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选自：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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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将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翻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好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曾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应寄到美国去，他曾和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会十分被动，劝她自动取消这件事。但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无法处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这份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毛主席这一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二人负责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全部收齐，分类整理装进一个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由外交部保密室保管。以后谁也不许动这箱绝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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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即把我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那一大铁柜记录稿。经领导同意，我们到保密室去寻找。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封存不许动用的，江青经过谁人的批准能全部取走呢？经过了解，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毛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处，随即在钓鱼台全部烧毁。我心中十分纳闷，这批材料须经周总理同意才可动用，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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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8月份，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让他在国庆节前到达渥太华，同时任命我为政务参赞。时间非常紧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在外交部也是少有的。我们在9月份离开北京到达渥太华，准时举行了国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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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时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从此开始，江青就抓住把柄，开始批判周恩来总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朝夕想要打倒周总理而达到夺权目的大好时机，江青等趁机批判周总理是右倾、是修正主义。周总理虽严厉责令外交部多次自我检查，但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到了1973年岁末，讹传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有错误，于是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外交部乔冠华等人参加，批判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志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这次会议连续开了近两星期，据周总理的保健大夫回忆那段日子，周总理当时正身患重病，而批判会有时通宵达旦。周总理日夜思虑，疲惫不堪，使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暗自伤心落泪。乔冠华参加批判，他在会上如何表现，现已很难查考。1983年他自己曾对采访他的人说，为此他曾向周恩来同志道歉，并取得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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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1月25日，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批林批孔的万人大会，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位是重点对象，被当场指责以至辱骂。大家眼看周恩来要被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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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三四月间，外交部内很不平静。曾经参加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外交部人员，要在外交部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内容、精神，同时要对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行深入彻底批判。那年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以后，据当时在部内的不少同志告诉我，当时气氛很紧张，以姬、乔为首的部党委既有有计划、有步骤地，也不乏有秘密、有公开的活动和布置。当时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同志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难道是姬鹏飞吗？这帮从政治局回来的人也毫不隐晦地说：姬鹏飞算不了什么，上面有比姬地位高得多，权力大得多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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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亚非司某负责同志曾带着义愤的口气对我说起当时外交部的情况；在一次亚非司和非洲司的联席会议上，乔身披灰色大衣，很潇洒地步入会场。在座的同志都很紧张，乔让大家发言，没有人应声。乔即说1970年以后外交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是相当大的，概括地说就是右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严重右倾与修正主义没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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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乔冠华为首的部领导掌握下，部内展开了严厉批判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外交路线。要求到会的同志人人表态发言。有的同志思想不通，认为周恩来总理领导外交部执行的是正确外交路线；有的同志一直没有发言，后来也被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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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在外交部许多同志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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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似梅花我似叶，不怪花开早，只恨叶生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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