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莫斯科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时的两难选择和巧妙化解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周恩来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全面参与了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六大结束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要处理大会的一些未尽事宜。其中，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是个棘手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彰显了周恩来的坚定、才干和睿智。

一．什么是“江浙同乡会”事件
1925年10月，由苏联出资在莫斯科办了一所专门培养国共两党推荐的中国学生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学生都返回中国。1927年7月，中大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他们很少部分分配当教员或翻译，而大多数都分配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简称军政大）、伏龙芝军事学院（简称陆大）以及飞机、步兵、炮兵、工兵等军校继续深造。升学军校的学生暑假都要参加野营军事训练。训练结束，共处一室聊天时，步、炮、工三校学生说他们伙食差且每月只有一二卢布零用；而可按军官待遇领取工资的军政大和陆大的学生说，若我们津贴高，每月就拿出一部分给你们去吃中国饭。一个炮校学生开玩笑地说，好吧，我们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来，我们去吃中国饭。此话，很快就在各校间传开了。9月份，他们为此还通了两次信；军政大的卢贻松和蒋经国还真的托人捎过40卢布，给那三所军校的朱茂榛等人去吃中国饭了。

无独有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翻译的毕业生薛萼果（即孙冶方）等，也按军校同学要求，被“敲竹杠”，发工资后的一个星期天也买鸡、肉等食材在自己房间做烧菜做饭，邀请几个军校同学来吃中国饭。这天，在中大任翻译的董亦湘，在陆大学习的陈启礼、左权也来了，挤了一屋子人。此时，一位中大学生从窗前过，听到里面人声嘈杂，江浙的口音很多，回校就说：很多人聚集在某人的房间里，呱啦呱啦讲得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传来传去，最后就说成“董亦湘等在薛萼果房间成立了‘江浙同乡会’”了。但是，到此并没有成为事件。而且，苏联军委不久给步、炮、工三校的学生每人每月发30卢布津贴，他们宣布“我们的生活独立”，“敲竹杠”之事，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1927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的向忠发被派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后，应组织部长李维汉之托，向中大、东方大学和各军校党部了解留俄中国学生的思想、学习情况。他了解到各校中国学生间存在着严重的派别问题。后来，又从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伯乌）工作的郑家康那里了解到：在留俄中国学生中有一个叫“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小组织，有40多人。1928年1月底，他听说东方大学学生示威“闹事”涉及“江浙同乡会”，就请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大校长米夫秘密调查此事。米夫立即答应。

米夫请格伯乌秘密调查。很快，格伯乌查到了一些证据。其一是军政大的卢贻松1927年9月给炮校朱茂榛等人的信，内称：“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时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多少缴点”。其二是刘宜山等人1927年9月17日给朱茂榛等人的信，内称：“他们的名誉会员已经缴纳会费了，何以我们还未说起。在我们自然想作你们的名誉会员”。格伯乌认为，名为“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确实存在，它们有名称、章程、会费，还有正式会员和名誉会员。1928年2月26日，米夫在中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学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江浙同乡会”，中大成立五人调查委员会，要求学生互相检举揭发。一时间中大校内，互相揭发，互相指责，天翻地覆，人人不得安宁。而陈绍禹、沈泽民、李竹声等人却很快成为追查的骨干分子。不久，米夫再次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江浙同乡会”确实存在，是个危险组织，中大是它的大本营，有60多名正式成员。同时米夫宣布解散调查委员会，交给格伯乌解决。接着，向忠发赶到中大，在全体学生大会上宣布：“江浙同乡会”基本查清，是个反革命的秘密小组织。1928年3月24日，格伯乌提出了两个月来调查的书面结论：“江浙同乡会”查实者有22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文、蒋经国等。一周后，米夫在东方部的相关会议上称，至少有110到130个中国学生参加了“江浙同乡会”，证据确凿的首要分子有蒋经国、（中央总书记）、朱务善、朱代杰、卢贻松、刘仁寿、黄仲美、周策、陈启科等八人。1928年4月中旬，米夫以国际东方部名义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开会，格伯乌肯定地提出一个12人的“江浙同乡会”的名单：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决定开除蒋经国等12人的党籍和团籍，将其中4名首要分子拘押审查；请列宁学院对俞秀松、周达文等中国学生进行审查。会议还通过了一项由陈绍禹起草的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肯定“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必须经过相当的机关，采用组织上与法律上的办法，以达肃清此组织的目的”，“且对各个参加者为党纪上的处罚”。

这就是一句玩笑话引起的、越操弄越厉害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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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接手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时的两难选择
六大闭幕后，周恩来先要检查、关照所有六大代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要组织六大代表分批分期回国，具体分配、实施中大第二届毕业生回国革命或继续在莫升学等工作。所以，除了参加会议研究外，他没有具体过问“江浙同乡会”事件。
这个事件是向忠发首先提起、以后一直直接处理、并抓住不放的。4月中旬会议后，格伯乌调查人员从朱茂榛处拿到了私藏的“党纲”送给米夫，让翻译看，原来是1926年党支部工作计划。于是，米夫就把此事放下了。5月，向忠发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写信，提议解决这个反党小组织问题。6月5日，他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要求立即消灭这个小组织。六大刚结束，向忠发又于7月14日，召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他宣布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和中央查出这一反党秘密组织的决心。接着，陈绍禹对“江浙同乡会”作了盖棺定论式的系统发言。会后形成了一个《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的正式文件。7月20日，中共六届政治局会议上，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瞿秋白和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会后，向忠发即离苏回国。回国前，他特别交代瞿秋白和张国焘，要抓紧处理“江浙同乡会”问题。
然而，那些作为“江浙同乡会”首领、骨干、成员的嫌疑人，得到消息后，接连不断地给中大调查委员、向忠发、中共代表团、共产国际等纷纷写信申诉，说明情况，否认有这个组织。6月29日，被军校开除的陈启科、左权、胡士杰、尤赤、郭景纯等人写信给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申诉。7月22日，他们又直接前往克里姆林宫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共中央监委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接见了他们，并接受了他们的申诉。瞿秋白知道后，就派代表团成员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大调查核实，但却遭到支部局的拒绝。他们又往格伯乌查阅材料，答复说，材料已被中央监委调走了。他们只好通过在中大的亲属关系如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等找了十多个中大“同乡会”会员嫌疑人，一一询问并要其写出书面材料，所有人都否认参加此会，还说这事陷害他们的阴谋。瞿秋白据此向代表团写出了报告，否认“江浙同乡会”的存在。但中大却传言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领导权，甚至说瞿秋白是“江浙同乡会”的后台。
联共中央监委决定成立一个以雅罗斯列夫斯基为主席、有共产国际、苏联军委、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参加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调查处理这件事。瞿秋白和周恩来被确定为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此时，本来就有结核病在身的瞿秋白，六大以来工作的劳累，使他老病发作，只得去苏联南方巴库治疗。代表团曾建议由苏兆征和关向应二人代替，后来还是决定以周恩来和苏兆征参加、由周恩来负责。
接手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后，周恩来首先是尽可能地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他将从瞿秋白那里移交过来的所有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仔细阅读、分析，然后去中大等校调查了解。由于在六大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中有20多人主要是从中大的毕业生或在校生中抽调的，所以周恩来到中大等校调查非常容易。
周恩来和苏兆征首先到中大党部调查。包括副书记陈远道、组织委员何尚志、委员李剑如等在内的支部成员反映非常强烈，对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嫌疑人”加了很多罪名。周恩来了解到，中大自1925年以来，由于来自旅欧学生和来自国内学生、早期来的学生与后期来自工农学生在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曾先后发生过旅莫支部存废之争、“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清除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现在又加上“同乡会”之争，“同志间关系坏到万分”，就劝他们说“同志间要取消政治名词性的无原则的相互攻击”，结果立即受到与会者的批评：“现在说这种话很容易被人利用之反对党以及与党对立”，“代表团不能妥协”，“代表团若不将‘江浙同乡会’根本解决了，则对党的前途非常危险。首领应枪决，活动分子全应开除”。周恩来当场解释说：“不能认为代表团有妥协。事实上，问题十分复杂，秘密文件尚未得到，名单也成问题，这涉及到人的问题，而对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求中大支部局提供一个确切的“江浙同乡会”会员名单，他们很快拿出一个71人的名单，其中俞秀松、周达文等首当其冲。但他们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周恩来和苏兆征找被称为“江浙同乡会”的骨干、活动分子等人了解情况，他们却说：这是有人利用玩笑话进行陷害的阴谋，是为了拉帮结派。周恩来和苏兆征此后又东方大学和各军校调查，也得到类似的情况。
经过深入了解，周恩来感到解决“江浙同乡会”事件是个棘手问题，无论肯定或否定它的存在，都会加剧留俄学生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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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恩来对“江浙同乡会”事件难题的巧妙化解
1928年8月1日，雅罗斯列夫斯基召集“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全体成员联席会议，宣布自当日起到8月6日，所有委员都应到监察委员会看材料，并有权向任何与此事有关的同志提出问题，听取证词，与各方负责人谈话。8月10日，雅罗斯列夫斯基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断定组织互助会的企图是存在的”，“关于这个会的组织上的存在是绝对没有确实证明的，也更无材料证明它现在仍然存在”。报告对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以往提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反革命行动、帮助反动派等等所谓“证据”，逐一进行了剖析、否定。报告认为，解决这件事的正确办法应当是，对于企图组织互助性质的小组织而未向党报告的党团员，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报告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并在所有留苏学生中公开宣读。
这个报告说服了绝大多数与会者，但周恩来和苏兆征根据中共代表团的一贯意见，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为了说服中共代表，会议开了11个小时也未奏效。最后，会议强行通过了监委提出的决议：“1927年之‘同乡会’是一种苏联境内各校之中国学生企图组织物质上之互助团体，其他的政治目的是没有的”；凡因此而受到嫌疑被派遣回国或受到处分的学生，一律重新审查；一切有关这一组织的材料均停止生效。
对此，周恩来和苏兆征简短商量后，当场表示：不能同意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和会上其他同志的态度，“尤其不能接受这一决议，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这样一种重大的结论，无论如何都过于仓促。不过，我们不打算继续在这次会上提出另外的建议，我们将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向联共中央政治局说明我们的看法。”
周恩来回到在莫斯科柳克斯旅馆的住处，根据他们调查的情况、中共代表团此前的文件和代表团的意见，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起草了一封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信，并于8月15日的代表团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这封信。此信强调：“中共代表团一直认为，此事应该由中共与联共两党共同组织委员会进行讨论，但是没有想到办理此事，中共代表团差不多仅仅站在一个与闻的地位来参加讨论，并没有一贯地负过什么共同解决的责任。中共代表团确信，依照中央监委的决议，只有使群众更加愤懑，同志间的关系更将无法改善。”信件在列举事实和批驳了雅罗斯列夫斯基报告的观点后，确信小组织“互助会”的存在，并指出了12名成员名单。中共代表团还起草了新的决议案，提出四条决定，其中第四条是“对于已经证实参加这种秘密组织的分子和嫌疑人，须分别以组织上的纪律制裁，前次关于十二个军事学生的决定，也在此条件下重新审查”。8月17日，中共代表团向联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上述文件，也向联共中央监委提交了复本。
周恩来写信和起草新决议案的目的，就是以中共与联共平等的地位，以格伯乌查获的两封信为依据，肯定秘密组织的存在，阻止联共中央监委公开否定其存在，以防止中共中央所做的所有结论被全部推翻、各校党部成为众矢之的，从而避免中国留学生间的进一步对立，进而维护新的中共领导人向忠发以至新中央的威信免受影响。但是，这个组织是“互助会”而非“同乡会”，所涉及的人员还尽量地少，只有12人，而且处理的方式仅仅内部的“组织上的纪律制裁”，不会有开除、流放、关押、斩首等苏联专政机关的处罚。可见，周恩来既要中国留学生不受伤害又要维护党的威性的良苦用心！
8月下旬，联共中央政治局受理了中共代表团的来信，派出代表参加有联共中央监委、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各方的意见，试图调和联共中央监委与中共代表团的分歧，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时，联共中央监委宣读了起草好的《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及党团员书》，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
宣读后，周恩来当机立断，推出新的建议：中共代表团停止利用此前一切与此事有关的材料，放弃追查“江浙同乡会”的一切努力和处罚有关学生的任何尝试；联席会议也不就此事件做出公开结论，以免进一步恶化中国学生之间已经极不正常的关系。同时，以联席会议决议的形式，发表一个《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要求中国学生必须把一切精力集中到学习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及中国革命经验上来，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教育，放弃一切无原则的同乡观念乃至派别倾向。此书可以由联席会议重新起草，也可以用经中共代表团修改和联席会议通过的联共监委的文稿。联共中央政治局代表见没有新的意见，宣布散会。
9月6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依据上次会上中共代表团的建议提出的决议和《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至此，“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处理宣告结束。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最后处理，看似不了了之；实际上，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此事的存在，像是什么事情都发生的一样，而且不使用原来的材料，不追查和处罚所涉及的学生。这是更高层次的否定。可见，周恩来在处理此棘手问题时，何等的机智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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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6 17:27 | 只看该作者

对“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处理，彰显出周恩来已经历练为一位成熟的革命家。发生在1928年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正规党史及革命史上几乎没有涉及，仅在周恩来传记性著作和其他相关著作中简要提到，直到苏联解体、俄国相关档案解密后，人们才了解其详情。周恩来在处理此事时，以成熟革命家的才能巧解难题。他解决的办法分三步：一是调查清楚，准确判断。他通过看材料、搞调查、听答辩，搞清事件的真相，从而做出准确判断，这是留学生间各派为争夺影响、借助依据戏言和普通物质往来有意操弄之作。二是把握方向，借助集体。他在处理此事时，把握住这些留学生都是中国革命未来的可贵力量，必须把握保护留学生不受伤害和维护新中央威性不受影响的大方向，必须借助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集体的力量实现目标。三是明打暗保，以退为进。他在给联共中央政治局信中，名义上是肯定“互助会”的存在，实质上是以组织上的纪律处罚取代专政机关的惩处，从而保护留学生；而在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他在双方意见坚持不下、监委提出《告学生书》后，立即随机应变，以中共代表团不继续追查为退，从而让联席会议也不公开否定，达到实质上的全盘否定。尤其是，周恩来在给联共中央的信中，开头就提出“此事应该由中共与联共共同组织委员会进行讨论”，但中共代表团“仅仅站在一个与闻的位置上参加讨论”。这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对联邦共产党的老子党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在当时中共力量不大、刚刚经历大革命失败、又在莫斯科刚开过六大的情况下，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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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6 17:28 | 只看该作者

古语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周恩来在处理因学校党部与部分留学生的矛盾而产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时，先是以“明打暗保”的办法，后来因机而变，采用两种处理意见各自后退的办法，既保护了学生不受伤害，又保护了党组织的威信不受影响，从而收到“鱼和熊掌兼得”之效。 (2014.1.16.)

参考书目：
1.《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
2.《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
3.《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张秋实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5月
4.《巧解矛盾—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姜爱凤著，重庆出版社，1998年2月
5.《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岳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
6.《中共历史上最早的政治运动—“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杨奎松著，Baidu贴吧红军之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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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4 09:17 | 只看该作者

本文是笔者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6周年和逝世38周年的原创作品。
笔者在撰写关于周恩来革命过程的传记文学查阅资料时，正好看到他在首次赴莫斯科时期处理“江浙同乡会”的内容，觉得这是难得的内容，于是将其奉献给所有喜爱、崇敬周恩来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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