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1周年，年过九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以1958年奉命陪同周总理考察广东新会废物利用和植物资源利用群众运动的经历为背景，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1958年大跃进前夕，周恩来总理受到“反右倾”的批评，几乎离开岗位。7月，他要到广东省新会县一带去考察新会县县长党向明领导的废物利用和植物资源综合利用的群众运动，让我随他做科学助手。这是谁的建议，我不知道，也未问，只是随总理办公室的罗青长同志来到总理办公室，在办公室主任那里了解准备事项。
1958年7月1日，我们乘中航公司的专机出发，机上就总理、罗青长和我三人。下午到了广州，由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陶铸接待，住宿在珠江西南的一个别墅里，然后总理招集几位工业部门领导来汇报。他听汇报很仔细，并且总是在汇报者讲完后才提出问题。汇报中间，我有时想问几句，都被总理拦住了，他的民主作风和倾听下情的精神和人格使我极受感动。汇报结束后，陶铸在一家名为“十三行”的老广东馆子为总理接风。
随后，记得是乘汽车越过几个渡口，经四邑到了新会，就下榻在党向明的办公处内。总理的夜间工作习惯照常。
在新会考察了约一个星期，中间曾参观了党向明举办的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的展览会。而新会的“蒲葵工业”，即利用制蒲葵时抽下的叶筋做牙签就是总理在参观时的建议。
新会有一名农村青年叫周汉华，利用米丘林学术原理，搞水稻高产品种的杂交试验，有些成效。总理听了对此的汇报后，特地到周汉华家中参观，其时已经向晚，总理对周汉华的试验作了详细询问。随后，在党县长带领当地工匠用拆城墙和废居的破砖烂瓦，合乎科学地在新会旧城北的圭山山麓上营造的一座无梁无柱的大礼堂中，总理对全县各级干部近千人作了一场三个小时的报告。报告过程中，他不但毫无倦色，也不抽一支烟，从自我解剖说起他亲身经历的党内路线斗争。当时，我与罗青长和广大听众一样深受感动。关于这个路线斗争史，总理还在只有三个人的顺珠江返广州的专船上，更深刻地特又向青长和我分析批判过。我当时还不知道“大跃进”的“左倾”盲动思潮对总理的无情冲击，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终于理解。
总理逝世后，总理办公室的警卫人员还送给我一本总理的纪念画册。“四人帮”下台以后若干年，罗青长曾到昆明找过我，那时蔡希陶已逝世，铜质胸像已屹立在方毅和普朝柱题词的碑前，我和青长合影留念。那时他已是退休的老干部，一只眼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斜眼，也不是1958年时的翩翩少年了。后来，罗青长将这幅照片寄赠于我，此是后话。
最让我终身难忘的是返广州时乘专用内河小轮到江门时，当时已近黄昏，总理突然让小轮停泊下来，上岸去视察由波兰援建的尚未交工的江门甘蔗化工厂。江门离当时尚未回归祖国的港澳都很近，繁华中藏着复杂，就青长和我两人如何保卫得了！但总理健步如飞地登岸了，我们只好一边一个护着他。他对介绍情况的波兰援建人员询问得很详细。参观后回船的路上，可把我们急坏了，因为路上行人发现了总理，就跟上来近百人，我们又不便阻拦，又怕出危险，直到小船起航，才放下心中的石头。
离开广州返京的前夕，我们又陪总理观看了马思聪、红线女新编的历史粤剧《关汉卿》，自然是在包厢里，我对戏中的《蝶双飞》一曲印象极深。
这一次，作为总理的随行人员，才有机会得到1960年总理对中科院和商业部发出的“利用小秋收”的指示张本，也才为中国经济植物大普查和《中国经济植物志》的内部发行开阔了坦途。
今年1月8日，正逢总理逝世三十一周年，我每每想到在还没有结束“十年动乱”之时，已故的所内人事处处长王勇同志在大楼前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我得以参加，真是感慨万千。
(吴征镒 2007-01-10-A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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