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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

慧才展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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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30 16:49 | 只看该作者

>五，五四风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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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 , 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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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这次从日本归国，是为了进刚创办的南开学校大学 部读书。这时离学校开学的时间还早，所以他没有直接回天津， 而是从日本坐轮船到大连，先去沈阳看望伯父。接着，又到哈 尔滨东华学校做客。那所学校的校长和大多数教师是南开学校 的毕业生。他们都很热情地欢迎他。周恩来几乎被留在那里工 作。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巨大风暴突然来临，改 变了周恩来的生活道路。这便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 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的愤怒的大爆发。本来，中国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对德宣战，应该是“战胜国”之一；可是在战后的巴 黎相会上，列强却把德国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消 息传来，整个中国立刻沸腾起来。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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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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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青年学生。 五月四日那天，愤怒的学生群众在北京首先喊出“拒绝巴 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 (宗舆)、章(宗祥)”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火烧曹汝霖 的住宅，痛打章宗祥，被卖国政府拘捕三十多人。 事件立刻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七月，天津各校学 生举行示威游行。十四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谌 志笃、马骏当选为正副会长。二十三日，十五所大中学校的一 万多名学生罢课。二十五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 国同志会成立，选出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郭隆真、张 若名、邓文淑(颖超)为评议委员。邓颖超还担任天津女界爱 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在两会的领导下，热血沸腾的男女学生 分别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作宣传、沉痛诉说巴黎相会上中 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各界奋起救国， 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六月初以后，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九日，在天 津河北公园举行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公民大会。十日，全市商店 宣市罢市。十八日，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二十七日，马骏、刘 清扬等十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要求拒绝在 巴黎和约上签字。他们和各地代表一起．坚持斗争到第二天晚 上。后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处于被统治状态的民众，以如此广泛的群众规模行动起来， 直接干预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局恩来从东北回到天津。五月十七日，他到南开学校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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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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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敬业乐群会”的茶活会。他这时还没有入学．只有一个校 友的身分；但对这样一场热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他难以置身事 外。在他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说：“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 的。”他曾联络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让 曹担任校董。六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代表赴京时，他也赶 到车站送行。 七月初，省教育当局召集天津各学校校长开会．决定提前 放暑假，推迟开学。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分散。放假 后，学生纷纷离校。不少人看到卖国贼曹、陆、章已被免职，巴 黎和会上也已拒绝签字，运动又已进行了两个多月，斗争情绪 开始松懈。学联负责人鉴于这种情况，鼓励运动中的骨干分子 搬进南开学校居住，集中办公。在南开学校举行的—次茶话会 亡，周恩来对斗争的下一步提出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 力，方能成功。” 为着把运动坚持下去并引向深入，六月下旬，学联决定创 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虽然仍没有入学，但他在南开 学校曾先后主办《敬业》和《校风》，他的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 所以，谌志笃、马骏去看他，邀请他出来主办这份报纸。周恩 来答应得很爽快。他说：《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 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同学们既然需 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 辞的。随后，他也搬进南开学校和学生运动中许多骨干分子一 起居住，还劝说已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回天津度假的南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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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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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老同学潘世纶(述庵)留下来，帮他一起办报。 要创办这样一份报纸是不容易的。—无经费，二无纸张，三 没有印刷厂，四要向警察厅立案，这些都是难题。可是，在周 恩来等的细心筹划和奔走下，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 潘世纶在回忆时感慨地谈到：那时参加学联的人很复杂，爱 出风头的、锋芒毕露的、争权夺利的有的是。周恩来却不是这 样。伯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 雄。他搞什么活动都专心致志，非常热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 用到工作上。办报纸是个苦差事，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 售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 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小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 又好。当大家没有主意时，他会出新主意。所以，许多人尊重 他，有事愿找他。 《会报》发刊前，为了扩大宣传，在七月十二日的《南开日 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他 把“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同“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 独立运动”并提，指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 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日本米骚动 给他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 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 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 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 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 在。如果同早年在南开学校求学时相比，他这时的思想和视

《周恩来传》 , 第50页
 野显然已开阔得多了。 这篇《发刊旨趣》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大批订报的函件纷纷寄来。根据该报记 载．订户有四五干份，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 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而且有北京、保 定以至上海的。 七月二十—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报纸最初 是日刊(九月二十二日受警方干涉而被迫休刊，十月七日复刊 后改为三日刊，出了两期后又恢复为日刊)，辟有主张、时评、 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创刊 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马 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 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少年世界》说：“天津学生办的报 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说：《会 报》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醒世周刊》“这两种刊物都是很有精 神，《学生会日报》(即指《会报》——编者注)比较的更为敢言”。 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 报冠”。 山东问题是当时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所在。八月初，山东 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 的爱国运动，并且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消 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六日，周恩来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

《周恩来传》 , 第51页
 “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 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 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 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三 天后，该报又发表一篇《讨安福派的办法》，写道；单靠打电报、 发宣言、上请愿书，是不能去掉安福派的。“我们当知道，我们 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且响亮地减出：“罢工！罢市！不纳税! 罢课！种种的举动，那才真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 经过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再次派出刘清 扬、郭隆真等十人进京请愿。她们和北京代表十五人一起，在 八月二十三日到总统府递送请愿书，要求严惩马良以乎民愤。代 表们在总统府守候了一天，北洋政府却出动军警，将代表全部 逮捕。 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却冷静地说： “这正是抓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 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 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学生联合会报》的号外出来了!人们奔走相告。二十六日， 京津学生二干多人推马骏为总指挥，在北京包围总统府、国会 和国务院。斗争坚持了三天。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调动数干名 全副武装的军、警、保安队，再加派骑兵，把请愿群众驱赶到 天安门前，用木棍和枪托演出了一场“全武行”，打伤学生一百 多人，强行逮捕马骏等代表。马骏因此得到一个“马天安”的

《周恩来传》 , 第52页
 响亮的外号。为了救援这些代表，天津学生五六百人再次赶往 北京。这一次，周恩来也去了。他们向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 日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全国各地也纷 纷声援。二十日，两次被捕的代表终于都得到释放。 这个回合的斗争胜利了。九月二日，周恩来和郭隆真、张 若名、谌伊勋(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津。归途中， 他们热烈地交谈着。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 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只能分别参加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 志会。在实际斗争中，这个界限被一步步冲破。八月间，曾有 过酝酿：想在天津发行两种小册子，不分男女界限，都用天津 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来组织。这时，张若 名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 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 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周恩来的 这个倡议，得到大家的赞同。这便是觉悟社的由来。 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次群众运动风暴的猛烈冲刷， 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如此众多的人们思想上发生急递的变化。这 是和平时期多少年也难以达到的。在运动的高潮中，一场场尖 锐的冲突，一幕幕激烈的斗争场面，在人们面前提出了无数的 问号，迫使他们去严肃地思索。当运动稍稍平静时，一些先进 分子就带着头脑里积存下来的这些问题，如饥似渴地重新学习。 而运动高潮中，那些热烈的群众场面又帮助他们从原来比较窄 小的圈子里冲破出来，卷进广阔得多的天地，和许多志同道台 的人聚在一起，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在五四运动中，我们到 处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觉悟社的成立便是其中的一个。
 《周恩来传》 , 第53页
 经过十多天的准备，九月十六日，他们在天津学生联合会 开学生杂志筹备委员会，决定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名叫 《觉悟》。它不再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 义和范围来约束，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叫做“觉悟社”。最 早的会员共二十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他 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李 毅韬、谌志笃、谌小山、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 这样，觉悟社便正式成立了。根据会上讨论后的共同看法，推 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 “觉悟”，这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是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 《宣言》劈头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 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 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 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 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 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它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 大家的‘自觉’‘自决”。为着实现这个宗旨，采取的方法有四： “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 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 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一成立，第一个活动是请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到 觉悟社讲话。那是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是北京大学

《周恩来传》 , 第54页
 的教授，是五四运动中有着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觉 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会上并提出 要分类研究问题等许多具体建议。 九月二十五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 学制四年，学生共九十六人，教师十七人。周恩来已在这月八 日注册入学，学号是六十二号，进该校文科学习。隔了几天，大 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甫开大学成 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开学后，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 起来。为着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 黄正品、关锡斌等同山东、上海等地代表于十月一日再度前往 北京，到总统府请愿，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 到北京，负责通信联络。七日．被捕代表获释。十日，天津各 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的 纪念会。会后游行，遭到保安队、警察的拦阻和殴击，邓颖超 等十一人受伤。邓颖超被殴打时吐了血。游行队伍继续行进到 警察厅，推周恩来、李毅韬等四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 十三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停课宣 言》是周恩来起草的。十七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这二十多 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觉悟社本身 的活动暂时停顿下来。 十月下旬起的两个多月，是觉悟社活动的高峰时期。它的 主要内容有：第一，请社外名人演讲。除李大钊外，曾请徐谦 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 《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 话诗》等。第二，确定固定会所，设立共同的图书室。社员将

《周恩来传》 , 第55页
 各人的书籍杂志交给图书委员，备大家共同阅读。第三，开各 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 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有分组会，有 报告，有批评，也有“仟悔”(就是自我批评)。第四，在一月 二十日出版了《觉悟》的第一期。讨论会的结果，有些就写成 文章在《觉悟》上发表，如第一期的《学生的根本觉悟》便是。 社员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各人的号码。在《觉悟》上发 表文章时，姓名就用号码来代替。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使用 了“伍豪”的代名。第五，继续发展会员。并且规定：新社员 的“资格必当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 邓颖超后来说过：觉悟社“只做过那些事情。那时候我们还是 学生，活动以搞学生会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活 动”。 觉悟社成立不久，就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十一月二十五日， 北京《晨报》把觉悟社称作“天津的小明星”，并且写道；“该 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 悟的青年。”“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叫做 觉悟社。” 觉悟社的社员，一般都有这种改造社会的愿望和奋发向上 的精神。但也要看到：他们大多还处在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很 少人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各人的想法也 不尽相同，所以严格说来仍缺乏同一的奋斗目标和途径。邓颖 超生动地描述过这种情况：

《周恩来传》 , 第56页
 “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 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 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跃的。那 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 想影响的。”“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 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 刘清扬也有过一段描写： “以后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 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 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 都谈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 这些一点也不奇怪。人们的思想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 五四运动那样的启蒙时期尤其是这样。这些青年入在一起，热 烈地谈论着各种新思潮，思想那么活跃，但在众多的新思潮中 什么才是科学的真理，人们并不能一下就认识和分辨清楚。就 是周恩来．虽然已经比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远远地走在其 他人的前面，但他的思想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还在继续探索 的过程中。 这时，爱国群众运动的浪潮还在继续向前汹涌推进。十一

《周恩来传》 , 第57页
 月十六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 举国为之震动。二十五日，天津学生一干多人游行讲演，散发 传单，声援福建人民。十二月十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 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十五日，周恩来 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 施。二十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 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十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 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 的示威游行。二十七日，天津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 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游行，并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 进!”等口号。 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下决心对爱国运 动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一九二O年一月二十三日，学联调查员 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遭到闯入的三个日本浪人的毒打。各 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时，军警又殴打学生，并逮捕了各界代表 马骏、马千里等二十人。二十五日，当局将天津各界联合会、学 生联合会等的办事机构一律查封，并且张贴布告：“天津学生联 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 属违犯法令。”今后，“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 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 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 局势已经很险恶了!反抗却没有停息。一月二十九日，各 校学生五六干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 请愿。群众推出周思来、郭隆真、于兰渚(方舟)、张若名四人 为代表。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闯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 捕。军警随着就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中，用枪托刺刀横击

《周恩来传》 , 第58页
 直刺，重伤学生五十余人，造成天律“一·二九”流血惨案。 反动统治者是最愚蠢的。他们总是不断地用这类野蛮暴行 结越来越多的人上课，驱使他们走上坚决反抗反动统治者的道 路。邓颖超后来讲到这次事件时说：“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 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 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遭受反动当局逮捕。 被捕后，他们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关押在警察厅 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 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 四月二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绝食斗争。他 们分别向警厅宣告：被拘七十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 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因此．限警厅在三日内举行 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有些人在当天就开始绝食。五日，天 津新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人又到警厅，要求替代 被捕的二十四人入狱。由于被捕的人中有学生、教员、商人，在 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反动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七日，警 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 送到检察厅后，拘留条件得到一些改善。经过被捕代表的 坚持斗争，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 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 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渚三人主办读书团，带 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

《周恩来传》 , 第59页
 绍各种新思潮。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当世界工业革 命史讲完后，周恩来在五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六月二日、四 日、七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所讲内容，据 周恩来当时编写的《检厅日录》记载，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 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 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编者注)、《资本论》和资 产集中说。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 讲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所以能在被监禁的条件下做到这一 点，自然同他在日本时己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 七月六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著名律师刘祟佑 为他们作了有力的辩护。十七日，天津地方审判厅仍以所谓 “骚扰罪”判处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 月。邓颖超在回忆中说：“公审的那一天，法庭上挤满了旁听的 人群。天律河北三马路上的地方审判厅的外面，站立着伫候消 息、声援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的广大队伍。当局也感到众怒 难犯，决心释放被禁的代表。但他们还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 自己做下的错事，强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个代表的身上，判 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们已被禁的日数 相等。于是法官宣布期满释放。” 从一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失去自由。这半年 对他很有好处。他利用这段被羁押的时间，重新思考了许多问 题。出狱一年多后，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信中

《周恩来传》 , 第60页
 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 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 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又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 个时候开始的”。可见，这个时期的思考对他此后的一生有着 多么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出狱后，觉悟社在八月初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出席 的社员有十四人。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 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 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且指出：当时团体虽多，但 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 奋斗。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宇。会后，觉 悟社十一个社员来到北京。十六日上午，在北京陶然亭约请少 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的二十多人集 会。先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然后 由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了说明。李大 钊在会上也讲了活。他特别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主义不明，对 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最后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 章》，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来实行社会 改造，并且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周恩来这时的生活依然十分俭朴。他经常穿一件白布衣，着 一双干净的旧皮鞋。平时出门，总是步行。他说：“这样做，既

《周恩来传》 , 第61页
 节省经济，对锻炼身体也有好处。人既生了一双脚，就是要用 来走路的，‘用进废退’，不肯走路就要退化。”他的宿舍十分简 单，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条凳子，桌上的书籍和文具都 放得整整齐齐。他常对周围的朋友说：“一个青年，不以国家民 族的存亡为念，只追求个人享受，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积极准备到欧洲去求学。那时候，国 内正掀起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在狱中就有了远涉 重洋赴欧求学的想法。准备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李愚如六月初 在行前到监狱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听到后十分兴奋，在狱中 用两个小时写了一首白话诗；送给她。诗中说到：“二月后，马赛 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他出狱后，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出洋留 学，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福景。他还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 钧写介绍周恩来和李福景的信。为了在经济上资助他们，严修 在南开学校特设“范孙奖学金”，给了他们很大帮助。周恩来后 来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严修的钱，却成为—个共产党人。 严修回答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周恩来的二堂伯周龢 鼐一直很关心他，也给了他帮助。周恩来在行前又同天津的 《益世报》商定，当他们的旅欧通讯员，经常为他们撰写通信， 以所得的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用。 十月八日，他和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证明。十 月中旬，离开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为什么要到欧洲去求学？周恩来到欧洲后不久给表兄陈式

《周恩来传》 , 第62页
 周的一封信中说：“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 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 间者。周恩来从来是注重实际的。他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现在想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实地考察一下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 经过充分的比较和选择，来最后确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把它 应用到中国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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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30 16:54 | 只看该作者

>六，赴欧和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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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 , 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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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O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 多斯号前往欧洲。同行的有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一百九 十七人。这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学生。波尔多斯 号是一筋两万吨级的巨型邮船，上下共分十层。周恩来等勤工 俭学生住在邮船最底层的统舱里。 这艘邮船的航程近一万六干公里，历时三十六天，经过西 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 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沿途经过的大多是英、法的殖民地。周 恩来常同李福景等谈天，感到一出国门，就觉得中华民族处处 受人歧视欺侮，国际地位很低，深感愤慨。途中，由于海浪汹 涌，轮船震荡得厉害，同行者很多在舱里静卧。周恩来却总在 船头甲板上坐着，手不释卷。 十二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著名港口马赛。 登岸时，留法华法教育会学生部干事已在迎候．帮助他们 换乘火车，在第二天早晨到巴黎。到了巴黎，有南开同学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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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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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乘前一班船到达法国的李愚如。周恩来由南开同学带 到旅馆里暂住。他到巴黎后在给严修的信中说：“留法中国学生 甚多，合勤工与俭学生约在两干人以上，与今日之留日学生数 目差相近矣。南开同学在法者有二十余人，多散居各地，在巴 黎不过数人。” 周恩来本来只准备在巴黎作短暂的停留，但因为生了点小 病，就住了半个多月。过了年，到一九二一年—月五日才渡过 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首都伦敦，准备在英国入学。 他为什么要去英国?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 发达的国家。他把伦敦看作“世界之缩影”。这里的实际情况， 正是他最需要通过亲身考察来了解的。在他从伦敦写给二、六 两个堂伯父的一封信中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 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 “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己，市 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但伦敦有一个缺点： 生活费用大贵。所以他准备到生活费用稍低的苏格兰首府爱丁 堡的大学就学。他在同月给他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在此计 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 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 为弟所注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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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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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欧洲。眼前的天地更加宽广了，一 切对他都是新鲜的。他在这里看到的最触目的事情是什么?欧 洲给他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2并不是什么高度发达的物质生 活，而是欧战后各国社会生活的严重动荡和不安。 他在二月一日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第一篇旅欧通信 《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劈头这样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 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 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 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 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 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出国前，尽管他也听说 过欧战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但总以为欧洲国家的物质文明那样 发达，几年战争的摧残至多只能造成局部的损失，不至于碍及 全体。到这里一看‘才知道欧洲的社会组织是高度集中的．因 此战争造成的破坏不能不是全局性的。单以苏格兰一地来说，失 业者已超过百万。“四年来影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 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予爆 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 机，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 曾在长时期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 二十世纪初年，这种信念本已开始动摇。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 危机竞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在广泛的范围内爆发，不能不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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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觉得这条旧的路子难以再走下去，需要改弦易辙，创造一种 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这是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巨大变动 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亲身来到欧洲目睹这种情景的中国勤工俭 学生来说．这种感受自然格外强烈。 “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这对周恩来说来，已 经清楚了。但当时欧洲正流行着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社 会主义”思潮。其中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影响，用 它看起来“温和”、“稳健”的色彩，博得不少人的信仰，其实 却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究竟哪一种学说才是科学的．能 够正确地指明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究竞采用什么 方法来改革社会对中国是最合宜的？年轻的周恩来正在严肃地 思考着。 他从来不是那种单凭个人一时的念头，或跟着外国时行的 学说，就会轻率作出结论的人。他讲求实际，决不盲从，需要 踏踏实实地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考察，经过细心的反复的比较，然 后才审慎地作出自己的抉择。 在刚到英国的时候，他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明自己的这 种态度：“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 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持，有所论列。”“至若一定主义，固 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这时在他看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革方案：一种是以 ‘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那就是俄国十月革 命的道路；另—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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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今天英国的做法。这两个方案中，哪一个更适合于中国的国 情呢？他没有马上就作结论。在给陈式周的信中接着说；“若在 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 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 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 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 以为勇宜先也。” 正因为这样，他对英国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当 时的英国工人运动中，煤矿工人占着首要的地位。就在周恩来 到达伦敦前两个多月，英国煤矿工人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 罢工。这次罢工风潮一直延续下来；成为英国各界注目的突出 的社会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以后，发展到有百万工人参加的 高潮。周恩来不但在英国时对这个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后 来，当他离开英国到了法国，还继续对这个运动发展的全过程 进行研究，先后写出《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 罢工风潮之影响》、《煤矿罢工中之谈判》、《英国矿工罢工风潮 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九篇通信，约三万五千 字。他从这个事件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 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 信。”这种考察和研究，帮助他在到法国后对各种主义进行推 求比较，最终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俄国十 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周恩来在英国居留的时间只有五个星期。二月上旬，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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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到法国的原因是：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 只试英文，但考期在这年九月，开学在十月问，还要等待半年 多时间，申请官费的事还没有头绪，而那时英国的生活费用在 欧洲是最高的。在伦敦生活，每年约需费二百镑，合中国货币 在千元以上，比巴黎的生活费用高一倍多。爱丁堡的生活费用 虽稍便宜，也不低于干元。居留法国的生活费用就低得多，每 月只要中国货币四十元就可以了。此外，当时留英学生只有两 百人，而留法的勤工和俭学生在两千以上。这也是他去法国的 一个原因。 回到法国后，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 法文。不久，同天津的四名勤工俭学生一起，转到法国中部的 布卢瓦城继续学习法文。在布卢瓦，他除学习以外，还进行社 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撰写通信，有时还 翻译一些稿子。严修按期给他寄钱。由于周思来的地址经常变 动，严修就将钱交给李福景的父亲李琴湘，由他寄给李福景转 给周恩来。因此，他并不在工厂做工。这是他同其他留法勤工 俭学生不同的地方。 周恩来对学习和工作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平时出门，近 距离的总是步行。他行动敏捷，走路很快。远距离的，乘地道 火车，常把皮包放在膝盖上，利用这个时间来写信或读书。 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时仍将“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用 他自己的话说：他一到欧洲，便“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 较”。 战后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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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O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并参加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 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很容易得到。这和国内是大不相 同的。周恩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著作。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画重线，马眉批，记笔 记。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年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 与教导》一书中，他在马克思的下面一些话下画了着重线：“无 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 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 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 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 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战后欧洲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 各种不同的思潮杂然纷陈，相互间展开着激烈的论争。这是很 能启发人们探入思考的。周恩来对这种种不同的思潮曾经广泛 地涉猎，经过冷静的观察和剖析，分别得出自己的结论：无政 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 要解除一切强迫，解除一切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 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 国的基尔持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 过”。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 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作出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决不是轻易的。他在日本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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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经过五四运动风暴的洗礼和半年狱中 的沉思，又到欧洲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比较推求， 前后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的深思熟虑，才最后确定自己的选择。 正因为得来不易，在下定自己的决心后，他的心情格外喜 悦，并且再没有任何的游移和反复。在给天津的觉悟社朋友的 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 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即共产主义一—编者注)也 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 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原则问题上的坚定 不移和实行手段的因时制宜，从此一直成为周恩来的重要特色。 他在信中还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 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 有坚决的信心了。” 那时，张申府和刘清扬已在一九二O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 国内来到法国。刘清扬是觉悟社的社员，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天 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代表天津学联代理过全国学生联合会 常务理事，她同周恩来本来十分熟悉。张申府这时同刘清扬结 了婚。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也很 活跃，同周恩来在北京向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们的年龄都比 周恩来大一些：张申府大五岁．刘清扬大四岁。周恩来在他乡 同故知相遇，自然十分兴奋，时常去他们的住处，同他们上下 古今地对各种主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时中国共产党己在 国内筹建，北京最早的成员就是李大钊和张申府。一九二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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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在北京筹建组织时李大钊曾要刘清扬参加，刘清扬因为要准 备赴法勤工俭学没有加入。他们出国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 张申府建立海外的组织。到法国后，张申府先介绍刘清扬参 加。 就在这一年(一九二一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 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 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杨一起，从法 国到德国，住在柏林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去德国的原因是：德 国在战败后马克贬值，一日几变，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 活费比较低廉。在巴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柏林可以用三个月。 到德国后不久．周恩来从国内得到觉悟社社友黄爱被湖南军阀 杀害的消息，使他十分愤概。三月间他绘国内觉悟社社友的信 中，表达了他在成为共产党人后那种坚定的革命信念。他说：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 中还附了一首诗《生别死离》，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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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在对主义进行探索的同时，周恩来一直致力把旅欧学生、特 别是勤工俭学生中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那时，在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推动下，留法勤工 俭学运动已形成效潮。周恩来到达欧洲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已 近两干人，其中尤以湖南、四川两省为多。这些勤工俭学生大 多家境贫寒，已在国内中学毕业，毕业后找不到出路，又不满 国内政治和学校教育的腐败，想到国外学一点实在的本事。但 到法国后却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所带的钱，在二个月到半年 间便花光了，必须自谋生路。战后法国的失业情况相当严重，有 些工厂整个关闭，有些只能部分开工，有的每周停一两天工．往 往一个厂一下辞退工人两三干人。勤工俭学生一般还没有很好 掌握法语，又缺乏技术和强健的体力，难以找到工作。法国工 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也不很欢迎中国人以低廉的工资夺去他 们的位置。这些中国勤工俭学生即便找到工作，通常只能是杂 工、临时工，工资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劳动繁重而收入 微薄，难以维持生活和求学两方面的需要。临时工也做不成时， 就在工地上干零活，清扫市场，搬运东西，在车站和码头装卸 货物，到后来甚至只能去收集垃圾，剥土豆皮，擦皮鞋等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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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常常几个人合租一小屋作为住所，轮流用煤油炉做饭吃，生 活十分窘因，求学的前途也很渺茫。 在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不少人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 子。有些人在国内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法国后，就自 己组织起社团，开展各种活动，并且形成了两个中心： 一个中心是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小城镇蒙达尼。一九二O 年到一九二一年，这里的中国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人。其中包括 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弟、萧子璋、向警予、 蔡畅等，大多是蒙达尼公学和女校的学生。人们喜欢到蒙达尼 来，除了某些历史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这里靠近农村，学费 和生活费都很便宜、两者合起来一个月有一百五六十法郎就过 得去了。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在这里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不久 改名工学世界社，在社章中规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蔡 和森那时正在“猛看猛译”《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 作，没有正式参加工学世界社，但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在枫丹 白露，一九二O年上半年也有六七十名中国学生。 另一个中心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邹。这里的中国 学生都在工厂里做工。其中有赵世炎、李立三、邓希贤(小 平)、陈公培、刘伯坚、鲁易等人，大多是在该地施乃德钢铁厂 做工的勤工俭学生。他们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不久就把它 移到克鲁邹。赵世炎是一九二O年夏到法国的。他在出国前在 上海见过陈独秀，就在这时成为共产党员。以后，一直同党中 央保持通信，能够收到从国内寄来的党的文件，同张申府、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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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扬、周恩来也有密切的联系。 此外，在巴黎、里昂等地还有一批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青 年，他们中很快就发生分化。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 乔年兄弟，就是从他们中分化出来、转而信仰共产主义的。 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周恩来刚从英国回到法国时，留法勤 工俭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正在进入高潮。爆发斗争的原因 是：华法教育会当时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 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这部分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 在留法勒工俭学生中占三分之二以上。一停发维持费，就使这 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因的学生顿时陷入绝境。而且，又传出华法 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济勤工俭学生款项的消息，使 学生更加感到忍无可忍。二月间，蒙达尼学校当局以拖欠学费 为名强制学生退学、促使学生采取激烈行动。二月二十八日，四 百多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等的领导下，来到巴黎中国驻法使 馆前请愿示威，高呼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口号。他 们要求：由政府发结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 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学生自由入校。请愿时，遭到法国 警察和马队的驱散和毒打。 对这个事件，留法学生中出现了分歧的看法。这次请愿示 威的骨干主要是从蒙达尼公学和女校来的蔡和森、王若飞、李 维汉、向警予、蔡畅等人。而在克鲁邹等地工厂的赵世炎、李 立三、陈公培、刘伯坚等人则认为：勤工俭学生应该坚持到工 厂做工，用劳动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并通过做工 来接近留法华工，进行工人运动。持有这两种看法的人的革命 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在方法上有分歧。周恩来从英国到法国后， 立刻对这次事件的前后经过进行详细的调查，写出长达二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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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天津《益世 报》上分十天连续刊载。他对参加斗争的学生的遭遇表示热烈 的同情，而谈到他们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做法时，也提出一些善 意的批评。 在这次事件后，几支革命力量都深感有消除隔阂、团结起 来的必要。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参加 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接着，赵 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又赶到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 三天。双方一致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 同革命。不久，起世炎又从克鲁邹给蔡和森去信，主张成立一 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 回信表示同意，并且主张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这是 成立少年共产党的最初酝酿，时间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四、五 月间。 六月初，北洋政府派遣专使朱启钤、时政次长吴鼎昌到巴 黎，同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 集团内部有矛盾，这件事在十六日的巴黎各大报纸上报道出来 了。正在巴黎的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慨地写道：“是直一 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 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 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他认为，这次斗争同二月二十八日 事相比，两者都是为了对付官僚．但性质上却有很大差异：一 个是为生活问题，一个是为国家问题。 周恩来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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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 会、巴黎通讯社、旅欧周刊社六个固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 发表《拒款通告》，表示中法借款如果成立，中国人民决不承认。 他们还将拒绝借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一千份，分送法国各界，在 法国报纸上也刊登出来。六月三十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 三、陈毅、徐待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哲人厅 举行拒款大会。会上宣读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在 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的讨论。但到七 月底，法国报纸又传出消息，说中法借款合同草约已于七月二 十五日秘密签字。八月十三日，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召开第 二次拒款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人。会上，迫使驻法使馆秘书 长王曾思代表公使陈菉和使馆全体官员签字声明：反对此项借 款；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 立即辞职，以谢国人。在这次事件中，周恩来还先后写了《旅 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 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四篇通信。 到这年九月，又发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 事件，把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推向高潮。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校长是吴稚晖。长期以 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周恩来在这年一月 二十五日致严修的信中说到：“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 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而校方却 以“勤工学生程度太低”和“自费亦殊不易”为借口，不愿接 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校。这年夏天，吴稚晖公然宣布在国内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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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并决定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学。使馆方面，因对勤工俭学生 发动拒款事件不满，在八月二十日布告；停发在二月事件后改由 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生生活维持费。八月二十一日，从国内招来 的里昂大学学生在上海乘波尔多斯号轮船前来法国。九月十二 日，里昂中法大学校部又拒绝克鲁邹勤工俭学生提出的入学要 求。这就把很多勤工俭学生一步一步地逼上绝路。 怎么办？正在克鲁邹的赵世炎、李立三等经过商议，决定 发动一个争取勤工俭学生到里昂中法大学入学的运动。他们一 面通知巴黎的勤工俭学会，一面同蔡和森等联系，得到同意。商 定；要在国内学生抵达法国前赶到里昂，先把校舍占领起来。九 月二十日，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 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多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 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但学校早有准备，所有教室、宿 舍的大门都已上锁，无法进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在校内的 草地上休息，并派代表继续同校方交涉。校方要求里昂市长以 “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出动大 队武装警察，把这些“先发队”包围起来，押送到一座兵营内 囚禁了二十多天。十月十三日，又派了武装军警二百多人将这 批学生(共一百军四人)押送到马赛，强令他们登船回国。只 有赵世炎在同志们帮助下逃了出来。 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位留法勤 工俭学生在回忆中说：这个事件“向我们说明，想学习一点搞 实业的本领都不允许，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不是纯 粹的幻想吗”?从此，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 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了。 周恩来一直积极地参加这场斗争。在激烈的斗争中始终保

《周恩来传》 , 第78页
 持冷静的头脑，这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当讨论派遣“先 发队”到里昂去时，他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敌人逼我们 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各团体留 下一部分骨干，以便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后来的 事实证明：他这个提醒是十分重要的。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他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长篇通 信《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分十八天在《益世报》上连 续刊出。他在叙述这场斗争的整个过程后，满怀激情地写道： “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 克思同昂格斯(即恩格斯——编者注)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 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 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赶快团结起来”，确已成为勤工俭学生中先进分子的共同 要求。为了把蔡和森、李立三等被押送回国后勤工俭学生中留 下的先进分子团聚起来，周恩来、赵世炎在这年年底或第二年 初托人带信约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议成立 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事。他们议定：分头进行筹备工 作。一九二二年三月，周恩来到德国后，仍经常往来于柏林、巴 黎之间，在勤工俭学生中作过多次讲演，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 织的筹备工作。他曾和张申府、刘清扬等从柏林写信给留在 法国的赵世炎，建议在五一节前完成这项筹备工作。但赵世 炎有一个困难：他的证件在占领里昂大学事件中被没收了，一时 无法在巴黎居住，只得避居法国北方，通过通信的办法同 旅法、比的同志联系。而旅法同志中的认识在开始时并不一

《周恩来传》 , 第79页
 致，意见没有很快取得统一。所以，筹备工作到五月底才全部 完成。 到这时，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的条件就 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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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30 17:04 | 只看该作者

>七，青年团旅欧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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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 , 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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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了。 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举行的。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十八人，其中包 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 璋、刘伯坚、傅钟、佘立亚等。周恩来是从德国赶来参加会议 的。会场布置在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场上。一个经营露天咖啡 茶座的法国老太大租给他们十八把椅子。周恩来对这个地点和 环境很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 也不知道我们在于什么。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 告组织章程草案。周恩来最初提议组织的名称是共产主义青年 团，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提议新团 员入团时应当宣誓。也有人不赞成，认为这带有宗教色彩。周 恩来作了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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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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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 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开了三天。确定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赵世炎为书记， 周恩来负责宣传，张伯简负责组织(因为张在德国，先由李维 汉代理，不久便由李正式接替)。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 一座小旅馆内。赵世炎就住在这里。经常在那儿工作的有赵世 炎、李维汉和陈延年。赵世炎和周恩来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 很高的威望。他们两人有不少相似的特点：坚定，机智，待人 诚挚，富有组织才能。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这样况过： “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 和章程，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举行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十一月二十日，他 们凑集了一笔路费，派遣李维汉为代表，归国向团中央正式提 出：愿作为它的旅欧支部。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 一个消息：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会议 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到达莫斯科。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声 明已向国内提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一九二三年 一月，接到参加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团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复信，建议将族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并 对他们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了指示。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 租了一个礼堂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在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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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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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主持下，讨论改组问题。当时旅欧少年共产党共有成员七十 二人(其中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聂荣臻当时 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 回忆这次见面，写道；“他(指周恩来—一编者注)待人亲切， 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临 时代表大会经过四天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并明 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 关。”会上选出周恩来等五人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刘伯坚、 袁子贞等三人为候补委员。新的执行委员会又推举周恩来为 书记。 会议结束后不久，正式收到团中央一月二十九日同意他们 加入的公函。三月十三日，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他 在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 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 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 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进行的。陈独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当时全国党员共一百九十五人，其中旅欧的除留俄八人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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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人，即留法二人、留德八人。周恩来入党后，在一九二二 年十一月同张申府在德国介绍了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共中 央的指示，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十二 人第一批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 习。周恩来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赵世炎到莫 斯科后，参加中共旅莫支部工作。这年四月二十八日召开的支 部大会上，支部负责人罗觉(亦农)首先说：“新从法国来俄的 同志中有六位党员，除赵世炎同志是旧党员外，工若飞、陈延 年、陈乔年是法共党员，熊雄、王圭是德共党员，照章程，凡 属第三国际支部的均可为正式党员。”“王凌汉、袁庆云二同志 将由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介绍入党，须在今天的会上讨论 通过；当他们在法时，本党法国组书记赵世炎同志曾有介绍他 们入党的动机。”经过讨论，多数通过王、袁两人入党。接着， 由赵世炎报告党在西欧的活动的情况。他在报告中说：“本党在 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 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 “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 员。”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过：“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 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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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从不出面。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后， 在这年夏天返回法国，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主要靠稿费为生。他同聂荣臻说过：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 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这时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 处一一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小旅馆三楼第十六号房间。这 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这个房间的面积只有五平方米，除 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 说是“身居斗室”。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来的人 多了，房间里容纳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聂荣臻 说：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 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 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什么?周恩来在给 团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 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他们成立了共产主 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 国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 展团员。他们积极地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进行工作，并通过哀 子贞担任书记的华工总会对旅法华工进行工作。还出版理论刊 物—…—《少年》。 《少年》创刊于—九二二年八月一日。编辑部也设在戈德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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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瓦街十七号那个小房间里。这个刊物最初是十六开本，每月 一期，每期三十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二十四开本，四十 二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 产主义学理”，发表过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 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 团的任务》等译文，还刊登过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和 消息。 他们这时正处在建党建团初期。因此，《少年》上发表不少 文章来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 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张申府在《胡适等之政治主 张与我们》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 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 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 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 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 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可有 为。”周恩来在《少年》上也接连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 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章，热情洋溢地赞美：“共 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 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 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 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旦革命告成， 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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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他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清谈；自 马克思出，本着科学的精神来研究现代的社会经济组织，并从 人类历史中找出阶级斗争这条根本线索，这才能顺应社会变迁 的客观趋势，得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 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样的科学结论来。他 在详细研究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以后，着重指出 了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斩钉截铁地说：“俄国三次革 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 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 了多数派—一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 导。” 为了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旅欧学生中需要排除 的主要障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提出的那些“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 任何权威”等主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很适合当时一些对 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 的青年人的口味。他们以为这才是最痛快、最彻底、最激进的 新思潮。因而在五四前后的进步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在 冲击各种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时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它要 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却是不切实际的 空想，并且对集体起着严重的涣散作用。当它被用来反对共产 主义思想的传播时，它的消极作用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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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曾以很大的力量来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论 战。在国内是如此，在旅欧青年中也是如此。 法国巴黎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无政 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从一九O七年六月到一九一O年五月在 这里连续出版一百二十一期，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二十年 代初，国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区声白、华林、李卓，还有刘 师复的两个妹妹刘抱蜀和刘无为，都相继来到法国。他们在一 九二一年秋成立自己的团体“工余社”，第二年一月出版《工 余》月刊，还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印发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 的小册子如《无所谓宗教》等。有些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最初 也受过他们的影响。因此，同无政府主义思潮作斗争，便成为 《少年》的重要内容。 无政府主义反对受任何纪律的约束。这不仅是空想的，而 且是有害的。被压迫群众在斗争中如果不能凝聚成一个有着共 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只会使自己停留在 一盆散沙相软弱无力的状态，再美丽的愿望最后也只能成为一 篇空话。《少年》在论战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张申府在《今 日共产党之真话何在》一文中着重强调：“纪律是共产党之魂。 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 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 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不懂得这个的人，不 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周恩束在刚到法国时，对 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也曾有过某些同情，但 很快就看清楚了。他在《少年》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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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辛辣地嘲笑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 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 伯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 也许有时候要提倡协作社，但消费协社是有助于工业家，而生 产协社则不但在中国难有兴起之望，便在欧洲也都气息奄奄，无 能为力，因为他断难与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相抗”。他指出：“无 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 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 周恩来十分重视自觉的纪律，但又坚决反对盲目的迷信。他 痛斥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谬论，在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说：“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 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 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 知服从的党员。” 对当时流行的其他一些错误思潮，如国家社会主义、工团 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周恩来等也都作过研究，在《少年》上 一一作厂批驳。 周恩来在《少年》上的这些论文，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对 党部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有了为之献身的坚强决心；同 时，也说明他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基 本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更具体 的研究。这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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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却发展得很快。它的重要标志 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 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很快就认识到：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取得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先决条件 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 务。为了实现这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应 当联合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力量共同奋斗。 一九二二年六月．也就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的同时，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同以 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个民主主 义的联合战线”。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 州西湖召开待别会议，原则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分加入国 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九月一日，《少年》第二号上发表张 申府的《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一 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 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 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这时，孙中山派王京岐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 岐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曾经积极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 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到法国后， 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联系。一九二三年三月十日，旅欧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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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常年大会。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 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四月二十五日，王京岐致函国民 党本部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 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并报告了旅欧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这样，双方合作的条件已 趋成熟。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等三人到里昂同王京岐达成协议：旅 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 来在给王京岐的一封信中写道：“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 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致(置)疑的 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 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 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 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 的工作。木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 当前所要做的工作。”这以后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 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 由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 成员扩及到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本部将旅 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 昂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选举王京岐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 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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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处处长。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 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在这期间，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还开展过一场反对帝国 主义列强企图“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七月八日，周恩 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代表二十二个旅法团体在巴黎 聚会，决定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 委员会，周恩来被推为中文书记。十五日，旅法华人大会在巴 黎举行，到会的有六百余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他强调 指出：中国的事情败坏到今天这样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 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 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散发周恩来起草的《旅 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里面写道：“看啊！国民革命的热潮在 中国各地，至少在中国各大都市中，已涨得那般高了。我们现 在立在这个国民团结大运动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 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 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啊！”当 晚，各团体代表三十多人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 联合会，周恩来仍被选为中文书记。这样，他们所团结的爱国 民主力量就更为广泛了。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的机关刊物《少年》也在一九二四年二月改组为《赤光》。 《赤光》同《少年》比较起来，最显著的特点是：更着重于 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 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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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这 反映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的进展。《赤光》是半月刊， 十六开本，每期十二页左右，出版起来比较灵活而迅速。它的 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周恩来负 责编辑、发行，井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富春、邓小平、博钟、李 大章等也曾先后参加这里的工作。邓小平负责刻蜡版，还为此 得到“油印博士”的称号。周恩来和邓小平从这时起建立了深 厚的革命感情。几十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 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沉思了一下回 答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 时间也最长。” 《赤光的宣言》写道：“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 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 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 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 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 方。” 这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 代替无政府主义者成为同共产主义者论战的主要对象。他们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巴黎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党，对外用中国国 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活动。机关刊物是《先声周报》。他们标榜 “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破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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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赤光》 发表了不少文章，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周恩来在《赤光》上共发表三十多篇文章。其中有；《军阀 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 际帝国主义乘火订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 《北洋军阀与外交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 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 题》等。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 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一系列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周恩来都已有了比较明晰而实际的认识。这比起他在《少年》上 发表的文章又大大跨前了一步。 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所写的《革命救国论》中，他尖 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 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 实的友人。”也就是说，要首先弄清革命的敌、我、友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 美、日、法一—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但不有内贼，外贼何 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从而得出结论：“非内倒军阀，外倒 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 那么，国民革命所依靠的力量是什么?他认为：“所可恃者 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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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国民革命。”他指出；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一九二二年香港 海员罢工和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流血后，正在 发展起来，“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 义的”。中国的农民原来素称驯良，近来因为迫于军阀的祸害， 也渐渐知道团结反抗了。广东海丰的农民运动，湖南衡山的岳 北农会，这两件事实都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 上革命战线的”。中国的知识界，正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 “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的反对列强，反对军阀”。中 国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 召一种革命”，但“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 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 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中”。他在作了这样的全盘考察以后， 满怀信心地写道：“好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 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 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他充分肯定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 作用，又针对它的弱点提出了恳切的希望：“今后当注意于国民 运动中五派(文中指海外华侨、劳动阶级、知识界、新兴的工 商业家、农民阶级——编者注)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 引导，干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文中指袁世凯、段棋 瑞、曹锟、吴佩孚、陈炯明——编者注)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 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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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为什么又要同国民党人合 作进行国民革命呢？为了回答国家主义派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 种种恶意攻击．周恩来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在《再论中国共产 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 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 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 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 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 ‘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 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 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 步?” “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周恩来用这样明确的 语言，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在建党初 期的一九二四年，年轻的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这个基本问题能 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 通信联系。一九二三年春．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 《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 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儿封信。第 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 词》。

《周恩来传》 , 第96页
 他和邓颖超的爱情关系也是在这个时期内确定的。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县，一九O四年二月四 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 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 O年在北京、天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她和周恩来相识是在一 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二十一岁，邓颖超才十 五岁，是个小妹妹，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超”。邓颖超后来回忆 说：“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 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 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 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 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指周恩来——编者注)主 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 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 他们的爱情关系是周恩来旅欧期间由通信确定的。三十多 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 到过这段经历：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 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 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 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 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 超——编者注)。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 的。”邓颖超也回忆说：“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

《周恩来传》 , 第97页
 了感倩，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 奋斗。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得勤了，信里的 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朗 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 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 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 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从这时起，周恩来和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战斗伴侣。在 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永远传诵的佳 话。 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 动发展得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 这个情况，在这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 选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做了准备。这些选送回国的干 部，大多是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 争，他们中有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博钟等；少数就直接 回国。周恩来没有到莫斯科去。由于国内斗争的迫切需要，也 由于旅欧党、团组织要他回国后向中央汇报情况，他是从法国 直接坐船回国的。和他同行的有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三人。 动身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七月下旬。 在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 会给团中央的—份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

《周恩来传》 , 第98页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 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 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 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个的一个。曾任本区三 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再见了，欧洲！周恩来在那里度过了他从二十二岁到二十 六岁将近四年的岁月。四年中，在他身上发生了多么巨大而深 刻的变化！当他来到欧洲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 年学生；而到他走上归国征途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对马克思主 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 现在，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是他 以前没有担负过的艰巨繁重的革命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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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3 10:43 | 只看该作者

>八,黄埔军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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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 , 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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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周恩来回到已经别离四载的祖 国。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他从香港给团中央写信。信中说：他 和罗振声两人准备前往广州。“我们在广州耽搁的日期，我须俟 c．P．(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而定。”“我在广的通信地址， 可由平山同志处转。”这里说的“平山同志”指谭平山，那时 是中国共产党的驻粤中央委员，也是中共广州地委的负责人。九 月初，周恩来坐佛山号轮船到达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 州地委委员阮啸仙(秘书)、彭湃(农工委员)两人到长堤码头 迎接，把他们迎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居住，并在国民党中央 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 周恩来离国只有四年，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已成为全国人民希望所系的革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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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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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为事实上的革 命政府。苏俄顾问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帮 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各地的革命青年从全国纷纷涌向广州。这 里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获得了国内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合法 权利，正在蓬勃向前发展。广州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红色的 革命标语牌，看到高呼革命口号行进的游行群众，使初到广州 的人感到耳目一新。 但如果细细地观察，不难发现：广东的政治风云又异常险 恶。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地区其实只占广东全省 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那一 段。富庶的东江流域仍然控制在背叛了孙中山的陈炯明手里。广 东的西南部则控制在陈炯明旧部邓本殷手中。孙中山是依靠杨 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才把陈炯明逐出广州的。 杨、刘两部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军阀 部队。他们盘踞广州市区，各自为政地向当地百姓收税，横征 暴敛，为非作歹，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怒。孙中山曾经沉痛地对 他们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蹂躏我的家乡。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商团。它是民国初年因为地方混乱、当 局允许商人置械自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广州有一万二干人， 在全省有近五万人。它的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 会长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商团正密谋以武力推倒 孙中山的政府。这年八月下旬，他们准备将枪支一万多支、子 弹四百多万发私自运入广州。孙中山得知后，电令将这些枪支 弹药全部扣留。商团立即宣布罢市。这时，孙中山所能指挥的 主力部队已开往粤北，分路向江西、湖南推进，进行反对当时 统治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的北伐战争。社会上到处盛传：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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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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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暴动，陈炯明部即将向广州反攻。而杨希闵、刘震寰的态 度却十分暖昧。爆炸性的突然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笼罩着广州 上空的政治气氛异常紧张。这便是周恩来到达广州时面对的现 实状况。 商团是当时对广东革命政权威胁最大的敌人。如果不把这 个心腹之患铲除，要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但国民党 内部那时却有不少人幻想同商团实行和缓和妥协。周恩来一到 广州，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心。他在九月七日写的《辛丑条约与 帝国主义》一文中写道： “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 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 心理中。”“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 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 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前者应勿忘苏俄是我们 弱小民族的好友；后者应切记阻碍革命发展的一切势力，都 是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御用人(如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 等)。这是‘九七’纪念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义。” 这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当时称作“国庆”。 广州人民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到会的有三十多 个团体，约三四万人。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名义， 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 商人，他们统都是革命的对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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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 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 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 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 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 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 威运动！” 下午三时，参加这次集会的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群 众行进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的时候，同全副武装的商团相遇。 突然，商团向集结的徒手人群施放排枪，当场打伤二十多人，强 行捕去一百多人。油业工人黄驹中枪死后，又被商团残忍地剖 腹示众。接着，商团连续逮捕许多工农群众，进行严刑拷打，并 派出分队在广州街道上武装巡行，强迫商店罢市，对广东革命 政府进行威胁。恐怖的局面持续了三四天。 远在广东北部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决 定成立革命委员会，从北伐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讨 伐商团的叛乱。并由胡汉民下令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缴械解散。 十四日．从粤北回师的警卫军和粤军第二师等迅速包围广州的 商团总部。商团团员大多是当地纨袴子弟，平时横行乡里，鱼 肉居民，真打起仗来却没有什么战斗力，不堪一击。原来抱着 观望态度的杨希闵部滇军，在战斗开始后看出商团败局已成，也 随着参加对商团的作战。这样，经过一夜激战，于十五日下午 将商团全部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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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回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的危 机仍然是严重的。周恩来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十月三十 日，他在《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中写道：“我们从广东政 府实际工作上看出广东政府是在受南方军阎挟持，向帝国主义 英吉利、洋行买办及一切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并且时时有 压迫工人、农民解放运动的事实出现。在这些南方军阀中要以 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等的军队次之。”“我们希望明达而革命 的国民党人都要认定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 革命与反革命。” 处在这样严峻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状况怎样 呢? 虽然广东己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广东党组织的状况却远 远不能同它应该担负的任务相适应。它的负责人谭平山那时正 担任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其他方面的工作几乎没有顾 及。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只有二十人左右，大多随谭平山在国民 党中央组织部工作。党在广东原先设有区委。由于它的实际工 作只限于广州一地，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就取消了，只保留一 个广州地委，力量既薄弱又涣散。 十月问，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 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不只是广东 一省，而是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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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两广区委。 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共三个月左右。在 这段时间内，广东区委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件是支持孙中 山北上。这年十月，第二次直奉军战争正进行得十分激烈时，冯 玉样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北洋政府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 锟，欢迎孙中帅北上。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离粤北上。后来 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北上扩大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 广东区委支持孙中山北上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另一件事，是这 年十—月初商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 车队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他们三 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 的武装力量，是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变得越 来越突出了。 周恩来对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历来十分重视。一九二二年 十二月他在《少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真正革命非要 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 的。”到广东后不久，他就兼任开办不久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 官学校(通常称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教官，绪第一期学生 讲授政治经济学。这年十一月，他除继续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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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外，又兼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刚 从苏联归国、被派到广东担任团中央驻粤特派员的陈延年，调 任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协助周恩来 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 黄埔军官学校在当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地位持别重要。它 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 装而创办的。过去孙中山因长期依靠地方军阀而吃尽苫头。这 时一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其实仍同军阀武装没有多大区 别。所以，孙中山把创建这所军官学校看作建立党军的起点，对 它抱着很大希望。他亲自担任这所学校的总理，以蒋介石为校 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官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 礼，孙中山到校发表演说。他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 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 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为了创办这所学 校，苏俄政府资助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派了一批军事干 部来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运来八干支步枪和五百万发子弹。学 校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由于当时广东以外的绝大部分 地区处在军阀的统治下，无法公开招生，就委托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回省后代为招收。各省送来的大多是各地 的进步青年。第一期学生最初有四百九十多人，后来把军政部 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进来，共有学生六百四十五人。其中共产 党员和青年团员约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徐象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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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 升熙、宣侠父等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这一期的学生里，也 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庵、李仙 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王敬久、孙元良、黄杰、张镇、贺 衷寒等。黄埔军校开办后，学校内确有一番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平定商团叛乱时，黄埔军官学校曾派出两队学生，到市区惠州 会馆充当革命委员会的卫队。 但军校政治部的机构最初却极为简单。除了主任和仅能到 校讲课的教官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人。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 副主任是张申府。张申府只呆了一个月就走了，戴季陶不久也 离校去沪。中间有几个月没有负责人，只有两个担任记录的书 记，再没有其他具体组织。后来，由邵元冲代主任。邵元冲是 个官僚，根本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他平时住在广州，每 隔一两天到军校政治部去一次，办办例行公事。除了举办过两 次政治讨论以外，没有做什么事。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的光景， 把政治部办成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因此，学校师 生十分不满，提出“加强政治部的工作，撤换邵元冲”的要求。 十一月间，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原己兼任该校政治教官的周 恩来，这时就接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出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对二十六岁的周恩来说 来，责任是够重的，又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他一到任，立 刻显露出引人注目的才华，并井有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始 了工作； 第一，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设立指 导、编纂、秘书三股，从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 其纲、王逸常等分别担任各股主任。明确各股的任务，规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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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细则。制订对学生、官长、士兵的各种调查表。出版《士兵 之友》，每日油印发给学生和士兵。 第二，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突出地进行两方面的 教育：一是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 污吏。二是军民关系，要救国卫民，严守纪律。每周组织一 两次对学生的政治讲演。举行政治讨论和政治问答。统计学 生成绩。扩大图书室，增购书报。创立体育会，备办各种体育 用具。 第三，指导新成立的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第一期毕业 生中的共产党员蒋先云、许继慎等被选派到各连担任国民党的 党代表。规定了士兵的政治训练计划。在对学生继续进行政治 教育的同时．担负起对教导团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任务。 第四，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时，广州除黄埔 军官学校外还有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 军用飞机学校等军事学校。成立这个联合会的目的，是广泛地 联合这些军事学校中已毕业和末毕业的青年军人。一九二五年 二月一日，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黄埔军校学生集体加入为会 员。入会的除上述几个军事学校的学员外，还有海军三舰和铁 甲车队的成员。联合会以蒋先云为负责人，出版机关刊物《中 国军人》。到四月间，会员已发展到二干多人。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 出现了新的气象。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 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 来了。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 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 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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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灵活性字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在这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发展到四十三人。军 校的党支部由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 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九十 四人。这次大会是在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了一年多、革命运动在 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大会分析了中 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 教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广 东区由谭平山等两人代表出席。周恩来代表留法组出席这次大 会。他在这次会上见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曾任中共第 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并托他给远在天津的邓颖超带了信。 四大—开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便开始了。 那时候，孙中山在北上后病倒，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 厂·东革命政权内部比较混乱。虎视耽既地盘踞东江、时刻准备 卷土重来的陈炯明，在北洋军阀支持下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准 备进犯广州。广东革命政府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发表《东 征宣言》，决定讨伐陈炯明。 广东革命政府的东征计划分为三路：右翼，许崇智所部粤 军，约一万人，经海丰、陆丰直指潮汕，对手是陈炯明的嫡系 洪兆麟部；中路，刘震寰所部桂军，约六干人，进攻扼守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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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陈军杨坤如部；左翼，杨希闵所部滇军，约三万人，对手是 驻防在河源、五华、兴宁—带的陈军林虎部。 那时黄埔军校已成立教导团第一团和第二团，团长分别由 何应钦和王柏龄担任，连以下军官由刚毕业的第一期学生充当， 士兵是新招募来的，第二期学生已经入学，编为学生总队，随 军行动。这两部分合称校军，共约三干人。教导团第一团成立 才三个月，第二团成立不过六七个星期，训练时间根短。在许 多人看来．他们只是些未经战阵的新兵和初出学校的下级军官， 因此，很不为人所看重。蒋先云说过：“我校开办后，外界很不 相信我们能真正去杀贼，未必能杀得贼死。非独外界如此，即 我们自己也不敢十分过于自信。”“这算是我们革命军第一次对 敌，第一次实行为主义而奋斗。”由于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 这支校军就同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和第 七旅(旅长许济)编在一起，共同组成右翼军。 东征，是当时广东政治生活中万众瞩目的大事。周恩来作 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需要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 作，难以兼顾中共广东区委的全面工作，就改任广东区委常委 兼军事部长，而由他原来的助手陈延年接任广东区委书记。 东征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号称实力雄厚的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都按兵不 动，坐山观虎斗。而被人轻视的校军却同粤军第二师和第七旅 一起，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直捣潮汕，取得了赫赫战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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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十五日拂晓，以校军教导第一团为主力，进攻城坚壕深并有 二干守敌的淡水。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在猛烈饱火掩护下爬城 而入，攻克淡水。接着．右翼军又东下平山。二十八日．进克 陈炯明的家乡海丰。三月一日，海丰举行各界联欢大会，参加 的群众有三干人，周恩来、彭湃在会上讲话。六日，东征军分 别攻克陈炯明在东江的主要据点——潮州、汕头。右翼的战事 很快告一段落。 在陈炯明所属各部中，最强悍善战的是盘踞粤东北的林虎 部。林虎不是陈炯明的嫡系，同洪兆麟之间存在着派系的矛盾， 所以最初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没想到洪兆麟部那么快被击溃 了。于是，林虎迅速集中主力从兴宁、五华南下，直抄右翼军 的后路，企图将它一举包围全歼。右翼军得讯后留下粤军第二 师守潮汕，学生总队守揭阳，其余各部立刻回师迎击，而以教 导第一团充当正面。蒋介石、何应钦、周恩来等随军回师。三 月十三日，教导第一团在棉湖同林虎部主力突然遭遇。当时，敌 军五六干人已抢先占领有利阵地，居高临下，以轻重机枪猛烈 射击。教导第一团在炮兵掩护下奋勇仰攻，冲入敌阵，以白刃 格斗，战斗十分激烈。坚持到中午，教导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 相继赶到，加入进攻，终于把号称劲旅的林虎部主力击溃。这 便是关系到东征战争胜败全局的棉湖战役。这次战斗的激烈，在 东征史上是仅见的。在战斗中，教导第一团的九个连长阵亡六 人，负伤三人，他们都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从此，黄埔校军 英勇善战的威名震惊远近。 接着，广东革命政府又派出陈铭枢、吴铁城两旅加入右翼 作战。右翼军先后攻克五华、兴宁。陈军残部退入江西、福建 境内。株守惠州的杨坤如部被迫向广州革命政府投诚，同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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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改编。四月间，第一次东征结束。它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 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东征是国共两党合作下取得的巨大胜利。为什么黄 埔校军这支组建不久、训练时间很短、人数不多的新军，能够 出入意料地屡摧强敌，建立赫赫的战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 支军队是以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士气高，纪律严明，并能得 到民众的帮助。这自然同周恩来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难 以分开。 怎样建立起革命军队在行军作战中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 度?它同军校在教育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不完全相同。这对革命 军队的建设又是一个新的重要的课题。周恩来在这方面的工作 同样有着很大的成效。 第一，在军队中有很好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的基本 内容是使军官和士兵提高革命的自觉性，时刻牢记自己是“革 命军”，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解除人民痛苦而 作战的。有了“革命军”这三字深深地印在脑中，就使这支军 队的精神面貌、战斗意志和纪律都同以往的旧军队截然不同。二 月六日，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 对这一点作过明确的阐述。 本着这种精神，周恩来在东征誓师大会上作了政治动员。出 发之日，政治部印发《敬告士兵同志们》的传单。在各团、营、 连，除了军事指挥员外都设有国民党的党代表，不少是由共产 党人担任的，负责行军和作战时的政治工作。军队一面行进，一 面高唱《国民革命歌》、《杀贼歌》和《爱民歌》等，士气十分 旺盛。 第二，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校军一律颈系红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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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整齐。军校政治部提出：不蛮横无理拉夫役；付价购物，不 用军用票；保障人民。《爱民歌》中唱道：“扎营不要懒，莫走 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 和鸡。”需要由民间担任挑夫、向导时，归政治部统—‘办理，每 十里给资四毫。购物都用现金支付，决不赊欠短少。宿营不住 民房，只住庙宇词堂。住地以及所需的稻草、米、菜等，由政 治部安排。部队离开时，须把驻地打扫干净，稻草捆好，借物 归还。政治部还发布《告百粤父老兄弟妹妹》书，宣布‘“有违 反我们所宣告的行为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官长报告， 定必依法惩办。”广东人民历来受尽了横行不法的军队(包括订 着国民党旗号的滇、桂等军)的欺压和蹂躏，对军队早已谈虎 色变。校军的所作所为，使人耳目一新。当时的《商报》在三 月二十七日有一篇报道说： “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 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篷营露宿。东 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 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 第三，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方式主要是：组织战时宣传 队，举行各种平民联欢大会。东征出发前，周恩来先从第二期 学生中挑选出能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的约二十人，组成 武装的宣传队。在军队到达前，先往沿途村镇到处演讲，张贴 红绿标语，散发传单，教衬里的小孩们唱“打倒列强，除军 阀”的《国民革命歌》，向村民宣传东征的目的和意义。政治部 还准备了告敌军士兵的传单，由飞机在敌军阵地上空散发。这 样的战地宣传工作，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中所没有的。当军队攻 占东莞、海丰等县后，政治部又在当地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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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联欢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他在东莞的演讲中说： “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 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 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各地民众在协助军队运输、 充当向导并刺探敌情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东 征军事的发展。 第四，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校军所到之处，都帮助当地 民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等。周恩来 在东莞的演讲中说：“本校希望东莞同胞者约有三事：(一)为 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之关系；(二） 实行民治，县长民选；(三)各界团体宜有强固之组织。”他特 别重视民众组织的问题，说：“人民如有强固之组织，则军队不 敢横行，请各界注意此点。”东征军占领海丰后，任命军校学生 李劳工(共产党员)为后方办事处主任，吴振民为海丰县农民 自卫军大队长兼教官，将武器发给海丰农民自卫军，并恢复了 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三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 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校军各团、营、连等党代表 为组织员，在东江各地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第五，打击各地的土豪劣绅。周恩来在揭阳的各界欢迎会 上宣布：要“打倒列强，订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 贪官污吏”。“政府为你们作后盾，有话尽管说。”并且点名批评 当地英商代办林逸才的罪行。在五华，他和县长温屏南—起，经 过调查核实后，传讯有不法行为的当地大地主张谷山、陈卓人 等，责令张谷山印发仟悔录，向全县人民悔过，勒令陈卓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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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占的公地退交五华中学作体育场。四月，周恩来又兼任黄埔 军校的军法处处长。 这次东征中校军的军队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 睹的。像这样有着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军队，在中国 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 作的最早的尝试，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传统，对以后中 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说过：“那时中国共 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 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 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 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 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 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 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而周恩来在领导这项工作中表现出来的 那种富有创造性而又周密干练的才能，由此在国共两党内、特 别是黄埔师生中受到广泛的尊敬和推重。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在五月间决定成立广州临 时委员会，由谭平山、罗觉(亦农)、周恩来、陈延年、鲍罗廷 五人组成。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存在多久，周恩来也没有参加它 的实际工作，以后就无形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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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次东征结束到第二次东征开始，中间不到半年。这 半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回师讨伐杨希闵、刘震寰 所部滇、桂军，第二件是沙基惨案，第三件是廖仲恺遇刺。 在第一次东征的过程中，发现了盘踞广州的杨希闵、刘震 寰阴谋叛乱的证据。陈炯明在东江余部被击溃，使杨、刘更不 自安，蠢蠢欲动。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又被他们看作有机可乘。 广州的局势日趋紧张，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四月十三日，根据 廖仲恺的建议，国民党中央决定由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组成 党军第一旅，仍由军校节制。五月十三日，廖仲恺从广州赶到 汕头同东征军共商讨伐杨、刘的计划，决定放弃潮梅，于二十 日回师广州。 回师途中，周恩来在六月二日向军校学生作了题为《军队 中政治工作》的讲演。这个讲演系统地分析军队的来源、军队 的阶级性、革命军队同军阀武力的根本区别。指出：“军队不是 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 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六月十二日，由东江回师的党军迅速向广州市区的杨、刘 军队发动猛攻。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也先后从北江、西江、 河南三面发动进攻。广州人民素来对杨、刘军队恨之入骨，纷 纷起来破坏交通，断绝水电供应，配合革命军作战。杨希闵原 来十分骄横，自恃所部滇军有三万多人、步枪二万五干支，饷 糈弹药都很充足，根本不把革命政府所辖各军放在眼里。他甚 至扬言：“请代帅(指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编者注)命 令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但他的军队是雇佣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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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踞广州后对民间大肆搜刮，军官身边都有了不少钱，日益腐 化，士兵更无斗志。在士气十分旺盛的革命军进攻下，只经过 一昼夜的战斗，就全面崩溃。战斗过程中，滇军司令部被飞鹰 号军舰发炮击中，滇军前敌总指挥赵成梁当场毙命，杨希闵只身 逃往沙面租界。杨、刘所部滇、桂军被革命军全部缴械。一场乱 事就这样迅速被削平，多年的心腹之患被干净利索地拔除了。 正当东征军从东江回师的过程中，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 的“五卅惨案”。英国警察在上海南京路上对示威群众用排枪射 击，打死十三人，伤者不计其数。这期间，汉口等地又相继发 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剧。为了声讨帝国主义的暴 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席卷 全国，规模之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群众和香港罢工工人七八万人，在广 州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周恩来亲自率领军队中两个营、学 校里一个营，共约二干人去参加。上午十一时，各界群众在东 校场集合，随后依工、农、商、学、军的次序出发。每人手执 写有“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的小旗，四人 一列，沿途高呼口号，情绪十分激昂。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 界对河的沙基时，驻在沙面的英军突然用步枪向游行群众射击， 接着就以机枪扫射。这是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军队对和平示威 的中国军民的疯狂大屠杀。游行队伍那时正密集在对岸的街道 上，面前是河流，背后是高楼，路狭人稠，事起仓猝，连散开 躲避的地方都没有。周恩来身旁同他并排前进的两个人都中弹 身亡，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险情。在枪林弹雨下，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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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达五十多人．受伤的一百多人。其中，黄埔军校的学生 和士兵死难的有二十三人，受伤的有五十三人，一团三营营长 曹石泉(共产党员)也中弹牺牲。这便是“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激起广东和香港人民更大的愤怒。早在六月十九 日，由共产党员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举行的规模空前的省港 大罢工罢工人数增至二十五万人。七月一日．周恩来在黄埔军 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抗议沙基惨案的演说。三十一日，他 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说：现在中 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 给予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联 合起来，以打倒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他总结东征和平定 杨刘的经验，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 江农民，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的能力， 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工农兵联合的势力，已能 打倒军阀，犹如摧枯拉朽，现在更要进一步而打倒军阀赖以生 存的帝国主义!”周恩来最后着重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 领导作用，高呼；“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 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他并且选调铁甲 车队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去担任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委员会 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黄埔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陈赓等去担 任工人纠察队的教练或干部，加强对工人纠察队的领导。 八月初，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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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团员之一，一九二五年初转为共产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 女部长。周恩来同她已经有五年没有见面了。虽然一直保持着 密切的书信往来，但由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彼此都不曾在通 信中把自己入党的事告诉过对方，直到这时才知道。八月，周 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那时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经常 一早就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校，晚上才赶回广州，还 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或向干部讲课、作报告。邓颖超也在 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负责妇女运动。在广州的 这段生活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将近三十年后， 当周恩来又一次去广州时，邓颖超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羊城 (广州)，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 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 的地方。卅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 北天南互想念。卅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 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更急于对广东 革命政府进行破坏。八月二十日，他们指使凶手在国民党中央 党部门前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事情一发生，周恩来 就得到消息。他立刻从家里赶到医院去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 有回家。当他回家的时候，仅有的一套西装上染满了血迹。原 来．他们本在蒋介石处商定当晚十一时动手搜捕廖案凶手，而 戒严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两小时实行．口令也临时改 了。周恩来驱车到司令部去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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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开枪射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 车座下。司机的鲜血溅满了他的全身。车一停，他立刻跳出车 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分，警卫才不继续开枪。这是他一生中 无数回出生入死的经历中的一次。同月，他写了一篇题为《勿 忘党仇》的纪念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为， 愤怒地指出：“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 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 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廖先生亦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 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 “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 仇!” 那时，在广州已成立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左派面日出现的 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 祟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廖案发生后，蒋介石乘机逼走胡 汉民相许祟智。许崇智是蒋介石的老上级，当时担任国民政府 军事部长、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将粤军 的一部分包围缴械，一部分强行收编。二十四日，他被任为广 州卫戌司令。于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领导权逐渐转移到蒋 介石手中。 八月二十五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 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了。九月下半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 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又被任 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 兼任，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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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军校政治部主任由邵力子接任，副 主任是从法国回国的共产党员鲁易。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又调 派刚从苏联归国的熊雄、聂荣臻等到黄埔军校工作(熊雄在一 九二六年初接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叮嘱他们：在工作 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说：蒋介石要限制 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 反对他的限制。第二年一月，恽代英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 也留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仍由 中国共产党人负责，井继续受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 恩来领导。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这一年，正是国共两党结 成统一战线后合作得比较好的时候。这种合作是富有成果的，无 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有益的，从而给正在兴起的国民革 命运动注入了巨大的活力。邓颖超后来说过：“国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国共合作的实现，带来了什么?我们这些 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它带来了广东革命根 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它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南方各 省的蓬勃高涨。它带来了新的革命武装的创立，国共两党共同 努力下的黄埔建军成了这种新的革命武装的核心和中坚。它还 带来了国民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规模的广泛传播。那时 候，到处热气腾腾，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 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 周恩来在这个时期做出的贡献是得到人们公认的。统一战 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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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周恩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在 这三个基本问题上都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可贵的 经验。这些经验，无论对周恩来自己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以后 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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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统一广东到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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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后，东江地区重新被一度退入福建、江 西的陈炯明余部占领。九月问，原已归附广东革命政府的刘志 陆、杨坤如等也相继叛变，联络在南路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准 备会攻广州，对革命政府造成严重威胁。九月二十一日，国民 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 这次军事行动，以蒋介石担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国民革 命军第—、二、三军和四军—部分共三万多人，分为三个纵队， 于十月六日出发，向东推进。东征军设立总政治部．由第一军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以李济深所部第 四军为主力，组织南征军，讨伐邓本殷，由刚从苏联归国的共 产党员张善铭任政治部主任。南征军出发前，周恩来邀集张善 铭等开会，对该军的政治工作作了部署。 这次东征，比起第一次东征来，客观条件要有利得多：由 于杨刘等部已被削平和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广州革命根据地 较前更为巩固；国民政府所辖军队编成五个军，兵力已超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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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陈炯明部经过第一次东征的沉重打击后，战斗力和土气都 大不如前。这确是统一广东的大好时机。 第二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仗是惠州之役。惠州东、 北、西三面环水，南面又有飞鹅岭作为屏障，城墙坚固，夙称 天险，易守不易攻。前人曾有诗：“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 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驻守在这里的是叛军杨坤如部一个 师，凭险固守。东征军在十三日发起总攻。战事持续了三十小 时，打得十分激烈，第一军团长刘尧宸阵亡。以后，由蒋先云 等组织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攀登城墙，在十四日傍晚攻 克惠州。 东征军乘胜追击。十月下旬，由粤军改编的潭曙卿师在华 阳被林虎部包围，蒋介石赶去督战，当敌人逼近时，他已走不 动路了，是陈赓连拉带背地将他救出来的。后来。第一、二纵 队在安流墟合力包围林虎部主力和洪兆麟残部。经过一天激战， 毙伤和俘获敌军一万多人．缴枪六干多支。十—月四日，何应 钦率第一军两个师向潮州进发、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 欢迎者达数万人。八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入闽追击陈炯明残部， 后方任务统由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十四日，东征军在福 建永定全歼逃敌刘志陆部。第二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接着，在 李济深指挥下，南征军于十二月下旬肃清雷州半岛，第二年二 月收复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 这样，统—广东的战争就胜利完成。这个胜利，巩固了广 东革命根据地．解除了革命政府的后顾之忧，为胜利地开始北 伐战争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主持下的总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军 队的政治工作比上次东征时又有许多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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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组织更加严密。在总政治部下组织一百六十三人的 政治宣传队，并且抽调几十名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到总政治部工 作。 第二，内容更加充实。总政治部发布《战事政治宣传大 纲》，规定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工作应包括三个方面：对本军的， 对放军的，对民众的。以对本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为例，规定有 七项具体内容：1．解释本军此次作战之意义；2．解释本军实力 之准备程度，以固信心；3．说明敌军弱点及其实力之比较．使 兵士了解敌情，增高自信力；4．激动兵士感情，鼓励兵士勇气； 5．引导兵士与民众发生密切之关系；6．殷勤慰劳伤兵；7．于行 军宿营时，尽可能限度组织各种娱乐。这七项内容的中心是：尊 重士兵，努力提高士兵在作战中的自觉性．改善军民关系。这 无疑是正确的。 第三，方法更加周密。总政治部向军队政治工作人员提出 注意事项：1．休息和宿营时，利用时间作宣传；2．十分注意纠 正士兵越轨行动，自己以身作则，诚恳指导，不要引起反感；3． 饷械缺乏时，要多方安慰军心，切忌惊恐、焦急或恼怒；4．战 败军心摇动时，力持镇静，鼓其勇气，并身先士卒，力谋补救。 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从而使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切 合实际。 周恩来在东莞、石龙、惠州、海丰、汕头等他的军民联欢 大会上先后讲演．宣传这次东征的意义和革命政府的政策，呼 吁当地人民起来协助东征军巩固革命成果。 第二次东征的军队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东征军参 谋团邓演存等四人当时所写的《东征参战报告》中说： “陈逆部队，久驻东江，对于国民政府及革命军，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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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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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之诬捏，作普遍的宣传，以致民众深信谣言，咸怀疑虑。 当东征军开抵石龙等处，各界民众(尤其是商民)多相率 逃避，使我军出发需要之夫役，及各种物品均无从雇佣。于 是由政治部召集当地民众，开军民联欢大会，宣布我国民 政府之政策，及本军东征之意义。并张贴各种图画、标语。 使人民咸了然本党之策略，我军之真相。经此种宣传工作 后，各界得其确之认识，及目睹本军之纪津，始各安心 来归，与我合作。”“此次东征军组织政治宣传部，对于 军行地域，先期出发，召集各界人民演讲，使咸了然于 我军东征之意义，与军队纪律之迥异于前。军行所至，人 民均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 便利。” 《政治周报》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的《东征纪略》中也说： “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 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 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 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此次东 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 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把建立东江地区革命政权的问题突出 地提到人们的面前。 东江地区，是陈炯明、林虎等军阀势力盘踞多年的老巢，又 同香港的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怎样才能巩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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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政府在这个地区的统治，是一个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第一 次东征时，由于迅速回师讨伐杨刘，军事倥偬，这个问题来不 及认真提出来。第二次东征已把陈炯明的势力削平，局面稳定 下来，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就不能不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 这个任务，落到周恩来的肩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军进入汕头后，国民政府任命周 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二十五 县的地方行政工作。由于当时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周恩来没有 立刻就职，而是继续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处理地方 行政事务。 当时，他进行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在东江地区着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和群众组织。在 东征进军过程中，有些县长由周恩来电请广东省政府任命。到 汕头后，他选派国民党左派陈卓凡等担任揭阳等县县长。接着， 又委派东江各县的检察官。他还在各县边派特派员，负责领导 当地的群众组织，如农会、工会、妇女协会等。特派员直接向 他报告工作。这些特派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周恩 来指示他们；如果县长是左派，就同他合作；是右派，就各干 各的。他还派国民党左派李春涛接管了汕头的《平报》，把它改 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并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毛 泽东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 命前边的影响》的文章)。由于周恩来兼任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 组织主任，他派特派员到潮安、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县 去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并参加了潮、梅、海陆丰各属县党部在 汕头召开的代表大会。 另一方面，雷厉风行地同当地的旧势力作斗争。他先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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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将有贪污行为的揭阳县长曾靖圣、五华县税务局长张谷山 等撤职查办；整顿教育，将梅县师范校长黄柏声撤职；制裁毒 害东江人民的鸦片商，宣布查办陈有利、陈坚夫贩卖烟土案；取 缔各县劣绅把持的县议会；改组由工贼控制的人力车工会和小 贩工会。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向中共广东区委建议成立中共潮梅特 委(一九二六年三月改为中共汕头地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 党的工作。十二月间，中共潮梅特委成立，由原共青团广东区 委书记赖玉润(先声)任书记，彭湃负责农运，杨石魂负责工 运，邓颖超负责妇运。赖并兼任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委员，彭、杨、邓等兼委员。 第二次东征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东征军总指挥部撤销，成 立潮梅绥靖公署，由何应钦任主任，负责军事工作。二月一日， 周恩来就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正式设立行政委员公署，负责 东征军总政治部原来担负的地方行政工作。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地方政 权机构。它是在国共合作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这时，东江地区的军事行动刚刚结束，地方行政百废待举。 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做起？周恩来在就职通电中明确地提出 两条：第一，“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 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期，立潮梅革命之基础。”这是政权建 设方面的。第二．“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 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方便，再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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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之发展。”这是经济建设方面的。 当晚．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说明现在“革 命基础巳稳固，如教育、实业、水利、交通诸大端已定计划，从 事建设。惟政府之力仍恐有所末逮，尚望各界加以督促与援助， 俾建设计划均得实施”。 就这样，周恩来开始了他主政东江的工作。 他选择的着手方法，是召开东江各届行政会议。为什么要 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周恩来在给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的报告 中说：“职以训政开始，头绪纷繁，徒恃一纸公文。终嫌隔阂， 爰定于，二月二十日，在汕举行行政会议，召集所属各县长、各 教育局长，届时亲自出席，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之有组织者，每 县得各派代表一人参加。”显然，他是决心要一扫旧衙门那种 “徒恃一纸公文”的官僚习气，代之以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 作风：同各县负责人以及群众团体代表当面商议，综合地来解 决全盘工作的问题。而从更长远的意义来说，这样做是为了 “引导人民参加政治”，“立潮梅革命之基础”。 二十二日，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在汕头开幕。到会的有各县、 市代表九十五人，特聘代表二十四人。收到各代表的提案及计 划书一百七十七份，调查报告、统计资料一百八十份。二十三 日上午，周恩来向会议作政治报告，共产党人恽代英作国民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 的政治很显明是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在里面捣鬼，压迫至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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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 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做弊骗人。中国这几年政治的腐败，都 是这班官僚政客在里面播弄。”他又指出，广东的工人农民运动 正在发展，商人也渐渐与政府合作，这是政府的主张能够实现 的力量所在。他提出要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官污吏，“向外 发展，同时亦整顿内部，并对工商联合，进行封锁香港．以及 注意政治”。 二十三日下午和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各县、市长及群 众团体代表报告，并通过致电慰劳香港罢工委员会。二十六日 起，分专题讨论代表所提提案，其中包括：绥靖，行政及增加 行政经费，划定行政、司法、建设、教育、农工、商务与财政 等。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例如，在建设方面，决定推行修筑省 路公债，治河，安设电话，疏浚海口，拆城，造林；商务方面， 决定划一度量衡，收回土毫(指当地流行的一种地方性货币—— 编者注)，禁绝私运铜币进口，提倡国货，多设商场、商品陈列 所，减轻出口税。会议共开了九天，到三月三日闭幕。 正当周恩来准备在东江地区有计划地推行各项改革的时 候，三月十六日，广州国民政府突然表示接受周恩来曾多次提 出的同时担任东江备属行政委员和第一军党代表“事繁责重，不 能兼顾”的请求，宣布免去他的东江行政委员的职务，后以徐 桴继任。但周恩来还担任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副党代表兼 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他在十七日从汕头回到广州。 这时，已到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的前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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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实行反共的一个重要步骤。 通过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等战役的胜利，蒋介石逐步成为 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起家本钱就是由 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 表面上同共产党合作，表示赞成革命，实际上却随时在提防和 限制共产党，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 以后，随着他的实力逐渐增长，他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地暴露出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东征途中，他召集连以上的 军政人员联席会，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招所 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 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周恩来以此事 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蒋介 石同周恩来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 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 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周恩来 从汕头回到广州，同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他们商定： 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给蒋介 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 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着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 备在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等了好久，中 共中央却来电不同意。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 一次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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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日事变前几天，蒋介石打电报要周恩来回广州。周 恩来十七日回广州后，发现蒋介石同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 他的神色不对。周恩来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当时给苏联顾问兼当 翻译的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但苏联顾问季山嘉仍不重视 这件事，把一个大问题当作小问题，视同儿戏。陈延年在事变 前一两天才从上海回到广州。所以事变发生时，共产党人完全 处在没有戒备的状态下。 三月二十日这天，蒋介石散布一个谣言，说是中山舰要炮 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把他赶走。以此作为借口，突然翻脸，逮 捕了代理海军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 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 人纠察队的武装。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往蒋介石那里，向 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 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怎么办?是进行反击，还是继续退 让妥协?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主张给予反击。周恩来、 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曾在一起议论。周恩来对情况作了 分析。他说：二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 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 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五 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 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我 们占了七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 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 大了。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 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一起议论的人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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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分析，但大家又觉得存在一个问题：要是把蒋介石搞 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 益，他们也会反共反人民的。周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 党中央决定。过了几天，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 介石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分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 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共产党的只有三十九 人)，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陈延年因为这件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 “混蛋”！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又一次大让步。 三月三十日，中共广东区委针对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造谣 诬蔑，发表《结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 民的一封公开的信》，指出：“因为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派 对于共产党造谣诬蔑更加紧了，并且将影响到广东时局。”“共 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的群众起来打破敌人此种阴谋， 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 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被迫撤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二百多名军队干 部和政治工作人员，由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在广州大佛寺举 办一个特别政治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周恩来担任这个训练 班的主任，并先后向学员作了《反吴(佩字)与反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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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演讲。在 这中间，他曾在四月二十三日乘轮船到汕头，办理东江行政委 员和第一军政治部的交替事宜，在汕头停留约一星期后回广州。 政治训练班的学员经过两三个月的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国民 革命军其他部队中工作。 周恩来离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后，集中力量主持中共广东 区委军委的工作。军委设在广州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干部很 少，只有聂荣臻和黄锦辉。南华银行二楼中间是一个大厅，入 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是周恩来办公用的，左边有 两张桌子，是聂、黄两人办公用的。西边的屋子是周恩来和邓 颖超的住处，东边的是聂、黄两人的住处。军委机关机密性比 较大，只有比较高级的干部才到那里同他们直接联系，一般人 都到文明路的广东区委联系工作。 那时两广已经统一，已处在大举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 前夜。放在广东区委军委面前最重要的课题，便是为北伐战争 做好准备。 在北伐的准备工作中，广东区委军委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是因为；第一，对北伐战争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内部最初是 有争论的。陈独秀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北伐并不赞成，认 为国民革命军力量还不足，暂时只宜处于防御的地位；又担心 革命分子的大批北上会使广东的革命根据地难以巩固，因而对 北伐的准备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广东区委和在广州的苏联顾问 鲍罗廷，对北伐战争却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准备。 第二，中共中央在早期并没有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一九二五 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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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活动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不 久，军事部逐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中共中央军事部 最初由张国焘负责同各地联络。但张国焘当时担任的职务很多， 又经常往来沪粤之间，对军事工作并没有怎么过问。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 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琐碎工作。”而广东却是当 时大革命风暴的根据地，集结在广东准备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 军各军中的党的工作历来是由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的 重担，不能不落在周恩来所领导的广东区委军委肩上。 当时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的有七个单位中的党的工作： 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 部。周恩来每星期都要召集他们开一两次会议，听取他们的汇 报．部署各项工作。聂荣臻、黄锦辉同这些单位经常联系，向 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积 极为北伐战争做准备。 作为广东区委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还帮助过广州国民政 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制订北伐的军事计划。 五月一日，叫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 先遣队，从肇庆、新会出发，开赴湖南前线。叶挺是著名的粤 军将领，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派他 到苏联去学习，同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 五年九月回到国内，十一月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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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士第、卢德铭等都在这个团内工作。刚成立时，全团有共产 党员二十人左右，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人掌 握的革命军队。独立团出师经过广州时，周恩来在叶挺家里召 集团内连以上党员干部开会，向他们分析国内外形势，北伐的 有利条件，湖南、湖北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情况，唐生 智部的情况，广东各军的情况，说明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 任务。并且提出几点要求：一、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 二、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三、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 与友军团结；四、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 五、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六、现在有些军都 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最 后，他用“饮马长江”这四个字来鼓励大家。临走时，同每个 同志一一握手，说：“武汉见面。” 独立团党支部决定，把周恩来这些指示分别在党内和党外、 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普遍的传达讨论，把它作为从广州出发到湖 南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利用行军中休息和到达宿营地 后的时间进行讨论。这个讨论，对全团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从 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独立团一直充当前锋，长驱直入，第四 军因而博得“铁军”的声誉。 周恩来还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 作了题为《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讲演。他在这篇讲 演中系统地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指出：“我们做政治工作 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 革命常识。”“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这 个问题解决，就可消灭军阀及平息社会上一切不安的现象。所 以，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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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他具体地论述 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范围和方法，并且指出：“我们是为主义为 党国而奋斗酌。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 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他指出，这 样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得到人民的支持，巩固革命的 基础。当北伐军准备出发的时候，周恩来所作的这个系统的讲 演，对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弄清楚自己工作的要求和方法 是有帮助的。 —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阅兵典礼在广 州隆重举行。各路大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出师 北伐，首先讨伐盘踞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 孚。在各地群众的热烈响应下，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委军委决定以聂荣臻为军委特派员，到 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央和军 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或反映给军委；并 沟通军队同各地党组织的关系。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南浏阳后．就 接到广州来的指示信说：“革命形势的发展可能很快．你们的战 斗任务更加繁重了，要争取在独立团里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和一 个补充营。”并从广州派来许继慎(黄埔一期毕业生，共产党 员)等三十多个营、连、排干部到独立团工作。叶挺立刻坚决 执行这个指示，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很快招足了新兵，配备 了干部，把特别大队和补充营建立起来。张发奎后来对叶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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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是独立的，总是先斩后奏的。”九月间，北伐军在围攻 武汉的同时分兵向江西进发．讨伐控制东南五省的另一个直系 军阀首领孙传芳。广东区委军委又决定在开往江西的军队中成 立军事的党团，制订组织大纲，并规定地方的政治问题应受当 地党委的指导。大量这类工作，都是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广东区 委军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 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 来。国民党右派势力在这时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制 造分裂、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已就任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对革命的面目也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周恩 来清醒地看到这一切。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蒋介石为了拉 拢他，曾表示准备任他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战地财政 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重要职务，征求他的同意，被周恩来拒绝。一 九二六年底，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 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 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 周恩来在这些文章中反驳国民党右派制造的所谓目前民众运 动“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的谬论，指出： “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 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 “现时方是国民革命的起首，离成功的途程还很辽远。所以这时候 我们希望民主政纲之实现，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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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驳斥国民党右派所谓“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 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的谰言，指出：“各被压迫阶级 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 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 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 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 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 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 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 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 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相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 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 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 右派分子分裂。” 他以明白的语言指出国民党右派势力存在这个客观事实。 写道：“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 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 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 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 工作。”因此，共产党人自然需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 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最后，他响亮地提出：“一切革命分 子团结起来！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 力已在恣意践踏并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动逆流正在汹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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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政治风云异常险恶。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逆流 吓倒了，对国民党右派一味迁就退让。在这个历史关头，周恩 来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和光明磊落的胸 怀，坚定不移地维护革命力量的团结，旗帜鲜明地回击了国民 党右派的污蔑和攻击。 这年年底，周恩来奉命调中共中央工作，离开他工作了两 年多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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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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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在这里，有 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作为帝国主义在 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租界以外的地区，控制在孙传芳 部的军阀势力手里。这里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席 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便从这儿开始。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 当时也设立在上海。周恩来在一九二六年的九月和十月，曾两 次从广东来上海。十—二月问，调到中共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 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中共中央来工作 呢？这同形势的发展有关。 北伐战争开始后进展得很顺利。在湖南、湖北击破直系军 阀吴佩孚的主力以后，又在江西、福建大败孙传芳的军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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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许多省份纷纷归附，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迅速扩展到十个省。 两湖等地区的工农运动正在蓬勃高涨。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 响越来越大。党员的人数，一九二五年一月四大开会时还只有 九百九十四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已增加到一万八干五百二十 六人，两年间猛增了近十九倍。 可是，作为领导机构的中共中央的组织状况却同这种迅猛 发展的形势很不相应。中央局委员那时共有五人：蔡和森正在 苏联．翟秋白和张国焘到广东去参加联席会议后没有回到上海， 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人。彭述之主管宣 传方面的事。组织部主任由陈独秀(仲甫)兼任，后来他因病 住院，对组织部的工作几乎没有过问。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中 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周恩来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专门作了一个《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一个好的 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但是本党在组织上仍是 非常幼稚，有许多大的缺点。这年九月的《中央局报告》中 更写道：“中央组织部尚无专人切实负责工作。”“虽仲甫同志在 病中仍管理一切工作，但总有许多事情因而停顿。”周恩来这 次调来中央，名义虽是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他负责整个 党的组织工作。 周恩来接到调令时，邓颖超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留在广 州。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这以后他们间连音讯都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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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在组织部工作的时间很短。过了两个来月，上海工 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准备。周恩来是当时党内公认的富有军 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又被调去负责这次起义的军事工作。陈 独秀在党的五大的报告中，特地说到这件事：“第四次代表大会 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 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不 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 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二六年十月。 周恩来那时还在广东，没有参加。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周 恩来没有参与准备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临时被派去指挥南市 区的行动。到那里后，没有见到群众，只找到几个负责人。整 个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在南市区没有能行动起来。第三次在一 九二七年三月，周恩来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开始准备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停止是紧 相衔接的，中间没有间歇。二月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 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一、停止今天的暴动。二、经 过商界调和由上总(指上海总工会——编者注)发令复工。”同 时也就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前两次上海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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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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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起义，是由上海区委领导的，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 织部长赵世炎负责指挥。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特别 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即 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成立特 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 成。这个军委，同时也就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 以后，又确定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 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第三次起义前夜的客观形势同第二次起义时相比，有了两 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北伐军已经胜利地控制了江西、浙江两省和安徽大 部分地区，前锋从南、西两面逼近江苏南部，上海各界人民已 在欢欣鼓舞地准备迎接北伐军。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 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本钱，可 以把昔日的盟友—脚踢开。他的反共面目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 三月六日，他在江西指使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 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十五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活动分子大会 上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势力所包围，根本丢 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运动——而 反对联俄、联共及压迫工农运动，且将与—切反革命的势力妥 协，将使整个的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因此东南民众革命运 动的发展，与全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实有非常密切而重大的关 系。”他强调：党在上海必须很自信地去领导革命的民众，积极 地向一切反革命势力进攻，建立民众政权；要打破那种“不相 信自己的力量，不懂得民众政权的意义，只是专门等待北伐军 到来”的错误观点。“上海实为民众与北伐军合作的问题，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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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众欢迎北伐军的问题，如果是民众欢迎北伐军，上海必仍 为一个反动的局面。”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上海工人武 装起义取得胜利具有更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第二，原来盘踞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经 过北伐军多次沉重打击后已支撑不住，只得投靠统治着东北和 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二月底，张作霖派遣鲁军华庶澄部南 下，而原来驻守在这里的孙传芳系统的李宝章部撤离上海。毕 庶澄部只有三干人，加上当地警察共五千人左右，兵力并不强， 军心又严重不稳。他们刚到上海，对环境很不熟悉，同地方上 各种势力缺少联系。毕、李两部换防之际，防守上也露出漏隙。 这对工人的武装起义是有利的。 为了领导好这次起义，周恩来认真地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 义的经验和教训。三月三日，他在军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 的武装起义》的报告。他充分肯定第二次武装起义具有很大的 意义：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起义”，“尤其是经过这次起义，工 人们懂得了很多”，“应该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起义作准 备”。同时明确地指出了这次起义的两条主要教训：“问题全在 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针对这两条教训，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军 事准备工作时，始终紧紧抓住两个要点：第一，起义前，做好 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第二，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在条件成熟 时坚决果断地发动起义。 他对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特别重视。周恩来作风中的重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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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是每当确定一个工作目标后，总是进一步弄清实际情况，周 密地落实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措施，有条不紊地付诸行动， 把事情做得很彻底，决不草草了事或半途而废。 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是二月二十三日夜间决定成立持 委和军委的。时间已很紧迫。第二天上午，周恩来立刻参加上 海区委各部(即各区)书记会议，详细地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 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并在会上指出： “军事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下午，他同各 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议上作军事准备 工作的报告。他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说明起义的依 靠力量有三支：一、纠察队，目标是五千、先组织三干人；二、 自卫团，能用于枪，现有三百人，目标是五百人；三、特别队。 他在这次会上提出军事准备工作的五项具体意见：第一，建 立领导机构。军委除原有五人外，再增加罗亦农(以后又增加 了王一飞)。各部委(即各区委)分别组织军委。第二，加强队 伍的训练。对纠察队先着重形式，编符号。自卫队从事训练，考 查人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等。第三，加强敌军工作。在 周恩来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每天接洽一次。 第四，武器准备。他从当天的调查中得知，现有枪支一百，其 中还有不少是坏的。需要集中起来，再设法添买，运输也要 预先准备好。第五，情报工作。这时，北伐军正沿南京和杭 州这两个方向进逼上海。因此，情报工作先分三路：一写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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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二派人到上海和杭州间的松江、龙华一带，三到南京与 无锡。 为了落实各项措施，周恩来亲自到商务印书馆、法商电车 公司、沪东工厂等党的力量较强的重点单位去了解起义的准备 情况；到浦东、引翔港等处察看地形，解决有关实际问题，从 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过实际作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在闸北 宝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班，由各 部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参加，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他 还从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侯 镜如，让他分管起义前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工作，以后还担 任部分军事指挥工作。侯镜如回忆说：“我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 训练各区纠察队的干部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 《暴动须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 练。”经过二十五天的训练，有一干八百名纠察队员可以使用 武器了。在武器准备方面，购买了二百五十支手枪，并从租界 内秘密地偷运出来。 那时，闸北商会会长组织保卫团。周恩来问商务印书馆的 工人：“我们是不是要参加?”有的工人说：“我们参加保卫团？ 难道去保卫资本家？”周恩来哈哈一笑，问道：“我们缺什么?” 工人说：“缺长枪。”周恩来说：“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 打进去，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中。”经过他的启发教育，商 务印书馆有二十多个工人参加保卫团，占保卫团总数的三分之 一。保卫团发给每个团员一支枪、一套制服、三十发子弹．平 时可以把枪放在家里，到执行任务时再带枪出发。上海工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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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起义时，这些参加保卫团的工人就把枪带出来，成为攻打 北火车站的—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 三月初，北伐军分两路进逼上海： —路由西向东，经宜兴 取常州；一路从南向北，由嘉兴攻松江。整个局势越来越紧迫 了、五日晚的特委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报告，宣布：“各方面动 作已预备好。”并且说明：行动分为引翔港、杨树浦、闸北、小 沙渡、南市五个区。由于军阀的兵力集中在闸北，起义队伍也 “集中力量在闸北”。 怎样选择发动起义的时机?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陈独 秀最初提出“不要太早”，认为要有两个标准：一是上海已没有 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 的龙华。周恩来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主张：“假使松江下，必 可动，回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 他也不能估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最后，陈 独秀接受了这个主张，确定：“—、松江下。二、苏州下。三、 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会 上还对起义的指挥机构进行了讨论，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 议指挥，紧急情况下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四人 负责。 起义的时机越来越迫近了。周恩来对军事准备工作做得十 分细致。在他的领导下，闸北、南市、沪东、沪西等区分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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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出书面的作战计划。内容都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 人力和武器配备、进攻方法、时间、注意事项、治安、通信联 络等。对这些问题，预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和规定。 三月十九日，也就是起义前两天．清晨八时，上海区委主 席团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就由周恩来报告：“昨晚消息， 松江大战，宜兴确下。”“毕(庶澄)有败退可能，同时有暂时 压迫我们的可能。所以今天罢下(指罢下工来—— 编者注)而 无动作，必受压迫。”根据这些情况，周恩来果断地提出必须采 取行动。他说：“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 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面今晚动作。”下午，罗亦农 在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下预备动员令。并颁布 《行动大纲》，规定：“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 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 民选市政府。”当晚，起义领导机构作出“假定后天(二十一 日)一致动作”的决定。第二天，上海罢工工人已达到二十八 万人。当天，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在傍晚推进到是海南郊的 龙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事前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条件成熟时果断地选定起 义的时机，这两条都做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中国共 产党最后作出发动起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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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中午十二时，全市约八十万工人宣布 总罢工。按照周恩来预先所作的规定，四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 同时长呜。这是工人纠察队行动的信号。中午一时起，起义队 伍系着白底黑字“工人纠察队”的臂章，领取武器，到预定地 点集合。租界内的工人也涌向华界。还有人在煤油桶内燃放鞭 炮助威。 等待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在各方面都做了 周密难备后开始。 起义的行动，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 淞七个区。参加行动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有五千多人。在前线负 责指挥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前线总指挥部设立在宝山路横浜 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当天清晨．周恩来和赵世炎进 入总指挥部。据当时在场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黄澄镜(逸峰)回 忆：“周恩来同志身穿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 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 象。”他在总指挥部的西厢房里，和赵世炎一道，一会儿伏在 桌子上，对着上海市区地图，边指画边商量，一会儿和外面进 来的联络员交谈．听取报告，指示行动。他还亲临现场，往返 于火车站、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三路指挥战斗。 起义发展得十分迅速。当时毕庶澄部的鲁军为了便于撤退， 主要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区。所以，其他地区的战斗都比 较顺利。南市最早打下，工人纠察队先取下警察局，再占领高 昌庙和南火车站，把警察的枪部缴了。浦东在两小时内也拿了 下来。吴淞由铁路工人和纱厂工人占领。他们缴获了大量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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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徒手的工人纠察队员。到下午四时，闸北以外的各区先后 取得胜利。 这时，斗争焦点集中到敌军兵力厚集的闸北区。敌军在闸 北共设有二十多个据点，其中主要的是：北火车站、商务印书 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当天四时前， 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的敌人先被解决。周恩来把指挥机构迁 到第五区警察署。 四时左右，吴淞部委送来—个重要情报：敌军毕庶澄部五 百人左右，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数挺，于早晨乘一列铁栅车 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列车到达吴淞附近时，发现吴淞 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即掉头返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周 恩来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刻召集会议研究。在会上，他当机立 断地说；“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他进来，第一，会冲 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指北火 车站——编者注)，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他指着地图宣 布：选择接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并亲自率领工 人纠察队第一中队和第四中队一个小队到天通庵勘察地形，布 置兵力。他经过仔细观察后．找到住在那里的老扳道工鲁大爷 和他的儿子把路轨的道钉拔掉，又将队伍分为两支，选择有利 地形，埋伏在铁路两侧。 黄昏前后，列车进入伏击圈，火车因道钉被拔而突然出轨 翻倒。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立刻以密集火力猛烈射 击。列车上的敌人毫无准备，又因车门被关闭反锁，无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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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在窗口抵抗。不久，沪东和虹口的工人纠察队也赶到，投 入战斗。天黑后，敌军一部分士兵下了车，坚守待援。周恩来 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并发动政治攻势，高喊 “缴枪不杀”，“赶快投降”。经过一夜战斗，敌人军心逐渐涣散， 火力转弱。到第二天中午，除少数人溜走外，其他四百多人挂 起白旗、丢出枪支，全部被俘。周恩来命令用缴获的武器弹药 来武装徒手的纠察队，并将其中的轻机枪调拨给正在围攻北站 的纠察队，以增强战斗力。 东方图书馆是敌人军需处所在地。这里又处在宝山路中段， 是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间必经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驻 守的敌军虽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但凭借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 并配备有两挺轻机枪，子弹充足，易守难攻。起义前，工人纠 察队先去察看，已引起敌人注意。总攻一开始，敌军以密集火 力顽强扼守。工人纠察队牺牲三人，受伤一人。许多工人急了， 准备利用梯子和搭起的桌椅爬越围墙，向里硬冲。这时，周恩 来赶到了。他立刻加以制止，说：你们这样上去跳墙，容易暴 露，牺牲太大。他细心地察看地形后，决定为了减少伤亡，改 用“围而不打”的办法。在它对面的商务印书馆三楼上部署火 力，严密监视。敌人—露头，立刻猛烈射击。并要纠察队在东 方图书馆东侧另挖一条一百多米的交通壕，来保护总指挥部同 北火车站之间的交通线。他说：我们打下北站，这个孤立的据 点，敌人自会放弃的。这样坚持了一天。到天通庵战斗结束后， 原在那里参加战斗的工人纠察队开到东方图书馆来。指挥部用 广播喇叭宣传天通庵的战斗已经结束，劝告守军投降，否则要 用炸药爆破了。下午四时半，敌军用白毛巾扎在竹竿上伸出墙 外，表示投降，并停止射击。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经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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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对方悬挂白旗的含义，仍在继续进攻．又牺牲了六个人， 时，周恩来又来了。他立刻命令停止战斗．接受对方投降。 指挥部随着也迁入东方图书馆。 这时，敌人在上海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固的据点—— 北火车站。敌军在这里的守备力量很强。北站的屋顶上设有重 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停着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个。配备有追 击炮两门。在宝山路和北河南路交界处，还有帝国主义租界当 局设下的重机枪阵地。周恩来在起义队伍占领第五区警察署后， 就开始指挥对北站的围攻。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他作了周密 的部署，在虬江路到北站间修起三道防御工事，以便逐步接近 并包围敌人。黄昏后，敌人的炮火射击，引起宝山路东侧的居 民住屋着火。火借着风势延烧开来。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抢救 衣物，一片号哭。周恩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出 击，立即赶到现场，一方面组织工人救火，帮助居民抢救物资， 有秩序地转移，另一方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 动向。果然。敌军乘这个机会发动出击，准备突围，工人纠察 队被迫后退。在这干钩一发的时刻，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支突击 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的纠察队猛烈回击，把敌人打回北站，夺 回了防御工事。在火力掩护下．救火工作也顺利地完成了。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前沿检查工事，并同纠察队员们一起 扛木料。修工事。突然，—颗炮弹落在附近。周恩来立刻卧倒， 全身溅满了泥灰。他毫不在意，掸去身上的泥灰，继续帮助整 修工事。一个纠察队员对他说：总指探，这里是前线，你的指 挥位置不在这里。周恩来笑着说：当指挥的怎么能不来?你们 不是同样很危险吗? 这是周恩来历来的作风；在重要行动的关键时刻，他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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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到第一线现场来直接观察和指挥。 二十二日下午，毕庶澄看到大势巳去，悄悄地换上便服，逃 进租界。敌人的残余部队军心涣散，已近土崩瓦解。五时，按 照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知，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 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队伍会合时，周恩来站在三岔 路口的高地上，对他们讲话。他叙述了各区敌人巳先后被消灭 的情况，接着说：现在敌人二干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 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 淞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也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 体纠察队员下了发动总攻的命令，要求在六时以前攻占北站，结 束战斗。各路纠察队员士气高涨，立刻向北站发动猛攻。六时， 攻下了敌人的这个最后据点——北火车站。当天，上海人民代 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钮永建、杨 杏佛、虞洽卿、于晓籁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经过连续三十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 取得辉煌的胜利。五干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开始时虽只有一百 五十杆破旧枪支和少量手榴弹，但由于事前做了周密的部署和 准备，包括军事训练和武器补充，又抓住有利时机坚决果断地 发动起义，不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前后共缴获步枪 三干多支)，有计划地扩大胜利成果，终于打败五干反动军警， 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 辉一页，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记录之一。 作为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坚决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 着、指挥若定的领导才能由此也为更多人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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