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侣白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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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7 17:57 | 只看该作者

关于周恩来的小事

1930年，有一个姓吴的地下党，带着一些金首饰去上海交党费，周恩来接手。第二天，周恩来把他找来，先问：“这些金子在路上有没有损耗？”吴说没有。又问：“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吴又说没有。周恩来说：“吴同志，这就不对了。金子的数目和你报的不一样。”吴就从怀里拿出一个银元，又拿出一个天平，说：“因为没有砝码，我用银元做法玛称的重量。”周恩来接过银元，看了看银元，已经有磨损，就问：“你是按7钱2算的？”吴说：“因为这银元有磨损，我是按7钱1厘5算的。”周恩来说：“过五个小时，你到某地找我。”没到两个小时，吴就去了。一看周恩来正拿着银元和天平在称量金子。称完以后，周恩来和吴握手，说：“吴同志，你是可靠的同志，而且你很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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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采用的国旗、国歌、国徽是因为周恩来非常喜欢，极力推荐。去年北京电视台第三套的印象。国庆特别节目里介绍了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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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上的8个大红灯笼是由周恩来决定的。阅兵典礼的地点也是由周恩来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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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天安门城楼上没有栏杆，后来周恩来让加的。因为当时的摄影记者，工作时就像拼命三郎，侯波就差一点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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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大会堂东门有一架钢琴，是世界上最大的。长440厘米，高170厘米。1959年人民大会堂竣工后，在大会堂的舞台上放了一架钢琴，周恩来看了以后说太小，和人民大会堂的气势不符。北京钢琴厂赶制了这架钢琴，在9月25日摆上舞台。至今这架钢琴音色音准都很好，在重大场合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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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6日北京晚报副刊有一篇《小羊宜宾胡同》，提到沈从文搞历代服饰研究，是因为周恩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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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人型小组（北京绢人厂前身）是在周恩来捐了300元工资和邓颖超捐出布匹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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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套《魅力十二》说起“好一朵茉莉花”一个从前的老演员说大家都知道周总理的舞是跳得非常好，非常潇洒。全场观众一起鼓掌，老演员不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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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澳门回归时，现场播放“好一朵茉莉花”编曲者激动的想这是周总理喜欢听的歌。 《北京的金山上》在1963年由周恩来改成现在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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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国统区的《乌鸦与麻雀》在第一届戏剧电影的评奖会上，由周恩来为他们争了一个金奖。 还有很多话剧都有周恩来的建议。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日出》《马兰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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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湮说，1949年开国大典前，孙师毅带着一笔经费去香港，经过一个赌场时，大概是想把这笔可怜的经费变多一些，就下了赌场。结果输了精光。孙师毅不敢回北京，别人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命令他先回北京，钱的事慢慢还。我借了一本《抗战歌曲选》，里面有155首歌，6首歌是孙师毅写的词。
 王鹤滨说，供给制时周恩来派成元功给他送过一袋大米和苹果。
 50年代初期，张国焘托人给周恩来送信，想回大陆，周恩来要他承认错误，他不肯。（也有人说张国焘给刘少奇捎信要回大陆。不过张国焘和刘少奇并不熟悉，刘少奇的地位在延安整风前不怎么样。张国焘只怕陈独秀一个人。）后来又要求让他的小儿子在大陆学医，周恩来让人安排他的小儿子在广州的一家医学院上学。
1939年，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经过成都郊外的一条河时，遇上交通堵塞。周恩来叫人去找那个国民党的连长，那个连长开始冷冰冰的，一听说是周恩来叫他，赶快跑过来。周恩来说，这里我的官级最高，一切听我指挥。周恩来就到桥头去指挥交通。很多人听说八路军在这里，都跑来看热闹，也没人着急过桥了。
文革时中南海里的花大部分都被毁了，只有西花厅的花是原来的，都有100多年了。
 谷牧说，文革时，有一次，周恩来叫他去调查一下几个沿海港口的吞吐量和其他情况，准备将来搞几个试点。虽然当时这些港口还是军管，当时也不可能有什么动作，谷牧还是做了调查。 
周恩来死后，当时和中国建交的有107个国家，有130个国家发来唁电。前苏联和台湾也发了简短的文章。台湾报纸说，我们反对的是制度，不是反对这个人。
 1976年8月，香港地下党将周恩来文革期间的讲话汇集成册，名为《周恩来选集》，比大陆上早8年。
 1976年7月1日，坦赞铁路通车时，当时坦桑尼亚总统提议为周恩来默哀3分钟，鸣汽笛。
开国大典前一天下午，周恩来上天安门城楼，看准备得怎么样。当时城楼上有两个日本美术界家搞的装饰，在城楼上看，非常漂亮，好像霞光万道。周恩来看了看，走远一点看看，又走下城楼去看，再上城楼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越南国旗吗？”大家下去一看，确实像越南国旗，来不及换别的方案，只能赶紧撤掉。
 还有历史博物馆（现在叫国家博物馆）里的更衣室和厕所，原设计没有更衣室，后来假的，厕所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些都是周恩来提的建议。
 水利专家张光斗，在1991年建议在密云水库建两个碑，一个为当年的民工立，一个为周恩来立。张光斗家里有一张《沉思中的周恩来》，目光所及是一张张中国水利设施的照片。
 当年修密云水库时，周恩来到水库工地，问工地领导：“民工每天吃多少钱饭菜，又没有零花钱，每月能不能看电影，工地有没有小卖部，民工病了能不能看病，水库工地附近的居民如何安置？”等等。
1940年的秋天，周恩来去陶行知办的晓庄学校，吃午饭时，和王朝闻坐在一条板凳上。他站起来添饭时，用手扶着板凳，慢慢地站起来，好像在说：“当心，不要因为失去平衡摔伤身体。”王朝闻好像随意说起，又好像一直在心里这么说。
 4月4日出版的《中国电视报》有一篇关于耿莲凤的文章，耿莲凤说，排练长征组歌时，周总理告诉她唱这个歌时，应该微笑着两眼放光，乌云散开了，花朵盛开了，春天来了，这种感情基调就对了。
 难怪《周恩来》这部电影开拍之前，有那么多老人原意为这部影片做一切事。周恩来确实就是总导演，不只是一部《东方红》。胡乔木说，现在的中央领导人里没有像周恩来那样真懂文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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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侣白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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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7 17:59 | 只看该作者

周恩来还为仪仗队的战士作表情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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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几个地方上的人物进国务院参观，看到一个局长的办公桌历史很悠久了，有个教授很会说话，说：“局长，您的办公室很整洁，看着很舒服。”局长说：“那是那是，这还是周总理那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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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了一本书《黄埔军校》上中下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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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之前，黄埔军校里没有图书馆，那些学生常常跑到外边去买书。周恩来到任以后，办起图书馆，学生不到外面买书了。每天晚上都去图书馆看书，纪律也变好了。原来周恩来讲课是按着一个个学生支队讲的，可是后来不光是应该听课的学生支队听课，其他学生支队也来听，而且是为了听周恩来讲课而逃课。弄得其他教官很下不来台。还有些教官也来听课，教室走廊都挤满了。于是周恩来就把课改在星期六晚上的自由活动时间，地点改在大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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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时期，何启君得了肺病，让他休养。他休了几天。就闲不住了，整天唱歌，弄得华岗都写不出东西，就去找周恩来告状。这天何启君又是边走边唱，正好周恩来在打电话，何启君就唱着歌走过去，没想到周恩来冲他喊了一声：“站住！”把他吓一跳，周恩来就说;“让你休息，你不休息，还影响别人休息。咿哩哇啦的惹人讨厌。”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不准周恩来离开重庆市区，周恩来就让办事处的人读各种书，何启君说，他后来那么多年读的书，都比不上那三年读的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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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国内外的记者都希望周恩来做他们的直接领导，因为周恩来比他们的直接领导更了解和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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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的前大使切斯特朗宁，有一次在北京见过周恩来，告别后上车，才发现司机不是原来的司机，幸亏他的汉语很好，说了半天，司机头也不回的说：“我送您去您住的饭店。”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忘了让司机接自己。而周恩来先发现了，不动声色地让自己的司机去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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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周恩来到机场送外宾或回国的大使，总有一帮记者和其他国的大使跟着去机场开会。就是想找周恩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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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嘉平太80年代去淮安，在周恩来故居喝了一口井水。他对他的小孙女说;“周总理喝过这井里的水，所以爷爷也要喝一口这井里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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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外交和外事口的老人基本上都给周恩来做过翻译或秘书。因为周恩来对翻译和秘书非常重视。
 秘书每天要根据文件写汇报条，汇报条上要有自己的意见，至少要准备10几种方案。每次不是非常机密的会议都带着秘书，秘书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当然他不在场时，秘书是不许发表意见的。
 每次外交部的会议翻译们也是必须参加的，周恩来说翻译不能只会外语，要了解国内外的形势。每年外交部的人员，总有1/3的人在国内做日常工作，1/3的人在国外，还有1/3的人在工厂农村学习调查。
 我觉得这些方法至今还有用。
 当初美国爆炸原子弹时，死了3000多人，还有1000多人双目失明。
 赫鲁晓夫时，爆炸原子弹。当时天气不好，很多科学家建议推迟，赫鲁晓夫固执己见，一定要按时进行，结果死了几十个人。
 我国放原子弹，事先就让附近居民搬走了。爆炸以后，周恩来又打电话询问，听说还有两个藏族的哑巴牧民从附近经过，又派人到处去找，找到后，给他们做体检，一切正常。
 后来有一次氢弹试验，科学家说，近期天气不好，爆炸后的烟尘可能会飘到邻国。周恩来就下令推迟试验，直到天气适合。
 周恩来做过的一件错事就是在50年代初期扫盲时，对那些不想认字的人过于民主，让他们自愿学习，这些人也就乐得不认字，每天天黑就上床。那些55岁以上的文盲就是这样造成的。当然也有自己愿意学家里人反对，比如我姥姥想认字，我姥爷就是不让她去。我姥姥还没说这事，我姥爷就大吵大闹，就怕我姥姥有了文化，把他甩了。如果当时采取强硬措施，就像文革时办学习班那样，估计现在中国就不会有文盲了。当然如果没文盲，也许就不会有文革发生。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访问波兰，离开波兰时在大使馆举办告别招待会，周恩来来致完祝酒词后，举起酒杯发现酒杯里竟然没酒，原来波兰服务员光顾看周恩来，忘了正事。
 1957年，周恩来在访波兰，漫天大雪，波兰人还是万人空巷的出来欢迎，一遍又一遍的唱一首民歌《让他在我们中间活上一百年》
刘鼎生前一直保存着一张发黄的报纸，上面有周恩来在文革前说的12个字：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万隆会议期间，当地的一个华侨郭功盛为中国代表团腾出自己的别墅。又有很多华侨要把自己的家居送到这里，劝了半天，最后每家收了一件家具。每天都有无数的华侨等在别墅外面，只为看一眼周恩来，风雨无阻，一拨又一拨儿，昼夜不停。
 当初周恩来曾说人民大会堂的寿命要大于350年，不知道现在哪一个建筑敢说这话。
文革时，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要在一个食堂里开大会，汪东兴想阻止，不听，他找周恩来。周恩来去了，这些造反派就拿着《毛主席语录》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周恩来也拿出《毛主席语录》说：“既不能绝对民主，也不能绝对集中，而是要民主集中制。”于是都散了。 
1975年8月，周恩来对带领去西藏的中央代表团的华国锋说给西藏人民带一套养蜂的磁带。
周恩来骨灰飞洒时，很多群众等在人民大会堂外面，邓颖超等从地下室出去，做的不是大家熟悉的红旗车，而是以前苏联送的一辆吉姆。红旗车生产以后，周恩来的车都上交了，只有这辆吉姆，因为这种车的厂家是用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也许是吉斯,我没记住）
 80年代，邓颖超会见一个希腊妇女代表团，无意间说起身上的衣服是用周恩来的衣服改的。这些代表很激动地问：“邓颖超夫人，我们能不能摸一摸你的衣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一次上前，轻轻地抚摸衣袖。当时诗人草明写了一首诗《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服》 日内瓦会议时，有一次，周恩来去看一场足球赛，市民发现周恩来时，就不再看球赛，而是站起来看周恩来。
 有一个美国人，他在1994年到南开教书前看过韩素音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后来他在一次英语作文课时，选了周恩来在法国时写给严修的信，还有另外一封信。他本意是想让学生比较这两篇文章在修辞结构上的区别，没想到，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全是关于周恩来的论文，有很多用语和1976年的悼词相同，当然又加进了一些时髦的新词，比如英俊，魅力之类的用语。 前几天在新浪网上发现有网友，建议中央电视台每周末播放电影《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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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7 17:59 | 只看该作者

>1942年，周恩来要《新华日报》开辟《生活一角》专栏，报道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并调查柴米油盐等物价变动对各业工人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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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有一次，周恩来吃饭时，要厨师报账，听了一会，周恩来说账不对，厨师就拿着单据说，就是这些钱，周恩来就说，盐什么时候涨价了，我怎么不知道？就让人查这家副食店，原来这家副食店悄悄的涨价了。周恩来就让这家副食店把多收的钱退给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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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般不抽烟，只有在他感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才抽烟（这是我的分析），只抽一口，就灭掉，这大概是他最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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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刚做过手术，身体非常虚弱，平常他是怕热的，那会儿他很怕冷。韩叙特意在浴室里放了个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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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向晖是胡宗南的秘书，谢和赓是白崇禧的秘书，冀朝鼎是孔祥熙的秘书，他们都和周恩来又组织关系。解放以后，熊向晖和冀朝鼎搞外交，谢和赓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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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派进国民党高层的地下党，都是投其所好，几乎都是书香门第，有能力，又会玩。 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到熊向晖，谢和赓，冀朝鼎，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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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恩来去尼泊尔，当地政府送给他一尊小佛像。翻译在说到佛像时，用了“it”周恩来纠正说：“尼泊尔是佛教国家，对佛像应该用w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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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林巧稚第一次参加会议，她刚坐下，铃就响了，周恩来就走上讲台。林巧稚当时不认识周恩来，就在底下说：“想不到共产党还挺准时的。”周围的人都很惊讶的看她。 金岳霖在北京饭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觉得和他以前见到的共产党不一样，原来共产党还有这样这样干净整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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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周恩来坐车，总是嘱咐司机不要开得太快，刮风下雨时，注意避让行人，以免妇女儿童和老人躲避不及受伤，或者弄脏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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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有一次一架民航飞机刚刚起飞不久，突然出了故障，机长向机场要求降落。值班员向上报告，结果无人敢负责任，最后向原来周恩来的专机机长张瑞霭打电话，张瑞霭让驾驶员放油降落。飞机一降落，飞机上的巴基斯坦乘客有念佛的，有念真主的。周恩来得知以后，立即连夜召集所有领导，挨个问原因。有一个领导说：“我接了电话，知道事情严重。”周恩来问：“既然知道严重性，为什么不下令？”这人说：“我怕飞机放油会爆炸。”周恩来被气乐了，说：“你真够无知的，这么高的地方，油一出来，就变成气体了，怎么会爆炸？”后来，首都机场设了一个放油区。 
邓稼先第一次进中南海汇报，由于紧张，说话哆嗦，周恩来说：“你别哆嗦，我们这几个人都上了年纪，都有高血压，你一哆嗦，我们的血压就都上去了。”
 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前，基地有人要求在卫星上挂上毛主席像章，没人敢反对，但是总觉得不对劲。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时，孙家鼎就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就站起来，向周围看了一眼，说：“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挂毛主席像，你们看这个地方就没有挂嘛。再说，卫星上挂那么多毛主席像章，万一出故障，掉下来，政治影响不好。” 有一本书《我的姨父》，说有个叫朱汉雄的当年管武汉地区的警卫。有一次，周恩来去武汉，不让地方领导接，只让警卫部门去人。朱汉雄去了，周恩来一见面就问：“武汉地区的粮食和棉花收了多少，入库多少？”朱汉雄被问懵了，他光想着怎么做好警卫工作了，其他的一概没想，半天才说：“总理，你问的这些都是地方领导知道的事情，可你没让他们来.我对这些不清楚。”
 有一天夜里，周恩来给廖承志家打电话找廖承志，廖承志接的，他顺口说了一句：“廖承志不在”没想到，周恩来听出来了，很生气的说：“你不就是小廖吗？怎么说不在？”廖承志吓了一跳，赶紧说：“总理，我没听出来是您。”周恩来说：“没听出来，就可以这样骗人吗？没有急事，谁会夜里打电话找你？”
 解放战争时，黄树则负责中央中央卫生工作。有一回他开了一个药品器材单子，准备到野战部队去领。周恩来看了单子以后，问：“我们这里经常有多少人看病？”黄说不多。周恩来说：“那你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药品器材主要供给前方，供给伤员。你在这里工作，带一个药包，行军夹起来走，就可以了。”周恩来还说，以后从野战军领药一定要经过他的批准。
 有一次，周恩来在辽宁，汽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交通警不太在意地站在路中间，对面来了车也不及时指挥放行。周恩来就对管警卫的人说：“你看，他不管，缺乏群众观点哟！”汽车到了郊区，有个警察站在道旁，叉着腰，正向一个农民发火。周恩来又说：“你看，要管就态度很坏，同样缺乏群众观点哟！”
 周恩来每次出国，都要向住地的服务员，炊事员，司机等问好，握手，合影。
 周恩来曾经多次访问巴基斯坦卡拉奇，当地市民见到中国人，就会说：这是周总理参观过的学校，那是周总理参观过的工厂，等等。有一次，周恩来去巴基斯坦，由于人群十分拥挤，有一面巴基斯坦国旗不慎被挤落地上。周恩来看到以后，马上弯腰捡起来，掸掉土，揣到自己的怀里。
 有一次，周恩来问谁能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冀朝铸说了几个名字，周恩来打断他说：“不对，应该沿着海岸线，从南到北数。”
 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考考你们。拉美参加维护领海权会议的是那十四个国家？”“十四个国家一下全说出来的，举手。”等了一会，周恩来就说：“都不举手，谦虚。”说着，周恩来就站起来，一手扶着椅背，一手数着手指，按着地理位置数下来，一口气说出十四个国家的名字，还说了七个列席国家的名字。
 1952年，孙新世（孙维世的妹妹）出国前，有人带着她去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回来以后，她对周恩来说：“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好吃，你真该去吃一次。”周恩来说：“傻孩子，我哪有那个权利。”

1970年4月30日晚11点，周恩来看了地铁的各个车站、车厢、工作间、边电视。当看到车厢与站台间的间隙太大,说：“车厢与站台间的间隙太大，较容易掉进去。”走进车厢，说：“车厢二米六，窄了点，还可以放宽些。”当他乘车经过各车站时，看到站台牌子只有一个，而且字迹很小，又说：“车站的站牌子太小，只有一个站牌子太少，车辆通过时看不清。”
 1974年4月，有关部门准备销毁日军侵华期间为掠夺我国物资财富而发行的“军用票”周恩来得知后，批示要多留一些票样分在各博物馆和图书馆，以教育后代。（很遗憾，我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没有见到，可能普通人见不到，可能只有特殊任务才能看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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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7 18:00 | 只看该作者

1953年，周恩来要求志愿军在前线收旧利废，指出“在朝鲜战场上可能有遗弃的军械辎重及铁路运输工具等项废品，应由各有关部门组织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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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时期，周恩来每次次外出，都是楼上楼下的招呼，谁要出去办事，跟他坐车一块走。一次，有个人动作慢，晚来10多分钟，周恩来就在值班室看报等着。那个人不好意思的地说;"我以为周副主席早走了呢。”周恩来说：“不能怪你，告诉你晚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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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部委办负责人开会，他说：“这里我先提醒各部委负责人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最近有的部委往上报文件，不签字，只是盖上公章。这是不负责的表现。”“以后凡是对上的报告，负责人要亲自审定，亲自签字。”“单位的公章一般由办事人员保管，谁都可以去盖。今后向国务院报告的文件，负责人一律要亲自签字，否则报告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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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周恩来和基辛格谈判一个问题，基辛格不同意我国的观点，要求换个问题，周恩来说，好，我们换个问题。谈了几句以后，基辛格发现，还是那个问题，只是换了个方式。于是又换问题，结果是换了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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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国务院内部有人造反，周恩来让他们散了，值班的人以为没事了，打算休息一下。周恩来打电话，要他们在院里检查一下，看还有人没有。值班人员心想不可能有人，看着他们散的，但还是查了一下，结果真查出几个，他们打算夜里把大门打开，把外面的人放进来。 有一次苑化冰见周恩来，等了一会，周恩来一见他就向他道歉，说让他久等了。过了几天，周恩来又让秘书向他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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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时期，郭沫若写的话剧《棠棣之花》上演，上座率极高。有很多人从离重庆很远的地方赶来看戏。《新华日报》不得不登报说,看过一遍的不要再来了，票不够卖的。然而周恩来看了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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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回，孙维世问吴祖光，知道周恩来看他写的《风雪夜归人》看了几遍？吴祖光不知道。孙维世告诉他，周恩来看了12遍。吴祖光非常惊讶，说我自己都没看过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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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纪念活动。关学曾准备了琴书《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现在北京演，后去大同。演出时，全场观众演员一起哭。1979年，关学曾去边疆演出，司令军长不要求别的，就想听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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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周恩来》剧组出了一次车祸，当地村民要下手抢，村支书赶到现场，喊：“这车上坐的是周总理，谁也不准动！”结果村民们赶紧帮着处理后事。还有一次，剧组路过新疆，车没油了，路边有个小伙坐在车上。大家就过去想借点油，不成。王铁成就说，我是演周总理的。小伙说，真的吗？大家就说，你看这不是剧组的车吗？这小伙立刻就给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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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放电影《周恩来》时，也是哭声一片。我身边坐的人也哭了。我当时不了解周恩来，所以没哭。
 有一次，天津周邓馆的人去一个地方，路过一个村子，村民在路口放了很多粗树干拦路要钱，周邓馆的人知道这个村子很穷，已经准备了钱。没想到，村民看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横幅，坚决不要钱，还帮着推车。
 文革初期，有红卫兵写大字报说，刘少奇每天伙食费60元，绝对腐化堕落，因此应该被打倒。说周总理每天伙食费只有二十元。另外一拨红卫兵又贴大字报说，这是对周总理的污蔑，周总理一贯艰苦朴素，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一天的伙食费决不会超过20元。
 曾经有红卫兵贴大字报说，周总理是折衷主义，调和主义。立刻有大字报说，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
 从任弼时死后，每一次国家领导人或者劳模等有病，总要成立一个医疗小组，这小组长一般都是吴阶平。而医疗小组由周恩来直接管理，每一次吴阶平去汇报，都要带着病理报告，x光片，幻灯机等，同时还要准备20多个问题答案，因为周恩来问得很细，病理报告看得很细，甚至昨天和今天的体温变化都注意到。吴阶平说，每次去总理那里，比论文答辩都难，虽然做了充分准备，仍然经常被问倒。
 南昌起义前，刘伯承拿着作战方案和叶挺商量，叶挺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刘伯承挺奇怪，就去找周恩来,说：“你看叶挺什么意思？怎么什么也不说？”周恩来笑了，说：“这就是叶挺，如果他不同意你的方案，就会跳起来和你争论，他不说话，就说明他同意了。”刘伯承这才放心。 
一次，周恩来和越南的范文同等人在南宁会谈，越南人会说广东话，周恩来能听懂广东话，说不好，就请一个当地人做翻译。翻了一会，周恩来说：“不对，这段话我没说，你替我说了；这段话你没给翻出来。”
 一次文联开会，老舍说他也想最近下去蹲点。周恩来当时在场，就说：“你年岁大了，腿脚不好，不用去远地方，就在北京郊区蹲点就行了。也不用蹲点，走马观花就可以了。对不起，我打断你的发言了，请你继续发言。”老舍瞪了他一眼，：“话都被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艾思奇去世前一年，身体不很好，家里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就急了，说：“你见过焦裕禄休息过吗？你见过周总理休息过吗？”
 穆青说他一生有两件憾事，一次是焦裕禄下葬时，他不会摄影，而兰考老百姓那种发自内心的悲痛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另一次就是四五运动时，他学会了摄影，但是有命令不能拍照，他仍然没能留下他想拍的照片。
 陈答才在1976年的1月8日时，正在连队。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恩来提着一个崭新的白铜水壶，给他们连送开水来了。他一激动，就喊出声了：“周总理给咱们送水来了！”天亮以后听新闻，就听到了讣告。
 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有一次，周恩来约沈尹默在一个饭店说事，沈尹默一进门，周恩来就迎上去了。沈尹默没戴眼镜，又没想到周恩来会在门口等他，还以为是服务员，就顺手把大衣递给周恩来。周恩来就接过来挂到衣架上，沈尹默听到说话声音才知道是周恩来。 
开国大典前，藏族红军天宝进北京，他的牙缺了好几个，周恩来发现后就叫人带着他去医院补牙，还特批了补牙用的黄金。
 1955年5、1晚上，周恩来和陈毅一起来到昆明的云南民族学院，和学员们一起唱歌跳舞，庆祝节日。当时没有摄影师，没有留下照片。大约在1980年时，云南民族学院的师生找人将当时的场景画成油画。后来，基辛格到云南，见到这幅油画，看了很久，说：“周恩来先生真是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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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