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子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陆诒时常会为新闻线索少而发愁。

　　有一次，他专门到重庆曾家岩50号找周恩来同志诉苦说：“最近时局沉闷，新闻线索少。有的报道枯燥乏味，读者也不要看。”周恩来回答道：“这是因为你没有深入群众，不了解读者的愿望和要求。我建议你除了必要的采访一些上层活动外，可以着眼于群众。譬如说，访问几个从战区流浪到重庆擦皮鞋的难童，或者访问嘉陵江上几个渡口的船夫，或者访问重庆市内的公共汽车售票员，谈谈他们的生活和愿望。这种别开生面的新闻报道，也许会得到读者的欢迎，你们不妨试一试。”又说：“你实在没有线索，不妨到茶馆里去坐坐，听听群众在谈些什么，想起什么。”周恩来的这些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新华日报》采访工作的转变。材料中虽然只是说到了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其实“深入群众”、“着眼群众”对于做好各项工作都大有裨益。

　　1962年2月，周恩来在与文艺界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原则：“党委必须小心翼翼，听取群众的意见”；“党委要与专家、内行、群众商量着办事，不懂就承认不懂，向群众请教。”

　　张东明

水木子

　1951年2月21日晚，《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首长均来审阅。朱老总当即肯定了《武训传》的教育意义。周恩来认为“此片除了少许艺术方面的缺陷，主题十分积极、向上。”《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开宗明义：“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1951年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亲自带人到山东冠县进行调查。从山东回到京城后，判处了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死刑”。7月23日，《人民日报》上一篇署名“李进”的长篇文章《武训历史调查记》，让这部电影一夜之间成为人民批判的对象。赵丹想不通，后来他吃惊地知道，原来那个曾和他同台演出《娜拉》的蓝苹已经变成了江青。事情还不止于此，全国性的《武训传》大批判成为建国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从电影发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批判持续一年多。《武训传》也被禁止上映，成为新中国首部禁片。此后整整4年，赵丹都不能参加电影工作的创作。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竭尽所能，保护和帮助了赵丹。1952年春，周恩来到上海，给那里的领导干部作形势政策报告。上海电影界闻讯，专门召开茶话会欢迎周恩来，郑君里、孙瑜、赵丹、秦怡、黄宗英等名导演名演员四五十人都来欢迎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很熟，和他们一一握手。只有赵丹和孙瑜不好意思过来。迟疑之间，周恩来已经向他们走过来，主动伸出手来。

　　周恩来口才很好，这天他在************************中讲了几个小时，毫无倦意。讲着讲着，周恩来提起了《武训传》的事。周恩来说，“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昆仑电影公司也一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公司，拍过不少有影响的好电影。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孙瑜本来以为周恩来会在电影大会上严厉批判《武训传》，严厉批评编导和演员，没想到总理承担了主要责任，对他和赵丹是这样的爱护，热泪禁不住流下来。

　　从1954年到1964年间，赵丹重上银幕，主演了《为了和平》、《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青山恋》和《烈火中永生》等片，达到了他表演艺术的高峰时期。这一切，跟周恩来的关怀、保护是分不开的。

　　赵丹在“文革”中的遭遇，并非完全是因《武训传》所致。邓拓逝世后，赵丹曾给邓拓写了挽联：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瞻望未来万种艰辛犹有牺牲。事实上，他也是个爱“直言”的人。赵丹妻子黄宗英就回忆过一件事：《文汇报》开座谈会，他(赵丹)发言说：“(我)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不难为情……”“文革”期间，赵丹第二次身陷囹圄，他的家人也未能幸免。

　　后来，周恩来通过其他的方式，让身为劳模的邢燕子看望了受到严密监视的赵丹。她向赵丹转达了周恩来的关怀，让他们看到了光明，坚定了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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