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鸾飞凤舞

<>　　●　　陆璀  [人民日报] 　(1980.03.28)</P>
<>　　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是美国进步女作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逝世十周年。一些关于她的、值得纪念的回忆，不禁涌上心头。<BR>　　我初次认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在一九四七年岁末。她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第五次访问，途经法国返美。那时，刘宁一、陈家康两位同志和我正在巴黎，分别在工、青、妇的国际组织中工作。我们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在一家名叫“东方餐厅”的中国饭馆里欢度除夕。那时她已年逾花甲，白发如银，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她虽然是世界知名的记者和作家，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锐利的洞察力，却没有那一类人物所易有的傲气和锋芒，而是那末谦虚、朴素、平易近人。她举止安详，说话从容，声音轻柔，而谈锋甚健。端正的脸上，总是展现着一种具有特殊魅力的微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BR>　　斯特朗满怀喜悦地告诉我们，那是她第一次去到延安，曾多次见到过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同志，和他们一起度过一九四六年严峻的寒冬。那正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毛主席向她发表了那个著名的谈话，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指明了我们必胜的前途。这给了她以理论上的武器。她还说，刘少奇同志用了一整天时间向她谈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问题。同时，她还亲眼看到了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如何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和人民群众鱼水交融。她深深体会到，这正是我们必胜的力量的源泉，从而使她充满了信心。<BR>　　她还告诉我们，一九四七年三月，当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时，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对她说，她必须离开陕北，这不仅是因为条件的艰苦，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她的任务是出去把中国内战的真相和前途告诉世界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因为，当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占领了我解放区的城市，尤其是占领延安后，必然会向世界吹嘘这是中共的彻底失败和国民党的最后胜利。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很容易受这种宣传的欺骗。而斯特朗，作为一个访问过我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在延安呆了八、九个月，并多次有机会和我领导同志直接交谈的人，却不仅亲眼看到我解放区的巍然屹立和解放军的强大存在，而且也完全了解我放弃城市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她掌握第一手的材料，深信我们能够最后打败蒋介石。“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因此，她满怀信心地离开了延安，牢记着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嘱托，在上海交涉回美国的期间，她就抓紧时间，写下了《中国的黎明》一书，向全世界预报中国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她说，巴黎一家出版社已决定把她这本新作译成法文出版了。我们都向她表示祝贺。<BR>　　临别前，她把她从不离身的战斗武器——一架小巧的银色打字机送给了我们。<BR>　　一九四八年秋冬，她再次从美国来到巴黎，准备取道苏联前往中国。我们又在巴黎重逢了。她作为美国一个妇女组织的代表，还和以蔡畅同志为首的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然后，她就到莫斯科等待去中国的签证。<BR>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巴黎一家进步书店的橱窗里，惊喜地发现了她的新著《中国的黎明》。这本预报中国人民胜利的书终于出版了，我心里多么高兴啊！<BR>　　不料，就在橱窗摆出斯特朗新作的第二天，晴天一声霹雳，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说什么这位世界知名的美国作家是个“间谍”，被驱逐出苏联。<BR>　　于是，一夜之间，那家书店的橱窗里摆满了的《中国的黎明》，就象被一阵强台风刮跑了似的，全部消失了。<BR>　　斯特朗会是间谍？这怎么可能？我的心头如压重铅，布满了疑云。<BR>　　就在这时，一封信送到了我的手中。那是她取道波兰路过巴黎回美时，在巴黎机场停留几小时内给我写的一封亲笔信：<BR>　　“我想你一定已经看到了报上的消息……我完全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澄清……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知道，我来找你是不适宜的。但我希望，你能转告我的中国朋友们：我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将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我希望有一天，我还能在中国再见到你们。”<BR>　　这短短的几句话，含意是多么深长，她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信赖又是多么坚定不移啊！<BR>　　从那时起，斯特朗蒙受了整整六年的不白之冤。她在国际上的声誉被毁无余，她的著作被停止出版和销售。她受尽了冷遇，申诉无门。但是，她仍然独自一人顽强地生活下去，并仍然辛勤地写作。尽管她遭受到这么大的冤屈和打击，她在后来写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仍能抛弃个人恩怨，毫无偏见地、客观公正地对斯大林个人及其领导下的苏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说明斯特朗具有一个真正革命者的高尚品格和开阔胸襟，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BR>　　六年之后，斯特朗蒙受的不白之冤才终于得到了洗刷。她被恢复名誉以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到中国来。但她为了取得护照，又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直到一九五八年的春天（那时她已七十三岁！）她才终于实现了她当年离开延安时就怀抱的信念和愿望——第六次来到她所爱的中国，并且在中国度过了她最后的晚年。<BR>　　这最后的十二年，对于她，仍然是辛勤劳动和紧张战斗的十二年。她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写了许多文章，编写了七十期《中国通讯》，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及其对世界人民的意义，反击一切对中国的造谣和污蔑。工作、劳动、战斗，已成为她生命的第一需要，直到她的心脏停止跳动。<BR>　　她住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院子里。有几年的时间，我的住房和她的相隔只不过三十来米。我的窗户和她的遥遥相对。我每天都看到她屋里的灯光亮着直到深夜。有时，夜深人静，我在院内散步，悄悄走近她的窗前，从屋里传出来的“嗒、嗒、嗒”的打字机声音清晰可闻。在纪念这位把一生献给人类进步事业、对中国人民怀有始终不渝的感情的美国朋友逝世十周年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她那亲切而安详的面容，耳际又响起那“嗒、嗒、嗒”的打字机声音。＊</P>
<><BR>请您关注CCR的博客主页——周恩来档案<BR><a href="http://ccr0725999.blogms.com" target="_blank" >http://ccr0725999.blogms.com</A><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