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

<p>“五反运动”后期，周恩来通知陈叔通，要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并要他当主任委员。陈叔通感到突然。他对周恩来说：“我是清朝的翰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把我变成全国工商界的头子呢？”周恩来说：“你不是资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资本家，特别是江浙帮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关系密切，大可做好工作。而且你是一位爱国老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党相信你，才请你出来挑这一副担子。”陈叔通想了想，只得表示同意，但他向周恩来提出一个条件，要把许涤新从上海掉到北京当他的助手。那时，很多国家领导人正在中南海怀仁堂看戏，毛泽东也在场，周恩来当场同毛泽东商量之后，同意了这个条件。（15页）</p><p>1953南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后，各地都把加工订货的任务交给作为重点的国营大厂，私营小厂得不到生产任务。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成立之后，许多地方党委纷纷来电，要求小厂也应得到生产任务，也应使工人得到工资。各地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坐着不管，等着看各地党委如何解决工人的要求。许涤新把这个情况向周恩来和陈云汇报。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私营工厂的工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也不能说私营工厂的工人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吧。我们的加工订货必须统筹兼顾，即要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周恩来还让陈云给干部说明加工订货必须贯彻统筹的道理，这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化。”</p><p>文革初期，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部长会议，通知许涤新和黄玠然出席。会议开始前，周恩来高声问：“许涤新和黄玠然来了没有？”许涤新站起来说：“来了。”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是否再搞下去，中央要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要进行下去，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交朋友，还是要进行下去的。1956年他们把企业交出来了。但是，他们还在祖国大地上生活着，他们还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党的统战政策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今天要你们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提醒你们决不可因为运动而放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政策和任务。”（18页）</p><p></p><p>《回忆许涤新--一位毕生坚持、探索和开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方卓芬，方梧，海天出版社，2002/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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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44年，李逸云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参加秧歌队演出。一次周恩来回延安，正好看到了她演的一部秧歌剧：《一朵红花》。以后在党校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周恩来问中央党校第三部的主任郭述申：“你们那个‘一朵红花’呢？怎么不来跳舞呀？”李逸云心想自己一个普通小青年，周副主席为什么要接见自己呢？见到李逸云惊奇的目光，周恩来先表扬了她演的秧歌剧，：“演得很好，对实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有意义！”看到李逸云受表扬后不知所措的样子，周恩来微笑着邀她跳舞。</p><p>有一次，周恩来和邓颖超再次看了《一朵红花》之后，先向邓颖超介绍了李逸云，然后鼓励演员说：“你们演得更好了，你演的很像陕北农村妇女！”还邀请她星期天到他们的窑洞做客。李逸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句客气话，就没去，没想到下一次遇见周恩来，周恩来就问她为什么没有赴约。于是下一个星期天，李逸云下了很大的决心，去了周恩来的窑洞。周恩来和她一起坐在窑洞前的小板凳上，拉起家常。当他得知李逸云在河南开封上高中就读于教会学校，教英语的老师是个英国修女，不会说中国话，就用简单的英语和李逸云对话。当他得知李逸云武汉时期，参加过在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队的演出，夸奖她：“难怪你能演好秧歌剧呢？”接着又了解她在延安学习、生活德情况。</p><p></p><p>《周恩来总理文教秘书李逸云回忆在伟人身边工作的日子》，郭大誌，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2006/11/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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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44年9月，李逸云去延安的联防政治部打听什么时候有人去晋绥军区。路上，突然有一辆卡车停在它的身旁，坐在司机旁边的周恩来知道她刚结婚不久，问她为什么没跟爱人去晋绥。李逸云说她刚做完阑尾手术。周恩来就说：“边区政府交际处有汽车，你去找金城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那天有便车让他们送你去！”</p><p>那时延安要办干部英语学校，周恩来知道李逸云高中就读于教会学校，说一旦革命成功了，英语还是用得着的，就想让她去上这个学校。第三部的主任郭述申向他汇报说，李逸云的爱人在前线，她早晚得去晋绥跟他团聚，就上不了这个学校了。后来，李逸云到晋绥后，用英语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一方面感谢周恩来关心她的学习，还惦记着安排她去干部英语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周恩来安排车送她到晋绥，告诉周恩来她已经平安到达。</p><p>1948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晋绥的兴县，李逸云当时在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做干事。军区司令部请剧团唱山西梆子，李逸云和通讯员霍士英（组织上派来的帮她照看女儿）带着她的女儿一起去看戏。周恩来看到他们，就非常亲切地招呼：“来来来，坐到我这儿来！”后来，周恩来到西柏坡以后，还和邓颖超脱去中央开会的贺龙给她捎来一封信和他们夫妇俩的一张便装生活照。</p><p>解放后，政务院机要处处长李金德知道李逸云来北京了，就告诉周恩来：李逸云来北京了。周恩来就让李金德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西花厅吃饭。并且真诚地挽留李逸云：“你就别走了，留下工作吧！”李逸云说：“我爱人在部队打仗呢！”周恩来却说：“部队的也可以转业嘛！”就问她想到哪儿工作，当时李逸云说想去铁道部。周恩来却说：“到政务院吧!先到政务院人事局报到！”后来，李逸云就被安排当了周恩来的文教秘书。&nbsp;</p><p>《周恩来总理文教秘书李逸云回忆在伟人身边工作的日子》，郭大誌，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2006/11/6</p><br/><div>&nbsp;</div><div>&nbs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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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div>周恩来经常接见一些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如白杨，袁雪芬，张瑞芳等，而且公私分明。例如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孙维世是她的干女儿，但是只要是在办公室接待，就和接待其它文化艺术界的人一样。有一次，孙维世去看周恩来，李逸云想干女儿来了，自己在那里可能不太方便，就躲出去了。可是周恩来却马上让卫士长成元功叫她：“你为什么不来？”</div><div>&nbsp;</div><div>有一次，周恩来去人艺看老舍先生的话剧《方珍珠》，李逸云陪他看完戏后心想“工作要我们秘书陪，其它的事儿是不是就不用我陪了吧！”于是她就先回家了。没想到周恩来又让人来叫她：“你怎么走啦？”原来，当晚12点，周恩来还要请老舍先生便宴。每次徐悲鸿有新作请他观赏，周恩来总是欣然前往。当周恩来听说著名导演蔡楚生患肺结核，就让李逸云马上联系北京医院联系住院治疗。听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反映不让上海音乐学院招生，周恩来也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解决问题。</div><div>&nbsp;</div><div>那时，毛泽东收到的信都要批转给周恩来后再返回给毛泽东。文教届的信一般都是从收发部门送给李逸云，有些长篇大论的信，就由李逸云画过重点后再送给周恩来。一次，柳亚子写给毛泽东的信批转过来，李逸云也这样画出重点。周恩来看后，叮嘱她：“写给我的信，你可以画重点！写给毛主席的信你怎么也画了？”</div><div>&nbsp;</div><div>&nbsp;</div><div>《周恩来总理文教秘书李逸云回忆在伟人身边工作的日子》，郭大誌，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2006/11/6</div><br/><div>&nbsp;</div><div>&nbsp;</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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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一次，翻译马列在一次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时迟到了，他事后写了一份检讨，按当时的规定，应该由党支部给他记过处分。周恩来批示道：“此系初犯，不予处分！”</div><div>&nbsp;</div><div>李逸云生大儿子欣欣时，周恩来上她家来看她。见到家里的小保姆，周恩来就问：“这姑娘是谁呀？”李逸云说是给她带孩子的。李逸云生孩子的头一天还陪周恩来看徐悲鸿的画展，第二天就进医院生孩子了。周恩来打趣说：“李逸云还真挺能干的，昨天还陪我出去工作，今天就生了孩子了！”</div><div>&nbsp;</div><div>李逸云一家三口第一次去周恩来家吃饭时，她的女儿看上周恩来家里的一个罗马尼亚的娃娃。邓颖超说：“这是我‘干女儿’（孙维世）送的，是她出国带回来的。”不过后来，周恩来还是把这个娃娃送给了李逸云的女儿。一次，一位上海名医到北京给周恩来治牙，正好李逸云的牙也在发炎，周恩来就让人叫她：“快去叫李逸云也来看看牙！”</div><div>&nbsp;</div><div>&nbsp;</div><div><div>《周恩来总理文教秘书李逸云回忆在伟人身边工作的日子》，郭大誌，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2006/11/6</div></div><div>&nbs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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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nbsp;</div><div><div>1957年10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为阿富汗王国首相达乌德举行国宴，由马行汉担任达乌德首相讲话的波斯语翻译。他的波斯语是“半路出家”，心中发怵，嗓音较低。当时周总理用慈祥而体谅的目光看了看马行汉，并对他打手势，意思是让他放大嗓音，不要胆怯。念完了稿子。周恩来微笑着对马行汉点点头，表示满意。</div><div>　　</div><div>1957年春，周恩来和贺龙副总理访问阿富汗，同阿首相达乌德正式会谈后，周恩来和贺龙副总理来到我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看望使馆的工作人员，之后，他们又到丁国钰大使官邸休息用餐。马行汉当时负责使馆同周恩来下榻的阿富汗首相府间的联系任务（传送文电和生活用品），也随同去了丁大使官邸。周恩来用餐后同丁大使夫妇、康矛召及梁尚苑参赞等同志合影。马行汉在门外听到，急忙跑进房间，大声请求：“请等等，我也想参加合影！”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一闪，笑着说：“很好，快来吧！”（66页）</div><div>&nbsp;</div><div>&nbsp;</div><div>《外交官》，第一辑，张宏喜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6</div><div>&nbsp;</div><div><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mso-bidi-font-size: 10.5pt;">1957年6月6日，王国权同志被任命为我国驻前民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夫人常玉林作为使馆参赞一同赴任。临行前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王国权夫妇。一见面，夫妇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夫妇俩的手。风趣地说：“今天我为你饯行，一杯清茶，一盘晚点。”周总理询问了王国权的准备情况后说</span>，“东德是一个美好的国度，是巴赫、贝多芬、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等音乐家，歌德、席勒、海涅等诗人的家乡，你能出使那里是幸运的。”夫妇俩暗想，幸亏事前看了他们的作品和介绍。周恩来继续说：“但是，你的驻地也是一个复杂的地方，英、法、美军占半个城，苏军占半个城，两军对垒，荷枪实弹，炮口相望，稍一不慎，冲突一触即发啊！派你出使民主德国，事先征求过对你比较熟悉的聂总（聂荣臻）和彭真同志的意见，经汇报毛主席后慎重决定的，我们相信你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王国权说：“我没干过外交工作，一定要努力学习，按总理的指示去做。”周恩来笑着说：“你这个留洋生，去过日本留学，还不懂外交吗？”接着，周恩来又嘱咐：“外交部的工作授权有限，凡事多请示报告。”（50页）</div><div>&nbsp;</div><div>&nbsp;</div><div>《外交官》，第四辑，张宏喜主编，2006/5，世界知识出版社，</div></div><div>&nbsp;</div><div>&nbs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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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div>1965年5月，周恩来会见秘鲁众议员比利亚兰一行。担任翻译的汤铭新起草了一份材料，提到比利亚兰主张秘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直至建交。周恩来看到后，立刻找秘书来问，这样重要的人物，这样重要的内容，为什么不写具体。他主张将秘鲁国内有什么反响等等都要报上来。根据这些补充材料，会见中，周恩来谈到发展中秘关系的问题，还探讨了推动关系的途径，对比利亚兰为发展中秘关系所作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利亚兰既惊讶又满意。</div><div>会见中，比利亚兰说，他对周总理和中国领导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宝贵经验十分钦佩，因此，关于拉美形势和政治前途问题，他想请教周总理。周恩来根据拉美国家独立以来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拉美目前形势和独立自由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比利亚兰听后，说，周总理的一番谈话表现出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给他上了一堂课。他作为拉美人，对上述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方面欠缺很多，自愧不如。周恩来谦虚地回答，他对拉美形势的评论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关键还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来制定方针、政策。（96页）。</div><div>&nbsp;</div><div>1963年，汤铭新为周恩来接见一批拉美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做翻译。当时接待单位的领导告诉他，总理办公室传来指示，说这次拉美新闻媒体组团来访，是拉美人民寻求对新中国更多接近和了解的一种方式，要认真做好他们的工作。同时还特意提到对翻译的要求，务必仔细，准确，没有把握不要硬翻，弄明白了再翻。在同外宾的整个谈话过程中，周恩来很专注地听着汤铭新的翻译，虽然周恩来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根据某些发音和英语、法语相似的特点，可以辨认出用得是否妥当。当周恩来讲到“十月革命以前沙俄时代”汤铭新把“沙俄时代”翻译成“俄罗斯时代”。周恩来听出来了，他说“我讲的是沙俄时代”。汤铭新意识到翻错了，立刻向外宾说明并作了更正。一位记者提到了日本北方四岛，周恩来就日本和苏联关于北方四岛归属的分歧和中国立场作了介绍。汤铭新翻译时有一个岛忘记了怎么翻，他只好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严肃地说，对日本的人名、地名，你们翻译要下功夫。四个岛要全部翻出来，一个也不能少。你先把三个岛翻出来，齿舞岛回去查清后告诉客人。周恩来并要求汤铭新把这段话翻译给外宾听。由于翻译出了问题，汤铭新开始紧张。周恩来发觉了，在一个谈话间隙，周恩来轻声对汤铭新说，不要紧张，把后面的翻好就很好。汤铭新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顺利完成了任务。回到单位，汤铭新立刻查到齿舞岛的译名并告诉了外宾。（99页）</div><div>&nbsp;</div><div>当时按惯例，翻译的座位在主客之间的茶几后面。周恩来发现翻译要不时探身向前，还要提高嗓门大声翻译很吃力，就让翻译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第一次改变座位时，汤铭新还是照常走向后座。周恩来就对他说：“你的座位在我旁边。”（99页）</div><div>&nbsp;</div><div>1964年，周恩来会见阿根廷议员代表团。汤铭新感冒刚好，由于注意力集中，顾不上喝茶，嗓子发痒，不时用手绢遮掩着咳几声。周恩来注意到他的咳嗽动作。当服务员加水时，看到汤铭新的茶杯满满的，便动也不动地走过去。周恩来叫住她说：“你给翻译同志换杯热茶。”等热茶端来之后，周恩来又说：“你喝几口茶，再慢慢翻。”</div><div>会见结束，周恩来又把接待单位的负责同志留下。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作为领导，不但要使用干部，还要培养干部，关心爱护干部。除了工作以外，他们的学习，他们的思想，甚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关心。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好地发挥才干，为党和人民工作。今天这位翻译患了感冒，还带病坚持工作，当然很好。但你们作为领导是不是关心不够呢？应该好好总结。”（100页）</div><div>&nbsp;</div><div><div>《外交官》，第四辑，张宏喜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5</div><div>&nbsp;</div></div><div>&nbsp;</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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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71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杨振宁。席间，周恩来拉着曹秀清说：“您坐到女婿旁边去，丈母娘最爱女婿的嘛。”宴会后，周恩来和杨振宁进行了2小时会谈。大多数时间是周恩来在询问美国的国情。会见结束后，周恩来说：“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明年欢迎你再来。随时都欢迎你来。等你有了发言权了，我们再讨论科学问题。”（299页）</div><div>&nbsp;</div><div>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陪同杨振宁前往中南海。到了毛泽东书房，周恩来出来迎接他们，陪他们进入书房，并向毛泽东作介绍。开始是周培源和杨振宁分别坐在毛泽东两旁，由于毛泽东的湖南话口音很重，而且有很多成语典故，杨振宁听不明白。周恩来就和周培源换了位置，为杨振宁翻译。（303页）</div><div></div><div>《知情者说》第二部第一辑。肖思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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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62/1/31，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福建组的会议。每一位代表发言时，周恩来都详细询问了籍贯、职务和参加工作时间，对女同志还问了家庭情况。一次大组会时，周恩来和大家坐同一张桌子，每一个人的名字他都叫得出。三明地委书记张维兹坐在他对面。他说：“张维兹，你是胶东人，你的发言讲得很好。我们搞经济建设，都没有经验，应很好的虚心学习。三门峡（水库）是中央决定，我拍板定案的，但不知道黄河的水是碱性的，多用了使土地盐碱化，现在倒灌碱化了800里秦川，正在采取措施。要因地制宜，中国有南方和北方，应以淮河为界，生活习惯不相同了。淮南是酸性土壤，淮北为碱性。古书说‘桔过江为枳’是有道理的。”</div><div>&nbsp;</div><div>一次周恩来和福建组的同志一起在食堂吃饭。说到要培养地方干部，（当时福建组的干部只有两人是福建人，其它人都是北方人。）周恩来又说要提拔妇女干部，当时在座的只有两个妇女干部，他又说“提拔妇女干部，可不是提拔自己的老婆。”（340页）</div><div>&nbsp;</div><div>&nbsp;</div><div>&nbsp;</div><div>《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6</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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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48/9，一个傍晚，吴冷西和石西民沿着西柏坡村边的滹沱河散步。周恩来迎面走来，他先向石西民打招呼，接着就问吴冷西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石西民作了介绍，周恩来头向后一仰，就记起了一年前，中央在陕北时曾给在太行山的新华社总社发电报，指名把梅益、吴冷西、张映吾、高扬文几个人抽出来专门搞评论工作。（170页）</div><div>&nbsp;</div><div>《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2006/8，新华出版社</div><div>&nbsp;</div><div>1963/5,《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印尼四国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这是《人民日报》社自己拍的照片，发表时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且移动了欢迎者站的位置。</div><div>周恩来非常生气，他指出：人民日报社没有采用新华社发的经过陈毅副总理看过的照片，而发表自己记者的没有送陈毅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过的照片，而且错误百出。</div><div>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技术上来看，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因为这次少奇同志出访四国意义重大，回北京时的欢迎场面是我亲自同中央有关同志商量安排的。去欢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且特意组织了一个“满堂红”的大合照，以充分体现对这次出访成功的支持。《人民日报》社任意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就违背了这种精神，缺乏政治敏感。</div><div>第二，《人民日报》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这是政治观念薄弱，有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中央不久前决定要组织女同志参加外事活动，改变过去外事活动不带夫人的习惯，以适应国际惯例。许多女同志不愿意当“夫人”，说服她们参加外事活动很不容易。《人民日报》社发表的照片恰恰剪掉女同志，既是轻视妇女的表现，又违背中央精神。</div><div>第三，人民日报社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动，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这是弄虚作假，“克里空”作风。</div><div>第四，新华社的照片是经陈毅同志看过的，并在照片背后特别注明，还写了不得任意剪裁。人民日报社偏偏独出心裁，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div><div>第五，北京其他报纸都用了新华社发的照片，唯独《人民日报》不用，只用自己记者拍的照片，是否总觉得自己的好，或者是否觉得用新华社的照片不光彩，这是本位主义的思想，要注意克服。</div><div>周恩来后来见到吴冷西时还一再批评他，说他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而这两家新闻单位却经常“打架”。这很不好。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互不服气。（175页）</div><div>&nbsp;</div><div><div>《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2006/8，新华出版社</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