，外交部的人也是工作，他们有饭吃，你们就没饭吃？”说着，把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叫到面前，问他道：“为什么不给她们饭吃？都是一样的工作，你们有饭吃，她们就没饭吃，对吗？”从那以后，除了大型或中型的宴会有记者的席位外，如果是小型宴会没有记者的席位，就备有工作餐。<br/><br/>《流光漫忆-一个女记者的人生旅程》，陈寰，新世界出版社，2003/11</font></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4 8:41:1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