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兆一
近日闲翻杂志，在《读者》2002年第8期上偶然读到一篇转载自台湾《科学月刊》的短文，令我叫苦不迭。
爱因斯坦，这四个字，简直就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要论“伟大人物”，恐怕无论谁，都会想起爱因斯坦。除了那个伟大的相对论，人世间关于爱因斯坦的伟大人格的轶事更是举不胜举。然而，这篇文章给了我当头一棒。可恨的《科学月刊》，干吗要揭开那丑陋的真实？……我心目中爱氏的伟大形象被破坏了！将来再看到或听到爱因斯坦四个字时，让我怎么办？“好伤奴的心啊──”
1921年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出国考察，来到柏林。3月16日，蔡先生拜访了爱因斯坦，当面提出了希望他来华演讲的邀请。1922年春，北大留德教授朱家骅将一封爱因斯坦的信转交给了蔡元培先生：“……我们以前的谈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提出访华计划和我别的事物有冲突，而且报酬太少，还不够我旅行的用度，所以暂时把来华事物放在了一边。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日本约我前往，报酬优厚，我打算在日本停留四个星期……如果我顺便来北京两个星期，还是很合适的。……的确，是你们先约了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了优厚的条件（除我们夫妇居住外，另给报酬2000镑），因此，他们也有优先权。”
唉！伟大的爱因斯坦！这等话,且贫且贪如我辈者都耻于出口，您，实在不该呀！当年没答应我们的蔡先生，也许的确和您的其它事物有冲突，但我总觉得是“而且报酬太少”的原因，否则，您何至于“暂时把来华事物放在了一边”？日本约您在后，您却先答应了，为何？“报酬优厚……有优先权”。您那么伟大，怎么也看谁给的红包大呢？有钱就优先，这不该是老爱您的标准！于是我开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您造了两个那么大的原子弹让美国佬往日本国土上扔，是不是因为小鬼子没继续给您塞红包？
这回想要来华是爱因斯坦自己先提出的，说要“顺便”来北京。他于6月下旬又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我非常愿意于今年冬季到贵国的北京大学讲学。关于酬金的事，我近来接到美国各大学的来函，他们开出的条件都比贵国好。如果你们不对原来的条款加以修改，恐怕会有不便之处。在此，我将各款略加修改如下：（一）1000华币改为美金，（二）你们负责我们两人从东京到北京、香港的旅费，还有在北京饭店的开销。……”
这就不好了。怎么一下子变成强行索取“保护费”的嘴脸了！一千变一万，这哪里是“略加修改”，我看和《辛丑条约》差不多。老爱什么时候也加入了“八国联军”？“如果……恐怕会有不便之处”，多美妙的敲诈，多迷人的施压！还什么“不便”，干吗糟蹋这个词汇！
不要小瞧这点钱。那时可是个大数目，咱国家穷，咱北大实在没这笔钱啊！
爱因斯坦何许人也，伟大非凡杰出卓越。为了能请到这位大腕，使蓬荜增辉，蔡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红着脸找到梁启超，然后复电驻德国大使：“条件照办，请代为订定。”然后，就如同今日所说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样，北大的老少爷们儿一齐上阵，加足了马力，迎接那个光辉的日子──仅围绕老爱的伟大发现“相对论”，就举行了七场专场演讲。
11月5日，爱因斯坦抵达上海，随即前往日本。他说，他将于12月来华。
北大盼啊盼，中国盼啊盼。突然，老爱来信了。读了这封信，气得我几乎要跳楼！老爱档次太低，还不如眼下某些“大腕”“明星”──他不是迟到，而干脆来了个耍赖皮不要脸：“虽然我非常愿意并有过郑重承诺，但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了，这对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了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准备践约了，……今天接到尊函，才知道这是一次误会，但现在我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了……”
这个下三烂的小人，自知有“郑重的承诺”，却死猪不怕开水烫地违约；什么“莫大的痛苦”，简直是一个有文化的流氓用文雅的词汇来玩弄俺们这些“纯情的贫家少女”；什么“那时我推想……才知道是一次误会”，就凭他这人品，倘提高价码，或先送个大大的红包去，时间再长他也不会如此“推想”，一定会主动的“关心”一下，怎忍心让它成了“误会”。说白了，还不是人家给的钱比咱多嘛！
钱，谁不爱？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爱因斯坦者，何道之有？无道之举，还伟什么大，崇什么高啊！丑，丑陋！
完了！我心目中的“伟哥”算是废了！那个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下子掉到山沟沟里去了！我等草民除了恨恨地吐口吐沫再用脚猛踏之外，也只能故作深沉地感叹一声：人啊，人！ |
发表于 2007-1-29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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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31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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