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

<>1955年5月27日，梅兰芳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去日本访问演出。演出中间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企图制造事端。周恩来自始至终关心着中国京剧团的活动，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即使的指示，特别派出日本问题专家孙平化随团活动，千方百计保证梅兰芳的安全，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BR>孙平化按周恩来的指示，与日本警方多次联系，日本警方很负责的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了梅兰芳的安全。周恩来担心中国京剧团回国路过香港时出问题，就通过外交途径采取周到措施，使梅兰芳一行一下飞机就能换乘汽车，由香港警方护送他们到深圳。当中国京剧团到达深圳火车站站台时，只见挂有公务车车厢的专列车已经等候多时了。   </P>
<>    周恩来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BR>1、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 <BR>2、不准宴请，不准陪餐； <BR>3、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燕窝、鱼翅之类的东西）； <BR>4、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 <BR>5、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店，不戒严。 <BR><BR>周恩来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写文章，秘书可以帮助修改润色，但是不能代劳。他说领导干部应该熟悉自己所管理的事务，不应该一问三不知，一切都由秘书、文书包办。至今从国务院出来的一些人，还有这种自己动手写稿的习惯。 <BR><BR>那时向周恩来汇报的人，往往要准备很多套材料，一套不行再拿一套，而且事先要把材料看一遍，不能到地方再拿着稿子念，因为这些材料说不定周恩来都看过，有一个小数点错了，他都能听出来。    </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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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访问大连。晚上周恩来对许奉生和高振普说：“你们注意了吗？今天两餐饭，没吃到猪肉。”许奉生说：“是没有猪肉。”高振普说：“每餐都是大虾、海货等，在北京很少吃到。”周恩来说：“这里的老百姓那能天天吃大虾？连咱们都吃不到猪肉，可见市场上的猪肉很紧张。”周恩来对许奉生说：“你是大连人，很久没回家了吧。借这个机会，你明天回家看看，了解一下市民每个月能有多少猪肉吃。”许奉生说;“总理你想吃猪肉，明天叫宾馆搞一点给你吃。”周恩来说：“不是我要吃，我是想到这里的市民有没有猪肉吃。” <BR><BR>第二年，即973年7月31日，周恩来陪同刚果总统到大连访问。临行前一天，周恩来交待张树迎，这次去大连，不要提及猪肉的事，更不要叫地方搞猪肉吃，不过要带几斤猪肉，叫小许给她家送去。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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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梯原来设计的是外露的，周恩来看过图纸以后，要求给楼梯加上门，而且楼梯门的外观要和各房间的门一样，这样外人进来以后，楼梯门一关，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楼梯。 （《红岩女主人—饶国模》）  </P>
<>     去年北京电视台的《友谊之路》栏目，采访了当年周恩来访问亚欧十四国时的一些当事人。有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女大使，她说当年她给周恩来献花，一见到周恩来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说周恩来的眼神和笑容她至今还记忆犹新，从那时起她就决心长大后要搞外交，要做一个像周恩来那样的人。 <br>    埃及的一个大学有个学生，他以周恩来为研究对象，写了很多关于周恩来的论文。 <br>    摄制组离开非洲的当天下午，一位退休人员给摄制组打电话，要求他们去一下他家。由于机票已经买好，只好留下一个摄影人员，其他人先回国了。这个人到了他家一看，当年周恩来访问他们国家时的几种报纸，在院子里摆了一长排。    </P><br>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2 4:37:2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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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72年，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访问中国。周恩来对布托建议：“如果在地方上有些小煤矿、小铁矿，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允许私人经营，这有好处，例如可以搞些小的钢厂，可以在地方上生产些小农具，这样就不要都由国家来负担了。” <br/>“在过渡时期必须十分谨慎，要不断总结经验。你们的目标是好的，就是首先要使西巴（巴基斯坦刚刚分裂为西巴和东巴）站得住脚，强大起来。没有一个强大的基础，在国际斗争中是要失败的。” <br/>1957年，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受周恩来委托买回了一批适合中国使用的农业机械，从北海道引回一些日本稻种。 <br/>1972年，周恩来在患癌症之后，仍在关心中国为斯里兰卡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听说中国画家对大厦内的油画主题争论不休，就亲自将主题定为“美丽富饶的国土，勤劳勇敢的人民”&nbsp;&nbsp;&nbsp;&nbsp;&nbsp;&nbsp;</p><p>周恩来让人在人民大会堂布置了台湾厅，叫罗青长从故宫调来郑成功的画像，挂在台湾厅。并把郑成功的画像复制后送给了台湾当局。台湾厅的的解说词是周恩来亲自题写的。（见《话说周恩来》，<font size="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font>）&nbsp;&nbsp;&nbsp;&nbsp; </p><p>&nbsp;&nbsp; 万隆会议闭幕当天，5个发起国宴请周恩来。宴会前半小时，周恩来说：“我还有个活动。”他带着礼宾司司长去参加一个小国的酒会。这个国家虽然事先邀请了周恩来，但是大会结束后5个发起国总理宴请中国代表团，主人以为周恩来不会出席酒会了，万没想到周恩来如此重视一个小国的邀请。 <br/>1960年，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参观了中国援建的一些工厂，看过以后，周恩来说，我们对所在国的情况不了解，人家这地方热，盖房子是要通风防潮，遮挡阳光的，而我们的建设却是北京风格的，用大玻璃窗采光等等，犯了主观主义，以后我们援外要先搞调查，把受援国的情况搞清楚。 <br/>文革时，驻埃及大使黄华从刚果（布）回来乘坐荷兰飞机，机组服务员认出了他，走过来对他说：“我们给周总理开过飞机，为中国代表团服务过。”（指访问亚欧十四国的那次） </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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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程开甲，是江苏吴江人，说话口音很重。有一次，他在北京汇报氢弹空投试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问飞机安全是否有把握，当时的空军副司令很有信心地指着程开甲说;“是他算的。”周恩来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程开甲，程开甲有信心地表示：安全是完全可靠的。周恩来问得很细致，程开甲对答如流：从多大当量、多少探头、测多少数据，到多大风速、有无危害等等，他都如数家珍，汇报得一清二楚。汇报快结束时，周恩来突然问了一句：“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年龄？”程开甲却突然愣住了，居然很长时间没有回答出周恩来的提问。周恩来笑笑：程开甲同志，你要学说普通话，这样能使更多的人听懂你的发言。 <br>多年以后，讲起这段往事，程开甲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难过地说：“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周总理让我学说普通话的人还没完成。”（《两弹一星--共和国丰碑》） <br>1962年春节，周恩来叫聂荣臻通告两弹一星的专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了开会的时间，专家们走进会场，都愣住了，每一张桌上，都放着一盆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周恩来说：“今天的议程就是吃红烧肉。我有事，先走了。”陆定一、陈毅、聂荣臻三人陪同一千多位专家。     </P>
<>1967年，有一次造反派弄了10万人要冲苏联大使馆。周恩来把北京卫戍部队调来，亲自守在大使馆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周恩来担心，大使馆有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死很多人。周恩来在电影院里找造反派谈话，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大使馆。到天亮，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来了，傅崇碧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周恩来回去以后，过5分钟打一个电话，询问情况怎么样。傅崇碧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周恩来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主席交待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才睡觉。 <br><br>50年代，周恩来参加一个文艺界的会议，他问每个人的的收入够不够，都有哪些开支，连茶叶招待烟都算上。老舍就说，我一个月300多，除了吃喝外，还要有一些应酬。差不多够。周恩来说，你再加100也行。问到李准时，李准说，我的家属都在农村，吃喝不用花钱，一个月60块钱够了。周恩来说，不能按你的标准，生活标准不能按农民算，作家的劳动是艰苦的劳动，是需要成本的，应该有所照顾。每月的生活必需品，纸张文具等等，还有为了搜集素材需要走访一些地方和人，交通费也应该计算在内。 </P>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陈荒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22 4:02:3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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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次核爆炸成功之后不几天，有个日本人来访。她和周恩来会谈中，突然提出“中国核试验污染日本的问题”周恩来处之泰然，风趣地回答说：“烟云由西往东漂移，首先经过的是北京，我们现在这里谈话不是很安全吗！再过几千公里的日本，怎么会受到污染呢？”此人无言以对。 <br><br>每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事先总要选定几个议题，形成《议题要点》，一般每次会议两三个议题，多时也有七八个议题。每次会前，周恩来都要逐字阅读《议题要点》和相关报告材料。开会往往叫刘柏罗先念《议题要点》还选定一两份材料，请替送的领导宣读和答辩，深入研讨。一般每念完一个段落和议题，周恩来就宣布停一分钟，等待大家发言，直到没有异议，再继续念下一个议题。周恩来总是吸收大家意见后作一段结论性发言，这样逐题讨论。 <br><br>1965年3月中央专为第十一次会议时，周恩来批评了七机部。他说：你们在北京搞得太大了，空中一看，那么一大片。紫禁城是20万平方米，你们口气很大，某研究院就80万平方米，你们是导弹口气。我们许多技术人员是从苏联和外国学来的，十多年设计思想没改变，这对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很不利。七机部再发动群众，好好讨论一天，为什么不能因陋就简？ <br><br>每次周恩来出国，只要不是外交场合，总是和代表团的人在一张桌上吃饭。，每次大家总要给周恩来留出一个座位来，而周恩来每次都是随便找个座位就坐下了，警卫副局长杨德中每次总要等大家都坐下以后，他才坐下，因此总是坐在大家留给周恩来的座位上。一次，在印度，又是这么坐，印度的服务员不认识周恩来，再加上杨德中个很高，每次上菜，总是先给杨德中上，直到周恩来站起来给大家敬酒，这些服务员才恍然大悟。      <br>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27 6:12:4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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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为悼念周恩来,彭绍辉让家人做了个花圈,写上"一个老红军战士敬挽".在家人陪同下,晚上亲自坐车送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前他说:这么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悼念总理嘛!然后他坐车围着广场转了一圈才回家.    <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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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31年，在上海的彭文应去朋友家，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人在和朋友说话，看到彭文应，那人向彭文应看了一眼，侧一下身，彭文应的朋友正在翻箱倒柜，问彭文应：“你身上有钱没有？我太太不在家，我只找到一点钱。”彭文应就把身上带的钱都给了朋友，朋友交给来人，那人又看了彭文应一眼，点点头就走了。后来彭文应问他的朋友，那人是谁。朋友笑了，那就是周恩来，他在筹钱营救地下党。1951年，彭文应参加一次政协会，他发现周恩来老在看他，他想大概是自己多心了，20年前的事，而且只见一面，周恩来不可能记得他。散会后，彭文应正往外走，周恩来叫他：“彭先生！”彭文应回头站住，周恩来和陈毅一起过来，周恩来对陈毅说：“彭先生当年帮助过我们。” <br>
<>　　 演董存瑞的张良有一次和张瑞芳配戏，周恩来去看了，看完以后，对每个人的表演都评论一番，说到张良时，周恩来说：“小张良，你演得可不行，没放开。”张良很不好意思：“张瑞芳比我大十几岁，我演她的丈夫，找不到感觉。”过一会合影，大家要周恩来坐中间，周恩来说：“谁岁数大谁坐中间。”大家说：“那还应该是您。”周恩来说那不一定，说着就报了生日，有一位岁数较大的老先生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比总理大一个月。”周恩来说大一个月也是大。于是这位老先生坐在中间，周恩来拉着张良坐在最右边。（《张良回忆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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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2 4:39:0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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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周恩来指示当时参加中美会谈的王炳南，约见美方代表，对美国提出严重警告。4天后，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反对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重申美国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地区的目的是所谓“防御性的”。 <BR>对于这条新闻的刊出，当时《人民日报》的报社负责人和编辑部提出三个方案：一，国际新闻版显著位置；二，第一版显著位置；三，第一版不显著位置。他们倾向于第二个方案，但拿不定主意，于是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听后，认为这样一个和我国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放在国际新闻版显然不妥，但也不必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因为肯尼迪的态度虽然很重要，但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根据过去刊登这类新闻的经验，提出以放在第一版右下角为宜。 <BR>后来尼克松访华的新闻也是放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 　 　 　
<>      抗日战争还未结束，周恩来就考虑将来开发和掌握有关导弹、原子弹新技术的需要，指示情报部门拟出在欧美等地攻读有关专业的留学生和从事此项研究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的名单，一待时机成熟，争取他们回到祖国服务。解放后，周恩来就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争取一批滞留在欧美的科技人员陆续回归祖国。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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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容的《红色记忆》里说他和李普结婚前，李普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问了沈容的情况说：“第一，要先给家里写信说明，家里同意与否不要管它；第二，要在报纸登一个结婚启事；第三，要请一位像沈钧儒那样的大律师证婚。国民党总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事情真相。” <BR><BR>1960年，周恩来访问印度，离开印度时，英甘地身着藏装在草地上欢送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就问罗青长等人：“你们看到没有？英甘地穿着藏服，说明她对西藏问题感兴趣。”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