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

<>文革期间，周恩来成立了一个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有16个人，曲格平是其中之一。当时周恩来经常提到环境保护这个词，当时在座的没一个人懂。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旦我们的工业化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要采取预防措施。当时李先念是组长，他说总理已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们总的有个人了解啊。于是大家就推到曲格平身上了，因为曲格平是从化学工业部调来的。 <br>大约1971年初，前岛岛茨郎（也许是浅沼稻次郎？）的夫人带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其中有个人是专门报道环境问题的记者。周恩来知道后单独约他谈话，请他介绍日本这方面的情况。听完之后，周恩来对曲格平等人说，请你们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来开一个会，请这个日本记者给讲一讲公害问题。当时把会场分为两个，一个是日本记者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在那里讲和提问，另一个会议室大部分人在那里通过喇叭听。讲完以后，周恩来又让大家分组讨论。 <br>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会议的秘书长莫瑞斯特朗奉命到中国，邀请中国派团出席。周恩来力排众议，力主中国派团参加。曲格平参与了筹备工作，作后聚集了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核工业、石油等部门40多人，中国政府最终决定派团参加会议，让当时的国际社会吃了一惊。 </P><br>《科技人生-50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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鸾飞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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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一次，周恩来和肖华的夫人王新兰跳舞，周恩来问：“最近听到什么新闻吗？”王新兰说：“新闻没有，倒有一件奇事。”“什么奇事？”“今天早晨我到外院去补习，一出门就碰上一队送葬的。”“那有什么奇怪的？”送葬队伍很长，前边披麻戴孝哭哭啼啼，后面吹鼓手吹的是‘社会主义好’。”一句话，把周恩来说乐了。王新兰认真地说：“这是真的，今天早晨的事。”不久，在一次文艺工作者上，周恩来说：“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连个哀乐都没有，送葬吹‘社会主义好’。”大家都笑。周恩来说：“同志们不要笑，这是真的，肖华同志的夫人亲口跟我说的，她亲眼看见的。”不久，中国有了自己的哀乐。</p><p>王新兰在交通部时，身体不好。一年冬天，周恩来办公室给交通部长王首道打电话，说总理明天去广州，让王新兰请一周假，随他到南方休息几天。王新兰一上飞机就晕，没上飞机就紧张。周恩来安慰说：“别紧张，，一上飞机我们就讲故事，保证你不晕。”飞机一起飞，周恩来就开始讲故事。没讲几句，王新兰就晕了，周恩来赶紧把王新兰安排到他的床上，王新兰还没躺下，就吐到床单上了。工作人员收拾好以后，周恩来又扶着王新兰躺下，王新兰迷迷糊糊中，还听见周恩来伏在自己耳边继续讲故事，一直讲到武汉停机。到广州后，周恩来的警卫参谋（何谦还是成元功？）对王新兰说：“王处长，你闯大祸了。”王新兰问：“为什么？”“总理出来前，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就准备在天上睡的，你却糊里糊涂把床占了。”</p><p>1966年初，王新兰做了一次妇科手术。原来肖华准备请林巧稚做，周恩来听说后，询问了王新兰的病情，认为病症和邓颖超的相似，邓颖超刚由天津的俞霭峰做的手术。周恩来建议王新兰也让俞霭峰来做，他说林巧稚虽然著名，但这类手术不是她的强项。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俞霭峰被从天津请到了301医院，手术成功了。手术后，周恩来办公室每天都给301医院打电话询问，有时周恩来亲自给俞霭峰打电话，询问治疗方案和手术情况。</p><p>《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我的母亲王新兰》，肖云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月</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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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也十分尊重朱德同志，见了面总要亲热地称呼“朱老总”，还要赶去搀扶他。<BR>一次，朱德打电话给总理，说准备去他那里，商量工作。可是当朱德穿衣服，准备出门时，周总理已经赶来了。他一边往里走，一边说：“应该我来，应该我来。” <BR>离开朱德的房子时，周总理发现走道上有一块石头，就弯下腰捡起来，认真地对朱德的警卫员说：“这些都应该捡干净，朱老总出来，绊倒怎么办？” <BR></P>
<>1969年，戴碧蓉做为代表进北京，周总理亲自到驻地看望他们。众人之中，数戴碧蓉年龄最小，又是残疾，总理疼爱地问着诸如“你是哪里人？多大了？几年级了？”等等。碧蓉激动地流着泪一一回答。总理说：“好啊，你是毛主席家乡来的。”听完人们介绍她的事迹后，他紧紧把小姑娘抱在怀里，并同她合影。周总理还疼爱地“敲打”戴碧蓉：“看你这样子，性格不是很好，你得改改性格。” 戴碧蓉当即表示，一定改正。很多年，戴碧蓉都觉得周总理会相面，要不然怎么会一下子看出她的脾气不好？后来她当了妈妈，才知道，那是周恩来以一个父亲的心去体味她的生活，为她的将来忧虑。</P>

鸾飞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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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65年10月30日，周恩来、朱德、陈毅、谭震林等参观了“重新安排林县山河”图片展。看完展览后，周恩来问农展馆的负责人：“红旗渠有没有模型？”回答：“没有。”周恩来说：“红旗渠要制作个沙盘，看起来才直观，林县要加强宣传。”周恩来多次向外宾介绍红旗渠，中央领导陪同外并回京后，周恩来总要询问林县的情况。<br/>1973年11月16日，周恩来调杨贵到公安部当副部长，听说杨贵对去公安部工作有想法，就让李先念作他的工作。12月12日，李先念对杨贵说要理解总理的意思，后来杨贵才知道，调他到公安部，是因为周恩来对王洪文选派的人不放心。不久，杨贵又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恩来，周恩来问：“杨贵同志，听说你到公安部还不安心，现在想通了吗？”杨贵说：“我主要觉得自己是个外行，不熟悉公安工作，怕工作搞不好，党和国家受损失。”周恩来说：“我就是要挑你这个不熟悉的人，不熟悉也有好处，脑子里没有框框，不容易走老路嘛！安心干吧。”</p><p>1974年9月23日，为了查清贺龙冤案的最后一个疑点，周恩来让华国锋找施义之、杨贵、王曼恬谈话，辨别李仲公在文革初上交的两封贺龙的“乞降信”的真伪，经过化验，信件所使用的信纸是建国后生产的，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1976年10月以后，杨贵有一次去国务院开会，纪登奎问：“你知道调查诬陷贺龙的案子，周总理为什么选定你们3个人吗？”杨贵说：“不清楚。”纪登奎说：“贺龙的案子是周总理批给华国锋和我承办的。你们3个人是周总理提的名。周总理也怀疑李仲公提交的信是诬陷，但又必须查清楚，不然江青他们揪住不放。安排谁去，周总理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施义之是部队的，又是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曼恬是江青的红人，有什么情况会给江青透气，江青也就不再找麻烦了。你呢，办事认真，周总理是依靠你的。案子处理的很快，很顺利，总理很满意。”</p><p>《杨贵与红旗渠》郝建生 杨增和 李永生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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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死我了

<p>1973年，中国武汉杂技团出国访问之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审看节目，并亲切接见了全团演员。演出中，当夏菊花的徒弟演出《顶碗》时，周恩来问夏菊花：“菊花同志，你不演了？”夏菊花说：“不演了。”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才十分深沉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也好，也好哇！我们的事业需要接班人！往后......你就好好培养学生吧！”夏菊花说：“嗯，嗯！我一定按总理的话去做，决不辜负您的期望。”</p><p>审查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对团长申剑和副团长夏菊花说：“这次是‘文革’以来我国艺术团体首次出国演出。现在许多国家对我国发生的事情不理解，污蔑我们消灭了所有的民族传统艺术，我们要用事实回答他们。这次沈阳杂技团的节目以民族优秀传统节目为主，我们把他们派到了美国。你们武汉杂技团的节目，既有‘革命杂技’，又有传统节目，我们派你们去东南亚5国访问演出。你们一定要注意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要想方设法突出艺术性。道具的色彩要多种多样，要鲜艳一些。服装颜色不要大红大绿，要淡雅一点。”</p><p>周恩来又说：“演员们在东南亚一带演出的时间长达4个月，你们一定要配备医生随团走，好好照料演员们的身体，千万别让他们生病。”（《杂技皇后--夏菊花传》，<font size="2">赵瑞泰/方月 湖北人民出版社&nbsp; 2004/9</font></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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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草

<>事无巨细，关怀备至，没人比得上~~~~</P>[em02]

虞美人草

<>想象一下：如果我在这么个天才身边工作……[em05]</P>

虞美人草

< 0cm 0cm 0pt; TEXT-ALIGN: center" align=center><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记周恩来一次巧妙得体的演讲</FONT></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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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m 0cm 0pt; TEXT-ALIGN: center" align=center><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蔡金法</FONT></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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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m 0cm 0p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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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m 0cm 0pt"><FONT size=3>    <FONT face=宋体 size=3>周恩来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今年1月8日，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日，3月5日，又是他诞辰108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和学习周恩来的崇高革命精神，表达对他的绵绵思念，本人为《学周》的学友们讲述一个小故事</FONT><FONT size=3>……</FONT></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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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m 0cm 0pt"><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    抗战时期,无论在武汉或是重庆,周恩来和邹韬奋之间直接往来、接触的机会是很多的。邹韬奋先生是生活书店的创始人之一，他非常敬佩周恩来，视周恩来为良师益友，往常向周恩来请教一些政治问题，同时也从周恩来那里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对文化出版工作的指示。为了让生活书店职工和家属都能了解抗战形势和各自所担负的责任，邹韬奋多次邀请周恩来出席生活书店每月一次举行的茶话会，请周恩来向生活书店职工、家属作抗战形势报告。周恩来在茶话会上很幽默地讲起：“国民党对‘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句口号不满，指责我们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共产党还要加上‘革命的’形容词。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本书吗？孙中山先生在这本书开头就说：‘余们著之三民主义乃革命之三民主义’。可见我们只是把“之”字改了“的”字，有什么不对？”这时会场上便发出大笑声。周恩来接着又说：“国民党又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我说，我们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这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扔下炸弹，地上老太太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这时大家又哄堂大笑。接下来周恩来还谈到了共产党名称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称许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抗战的政军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重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譬如说我的名字叫‘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于是会场上又响起了一阵会心的笑声。</FONT></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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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m 0cm 0pt"><FONT face=宋体 size=3>　　周恩来的演讲从不用稿子，他的演讲深入浅出、亲切、生动、风趣幽默，使生活书店职工和家属受到了教育、启迪和鼓舞。</FO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