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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对某人还有些好感的.[em28]</P>
<><STRONG>第11节:最后一次和乔单独谈话</STRONG></P>
<>加拿大是美洲国家里最早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西方世界影响颇大。我们使馆的工作也十分忙碌,在那里我们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十分努力,也谨言慎行。文晋的同胞弟弟,留居美国多年,兄弟二人已有30多年不曾见面。他得知兄长到加拿大赴任后,立即携夫人从纽约到渥太华来探望。文晋经党组同意与弟弟见面,按规定不留宿留饭,并始终“三人同行”(即文晋和弟弟见面时,除我之外还必须有第三者同在)。记得当时使馆一等秘书袁翔龙一直陪伴。文晋弟弟离开加拿大之前要请我们到餐馆吃顿饭以表示告别,我们也请袁秘书同往,这使得已是美国人的弟弟夫妇二人大惑不解。弟媳感到好奇,悄悄地询问文晋:这位袁先生是贴身保镖吧,你们在加拿大工作真是如此危险吗?文晋只好笑笑。文晋本来就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又是在“文革”期间,因此在国外工作中更是大事小事都向国内请示汇报,几乎是日日不断。尽管如此,那时外交部的领导还是不放心。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使馆里的一位最年轻的馆员,有一天找我汇报思想(当时我是总支部书记),说一年多来,他都受外交部领导之命经常写信专门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情况,使馆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也要汇报。他感觉到使馆内什么都不错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我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我有点吃惊,真没想到会如此不光明磊落呵!面对这位那么纯真的年轻人,我不在意地说,随便吧,写不写都可以。既然是领导指示你的,写与不写你都应该告诉他们啊。 </P>
<>    1974年冬,我们回京述职并休假,我并不具体了解一年多来国内发生的事,这时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日渐沉重。
<>     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我们按时去了。
<>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这时的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但如今室内陈设已完全变了。最显眼的是正面那张长条桌,除了不多的陈设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几张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乔冠华握手,章含之在一旁;还有一些较小的与领导握手的各种照片,后旁有周恩来的陪衬。由于太醒目我才仔细看了一遍。
<>    在房子正中有一张特为乔预备的安乐椅。他见我们进门即站起来与我们握手,并把我拉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文革”的状况,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林平同志在机场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在当天去世。人民为这一不幸的来临所震撼,整个北京都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在寒风凛冽中,我去北京医院后门,排着长长的队伍与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这都是周总理办公室特批的。而外交部的同志们除部领导外,没有几人能去参加。这是因为“四人帮”严格限制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并规定各单位不许举行任何悼念活动,甚至个人带黑纱、白花都犯忌。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降低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建国初期周恩来曾兼任外交部长多年,和外交部许多同志不仅熟悉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大家认为不允许悼念的做法不合情理,都非常反感。还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行小规模的悼念。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对多数同志的要求置之不理。记得有一次驻国外大使馆回国学习的大使和参赞们在学习会上,全体一致要求在内部分别举行追思悼念活动,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领导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还引发了心脏病被送往医院。 </P>
反映了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极为不彻底的。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文革博物馆,反倒是这些当年的打手可以靠编造歪曲历史的历史,大赚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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