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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初,叮嘱浙江省浙江省省长周建人,西湖游船不要搞机动船,否则船一开,会把水搅混,把鱼撞死,对人民生活养鱼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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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西湖拆围墙,也是当年总理到西湖的时候希望看到的,[em01]</P>
<>1939年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9点,屈武和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见面。坐定之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关于你的情况,王炳南同志和王若飞同志都向我作过介绍;前些时候,廖承志同志从香港来信,也谈到了你,你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其实,我也多少知道你的情况。我们同岁,都生于1898年,而且是南开同学,只是我比你早一些。你留苏12年真不容易啊!现在举国抗日,我们十分欢迎你回国参加抗战,大干一番事业。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一听你有什么打算。”屈武说:“我在途经香港时,找到廖承志同志,作了长时期的谈话,详细向他汇报了我在苏联的情况,并向他提出恢复我的中共党籍的请求。他当时没有明确表态,说他给党中央打招呼,回国内研究解决。现在,我还是请求恢复我的中共党籍,我的工作应该由组织来安排。你知道,我和刘伯承、左权都是在苏联学军事的,还是让我上前线带兵打仗吧。”</P>
<>周恩来没有马上回答,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半晌,才说:“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江河湖海,都有它们各自的位置。在革命阵营里,每个革命者也都有他们各自的位置。特别是当今中国人才难得,对于栋梁之材,有个最佳位置的问题。拿你来说,你的最佳位置在哪里呢?”屈武一时语塞,答不上来。</P>
<>周恩来进一步说:“恢复你的中共党籍,好不好呢?当然也好。上前线打仗,好不好呢?也好。但是,我认为,以你的学识,以你的经历,特别是以你的社会关系,你的最佳位置,还是站在党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好。这样,你的贡献也许会更大一些。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危险,到时机成熟再重新入党不迟。中国革命有多条战线,统一战线就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考虑再三,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眼下,中共南方局刚刚成立,国共合作工作,统战工作,亟需大力开展。你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有广泛联系,且有些人与你关系很深,这就是你搞统战工作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嘛!”</P>
<>周恩来继续说:“比方说于右任先生吧。我对于右任先生是很尊重的,我同他有过交往。抗战开始后,南京尚未沦陷时,一天,我和朱总司令同去拜访于先生。谈话内容甚广,他招待我们晚餐。临行之时,我对于先生说:‘我们要办《新华日报》,你是中国最早的报人、当代的书法大家,请你写个报头。’于先生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一早,我派人送去一卷宣纸。于先生马上动笔。写了几幅之后,总感觉不够满意。共写了19幅之多,并对那位同志说:‘全拿回去选一幅好了。’由此可见于先生对《新华日报》的重视,对国共合作的真诚。”</P>
<>屈武插话说:“你请于先生题写《新华日报》报头一事,他曾对我谈过。他说;‘迄今为止,在我所题写的诸多报头、匾额中,数《新华日报》写的遍数最多。这是周恩来先生请我写的呀,真担心写不好!’”</P>
<>周恩来说:“于先生一贯拥护国共合作,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但是,他也有缺点。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他有时态度不够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上帮助他。要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还有,你同蒋经国的关系也很深,能不能通过他来给他父亲一些影响呢?于右任和蒋经国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而你对他们二位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你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不过要注意方式方法。听说你有时不免有些急躁情绪,今后还是要注意。”</P>
<>接着,周恩来详细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式,延安的情况,还向屈武介绍了毛泽东的重要言论以及中共中央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243页)</P>
<>1941年2月4日,周恩来和张冲一同来到国民党扣留报纸殴打报童的现场,经过反复交涉,取回报纸,周恩来把剩下的报纸当场散发给周围的群众。周恩来特意留下一份报纸,第二天托屈武转交于右任,并在报头出亲笔写了“于右任先生惠存,周恩来”几个字。周恩来对屈武说:“请你把这张报纸转交于先生。并告诉他,这是我从国民党反动军警手里夺回来的,给他留个纪念吧!《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惟一的党报。我请于先生题写报头,他欣然应允了,并且连写19幅之多,请你再次向于先生转达我的钦佩之意。”(248页)</P>
<>1949年4月16日,清晨4点,周恩来找屈武谈话。一见面,周恩来就说:“张文白(张治中)先生告我,你和黄绍竑今天将返回南京。我找你来,有两件事要和你谈一下。一是关于于先生(于右任)北来的问题,一是关于新疆部队将领问题。”屈武说:“国民党代表团已经决定请于先生暂缓来平。”周恩来道:“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昨天张文白已向我谈过。我当时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你为何要阻止呢?张文白再三说明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理由,我也不便过事干涉。”屈武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代表团多数人同意张文白的意见,我也不便表示不同意见。”周恩来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考虑,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请你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本月20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留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她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人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425页)</P>
<>1961年3月中旬,于右任给香港的吴季玉写信说他的老伴将要过80大寿。章士钊得知后,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将信转给屈武。1961年4月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罗青长给屈武打来电话,说:“这封信是总理特意转来要我送给你看的。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80大寿。总理对章士钊先生的这封信十分重视,本想找你来亲自叮咛这件事情,但因近日外事活动过忙,才特别让我转告你。”屈武想到于夫人的寿辰刚过一个星期,便对罗青长实话实说了,并说:“陕西的风俗,可以补寿。你请示总理,于夫人寿辰已过,是否可以要我到西安为她补行祝寿?”过了一会儿,罗青长打来电话,说:“已请示总理,陕西既然有此风俗,总理同意你去给于夫人补寿。总理说: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总理交代,要你把儿子北大和儿媳梅君一同带去。总理还要我问你,于先生还有没有亲眷在北京?”屈武说:“于先生在北京没有其他亲戚。他有个外甥周伯敏现在上海,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请向总理请示,是否要通知他也到西安祝寿?”几分钟后,罗青长回复说:“总理同意周伯敏也去。我已根据总理的指示,通知中央统战部作具体安排,你可以和统战部副秘书长李金德同志联系。”(536页)</P>
<P>《屈武回忆录》,陈江鹏执笔,团结出版社,2002年9月</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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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总理的心咋那么细呢?感叹一下。。。
<div><font size="3">1966年6月,周恩来的专列经过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停在一个小站时,周恩来透过车厢看到烈日下一个小战士正在巡道,便让随身工作人员给他送去一个西瓜。(94页)</font></div><div><font size="3"></font></div><div><font size="3">1970年4月2日晚7点,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等航天专家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坐下不久,周恩来就走进大厅。“辛苦了!”周恩来和专家们一一握手后,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他站在大厅中间,摊开双手,随和地说:“火箭、卫星昨天已经到了发射塔,今天我请大家来,主要是想听听第一线的情况。大家随便谈谈。”说完,他就在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掏出笔记本,拧开了笔帽。钱学森首先汇报了火箭和卫星的总体情况。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完钱学森的汇报后,询问了当年苏联、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有关问题,然后说:“我们这次发射,一定要吸取苏美的教训,总结经验,力争一次成功!”</font></div><div><font size="3">接着,虞利章汇报“长征一号”火箭的有关情况。他看到周恩来竟用笔在本上一字一句的记,心情愈发紧张。周恩来察觉后,说:“别急,慢慢说,慢慢说。”当虞利章汇报到弹道参数时,周恩来示意他暂停,然后周恩来自己在笔记本上对几个数据作了计算,提出一个问题:“怎么这计算结果与设计指标差了几毫秒?”虞利章一惊,忙说;“总理,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我把小数点后的数字给四舍五入了。”周恩来轻轻“哦”了一声,笑笑说:“好,继续讲吧。”</font></div><div><font size="3">最后,周恩来十分关切地问了一个问题:“这次火箭的第一级落点在什么位置?”他担心处理不好,会给国内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也会给国外的一些城市带来不好的影响。钱学森向他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放心地点点头,又问:“这次卫星预计都要飞经那些国外的城市上空?”“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钱学森一一介绍,并让工作人员展开搁在地毯上的大型世界地图。周恩来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城市的名字,又随着钱学森手指的方向,躬身趴在地毯上,双手扶着世界地图,对卫星将要飞经的每一个外国城市逐一察看,一边看,一边强调说:“你们要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各国首都的时间进行预报,这件工作一定要做好、做仔细、做准确。因为到时能让外国友人都能准时听看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讯息,都能听到我国《东方红》的乐曲,这对第三世界的人民一定是个极大的鼓舞。”</font></div><div><font size="3">周恩来说完,看看表:“哟,已经12点了,同志们的肚子一定饿了。这样吧,今晚,我请大家吃顿晚餐。”大家忙说:“总理,不用了,我们不饿。”周恩来仍然让秘书作了安排。</font></div><div><font size="3">一会儿一篮热乎乎的肉包子送到大家面前。周恩来拿起筷子,挨个给每人夹了一个,当他夹着一个包子放在一位技术员面前,这位技术员直摆手,就是不吃。周恩来有些奇怪:“你怎么不吃?”一位专家忙说:“总理,他,他是回族。”周恩来歉意地笑了:“咳,你怎么不早说?这样吧,我让服务员给你做碗鸡蛋面条。”说完,周恩来亲自向服务员作了交待。</font></div><div><font size="3">片刻,服务员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条送到那位回族技术员手上。周恩来看到那位回族技术员吃上面条,这才夹起一个包子,细细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和专家聊。末了,他嘱咐专家们说:“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同时要认真做好安全工作,卫星入轨后,要及时预报。”(96页)</font></div><div><p align="lef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font size="3">《天路迢迢--中国火箭卫星发射纪实》,李鸣生,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7</font></p><p align="lef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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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4" Month="4" Year="1970">1970年4月14日</st1:chsdate>中午,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杨南生、戚发轫、徐肇孚等航天专家再次乘专机飞往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专委作发射前的汇报。当晚6点半,专家们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前来听取汇报的中央领导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吴法宪等握手、寒暄、问好。当晚七点整,周恩来走进大厅,工作人员刚从他手上接过脱下的大衣,他便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说:“从发射场赶来的同志,请到前面就座。”说完,便认认真真地将专家们一个个请到前排的位置上,然后自己才坐下。<p></p></P>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周恩来刚一落座,便拿起一份来自发射场的人员名单查看,有的人他还没见过面,他就一边叫名字,一边对号,对上号的,他就问多大年龄?什么地方的人?哪个大学毕业的?当有人回答是苏联某大学毕业的,他问:“俄语忘没忘?”对方回答说忘了不少,他说:“这可不能忘呀,学上一门俄语不容易,不要轻易就还给老师了,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大有用场呢!”<p></p></P>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负责汇报卫星情况的戚发轫,是专家里最年轻的。周恩来一叫他,他便一下站了起来,周恩来连忙叫他坐下。然后问:“你是哪儿人?”“我是金州人。”“怎么听你口音有天津味儿呀?”戚发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也不知道。”众人笑了。周恩来又问:“你们那里闹派性吗?”“闹!”“那你是哪派的?”“我......没派。”周恩来指了指坐在戚发轫身边的孙家栋,问:“你俩是一派的吗?”“不是。”“那你俩打架不打架呀?”国防科工委主任王秉璋急忙代替回答:“不打,不打!总理,他俩工作能搞到一起。”“不闹派性就好。”周恩来又问了另外几位专家的情况,当听说几位专家都是辽宁人,而且都是金县、复县、海城和盖平人时,他风趣地说:“好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今晚太巧了,来参加汇报的同志,金复海盖全有了!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很熟悉,是个好地方啊!好了,现在就先听听你们谈谈火箭、卫星的情况吧。”<p></p></P>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这时工作人员将图表、曲线以及一些数据表格等铺在周恩来面前的地毯上。周恩来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蓝皮本,做好了听取汇报的准备。轮到戚发轫汇报“东方红一号”卫星情况时,戚发轫又一次站了起来,他整了整衣帽,很认真地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周恩来立即说:“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毛主席语录我看就不用念了。”周恩来对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问得非常仔细,还问了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等问题,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勾画着。当戚发轫讲到“卫星将飞经蒙修的领土”时周恩来突然插话说:“蒙古就蒙古嘛,蒙古修(修正主义)了,难道领土也修了?不要什么地方都讲修呀修的。”<p></p></P>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接下来,由各系统负责人作更为具体的汇报。周恩来边听边记,听得很仔细,记得也认真,有时还要伏下身去,看看图表或者数字,并不时提出几个问题。当有位专家谈到卫星入轨速度的某个数值时,他立即翻开自己的小本问:“上次汇报时我记得不是这个数值,这次怎么变了?”这位专家向他说明这次确实重新作了更改,他才放心了。<p></p></P>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当有专家汇报到火箭内发现有松香、钳子等多余物时,周恩来很严肃地提出了批评:“这些东西是不应该有的,好比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伤口内不能留下脏物一样。你们的产品可以搬来搬去,总比开刀容易,是可以搞干净的,无非是晚两天出厂,不应该把松香、钳子丢在里头,这个不能原谅!”<p></p></P>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随着汇报的深入,周恩来提出很多问题,而且对有的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有些问题具体负责的专家也回答不清楚,只好由钱学森解释。汇报越具体化,问题也就越复杂化,技术术语越来越多,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开始表示对一些技术术语听不懂,不时打断汇报问这问那,周恩来就指着钱学森对大家说:“我看还是请我们的这位‘洋博士’给大家当当翻译吧!”于是,一遇到有领导听不懂的术语或问题时,钱学森便站起来“翻译”一番。<p></p></P>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汇报到火箭卫星的安全问题时,几位中央领导都极为重视,围在一起仔细察看了火箭的飞行图,并讨论如果万一发生事故,火箭可能掉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看到有人对安全问题有些紧张,周恩来便说:“没关系,搞科学实验嘛,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们要尽量把工作做好,万一失败了也没有什么,继续努力就是了。”<p></p></P>有一位年轻的技术员把某个参数说错了,坐在旁边的一位军管会的领导十分生气,当场表示说:“这个问题回去后我们一定好好查查,作严肃处理!”周恩来听后,立即说:“不要吓唬人嘛!青年人有点问题没关系,发现就好了。我们的领导和老年人要爱护青年人,要帮助他们,不要动不动就训斥人。当然青年人也要尊重老年人,要向老人、老专家学习!”接着周恩来又问:“今晚的汇报很好,看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p></p>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钱学森发言了:“总理,关于那个过载开关的问题,不久前已报告了中央,但还未得到正式答复。现在很快就要发射了,这个开关是取消还是保留?这直接关系到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问题,请总理决定。”周恩来愣了一下,片刻,才问了一句身边的吴法宪:“让卫星唱《东方红》,中央有文件吗?”“总理,中央有过文件。”吴法宪翻了翻文件夹回答。周恩来又沉默了片刻,问:“你们认为火箭、卫星到底可不可靠啊?”“从几次检查情况来看,火箭质量是可靠的。”任新民和杨南生几乎是同时回答。轮到戚发轫回答卫星的问题时,他犹豫了一下,仔细回忆了前后几次测试结果,回答:“可靠!”周恩来:“既然你们认为可靠,那我个人认为这个过载开关可以不要。不过......我得先向中央报告之后,再正式通知你们。”<p></p></P>
<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接着,周恩来又就火箭、卫星的质量问题,征询了其他几位专家和国防科工委的领导的意见,当大家一致认为没有别的问题后,周恩来才说:“今晚听了同志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和卫星及其天方面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较好。至于火箭、卫星什么时候转入发射阵地,什么时候实施发射,这个问题我得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正式决定。”戚发轫一听坐不住了,一下站起来了,问:“还要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周恩来似乎觉察到戚发轫有什么没说出来,忙反问了一句:“是的,怎么?”戚发轫:“总理,不行呀,时间怕来不及了。”周恩来:“为什么?”戚发轫:“总理,卫星上的蓄电池只能搁放4天。”周恩来:“为什么不可以再存放长一点呢?”戚发轫:“我们原来没向搞电池的人提出存放更长时间的要求,只做过4天4夜的试验。”周恩来说:“你们搞卫星整体的人,应该像赤脚医生一样,像货郎担子一样,多走出设计大楼,到下边各系统研制单位去走走,把你们的设计思想,设计要求老老实实地告诉人家,让人家知道应该怎么做。”<p></p></P>
<P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深夜12点了,一直精神饱满地听着、询问着、记录着的周恩来站起来,小声提醒李德生:“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要到京西宾馆开会。”按原计划,来参加汇报的专家们要连夜赶回发射场,但周恩来见天色已晚,说:“你们今晚很累了,先留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如果现在回去,到达时间是夜里,飞机降落不安全。你们明天早上起飞,降落时间是白天,这样很安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同意了。<p></p></P>
<P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当周恩来与专家们一一握手时,徐肇孚的笔记本掉到地毯上,周恩来发现了,弯腰替他捡起,递到他的手上,笑了笑说:“肇孚同志,这可不能丢啊!”最后,周恩来又郑重其事地对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和几位专家说:“今晚的汇报很好,大家很辛苦!不过,你们回去后,还得抓紧时间把今晚汇报的有关火箭、卫星的情况,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给我,我好尽快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108页)<p></p></P>
<P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 <p></p></P>
<P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195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办宴会,为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送行。男同学都在和周恩来碰杯,唯一的女学生王之任(1976年“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很想过去又不敢过去。一会儿,周恩来端着酒杯走到她面前,问:“你就是王之任同学吧?”她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点头。周恩来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又是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那儿后,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回国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周恩来说完,和她重重地碰了一杯。”(206页)<p></p></P>
<P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p> </p></P>
<P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天路迢迢--中国火箭卫星发射纪实》,李鸣生,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7<p></p></P>
<P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align=left> <p></p></P>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DIV>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4口刚从美国回来,由香港的罗湖口岸回到中国。当天,周恩来特意打电话给聂荣臻,告诉他钱学森已回国,并嘱咐:“学森同志是爱国的,要好好待他,要在政治上关心他,生活上照顾他,安全上保护他!”(8页)</DIV>
<DIV>1960年,酒泉导弹试验基地的官兵把当地人种的胡杨树的叶子打光充饥了,事情上报中央。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把杨成武副总参谋长找去,要他妥善处理此事。周恩来没有责备部队,反而自责的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把粮食问题解决好啊!”然后带他来到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DIV>
<DIV>“各位将军,我建议今天的会议改一下议题:专门为我们的火箭部队募集粮食。”周恩来开门见山。</DIV>
<DIV>周恩来告诉大家,火箭基地即将断炊,由于地处沙漠深处,这些部队连挖野菜都没有条件。他要求各军区想办法节省出一些粮食支援导弹试验基地。半个月,最好提前一个星期,给酒泉运去一列车粮食。</DIV>
<DIV>不少军区领导表示挤出一些粮食支援导弹试验基地没有问题,只是时间太紧。有人说:“我们尽量往前赶!”</DIV>
<DIV>“不是尽量,是要保证往前赶。要让他们吃着粮食打火箭,而不是吃着骆驼刺打火箭!”周恩来接着说:“苏联专家撤走时,酒泉基地对巴托夫(苏联专家组的头)说,离开他们,中国的火箭不出二个月,最迟三个月就会飞起来。关于这一点,西方记者已经把中苏不和之风放到世界上去了。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情景吧,假如火箭部队不能完成火箭发射试验......那我们国家的形象,军队的形象可就有点‘塌’了。”</DIV>
<DIV>经周恩来一说,与会将军们情绪激昂。不久,一列满载粮食的开往酒泉基地。(69页)</DIV>
<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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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66年10月2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专门会议,与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一起听取张震寰关于导弹检查实验准备情况的详细汇报,对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准备情况和安全问题再次进行全面检查。有关领导罗舜初、钱学森、李觉、张振环、胡若嘏和导弹专家谢光选、原子弹专家龙文光等人坐在沙发上,等着周恩来前来开会。原定晚上8点半开会。秘书说:“总理那个会还没有结束,结束后再开这个会。”一个小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匆匆赶到。一位服务员端来一小碗面汤,两个包子,秘书解释说:“总理还没有吃饭呢。”“吃过饭再开会吧。”叶剑英说。“你们开会,我边吃边听。”周恩来说。周恩来一边吃包子,一边问这问那。图纸摆开在地毯上,周恩来趴在图纸前,看看导弹飞行弹道,看看弹道下的居民分布情况。周恩来反复问:导弹能打多远?核弹头杀伤范围有多大?有没有危险?</DIV>
<DIV>周恩来强调说:“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喜讯,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差错。”周恩来还谈到,凡想到的问题都要检查到,一切缺陷豆油弥补好,要做到所有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在该做的都做好了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DIV>
<DIV>会议直到午夜12点后才结束,秘书告诉周恩来,家里还有一班人在等着他。(93页)</DIV>
<DIV></DIV>
<DIV></DIV>
<DIV>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及有关部委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听取钱学森和孙家栋汇报有关“东方红1号”卫星研制生产的详细情况。钱学森孙家栋介绍给周恩来。“噢!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个小伙子嘛!学森同志的年轻弟子蛮多嘛!”“周恩来握着孙家栋的手高兴地说。</DIV>
<DIV></DIV>
<DIV>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不时问这问那。孙家栋汇报完后,周恩来问:“卫星上总共有多少根电缆?”孙家栋如数汇单。“卫星上总共有多少个插头?”周恩来又问。孙家栋满脸通红,回答说:“等我回去统计好后,在给总理报上来。”周恩来笑了,说:“这些数字对我没有什么用处,对你们用处可就大了!搞卫星一定要认真、仔细,你们应该像外科医生那样,熟悉病人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根神经,这样才能万无一失。”</DIV>
<DIV>孙家栋提到了在卫星上镶嵌毛主席像章的事。周恩来说:“对毛主席热爱确实是对的,但是你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有的地方当然是挂了主席像,有的地方是写了主席的字,但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严格的,得非常认真来考虑什么地方能挂什么。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你们回去要好好考虑考虑。”(173页)</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中国航天决策内幕》,巩小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DIV>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7 3:27:59编辑过]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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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迢迢--中国火箭卫星发射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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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上面的几个故事,我发过的。</P>
<>70年代,我国组织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团中有钱伟长,但当时钱在首钢劳动,清华向上隐瞒。有人阻挠钱参加,周恩来就把团长给换了。出发前一天,周恩来发现钱伟长还没有来报道,就派了车去清华接,后又找到首钢。钱伟长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时身上还穿着劳动的衣服和布鞋。总理就让身边和钱伟长身材差不多的秘书换下了衣服,又把自己的皮鞋换给钱伟长。当天晚上让他到自己家里洗澡,就这样,钱伟长穿着总理的皮鞋踏上了去美国的行程。</P>
<>《大家.钱伟长》央视 2006年4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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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一次周恩来陪同某国外宾检阅三军仪仗队,杨成武总长和总政治部的一个负责人在机场迎接。当周恩来陪同外宾走到队列前面时,杨成武向外宾敬礼,那位负责人和外宾握手。周恩来看到了,就问:“怎么你们一个敬礼,一个握手?”那位负责人说:“我也敬礼了。”周恩来看到高富有在那位负责人身后,就问:“高富有,你看到他是敬礼后握手的吗?”高富有停了一下说:“总理,当时我没看清。”周恩来瞪了高富有一眼,不满意地继续往前走。(369页)</P>
<>1965年,首都机场准备扩建机场候机楼贵宾休息室。趁着一次周恩来早晨送外宾后,在机场吃早饭时,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长高富有向周恩来提出了要求,陈述了必要理由。(因为当时正禁止建楼堂馆所)</P>
<>周恩来听后说:“这个想法好是好,但是哪有钱呢?”民航局长沈图说:“钱,我们有。”并拿出设计图纸及预算报告材料等,摊开在周恩来座位前的茶桌上,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一页页地翻看着设计图纸及预算报告材料,说:“好,我就不多看了。但是你们既然要搞,就一定要搞好。一要适用,二要坚固,考虑到地震空袭,将来打原子弹当然不行,美国间的高楼多,他们更怕原子弹。主要是预防地震与常规的空袭轰炸。三要经济,四要适当照顾美观。”周恩来又重复了两遍。特意对高富有说:“你以后管这类事,都要坚持这个原则。”</P>
<>沈图又指着图纸说:“总理,你看,我们还想在新建候机室的东边再建一个贵宾候机室。”“你们这些人啊,先建一个就行了,怎么还要再搞一个,是不是还有第三个,这些还是放在以后再说吧。周恩来有些不高兴地说。</P>
<>高富有又说:“总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每次欢迎外宾,升国旗的底座只有4个插国旗的管子,太少了,外宾多了,还得临时挖坑卖茶旗杆的管子,很不方便,也不美观。我们计划建一个能插80个旗杆的底座,不用时,露在外面的底座管子加上盖儿,使用时打开,既方便,又适用,还美观,又不失大国风度。”高富有生怕周恩来不同意。没想到周恩来很高兴地说:“这个设想很好!你们做插旗杆的底座管子时,不妨多做些,最好有些余额,也便于插旗时随便调配使用,这样既整齐大方,也方便实用。”</P>
<>周恩来站起来准备走了,忽然说:“好了,外宾已送走,工作也谈完,饭吃得很好,该算帐了,一共多少钱?”沈图忙说:“总理,这餐饭不要钱。”周恩来脸沉下来,说:“成元功,付钱!”服务员不知道该收多少钱,看着高富有,高富有把手背到身后,伸出2个指头。服务员对成元功说:“2毛。”周恩来发现了高富有的小动作,说:“2毛钱就够一顿早餐吗?”沈图说:“没有什么东西,最多就值2毛钱。”周恩来说:“你怎么只听他的,他的手指这么一伸,就是一个价格,你就来个2毛,难道高富有的指头就是价格表,他说了算。”周恩来边说,便模仿着高富有刚才的的动作。“哪里,哪里。”沈图试图否认。周恩来不信:“太便宜了,太便宜了。”高富有说:“外边吃就这个价,一碗豆浆2分,一个油饼4分,一碗牛奶不到1毛钱。按这个标准,我们收费还高了呢。”周恩来不再坚持,成元功付钱,并拿到收据。(365页)</P>
<>《共和国元勋轶事》,高富有,高英,中央文献出版社。</P></DIV>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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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小河会议期间,有几次玩扑克,周恩来和王震打对家,任弼时和苏联医生阿洛夫打对家。周恩来的牌技不怎么样,但是记忆力好。任弼时和阿洛夫牌技不错,但是从不记牌。有一局牌,出到每人手里只剩两张牌时,正好轮到周恩来出牌。他手里拿着牌,一边心里算着各人手里是否有主牌,一边翻着已经出过的牌,又向站在附近的警卫排长高富有投出征询的目光。任弼时和阿洛夫两人可以用俄语对话,任弼时发现到了关键时刻,赶忙向高富有投来制止的目光。“不能说,不能说,高富有听好!”任弼时慌忙而坚决地向高富有打招呼。周恩来举起一张牌同时偷瞅一眼高富有的眼神,持续了几分钟,周恩来灵机一动,甩出一张黑桃A,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147页) </P>
<>1947年9月,沙家店战役之后,解放军伤员和国民党伤兵越来越多,运送这些伤员和伤兵成了问题。周恩来为了协助地方工作队尽快完成运送、救治伤员和伤兵的任务,到梁家岔村口参加救护和接待工作。 他站在坡口担架必经之路,指挥担架队通过,每一个担架上坡时,周恩来都搭手帮一把。遇到轻伤员路过,就扶他们到医疗组换药,或送到休息站,喝口水、吃点东西、休息会儿再走。对重伤员他亲自端水、送饭,关怀备至,还时时小声叮嘱一句:“这位伤地很重,快送医疗站救治!”回过头安慰伤员说:“沙家店打了胜仗,意义重大,你们负伤是光荣的,好好养伤,养好后再上前线!”周恩来还一再鼓励能行动的轻伤员,要互相搀扶互相帮助,发扬革命的互助友爱精神,共同战胜伤痛。(185页)</P>
<>1947年9月,周恩来带领高富有及其他人来到佳县政府,当时只有一位民主人士的副县长留守主持工作,但他办公常在家里。周恩来等人找到这位任副县长家里,他正在房里帮夫人缝被子,见有人进院,一脸不高兴,爱答不理,高富有一再要求下,他终于站在院子里接待周恩来等人。高富有正要介绍,被周恩来摆摆手制止。周恩来很有兴致地双手抱肩,站在院子里与他随意交谈、问这问那。“佳县人民群众的生活怎样?吃粮吃菜有困难吗?秋庄稼收成可好?生产自救布置得怎样?”等等。副县长漫不经心地应付着,偶尔“嗯嗯”几声。高富有实在看不下去,顺手从院子另一侧搬来一条长凳,对周恩来和副县长说:“坐下好说话,快坐下慢慢谈。”“搬走!快搬走!”没想到周恩来既不赞成他的做法,他双眉紧皱,手伸向背后一个劲儿给我摆手,制止我再搬凳子。高富有赶快把凳子放回原处,周恩来仍然站着与副县长谈话。副县长的突然变得十分热情,又让座,又让夫人泡茶,神态谦和许多,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工作也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当离开该县谈及副县长态度时,周恩来说:“那位副县长是民主人士,我们到他家是客人,客随主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对主人的尊重。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要主动搬凳子,那样主人会感到很难堪,显得我们缺乏教养、不懂礼貌。只要我们事事处处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就能取信于民,办好我们的事业。”<BR>佳县的调查工作完成后,周恩来提议去黄河边看看。接近香炉峰时,周恩来下马步行,登上山顶,伫立良久,极目四望,最后感慨良久说:“这地方,真好哇!难怪主席说自古黄河百害而无一利,其实黄河也是有功劳的,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在黄河上建桥,发展交通,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过了一会儿,周恩来一行人下山了,边走边谈。忽然周恩来疼痛地“哎哟”一声,大家忙赶上去搀扶,原来他不慎一脚踩到酸枣刺上了,酸枣刺戳穿布鞋底,直插脚掌。“嗬,‘圪针’还这么厉害!扎得好痛呀!”周恩来困难地坐下,不禁惊叹道。大家小心地帮周恩来脱掉鞋袜,快速拔出酸枣刺,按压止血,可是没有消毒药,也没有纱布。再看周恩来的鞋底露出一个大窟窿。高富有急中生智说:“周副主席,我们抬你走!”“不要,我能走,不用抬!你们谁有多余的鞋?”周恩来坚决拒绝大家抬他,随口问道。但是这一次谁也没带多余的鞋。周恩来又说:“你们找根棍子,我拄着走,或许好些。”有人从路边找来一根枯枝,砍去树杈,递给周恩来当拐杖。周恩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下山,骑马回去了。(228页)</P>
<>《共和国元勋轶事》,高富有,高英,中央文献出版社。</P></DIV>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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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25日,周恩来刚在颐和园景福阁坐下,一眼看到高富有(便衣队长),不容思考地说:“高富有,李克农呢?赶快找他过来!”李克农(社会部长)明白周恩来找他有什么事情,就和高富有一起来到周恩来身旁。“下午的活动你们怎么安排的?”两人刚一进门,周恩来便急切地问。李克农拉过一把椅子坐定,将下午在西郊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的具体安排详细描述了一遍,周恩来认真地听,迅速地思考,没表示任何不同的意见,显然十分满意。李克农把头转向高富有,问:“北京动物园向右转弯掉头处,你们怎么安排的?”这是当时通往西郊机场唯一的重要的地段路口,路况比较复杂。周恩来对此也很关心,转头听高富有述说。高富有说:“我们派便衣队的李新同志,换上警察制服负责指挥交通!”李克农十分关切地问:“他会不会指挥交通?”“他不但能指挥交通,而且技术相当熟练!是我党曾派去做地下工作时,在国民党交警队学的,还干过一段时间的交通警察,肯定没问题!”高富有自信地回答。(306页)</P>
<>1949年春,柳亚子曾经住在颐和园的益寿堂,由于吃饭问题和负责照顾他生活的管理员发生了矛盾。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我要去见他,要批评他!”态度非常严肃。这天,周恩来预先通知,他和邓颖超要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夫妇。<BR>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约定时间之前,在听鹂馆休息室,先让高富有把这件事又复述一遍。“前两天,柳先生想吃青豆荚、嫩黄瓜,我们派的管理员到青龙桥、海淀等菜市场都跑遍了,结果没有买到,就自认为当时的季节,北平的菜市场不可能买到,要吃只有等到六七月份,就没有到城里的大菜市场去买。那天做好饭菜端上桌,柳先生见没有他想吃的菜,不高兴,自然发火了......”高富有把了解到的情况作了简单叙述。周恩来默默地仔细地听,显然是像往常一样在核实情况。高富有说完,周恩来便说:“是这样,我找他谈话后,就不陪他们吃饭了,留下邓大姐和你们作陪,但饭后一定要送他们夫妇回寓所,保证绝对安全!”<BR>周恩来刚交待完,柳亚子夫妇已经应邀来到。宾主热烈握手互道问候后入座。周恩来首先举杯,祝柳先生夫妇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始品菜之际,周恩来谈起柳亚子和管理员之间发生的事。周恩来说:“柳先生,这件事你做得有些过分。我们朱德总司令,在党内可谓年岁最大,职位最高,可是他对任何同志,无论是警卫员、管理员,还是司机,都非常尊重,对战士都相当和气,因此他在我人民解放军中威信极高。”柳亚子心平气和,认真仔细地听,没插一句话。周恩来紧接着又诚恳地向柳先生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进城后时间还不长,百废待举,万事待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一样样工作正待筹划、安排,决不可操之过急,希望你能多多保重身体,今后我们有的是工作让你去做!”接着周恩来站起举起酒杯说:“柳先生,郑女士,今天我还有急事,必须先行一步,这里有邓颖超和其他几位同志陪你们进餐,希望你们能心情愉快,吃好!喝好!”说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周恩来与柳亚子夫妇握手互道晚安后告辞。<BR>高富有送周恩来到院门外,周恩来转身对他说:“柳先生夫妇的生活,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买东西可以到城里的高级市场,比如东单菜市场可以买到新鲜过季节的蔬菜,东安市场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有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你们一定要注意处理好!”(313页)</P>
<>1951年五一劳动节,周恩来在东交民巷国际饭店(原六国饭店,现为华风宾馆)宴请外国专家和友人。席间周恩来要去厕所,高富有(外国专家局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保卫处处长)带他去。“怎么厕所这么臭!”周恩来不满意地说。“这是公共厕所。”高富有说。“噢,公共厕所就得臭,公共厕所就应该臭吗?”高富有无言以对。周恩来接着指出周到的服务应该包括在各个方面。(328页)</P>
<> 《共和国元勋轶事》,高富有,高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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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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