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叫过理发员陈友才，说：“小陈呀，给我理理发吧，又长了！”陈友才给周恩来理完发，正在收拾工具。忽然听到一阵轰鸣，抬头一看，国民党轰炸的飞机向着这间屋子冲过来了。陈友才一转身就喊：“副主席，快进隐蔽所！”周恩来一把拉住陈友才的手：“快，跟我一块儿去隐蔽所。”“不不，我去勤务排。”周恩来不由分说，拉起陈友才，跑进隐蔽所。陈友才一看，隐蔽所太小，他怕自己进去周恩来活动不方便，又想出来。周恩来把他拉回来，自己站在门口用身体挡住他。就在这时，炸弹响了，刚才周恩来理发的那间房子被炸塌了。（180页）</P>
<>1944年8月李四光和夫人来到重庆，不久双双得病。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两人久久不能入睡，倍感凄凉寂寞。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P>
<>“谁呀？”李夫人披衣下床，走向房门：“您是谁呀？”门外人应声：“李先生休息了吗？”李夫人开了房门，见两位年轻人走进来，接着进来一位中年人。</P>
<>那位中年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周恩来，听到一位朋友说您正在患病，特意来看望您！”李四光激动地说：“您冒雨来看我们，让我们怎么过意得去......”周恩来豪爽地大笑起来：“在这样的雨天，穿上雨衣，<U><FONT size=5>别人认不出来哟</FONT>！”</U>这样一说，大家都笑了。周恩来问候李四光后，热情地和他谈起工作。李四光把《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手稿送给周恩来看，谦虚地说：“我搞这工作，不过是敲打敲打石头而已。”周恩来说：“这个工作不简单。将来我们赶跑了日本鬼子，就要搞建设了”李四光说:“我们就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呀！”“李先生多保重身体吧！你的研究一定会取得很多成果的。”周恩来说着，站起身来，紧紧握住李四光夫妇的手，“后会有期！”（182页）</P>
<>《将帅故事和传说》，董高怀，刘新壮，张植信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7</P><br>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30 0:10:0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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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12日，周恩来到上海召开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准备工作汇报会。当海军副参谋长傅继泽汇报到编队领导干部时，周恩来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舰队司令、舰队政治委员呢？”接着周恩来严肃地说：“这可不行呀！毛主席对这次调查很关心，很重视。你们不是说为什么我非要亲自来吗?因为它已成了国际事件了。能不能查明‘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国威、我军的军威。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马上说：“我们亲自去！”周恩来微笑着点头，说：“好，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周恩来又强调说：“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关键性的问题不放，要一抓到底。”<br>已经下午2点了，周恩来仍详细询问着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傅继泽考虑到周恩来下飞机后一直没有休息，就提议说：“总理，该吃午饭了，吃完饭再谈吧？”周恩来惊讶地问：“你们还没有吃饭呀？”（120页）</P>
<>周恩来走进指挥舰，来到报务班，和战士们交谈，周恩来关心地问：“你们的收发报机能不能同北京联系上？”战士们肯定的回答：“能！”周恩来又问：“你们军舰一旦受到损坏，没有电，通讯联络怎么办？还能不能跟北京沟通联络？”军士长如实回答：“不能。”周恩来没有批评大家，只是讲了一个在战争年代用手摇发电机保证通讯畅通的故事。尔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是在公海执行任务，又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要及时报告中央，中央也会及时下达处置的指示。通讯联络搞不好，可要误大事啊！”（121页）</P>
<>1964年4月14日晚，周恩来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海政话剧团的话剧《海防线上》。演出之前，周恩来对海军文化部长陈斐琴说：“听说你们至八十中全会的决议印在节目单上，没有介绍剧情，是保密吧？”陈部长赶紧解释：“我们想努力体现十中全会的精神，但剧本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剧情观众一看就会清楚的。”（第二天，团里改印了节目单。）第一场开始时，周恩来问：“灯柱后边天幕上是什么？是海岛吧？”陈部长说：“是海岛的礁石。”周恩来说：“海岛不在海里，搞到云彩里去了。”《海防线上》后几场有一段剧情：哑女马小鸥和母亲（一位女教师）见面。周恩来有些激动感叹地说：“女教师应该给哑女以母爱，把她感化过来。作者是不是怕人家说她立场不稳呀？其实女教师一出场，立场态度就是很清楚的，观众对她不会有什么怀疑。”（142页）</P>
<>1966年3月3日，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观看海政话剧团演出的《夜海战歌》。序幕开始，周恩来看到天幕上海水翻腾，不住点头，说：“好，好！壮观，壮观！”看到女民兵上场后，周恩来说：“这些女孩子都没有光过脚吧。你看她们的脚跟，到海南岛去（话剧团将要去海南拍《赤道战鼓》），就可以光脚锻炼锻炼啦。”演出中，周恩来指着天幕上的幻灯背景说：“为什么帆船靠岸了还扬帆？”（148页）...</P>
<>1969年核潜艇研制进入关键阶段。10月10日晚，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听取汇报。深夜12点，服务员送来面包。周恩来一边让大家吃面包，一边问服务员：“他们的司机吃什麽？”服务员回答说：“他们吃的是肉丝面。”周恩来满意地说：“司机辛苦，应该吃好点。”（214页）</P>
<>1970年7月16日，周恩来约有关人员9点开会。8点半，当与会人员到达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已经作在那里看汇报提纲。核潜艇工程办主任陈右铭快步走到周恩来面前：“总理来得这麽早？不是9点开会吗？！”周恩来说：“晚上睡不着。昨天刮风，我起来看了看天气。”人到齐以后，周恩来说：“我早上起来问了问天气预报，11点以后天气才好。吴法宪同志，请你派我的专机送他们去那里，搞诉军区机场准备好午饭。10点半钟就由这里直接到机场去，11点就起飞。”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握着彭士禄（模拟堆总设计师）的手，满含深情地问：“你的祖母，她怎麽样了，有消息吗？”彭士禄哽咽着说：“她已经85岁了，总理，我真担心她挺不下来.”周恩来沉吟一会，对彭士禄说：“你无论什麽时候，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你是海丰人，你是彭湃的儿子，记住了吗？”（217页）</P>
<>《共和国领袖与海军》，吴殿卿，袁永安，赵小平主编，2000年11月，海潮出版社。</P><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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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一天，正在延安的周恩来叫何启君到他的窑洞去。何启君走进窑洞时，周恩来正在整理行装。看到何启君，周恩来神情自若地站起来，把唯一的座椅让给何启君，他自己坐在门口的一只皮箱上。（74页）</P>
<>50年代当时的天津教育局长何启君，参加天津市干部俱乐部的一个舞会。周恩来温和地对何启君说：“你到北京去的时候，怎么不去我那里，见见！”何启君嗫嚅着：“现在可不比当年红岩村。”周恩来依然神态随和，说道：“怎么？侯门深似海吗？”何启君不知如何作答。周恩来神色庄严起来，一字一句地讲道：“你是教育局长，知不知道南开中学将要开辟一间所谓‘周恩来纪念室’？你负责，马上通知他们，不要这么做！你负责办好！”（76页）</P>
<>1943年2月7日下午，在红岩二楼宋平和陈舜瑶夫妇的房间里，周恩来和大家闲谈，说起《红楼梦》。周恩来逐一询问：“你们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所塑造的人物，谁最好、最可爱、最成功？”“我看林黛玉写得最好，最可爱......”“我看史湘云塑造得好，性格可爱，她......”“我认为贾宝玉写得好极了，这个人物......”“我以为写探春还是有精彩之笔，把她写得很能干......”这时何启君说：“我喜欢薛宝钗。因为她是性格温顺而知礼，又不尖酸刻薄......”好几个人当场笑了起来。“你读过《红楼梦》没有？读过多少遍？你了解这本书吗？”周恩来显然不以为然，对何启君轻轻笑着说。（239页）</P>
<>1942年，何启君得了肺结核，在红岩休养。一天，周恩来去红岩专程看望这些休养的病人。他和何启君谈了不少话。先问病情，此问治疗，再问心情如何。接着又说了一些趣事。临去时，又异常温和、极其关怀地说：“养病嘛，要靠达观、乐观的胸襟。要有信心，去同病魔战斗。注意生活的规律化......”<br>不久，何启君病情好转，就和张颖两人经常纵声高歌，弄得需要安静的华岗写不了东西。于是华岗就向周恩来诉苦，说是领导委托他写的文章，写起来不顺利，何启君整天价唱唱唱......这天，何启君从“休养所”到办公楼，走进一楼办公室，看到周恩来正打电话，何启君正想退出去。“站住！”周恩来严肃地叫住了他。何启君本能地恭恭敬敬地站住了。“为什么要你好好养病，你却整天地高声唱歌！你住的是‘休养所’，那里都是老弱和病人，你不好好养病，怎么还打扰别人！难道‘休养所’不该保持安静吗？特别是午休时间，你大声歌唱，你不讲点纪律吗？”（251页）</P>
<>《情系延安》，何启君，新华出版社，1998/4</P><br><br>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20 8:56:2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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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69年12月28日，周恩来对北京市交通管理工作指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行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标清，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心的“安全岛”也要恢复起来。（341页）</DIV>
<DIV>1970年5月14日，周恩来在听取有关故宫博物院管理情况汇报时，指出：故宫内要住人专门管理、维修，以保存好文物、房屋。我跟文化部军工宣队负责人谈过，故宫这么大，人少了管不过来，可以派军队去，一面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历史和文物知识，一面打扫卫生，检修房屋。故宫建筑不像古希腊石头建筑，是木制的，容易坏。因此，要给部队同志讲清政策，切实加以保护。（366页）</DIV>
<DIV> 1972年，得知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一工作人员因写信反映江青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而受到审查后，指出：人家说的是事实嘛，既然是事实，又为什麽怕别人说呢？当即瞩咐秘书通知写信人所在单位，解除对该工作人员的审查。（569页）</DIV>
<DIV>1974年2月1日对公安部门一则题为《被蒋特利用的四名少年女学生在广洲向我自首》的材料批示：“既然教育释放这四个十五六岁年轻初中生的女子回港，又要在港澳报纸上揭露蒋特卑鄙手段，这不是使这几位年轻女学生受威胁恐吓吗？甚至会闹出人命或暗害（事）。为何公安部门不加制止或指示另定办法？太不够慎重了！”批示请华国锋（公安部长）阅办此事。（649页）</DIV>
<DIV>《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文献，1997/5</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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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的妹妹张佩瑛在上海一家医院做手术时突然死亡，事故原因是术前麻醉时，医生方兆麟过于紧张和疏忽。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打电话向张春桥请示，张春桥提出3点：1.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工作人员；2.不要去整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3.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通知母亲。然而私下里，张春桥却写信给他的儿子，要上海市革委会调查这件事。王秀珍得到指示后，立即成立调查组。调查组经过仔细调查分析后认为，这次事件纯属医疗事故，方兆麟医生从未有过政治问题。但王秀珍对结论非常不满，认为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从工宣队充实了一些人，于是方兆麟的一家及亲友都变成了被审查的对象，由于方兆麟坚决不承认，无法结案，王秀珍把方兆麟关押在秘密监狱里。方兆麟的家人继续寻找申诉机会，直到1975年深秋，周恩来得知此事，就把张春桥叫来对他说道：“在医疗界出医疗事故是难免的，医生要吸取教训。但是，因为死者是你的亲戚，你就那样做，恐怕不妥。”张春桥无言以对。不久方兆麟被释放出狱。</DIV>
<DIV>《[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温乐群，郝瑞庭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8（317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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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p><font size="5">1945年2月5日上午，郭沫若从重庆市区来探望徐悲鸿。他带来了延安的红枣和小米。“悲鸿，这是周恩来先生从延安带回的，他托我送给你，并嘱我转致他的问候。他实在太忙，不能亲自来看你，十分抱歉。”（293页）</font></p><p><font size="5">1946年，徐悲鸿因为接受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北上之前在上海看望郭沫若并告别，将要离开时，周恩来来了，他热情地迎上来，伸手和徐悲鸿廖静文握手。听说徐悲鸿要去北平，他立即兴致勃勃地说：“好呵！应当去。”他满含笑容对徐悲鸿说：“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他还顺便提到他对北平的怀念。（327页)</font></p><p><font size="5">1949年，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宴会上，周恩来穿过人丛，走到徐悲鸿面前。他容光焕发，紧握徐悲鸿的手说“我们又见面了！”他微微扬起头，笑得更欢畅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徐悲鸿身边，向老朋友那样，询问徐悲鸿的健康，询问美术界的情况。他听完徐悲鸿的简短叙述后，带着沉思的表情说：“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南京上海和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有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他站起来，同时充满感情地，几乎是温柔的说：“你还要好好地注意健康啊！”（361页）</font></p><p><font size="5">1953年，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徐悲鸿在西花厅和周恩来交谈。徐悲鸿谈到美术界的情况；谈了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问题；也谈到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并微笑着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发展，停滞了就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更加丰富。”他思索了一会儿，继续说：“国画以后也不一定叫国画，对其他画种来说，有唯我独尊的意思。”徐悲鸿说：“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叫它彩墨画。”周恩来含笑点头。随后徐悲鸿又谈到画家的品德问题和美术教育方面的问题。徐悲鸿认为，任命美术院校的领导时，应当考虑德才兼备的人。周恩来完全同意徐悲鸿的意见，频频点头。徐悲鸿告辞时，周恩来谆谆嘱咐他保重，并亲自送他到汽车旁，搀扶他上了汽车（当时徐悲鸿已经半身不遂）。（403页）</font></p><p><font size="5">徐悲鸿去世后，几位画家描绘徐悲鸿的遗容，雕塑技术工人吉文升提着石膏和工具，准备从徐悲鸿头上翻制面膜。周恩来站在徐悲鸿遗体旁，低声问吉文升：“你有没有把握翻好？”吉文升肯定地说：“有！”周恩来又亲切地嘱咐他小心仔细.然后他及其沉重地说：“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为什么让他带病从早到晚开会？以后决不允许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他的声音发着微颤，既沉痛，又严峻。他缓慢地转过身来，嘱咐身边的周扬（当时的文化部长），要他守候徐悲鸿的遗体入殓。（409页）</font></p><p><font size="5">《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廖静文，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8</font></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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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作《政府工作报告》。张随枝（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很早就到人民大会堂，监查会场内各点的警卫安全情况。不料，周恩来比他更早，已经在检查各处的情况。当张随枝走到东大门时，周恩来叫住了他。张随枝走过去，周恩来说：“你这个张随枝怎么搞的？你知道代表们来时，大部分人是分散进入大会堂的，这里的灯光这么亮，外边的人看到会猜里边有什么大的活动，人们就会聚集到大门口围观，影响代表们的出入，这你难道没有想到吗？”张随枝立即派人把各门窗的门帘窗帘拉上，这样既保持了代表们进入大会堂的光线亮度，又使外边的人看不到大会堂的灯光。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周恩来没有休息，到主席台上检查了每个座位、名签，又到休息室仔细检查了一遍。</P>
<>张随枝走到东门里代表休息大厅时，周恩来正在那里和代表们谈话，看到张随枝，对他说：“张随枝同志，牟森（新闻电影厂摄影记者）、杜修贤呢？”张随枝回答：“刚才还看到他们......”周恩来说：“你派人把他们找来。”不一会儿，牟森和杜修贤来了。周恩来看到他们，站起来把他们迎到休息厅靠边一排空着的椅子上坐下。张随枝想，大概总理要给他们交待什么任务，正准备离开，刚转身，周恩来把他喊住了：“张随枝，你怎么走了？你过来，坐在这里。”说着，指了指他身边的一把椅子。张随枝连忙走过去，坐在周恩来左侧。周恩来对牟森和杜修贤说：“我作报告时，你们拍了多少镜头，拍了多少新闻片，在别人作报告时也应照多少，一个也不能少！要是少了，我可找你们负责。你们听懂了吗？”牟森和杜修贤一下领悟了，忙一叠连声地说：“听懂了，听懂了。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办。”张随枝想：这是总理在向他们交待任务，与我无关，我的任务可能在后边，总理另有指示。只听周恩来又说；“你们要办好。今天向你们交代的事，有张随枝来作证。”张随枝明白了，这是周恩来为了不给当时的“四人帮”留下把柄，有机可乘。后来才知道是张春桥作修改宪法的报告。（217页）</P>
<>《红墙内的警卫生涯》，张随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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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p><font size="5">1940年９月下旬，周恩来鉴于半年来局势复杂，人心浮动，一些知识分子思想陷于混乱，决定去重庆北碚和大家座谈一次。他派沙汀、叶以群先一步去安排。<br/><br/>&nbsp;&nbsp;&nbsp;&nbsp;北碚有林语堂回国后购买的一所院落，８月份林去美国，把房屋连同家具都借给“文协”使用。这所房子成了正式的分会会址。沙汀见到住在这儿的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艾青。沙汀与他谈了此行的目的，并探问他愿不愿意去延安。艾表示可以考虑，要求同周恩来谈一谈。周恩来徐冰一行，９月２４日夜到达北碚。原订下午到的，在城里耽搁了，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这时候街上好一点的饭馆都已关门，沙汀、叶以群就领他们随便找了家小馆子用餐。饭后，周恩来执意乘车去拜望陶行知，然后才去北温泉歇宿。<br/><br/>&nbsp;&nbsp;&nbsp;&nbsp;第二天清晨，沙汀约艾青一块去见周恩来。艾青一听说周昨晚就到了，而沙汀却没有按原约马上关照他，便发了脾气，几乎就要因此不赴会了。诗人发脾气，小说家只好劝解，好说歹说，总算把他劝去见了周恩来。可是，等艾青从周的房间出来，脸上的表情大变，异常的兴奋，动着感情对沙汀连声赞扬周恩来的言谈风度。（106页）</font></p><p><font size="5">皖南事变后，沙汀的儿子杨礼患了中耳炎。他每每领着进城就诊，完毕，送回家，还要过江再去曾家岩。一次，就诊后时间已晚，只好带了孩子开会，把他安排在会议室的长椅子上。周恩来最先发现小杨礼已经睡去，吩咐警卫员去取毛毯给孩子盖上。散会后又派车让父子俩随冯乃超到文工会过夜。<br/>&nbsp;&nbsp;&nbsp;&nbsp;到了１月底的一天，沙汀向徐冰汇报后，徐问起他的打算，他便决然地说出想回安县的意思。<br/><br/>&nbsp;&nbsp;&nbsp;&nbsp;徐冰没有提出异议。反倒详细地问起他在故乡的社会关系，隐蔽下来从事写作的安全程度。当知道他舅父郑慕周的地位和开明态度后，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只是反对沙汀与地方党发生关系，主张把组织关系保留在南方局。徐冰说：“决定了就赶快动身吧！为了你们老不动身，恩来同志这一向觉都睡不好呵！”<br/><br/>&nbsp;&nbsp;&nbsp;&nbsp;临走前，徐冰突然阻拦道：“不跟恩来同志见见面就走啦？”<br/><br/>&nbsp;&nbsp;&nbsp;&nbsp;这当然是沙汀的心愿。不一会儿，周恩来迈着潇洒的快步走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听徐冰说了你的情况，我同意你的决定。回去以后要多加小心！”<br/><br/>&nbsp;&nbsp;&nbsp;&nbsp;沙汀看着一年来他的这个上级，英武的两条剑眉，事变以后由于日夜操劳显得消瘦的脸庞。临事好激动的他嗫嚅着，说出预先没有想到会说的话：“安家以来，我很少进城跑工作了……”<br/><br/>&nbsp;&nbsp;&nbsp;&nbsp;周恩来爽快地打断了他：“你住在乡下写东西，当然就少有时间进城了嘛！东西写得怎样了啊？”<br/><br/>&nbsp;&nbsp;&nbsp;&nbsp;他的手还被周恩来握在手里摇着，觉得越来越热了。（112页）</font></p><p><font size="5">《名家简传书系--沙汀》，吴福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4</font></p><p><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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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博物论坛</B>  (http://www.cng.com.cn/nh/bbs/index.asp)<br>--  <B>社会天地</B>  (http://www.cng.com.cn/nh/bbs/list.asp?boardid=5)<br>----  <B>周恩来“自己的”外交部中的琐事</B>  (http://www.cng.com.cn/nh/bbs/dispbbs.asp?boardid=5&amp;id=4835)<br></P>
<>--  作者：天网天蓝<br>--  发布时间：2006-3-19 16:56:00<br><br>--  周恩来“自己的”外交部中的琐事<br><br></P>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不知道交通管理出了什么问题，堵车堵了一个小时，包括各国大使的车。开完会，周总理火气还没消，把外交部所有人留下，大声批评礼宾司司长。“外交部人人都害怕总理的脾气，他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一起，肯定不像和别的部的人那么客气。”<br>这时候，周围人帮着司长解释，说堵车肯定是交通部门或者公安部门的责任，周恩来长叹一声说:“我还能批评谁？外交部到底是我自己的部。”<br>过家鼎的翻译风波 <br>“冀朝铸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腿一直在发抖。”过家鼎满面笑容地说到自己的朋友。1962年31岁的他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就见识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严格要求。之前他一直在朝鲜停战代表团和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当翻译，很有经验，“在朝鲜工作时，已经做到了定稿人的位置”。由于当时中国在战后谈判中要争取主动，所有英语会谈都要当场记录，特别是美方所说的话，所以过家鼎一直在练习英文速记，在朝鲜直接收听别人不允许听的“美国之音”，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他本来就英文优秀，到了最后一分钟能记140个字，比美国人还快。<br>周总理听得懂英文，常常会当场指出翻译上的错误，有的翻译第一次给周总理工作甚至晕倒。过家鼎说他虽然紧张，但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结果第一次还是出现了失误。开始还顺利，“后来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身边的赵朴初是一位‘居士’，我就愣住了，译不出来。”周总理当场给他介绍了什么叫‘居士’，又告诉他回去要研究如何翻译。下来后，领导告诉他，周总理对他还算满意，就是说了一句“知识面窄了一点”。并嘱咐外交部专门为此出简报，要求大家扩大知识面，不能单纯学习语文知识。<br>这以后，他才慢慢熟悉总理和别的领导人物不一样，在和外宾说话时，他基本上是不酝酿下一句话，因为他早就都打好了腹稿，“他说完一句话就会注意地听翻译，看翻译是否准确”。因为周恩来自己的英语、法语都好，所以翻译们都战战兢兢，“他会当场质问翻译，我说的是社会主义，你怎么翻译成了共产主义？”章含之说她帮总理翻译，也因为不懂“越俎代庖”而当场被他批评，“说我还是行老的女儿，怎么不懂这些？要加强学习了”。<br>第一次出现问题后，过家鼎开始“疯狂”阅读，他还记得，那个时代，周总理很喜欢和外宾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和教训，他就在那时阅读了大量原著，“苏台德区”、“闪电战”、“绥靖主义”都能够脱口而出。也就从那时开始，觉得翻译要当万金油，什么都得会，他自己主攻政治和经济，后来翻译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巴顿将军》都被称为翻译界的名著。<br>周恩来常考问翻译，经常在会见前讨论哪个词怎么翻，有时顺便把今天要谈的主题事先通报给翻译，让大家心里有数，“要求是很严格，但是他很尊重人，始终把我们当同志来对待。”<br>周总理在细节上非常注意对翻译的尊重，从来要求翻译坐在他身后，在出席宴会时，要求他们坐在身边。出访亚非十四国时，东道国一般按自己习惯，不给翻译安排席位。“总理叫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去和对方交涉，一定要把翻译安排在他身边。”在当时尚还属帝国的埃塞俄比亚，冀朝铸和过家鼎分别坐在总理和陈毅身边，对面全是皇室成员。那场面过家鼎一直记得清晰，“看得出对方很吃惊，但是这样一来更尊敬总理”。<br>在埃及，由于吃饭的桌子小，实在不能放下翻译位置，周总理就让翻译坐在后面，面前摆上小圆桌，也是有吃有喝。“我那时候工资不高，又要养家，在食堂吃饭时都只吃半份乙菜，一份丙菜，一共一毛钱，有机会大吃一定是好好吃。”过家鼎笑自己那时候“馋”，总理告诉他们，要抓紧时间吃，等他讲话时间就要认真翻译了。<br>整个在周总理身边当翻译的年代中，过家鼎都为周总理对细节的高度重视而感动、或紧张。“总理是个对小节近乎苛刻的人，每次会见时哪张椅子怎么放都要自己安排，陈毅总是大嗓门说，不要管那么多啊，总理。”<br>这些对身边小节的关注，有的纯粹是琐事，比如冀朝铸婚后没孩子，总理就问他怎么回事，并叫吴阶平给他看病;有的却别有深意，在亚非国家访问时，他要求翻译说话时不要使用“你们应该”、“你们必须”的句子，因为要照顾那些刚刚独立国家的自尊心;翻译“毛泽东思想”时，要用能代表“集体智慧”的翻译，“他说那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是集体的结晶”。<br>过家鼎1986年开始担任驻外大使，后来担任葡萄牙大使期间更是负责澳门回归的谈判。“我们被称为中国的第三代大使，第一代是将军们，第二代是省委书记们，第三代就是翻译群了。”当时80%的大使都是由外交部的曾经的翻译们担任，大家私底下说起来，都觉得是跟总理这么多年受训练的结果，“他总是习惯和我们讨论问题，慢慢大家都能体会他的外交思想和思路。所以出了那么些大使不奇怪”。<br>外交部的工作时间 <br>彻夜工作几乎成为外交部的惯例。章含之记得，总是深夜12点，周总理处理完所有部的工作后，再来外交部开例会，这是他每晚的最后一个会，“他觉得这是自己管的部，放到最晚开是应该的。”她那时候年轻，不能熬夜，总是很困，就盼这会开到一半可以早点吃夜宵，“吃完了就可以清醒一点。”总理自己面前是花生米，大家吃馄饨或面条。例会一般要开到两三点。<br>不过司长们没她那么轻松，大家总是紧张地在开会前看当天内部参考，“共有两大本内部材料，谁都不敢不仔细看，总理总是问大家当日事件，一次，非洲司司长没注意一个小事件，被他好好批了一回”。<br>过家鼎印象最深的是基辛格访华时，“天天要熬到夜里三四点”。总理总是端着一小杯茅台和大家讨论工作，一边在手里捻花生，“听说总理酒量好，但是我在他身边的时候，医生已经不允许他喝那么多了”。<br>每天工作通宵，实在不能忍受，有人提出来应该8小时工作制，被周总理知道了，过家鼎还记得他声色俱厉地批评这种提出想法的同事——“什么？你说什么？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还要求8小时工作制？那和资本主义国家索要加班费有什么区别？”他们都吓得不敢吭声。过家鼎说:“最享受的是加班一周后，下一周可以轻松点，早上不用准时上班。”而上班的空闲时间，外交部内的豆制品供应是他和冀朝铸的兴奋点。<br>周总理则是每天早上6点睡觉，中午起床开始工作。“那时候觉得他身体特别好，不怕劳累，可以活到90岁。”过家鼎坚决认为，没有“文革”，周恩来肯定寿命很长，“他不是一般人，有着伟人的特征。”<br>章含之记得周总理的另一工作特征，“有着常人没有的记性”。总理认识她时，给她讲自己年轻的时候托过章的父亲“行老”帮忙，把在法国的印刷机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册运到德国的事情。那时候周恩来在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受到北洋政府的控制，所以委托在欧洲游历的章士钊把东西运到德国，“他当时也没暴露身份，就说是学习材料。多少年了，父亲一点不记得这事，他还记得很清楚”。“他记性太好了，知识也渊博，在这些方面，只能用天才来形容。”<br><br>总理的感情抑制 <br>外交部的文件尽管经过正常手续上报，周恩来也要问当时任副部长乔冠华看过没有，“乔看过的东西他才放心”。可越是这样的关系，周总理就越是注意要让别人意识到他对乔很严格，平时见面时永远是公事公办的态度。四届人大选举，毛泽东提议乔冠华任副总理，被周总理阻止了。他说还要等等，后来又对乔冠华说，他不愿意别人说他要提拔自己的人。“当时他能说乔老爷是他的人，也算是很坦白了。一般总理是不会说这种话的。”<br>也因为这样，总理偶尔的感情流露她才觉得特别珍贵。她清晰记得自己看见的总理唯一的一次感情流露:1975年，总理癌症复发，“知道总理不会再好了，”她和乔冠华都很难受。在美国和欧洲访问时，买了一些夏威夷果，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种坚果，知道总理爱吃花生米，这比花生香，也软，就买了一些。路过巴黎时又买了羊角面包，“也就是总理在法国留学时常吃的东西，”回国后送给总理。<br>总理在一天接见外宾后，叫陪同接见的他俩留下来说:“我从来不收别人的东西，这次我知道你们是给一个病人的礼物，我是一个病人，我收下了。”乔冠华几乎当场泪下，一直和周总理“没什么情感交流”的章含之说她心中一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总理动感情”。<br>过家鼎也记得总理很难得地流露真实想法的瞬间。那是“文革”刚开始时，总理和外交部几个熟悉的工作人员在一起时说:“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不都是封建主义那套吗？万岁更是封建。”<br>1976年1月初，总理感觉自己时间不多了，每天见几个要见的人。1月7日下午是乔冠华，但是负责照顾总理的卫生部长刘湘屏说总理太累了，情况不太好，改日再见吧。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总理就去世了。“乔老爷就这样没和总理见上最后一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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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死我了

<>1968年的一个冬天，北京礼花厂失火，青年女工王世芬被抢救出来，，她的身体98%被烧伤，3度以上烧伤面积达88%。周恩来指示医务人员为王世芬作营养丰富又可口的饭菜，王世芬身上移植的皮肤不能出汗，周恩来指示在病房里安装了空调。</P>
<>1969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把吴阶平（周恩来指定的王世芬治疗领导小组负责人）找去，对他说：“王世芬因公烧伤那么严重能够活下来，是个罕见的奇迹。你去抓治疗王世芬的工作，作为咱们两个人的点。”两天后，吴阶平向周恩来汇报了对王世芬进行治疗的情况，周恩来边听边提出一些问题。听完汇报，周恩来指出：“第一，去访问的记者和其他人太多，这会影响王世芬的休息，要注意保护她；第二，她肢体功能恢复很不容易，要注意加强营养；第三，她有些骨创面还未愈合，要注意避免感染，防止并发症；第四，她全身植上的皮没有汗腺，不能出汗，会影响她的体温调节，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还特别叮咛，在治疗中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要注意发挥医生和病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后来，周恩来又要吴阶平告诉卫生部，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专家都吸收进来，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周恩来向吴阶平等人强调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凡事预则立’，一句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要他们增强预见性，防止功亏一篑。</P>
<>周恩来还叫卞志强（当时的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和张佐良去看望王世芬，每隔两三天向周恩来汇报一次王世芬的伤势情况，问：王世芬一天吃几两饭？体重增加了没有？王世芬的白血球有多少？下颌骨露在外面怎么办？耳朵没有了，听力会不会受影响？唇亡齿寒，嘴唇烧坏了，话还能说得清吗？......周恩来还要他们两人把王世芬的照片送来，亲自审视。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他们：“王世芬的面容烧毁了，你们先别让她照镜子。要慢慢地吹风，使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后再给她进行面部整形。”</P>
<>王世芬进入功能锻炼时期后，医务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耐心地给她讲明只有坚持锻炼才能恢复肢体功能的道理，促使她自觉地发挥内因作用，战胜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P>
<>《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