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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最权威的连载 [打印本页]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1-23 15:49 标题: 最权威的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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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由中央文献室编的<周恩来传>可谓最权威的叙述周恩来生平事迹的传纪!我一直想找这本书的电子书,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幸好得好网友"仁者爱人"提供非会员可阅读的这本超星图书,我特意将超星的PDG格式转换成可编辑的普通文字,以方便传阅和制成各种电子书,希望有心的网友制成漂亮的电子书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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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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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是苏北平原上一座古老的城市。它处在纵贯南北的 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的联结点。清朝的酒运总督 衙门便设在这里。当铁路兴建以前，淮安是南北交通通常都要 经过的地方，也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经济比较繁荣，文 化也很发达。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 日)清晨，周思来诞生在这座城内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里。 周恩来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 大家族。说起来很有趣，鲁迅(周树人)大概也是出身在这个 家族的。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思来还提起过这件 事：“在血统亡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 绍兴城的周家。”但到周思来的祖父周起魁(字攀龙)一辈 时，他们这一支就离开绍兴，迁到了淮安。 周起魁为什么要移居淮安?这同绍兴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那时候，绍兴的社会里除劳动者外．中上层中比较多的有两种 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出路 一般是应科举，绍兴人却大批地去当师爷，到全国各级衙门里管 文案。师爷不算是官职，是由主官聘请的幕僚，所以被尊称为老 夫子。在县衙门里、刑名师爷管司法，钱粮师爷管财政税收，他们 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因为师爷中绍兴 入持别多，人们常把他们称为“绍兴师爷”。商人的出路则是在各 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洒。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周起 魁因为当师爷来到惟安，后来，代理了安东、阜宁、桃源等县知 县，并做过海州直隶州知州。在他当师爷的时候，同二哥周亥 祥合买下了驸马巷这所宅院。从此，就定居在淮安。 周起魁有四个儿子：贻赓、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 贻奎、贻淦。他们和周亥样同住在一起。按照封建大家庭的规 矩，叔伯兄弟问的排行，分别是四、七、八和十一，劭纲便是 周思来的父亲。周起魁五十多岁就死了。他生前不事生产，身 后只留下自己居住的房子，并没有田产。到周思来的父辈时，家 庭的经济景况已经相当衰败。 周思来的母亲姓万，小名冬儿．因为徘行十二，大家都叫 她万十二姑。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出身，以 后在同属淮安府的清河县(一九一三年改名淮阴县)做了九年 知县，就定居清河。万十二姑读过五六年家塾。她性格开朗，精 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结婚后，生了思来(字翔字)和他的 两个弟弟：恩博、恩寿。恩博比思来小一岁，恩寿比恩来小六岁。 周恩来幼年时的小名叫大鸾。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父贴 淦病危。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特别看重有没有后代。所谓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人们头脑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贻淦那 时结婚还不到一年，没有子女，心里很难过。为了使贻淦在弥留 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他留下的妻子陈氏能有所寄托，恩来的 父母尽管那时只有这一个孩子，还是把他过继给贻淦。两个月后， 贻淦去世了。幼年的周思来由守寡的嗣母陈氏带在身边抚养。 陈氏的娘家在苏北宝应。她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 家庭，性格温和，待入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 好的修养，那时才二十二岁。她因为年轻守寡，从不外出，就 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思来的抚养和教育上。周思来称 陈氏为“娘”，而称自己的生母为“干妈”。陈氏给他请来一个 乳母，是当地人，叫蒋江氏，记住在西院的两间小屋里。周 恩来四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五岁起，送他进私塾读书。嗣 母对他的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 窗前教他读书。有一次，恩博玩刀子，几乎伤了他的眼睛。于 是，陈氏更不许他轻易出去，整天把他关在屋内念书。空暇时，就 教他背唐诗，结他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 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嗣母 的教育，对幼年周思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异常深 刻的。四十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 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他义说： “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 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 一部分。他还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 是有影响的。 一九O四年，六岁的周恩来随同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 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居住，并列外祖父家的 家塾里读书。外祖父家里人很多。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他 生母去调解。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情 楚，然盾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经常 跟着生母去，在旁边听着，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万家的藏书很 丰富，使他能大量地自由阅读。周思来从小便喜欢看书，他所读 的第一部小说《西游记》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看的。他很聪明， 性格中又有着活泼的一面。在外祖父家，同辈的孩子比较多，常 在一起玩，使他度过几年比较欢乐的童年生活。 这时家里的经济景况已经越来越不好了。父亲为人老实，胆 小，能力比较差，到清江浦后，只谋得一个月薪十六元的小差 事。家里常靠借钱过日子。他的生母又劳累，又愁闷，很快就 一病不起。那是一·九O七年上半年的事。夏天，嗣母带他到宝 应她堂兄家住过两个月，仍回到清江浦。第二年七月间，嗣母 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⑦周恩来对陈氏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他写过—篇《念娘文》，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抗战胜利后他在重 庆对记者说到：“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基前想来已 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两个母亲的死，使周思 来的生活陡然发生变化。料理完丧事，家里已是债台高筑。父 亲经别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 周恩来弟兄怎么办？只剩一条路：秋冬之交，他领着比他 更幼小的两个弟弟(九岁的恩博和四岁的恩寿)，重新回到淮安 那个残破的老家。 回到推安，等候着他们的是艰难而凄凉的日子。那时，周 恩来还只有十岁。可是，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收入都很微 薄；叔父贻奎从年轻时起就偏瘫在床；家里有什么事需要人出 头的时候．周思来已算是全家最年长的男子，尽管他年龄还那 么小，却没有别人可以代他承当。 周家没有土地，只有那所自己居住的房屋，有一段时间一 部分房屋也给抵押出去。要债的人络绎上门。有时伯父寄些钱 回来，才还掉一笔账。借贷无门时，就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 当铺去典当。但是，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各种礼 仪和规矩特别多，即便里边已那么破落，外头的场面还得硬撑 着。周思来后来回亿道：“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 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 墙上贴上—张纸，按照封建家庭的习俗，“要把亲戚们的生日、 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 到处磕头”。 这副生活的担子，沉重得几乎不是童年的周恩来所能承受 得了的。但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并承担起这—切。他这时 还到东门附近表舅龚荫苏的家塾里读书。龚荫苏的思想倾向维 新，到过日本，家里除许多古籍外还有一些宣传近代西方文明 的新书和报刊，周思来曾把他称作自己政治上的启蒙老师。龚 家的表姐们和他共同学习．在一起做组诗等游戏。只有在这里， 他还可以获得一点短暂的欢乐。此外，那两年多的时间里，留 给他的只有令人窒息的痛苦的回忆。 可是，在他面前、一时没有第二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这种 凄凉的经历，使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磨炼了同他的年龄 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也在他 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对封建家庭和习俗的强烈憎恨。 到他十二岁那年，伯父周贻赓(字曼青)在奉天(今辽宁 省)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俸纳科己升任科员，生活稍稍安 定—点。周恩来平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 写信同伯父商量。伯父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这个侄儿的才 学，也很同情他的处境，就在这时写信要他到东北去，跟随自 己生活。 这在周思来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后来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 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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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29 9:08:32编辑过]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1-23 15:54

[em17]不知这样会不会造成侵权?如果会那就惨了,再大胆也不敢上贴了![em09]

作者: 鸾飞凤舞 时间: 2005-11-23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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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本身就是侵权的，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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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CCR老哥那里有没有这书的文本

作者: stoneone 时间: 2005-11-23 19:33

我这儿有Adobe Reader的，好像可以直接复制文字，需要的话我下月考完试慢慢贴上来。不过感觉文献版的可读性差了点，我拿着当资料看。

作者: ccr 时间: 2005-11-23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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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中央文献<周传>的电子文本,是根据PDF格式转换的,现在是纯文本,现在就是有些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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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字都是对的，不需要校对，但标点都是乱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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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料来源（即每页下端的注释）要单独整理

作者: 虞美人草 时间: 2005-11-23 23:41

整理是件大工程[em09]

作者: 银色的浪花 时间: 2005-11-24 09:22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stoneone在2005-11-23 19:33:45的发言： 我这儿有Adobe Reader的，好像可以直接复制文字，需要的话我下月考完试慢慢贴上来。不过感觉文献版的可读性差了点，我拿着当资料看。</DIV>
 为什么非要做成文本的？Adabe Reader版不就挺好的吗？[em01]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1-25 11:18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ccr在2005-11-23 20:57:48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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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中央文献<周传>的电子文本,是根据PDF格式转换的,现在是纯文本,现在就是有些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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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字都是对的，不需要校对，但标点都是乱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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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料来源（即每页下端的注释）要单独整理 </DIV>
 这样啊,那我还是用超星直接识别出来算了,自己对一次,对完后也算阅读了一次该书了,对于注释我觉得用处不大,所以去掉了注释,,,如果一直坚持,一个月就可以将全部换转成文本了..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1-29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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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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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 ,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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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O年春天，周思来随同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来 到东北。 远离江淮平原的故乡，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从牢牢地禁 锢着人的心灵的封建家庭和私塾生活转到刚刚开办的新式学堂 念书。周围的一切发生那样巨大的变化。周恩来眼前的天地顿 时变得广阔多了。 周思来出生的时候，中国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帝国主义列强您意躁瞒中国的土地，凌 辱中国的人民，并且扬言要瓜分中国。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 到最危险的关头。这是放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的最突 出的问题。 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是民族危机格 外深重的地方。十年前，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十五万沙俄军 队越过边境，强行占领东北的几乎全部主要城市。他们在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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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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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四屯，在海兰泡，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战 争结束后，他们拒不撤兵，说是要把东北变成他们的“黄俄罗 斯”，从而激起了席卷中国各地的拒俄运动。一九O四至一九O 五年，日本和沙俄又以个国的土地——东北作为战场，进行了 为时一年零七个月的战争．使东北人民在外国军队的炮火和硝 烟下遭受深重的灾难。战争的结果，东北的南部和北部分别成 为日本和沙俄的势力范围。这种对中国权益的重大处置，根本 没有征得中国方面任何同意。一九—O年，也就是周恩来来到 东北那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同的邻邦朝鲜。东北同 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唇齿相依。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 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 这一切，不能不给少年的周恩来带来异常强烈的刺激。他 刚到东北时，奉天府(今辽宁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 读，所以先随三堂伯到铁岭进银岗书院(初级小学)读了半年 书。这年秋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建成。伯父把他接到奉天府，插 入这所学堂的高等—丁班学习。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 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暑 假中，周恩来到他同班同学何屈帧家去做客。那里是沈阳南郊 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正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村后的山上 留有沙俄立下的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建 的塔。当地的老人向他们悲愤地诉说沙俄军队血洗这个村子时 的悲惨情景。何履帧的祖父何殿甲带他们到日俄两军曾经激烈 争夺过的姻龙山察看，并且写下这样的诗句：“登彼龙山兮山巅， 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吾已 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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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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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强兮在尔少年！” 富于感情的周思来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就在这些年 头里，他时刻关心国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 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每天必读。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 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大声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 放!”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 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思来坚决地回 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 民族得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连串问题从这个时 候起，一直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周恩来的心中，成为经久持 续的动力，推动他不断向前求索。 周思来在回顾自己青少年时的历程时曾说：我自己和大家 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 来，参加了革命。从爱国到革命，这几乎是一切近代中国先进 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从这里起 步的。 那时的革命还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六两 等小学堂里有两位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很富于正义 感，在宣统年间就剪去辫子，经常向学生鼓吹反清革命，并且 把章太炎的文章和同盟会的刊物拿给学生读，还曾把邹容充满 激情地鼓吹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借给周恩来看；另—个地 理教员姓毛，倾向改良派，介绍学生看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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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 ,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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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来在高老师的影响下，热烈地同情革命。当辛亥革命的消 息传来时，他剪去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 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 一所刚开办不久的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 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十门。它的 “新”当然有限得很，但比起旧式的私塾和书院来、这些课程毕 竟在周恩来眼前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他在学校中学习认真，有 礼貌，守纪律，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国文的成绩尤其实出。课 余常爱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籍。他的作文常被教 师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 国文教员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九一二年十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 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他当时认为．中国安图富强，应该从根本 做起，把教育办好。他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乎。吾人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 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 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探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 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 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 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 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校长和教师，他也提出恳切的要求：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弹其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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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2页
 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 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 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 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 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 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 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 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但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 和引入注目的才能。他怀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十分注重道德 修养，对教育的目的和师生的责任也作了比较好的阐述。国文 教师读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了几句话：“教不如此 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 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第二年， 奉天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把这篇文章作为甲等作文展出，并 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中。一九一五年上海 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以后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 《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两书也先后把这篇作文收入了。 周恩来到东北另一个好处是学会了交朋友。他的性格是温 和的，但他对无理的横暴决不低头和退缩。他初去东北时是个 比较文弱瘦小的孩子，说话又有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一些大同 学骂他是“小蛮子”，经常订他，欺梅他。经过两个月．他就想 法子交朋友，出入时同一批和他一样瘦弱的孩子一起走。这样 人多势众，大同学再来欺侮，他们就抵抗和对打，那些大同学

《周恩来传》 , 第13页
 也就不敢再欺侮他了。 学校里有一个姓吴的老校工，工作很辛苦。周恩来经常起 早来到学校，帮助老校工扫地、烧水。有一次这个老校工病例 了，周恩来去看望他，把身上—仅有的八个铜元给他，帮助他治病。 到东北后，在周思来身上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把他的 身体练好了。童年时，周思来的体质是比较弱的。东北气候寒 冷，风沙漫天。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一直坚持在凛列寒风中 跑步、踢球、做操。他的生活又比较俭朴。经过几年，把他的 体格锻炼得很强健。后来，他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过：“我身体 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梁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 的锻炼。”他义说：“吃高梁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路，锻 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这时的周恩来，同他在苏北的童年时代相比，已有了显著 的变化。但更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他到天津进入南开学校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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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开学校
 
《周恩来传》 , 第14页
 一九一三年二月，周贻赓的工作有了调动，到天津改任长 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十五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一起搬到天津， 住在元纬路元吉里几间狭小的平房里。这使他的生活环境又起 了巨大变化。 来到天津，展现在周恩来面前的世界更加广阔而多样了。天 津历来是华北出海的门户。一八六O年辟为通商口岸后，这里 有英、法、俄、德、日、比、奥、意、美九国的租界。天津又 是‘个重要的工商城市，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新式教育在全国 都居于比较先进的地位。在这里所接触到的大城市的社会生活， 所呼吸到的近代社会的空气，是东北难以相比的。 周思来到天津后，就准备报考南开学校。这是一所闻名国 内、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是一九O四年在 严氏学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创办人严修(字范孙)在清朝

《周恩来传》 , 第15页
 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校长张伯苓原是从北洋 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的，后来因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 激，转而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到日本、欧美考察过。他对办教 育是很认真的。 学校在暑假中招生，考试的科目有英文、国文、算学三门。 为了准备考试，特别是考虑到南开重视英文的特点，周恩来先 在天津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这是 一所单独授课、随到随教的学校。八月十六日，他参加南开学 校入学考试。录取后，在八月十九日报到入学，编在一年级己 三班(以后改为丁二班)就读。 从这时起，整整四年间周思来一直在南开学校学习，并且 住宿在学校里过集体生活，连假期中也是这样，很少回家。从 第二学年开始，他和同学张鸿诰、常策欧等三人，自愿结合，住 进新建的西斋三十五号，一起住了两年。后来他提议：我们一 块住了两年，交谊很深，但这样下去我们和别人接触太少，应 该分开，同其他同学位在一起，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张 鸿诰和常策欧都表示同意。所以最后一年他同蔡风等住在一起。 周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多年远离故乡，思念亲人，常使他 感到十分痛苦。他在作文中不时流露出这种浓烈的思念之情： “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 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除夕之夜，同学们大多回 家．他的这种感情一时就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 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泪盈枕席，竞夜不能寐矣。因此，
 《周恩来传》 , 第16页
他对学校和周围的同学就格外依恋，“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 弟”。o 从十五岁到十九岁这个年龄、正是对一个年轻人思想性格 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时期。因此!南开学校的教育对周恩来产 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从当时来说，南开学校的教育是比较进步的，并且很有特色： 第一，学习也好，生活管理也好，要求都十分严格。南开 学校的学制是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 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都 有十小时。次科有物理、化学、中国史地、西汗史地、生物、法 制、体操等。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文地外，各科都用英 文课本。为了提高学生英语会话的能力，还请了美国老师来教 课。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学校还到日本 购买了大批实验设备，让学生自己动手去做，这在民国初年的 学校中是不多的。各门课程每月考试一次，期未有大考，留级 和淘汰的都不少。能坚持到毕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全校 在每星期三下午有一次“修身”课，由张伯苓和其他教师讲国 内外大事和做人做事之道，有时也请校外的名流学者来校讲演。 学校的纪律十分严格。学生外表必须整洁，举止必须有礼貌，放 荡的生活是不容许的。 第二，学校积极提倡学生开展课外活动，要求学生在学校 里不单是读书，而且要学会办事，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学 生里有许多社团和学术研究会，这都是受到学校鼓励的。学校 还经常组织各门学科的班级间或个人间的比赛。校内出版《南
 《周恩来传》 , 第17页
开星期报》，后来改名《校风》周刊，由学校提供经费，让学生 自己编辑出版，通常以全校国文比赛第一名的获得者担任主编。 南开的新剧团也很有名。它成立于一九一四年，最早上演的新 剧《用非所学》是由校长张伯苓编剧并导演的。假期中，学校 还为留校学生安排了各种活动。 因此．这所学校和当时许多死气沉沉的或放任散漫的学校 不同，很有一些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周恩来的同班同学陈彰琯 (来博)在回忆中说：周恩来在学校里“给他的印象，概括成四 个字：严肃活泼。在学时办事认真严肃；平时爱活动，很活泼， 很有风趣”。这些显然同当时南开学校的校风也有一定关系。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很优秀，国文和数学的 成绩尤为突出。南开学校对国文十分重视。每两个星期做一次 作文。周恩来文思敏捷，作文不打草稿，提笔直书，一气呵成。 学校组织·一年一度的作文比赛，获得第一名的被同学们看得像 “状元及第”一样，是莫大的荣耀。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学校里 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那时全校已有学生八百多人， 各个班级部推举出作文优秀的代表五人参加。卷子上的名字是 密封的，由教师集体评阅。周恩来选的题是《诚能动物论》，经 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为全校第一名。周恩来所在班得 了班际第一名，奖品是一面绣着严修手书“含英咀华”四个字 的锦旗。天津市各中等学校每年举行一次校际演说比赛。一九 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周恩来都被推为学校的三名代表之一，连
《周恩来传》 , 第20页
 续两次南开学校都取得第一名。周恩来的数学成绩也很好，心 算比一般同学的笔算还快。《校风》上曾记载道：他是笔算速赛 四十八名最优者之一，代数得满分。刚入学时，他的英文基础 比较差。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他学习很刻苦，每天早晨起床后， 将漱洗和吃早饭以外的时间．以及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都 用来学英文。一进入二年级，他的英文就相当好了。 他在课外读了许多书，尤其爱读《史记》，还有清初进步思 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的著作，也有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 《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因此， 他的知识面比较宽，视野和思路也比较广阔。 南开学校里，下午四时起是课外活动时间。一到这个时间， 教室和宿舍里就不能留人，都得到运动场和社团去参加活动。周 恩来对这些课外活动总是积极参加。他从年轻时起，就认为一 个人是不能脱离集体、只顾自己而生活的。他在作文中说：人 立足于世界上，既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 靠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因此，他总 是甘于默默地去做那些为公众“服役”的事情，从来没有在这 方面吝惜过自己的时间相精力。 入学的第二年，他和同班同学张瑞峰(蓬仙)、常策欧(醒 亚)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这个会的宗旨是“以智育为 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会内 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图文研究团、 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自己办起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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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组织会员进行参观、郊游和旅 行等活动。他的同班同学张鸿诰、潘世纶、王朴山、吴家碌等 都参加了。会员最初是二十多人，后来逐步发展到二百八十多 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 发起和工作开展尽了极大的努力，但他却积极推举张瑞峰担任 会长，自己担任智育部长，后来才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他 还主持出版会刊《敬业》，一共出了六期。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出 版的《敬业》创刊号上，发表周恩来的诗作《春日偶成》：“极 日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表达了他 对黑暗时政的忧愤之情。 周恩来由于他的聪明才干和热心为大家办事，博得了同学 们的信任。在学校里，他还先后担任过《校风》的总经理、演 说会的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 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和班中干事。那时，社会风气没 有大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他在新剧团里，除负责布景外，还 在《一元钱》等新剧中扮演女主角。周恩来办什么事都认真。为 了演好戏，他常同担任《一元钱》男主角的同学李福景一起揣 摩剧情，说是要“生活于剧中”。时子周、马干里两位教员也参 加了演出。《一元钱》的演出，曾在天津轰动一时，并在一九一 五年暑假中到北京青年会公演，博得好评。 对学校和班上的各种公益活动，不管多么繁杂、他无不热心 尽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 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 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段评语：“君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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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南开学校的住宿生四人合住一屋，早上六时半打起床钟，这 以前起床的入，动作要轻，不能影响别人，连走路都要踮着脚 走。一打起床钟，学生们就立刻起床，盥洗，跑步，锻炼身体。 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和自修，四时起课外活动，晚上自修。每 晚十时熄灯，熄灯后任何人不能再开灯。这些制度执行得十分 严格。学生宿舍的各个寝室间还开展整洁评比。周恩来所住的 宿舍在评比中获得过“整齐洁净”的嘉奖。 周恩来同老师的关系也很融洽。每隔几个星期，他总要在 休息日到校长张伯苓家去长谈。张伯苓也很喜欢他，总是留他 吃饭。吃的是贴饼子，煮稀饭，煞小鱼。张伯苓常对家里人说： 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南开的国文教师张暤如，是个有着 爱国民主思想的人。他应敬业乐群会的邀请，参加该会的诗团。 一九一六年十月出版的《敬业》第五期上，发表他的诗作《伤 时事》。周恩来在同一期上用原韵和了一首：“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他对 理化也很爱好，因此同化学教员伉乃如的交谊很深厚。 周恩来性格中对人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因素是谦虚，在学生 时期就表现出来了。尽管品学兼优，在各种活动中都是活跃分 子，但他从不骄傲，从来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相反，总是 尊重别人，总是那样“温和诚实”。他很自重自爱，看不惯那些 爱出风头的人。他在《论名誉》这篇作文中写道：一个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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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 “邀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他愤激地说：“若 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 事，虚声盗世，眩[炫]世眩[炫]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 名誉之罪人也。他一生对此是始终身体力行的。 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 持，但伯父收入微薄，家里的生活还要靠伯母编织一些线袋、自 行车把套、墨盒套之类的小东西作为补助才能维持，所以他的 学费常常不能及时缴付。第二年，由于他品学兼优，经教师推 荐，学校破例免除他的学杂费，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少有的免费 学生。但生活费用还需要自己解决。因此，他在课余和假期中 经常为学校刻蜡纸、油印或抄写讲义，以换取一些补贴。他在 学习期间穿的一直是布衣布鞋．夏天只有一件白长衫，入冬则 是单薄的青棉袍，外面再罩一件已经泛白的蓝大褂。他吃得也 很简单。因为没有钱包饭，几年里都只能在门口零买，或到小 饭馆里零吃，这样可以省些费用。没有莱时，就从家里带一小 罐酱来下饭。《同学录》中也说到：“君家贫，处境员艰，学费 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因此，他 对社会上的穷苦人充满同情。他在作文中写道：“踯躅途中，睹 乞丐成群也，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 “殊弗欲埋首窗下，孳孳于字里行间，而置他事于不问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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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时代这种艰苦的境遇和俭朴的生活，对他以后很有影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他的儿子严智祟曾想 向周恩来提亲，把妹妹严智安许配给他。严智安表示年龄尚小， 暂时不愿提起婚姻的事情。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随着对中国国情的加深了解，周 恩来忧国忧民的心情更加炽热了。他在南开学习那四年间，灾 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处境正在继续恶化。民国虽然成立．政权 却很快落到北洋军阀首领哀世凯的手里。令人心如刀剜的坏消 息像雪片般传来。英国武装侵犯西藏，沙俄策划外蒙古“独 立”，日本强行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督军团事件，张 勋复辟等等活剧一幕紧接着一幕演出。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 黑暗。对祖国怀着深挚感情的周恩来，怎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 在他写的作文里，到处可以看到这一类悲愤的呼声： “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 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 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 于沸点。” 怎么办?年轻的周思来怀着炽热的救国愿望，如饥似渴地 阅读着许多爱国的进步的报刊，努力寻求问题的答案。当时社 会上流行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这两者对他都 产生过巨大的吸引力。他也相信过“贤人政治”，认为只要执政 者能够“崇尚教育”、“振兴实业”，国家不难转危为安、转弱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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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教育和实业两者不是并列的，根本还在于教育。 他所说的“教育”．着重是指对国民的思想教育。他认为，中国 之所以积弱，神州之所以陆沉，追原祸始，不得不归过于教育。 他说：风俗的厚薄取决于人心，而人心的转移又取决于教育。为 了求得中国的富强，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来转移人心，铸造 国魂。 他从年轻时起，就把思想品德的修养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 他认为，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志向。他这样写道： “故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 局，预计其将来，抱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 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然则志 固尚己，而弊亦随之生焉。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 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 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个至限于一隅，私于 个人矣。”。 他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各方面部不成熟。在他看来，自 己目前还处在准备时期。“基础立于此日，发达候乎将来”。只 有先做到羽毛丰满，将来才可能高飞致远。因此，现在的责任 仍在于努力求学，以便日后能“做事于社会，服役干国家，以 其所学，供之于世”。 究竟怎样才能将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少年的周恩来正 处在最初的探索中，一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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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1-29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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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新起新贴了,全部集中在一张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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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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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并 以“国文最佳音”获得特别奖。他的毕业证书上写着：“中学部 学生周思来，年十九岁，浙江省绍(兴)县人，于中华民国六 年六月业将功课肄习完毕．计得毕业分数八十九分七二。” 四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结束了，毕业后该怎么办？这是放在 周恩来面前的难题。他还年轻，并且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能 继续求学，但他的家境却那么贫寒，难以给他多少支持。这时， 友人借给一笔路费，帮助他去日本求学。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蒙受过外国列强的欺凌，明治 维新后却一天天兴盛起来。中日之间相距很近，路费也比较省。 周恩来很想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能富强起来，从中思考中国今后 该走什么路。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 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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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 为止。如能得到这个待遇，他在日本求学的费用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他很想试试，到日本去报考官费留学。 这时，周贻庚已被调充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 员，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只身赶东北就任。周恩来对伯父几年来 的抚养很感激。出国前，他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沈阳母校 同师友相见。他在八月三十日给同学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 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九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夕，写下了那首抒发他 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 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不少人原是周恩来的 好友。他的同班同学王朴山只比他早到东京三天。南开创办人 严修的儿子严智开(季冲)正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快要毕业 了。其他同学还有童启颜(冠贤)、陈钢(铁卿)、张鸿诰、张 瑞峰、高仁山、吴瀚涛、刘东美、杨伯安等。在东京，有着南 开同学会的组织，总干事是童启颜。周恩来去后不久，被选为 评议员。因为同学多，所以虽在异国，还能得到不少照顾和帮 助。 那时去日本留学的人多，所以住处很紧张。周恩来在东京 神田区一家家具店的二楼，同一个早住在这里的姓陈的中国留 学生挤住在一个“贷间”(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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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租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间”)里。以后为了 寻找房租便宜的地方，又多次移居。十月间，他进入同在神田 区的仲猿乐街七号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大学考试的科目， 主要是学习日文，也复习一些其他课程。这不仅因为日文是他 在日本生活和求学必须具有的条件，是日本大专学校入学考试 的重要科目，而且还因为他在南开学校所学的数学、物理、化 学等科使用的词语都是英文的，如果不学习日文，对其他科目 的考试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他准备报考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在南开学 校时和他同住过一间宿舍的同学张鸿诰也准备考这两所学校。 周恩来十分明白；他到日本来求学很不容易。日本学校的 考期越来越临近，家里的景况一天比一天困难，使他忧心如焚。 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惟有将家里这样的 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 时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 如今我搬到这个贷间来，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静，正好是我埋 头用功的日子。”同月的日记里又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 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 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 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 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但他又不愿意一味地死读书。他来到异国他乡，总想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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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29页
 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他到日本后曾给南开学校同班同学 沈天民写了一封长信，并附寄一本英文版的《日本时代精神》。 他同在东京的南开同学往还密切，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注 意观察日本社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 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 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 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 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 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 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 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 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 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粱任公 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 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 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由于虚心观察，使周思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原先在国内， 他受过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以为中国太弱了，“军国” 这种主张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但对它并没有多少具体 的了解。到日本后，经过实地观察，他很快看到：“日本也是行 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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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 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 意志的军国主义保伯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 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 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 想实在是大错了。 那么，中国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先进 分子一样，他一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这真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摸索过程，中间甚至也不是没有过 仿徨和曲折。在他到日本后不久有一个短时间，由于个人的境遇 和家庭的景况，苦闷几乎达到极点。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堂弟 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叔父贻奎去世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 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 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第二天写道：“想起家中一个 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周贻奎—— 编者注)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 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 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 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 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接着，又写道：“连 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 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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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四伯、干爹(指周贻赓和周劭纲一—编者注)做一点事儿。如 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再加上初到异国的孤寂 之感，使他一度考虑过：能不能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 想来摆脱自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 可是，像他这样一个对祖国、对亲人怀着如此深挚而热烈 的感情的人，又怎么能从这里找到什么解脱呢?这只是他摸索 前进过程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很快就被抛弃了。在他稍后的日 记中留下丁这样一段记录： “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 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少事的。闹 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 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 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线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 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 扰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浙渐的打消了。” 二月十一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中国的老话说：“一年 之计在于春。”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 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就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的方针： “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 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 在，学问要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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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过几天的日 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 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一个人的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当他还 没有集中精力注意某一个问题时，有关的东西虽然也接触到，却 会被忽赂过去，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一旦他的注意力集中到这 个问题上，原先被轻轻放过的东西，忽然都在他眼前跳动起来， 对他产生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求学的后两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 年》(最初叫《青年》杂志)早已出版，但那时并没有引起他的 注意。他说过：“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 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待别的去注意。有时 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他从天 律临动身的时候，有朋友给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他带在赴日途中看看，很是喜欢。到东京后，又从严智开(季 冲)那里见到《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借回去看，受到一些 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但后来又放 下了。到了这时，他在极端苦闷中把《新青年》第三卷重新找 出来，又读了一遍。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 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 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这个月开 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 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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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 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 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 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 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 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那几天，他一一直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在日记中连续地写 道： “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 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 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这 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 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 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 事情’，实在是同 ‘重生’ ‘更生’一样子了。法国女优倍 那儿常说自己是小儿。我今天借用他这句话。我看我自己 现在实在是小儿了。哈哈！” “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 实在是一无可取。”“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 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 在二月十五日那天日记的开头处，他兴奋地写下两句诗： “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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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一片新的希望在他面前升起了。这种新的信念是他 过去还不曾领略过的。因为他本来在精神上正处于极端的痛苦 和烦闷中，这种新的信念带给他的震撼力量就格外巨大。 他开始确信：世界是合乎自然地、活泼泼地、永不停息地 进化的，自己的思想、学问和事业都要毫不可惜地抛弃“旧”的， 迫求“新”的。这一切使他振奋，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他觉 得要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但严格地说，这个“新”的 究竟是什么?对他说来，一时仍然是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 这以后几个星期，他集中精力投入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 试。考试是在三月四日至六日进行的，共考日语、数学、地理、 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 有被录取。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 丧。他的同班好友张鸿诰虽然考取了高师物理科，却希望考入 第一高等学校，以便将来可以上大学学工科。报考一高，必须 先从高师退学，但将来能否考上一高又没有把握。张鸿诰很犹 豫，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劝他说：不能只顾—时的得失， 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 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力什么伯考不 上一高？经他一说，张鸿诰下决心退掉高师的学籍，后来果然 实现了他学工的宿愿。 考试结束后，他准备全力以赴地投入下一次考试的准备。他 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 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 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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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汁划：每天读书十三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三小时半，睡眠七 小时。 但是，一场突发的爱国运动改变了周恩来在日本的全部生活。 大约从四月初开始，陆续传出消息说：日本政府准备同北 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 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这个消息给了留日学生很大的震 动。周恩来立刻注意到这件事。他在日记上记道：“阅英文报， 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又记道：“早起因思昨 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愦愦，奈何！” 五月初，消息越传越紧了。周恩来五月二日的日记记道： “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这时，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 首先发难，主张全体留学生离日归国以示抗议。他们派代表四 出游说，并且发布传单征求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意见。其 他学校的学生也纷纷集会响应。有些激烈的学生破指写下血书。 五月五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 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决议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 团”。六日，救国团成员四十多人在神田区的中国饭店维新号楼 上召开秘密会议。日本警官和侦探数十人突然持刀冲入，拳打 脚踢，并将与会学生全部双手反缚，送往西神田臀署。途中经 过中华青年会门口。中国留学生从二楼、三楼窗口下望，满怀 悲痛。十日，传来消息：著名报人彭翼仲本月二日从轮船上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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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而死。他的绝命诗中有这样两句：“霹雷一声中日约，亡奴何 必更贪生?”周恩来在当天日记中录下彭翼仲这两句绝命诗， 这对他又是强烈的刺激。 十六日，段祺瑞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同日本政府秘密签 订这个协定。这使留日学生更加愤慨。许多留日学生罢学归国， 先后达四百人。二十一日，十数校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并 派代表到上海，组成学生爱国会(以后改称学生救国会)，成为 促成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的远因之一。李达、李汉俊、黄日葵 等就是在这个运动的高潮中离日归国的。他们回国后，分别在 上海和北京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这个巨大的波澜，一下于冲破并改变了周恩来原来的生活 状况。周恩来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他的 满腔热血沸腾起来，无法再沉下心来埋头准备考试。五月间，他 的日记内容几乎全部是记载这次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他 参加各种类会，散发爱国传单。五月十九口，又参加了留日学 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新中学会以在日本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 为主体，中心人物童启颜(冠贤)、高仁山等是比周恩来早到日 本半年的南开同学，同他都很熟识。他们在国外求学，亲眼看 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而国内的军阀政客却 醉生梦死，只知卖国求荣，不顾人民死活，从而深感民族危机 的严重。他们相逢在—起，就谈论国家大事，悲愤异常。童启 颜、高仁山提议组织这个团体，借以敦品励学，积极救国，并 用复兴意大利的三杰的故乡以自励。新中学会的《会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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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 宗旨。所谓“刷新中国”，也就是改造中国。至于怎么改造中国， 他们的答案还是笼统的，大体上还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这些 主张。他们吸收会员很慎重，看重的是个人品行是否纯正，同 其他会员是否相知有素、感情笃厚。学会规定以“赤心”为 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同时也含有热烈、勇敢和会 员间赤诚相见的意思。入会的那天，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一篇 讲演： “我们中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 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 原因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 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 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 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 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 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 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 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 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 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 字，中国才有望 呢！” 未了，他把两句话作为给其他会员的赠言：“哲学的思想， 科学的能力。” 新中学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会员的集体生活。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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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早稻田租定一处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题为“新中寄 庐”。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有时是国 家大事，如凡尔赛会议有关中国的问题等；有时是个人学习心 得。准时开会，准时散会，不许无故迟到早退。无故迟到的只 能自觉地站在旁边，等主席招呼后方能入座。会员除确有困难 者外，都搬到“新中寄庐”的宿舍中集体居住。宿舍内所有烧 饭、洗碗、采买、看门、清洁卫生等工作．由会员轮流担任。各 人所有的现款移交公存储，大家按需支用，不许浪费。经济 比较宽裕的会员还一次或分次缴付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 的学膳等费。这一年四月，南开学校校董严修去北美考察教育 路过东京时，周恩来每天都去看他，还亲手为他烧菜。严修 笑着夸奖说：“翔宇的醋溜白菜真不错。”十二月，严修和南 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等访美回国路 过东京时，再次见到周恩来，曾到“新中寄庐”参观并进午 餐。这顿午餐，也是由周恩来和会员马洗凡、李峰等做的。 张怕苓等很称赞这种集体生活，认为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 始。 由于周恩来积极地投入爱国运动，对七月二日至三日的报 考第一高等学校顾不上再做多少准备。考试结果，又因日文、日 语的成绩不够好，没有录取。周恩来的心情自然很懊丧。他在 日记中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这时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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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中。七月二十八日，他离东京回国探亲，乘船渡海，到朝 鲜釜山改搭火车。八月一日，回到天津。 他在国内度过了一个多月。其间到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去 看他的生父。九月四日，重新回到东京。 当他归国的这段时间内、在日本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 这次骚动的直接导因，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 军米、造成米价高涨。每升白米的价格，在春天是二角，到夏 天就猛涨至五角五，短期内上升一倍多，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汁。 七月下旬，骚动从富士县开始。八月中旬，在连续四天内，京 都每天都有数千人袭击米店。这个风潮迅速扩及全同，在农村 和煤矿工人中也都发生暴动。九月中旬，日本军队开枪镇压矿 工，打死十三人。五十七天内，全国有二十三个县发生暴动。卷 入这个事件的人数，将近占日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这场骚 动的规模在日本是空前的，对日本社会心理的影响也是异常深 刻的。在米骚动中，日本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暴露得那样尖锐， 那样清楚，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周恩来原来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把日本看作中国学习的 榜样，想从中找到救中国的出路。现在，在日本突然发生这样 巨大的事变，强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的视野扩展到日 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来。既然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样 完美无缺，中国在考虑自己的未来前景时，自然也必须对社会 问题给予严重的关注。这为他以后进一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 义创造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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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初到日本的时间是一九一七年十月，正是俄国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他后来同日本朋友谈话时说到过：“我来 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 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 但他最初对这些似乎没有给以太多的天心，在他思想上似乎也 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晚上，他到 东京堂去买书，随便看看新出的杂志。从《露西亚研究》这本 刊物中偶然看到—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他 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凭追忆写下了八百多 字的详细摘要，里面说： “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 固。百折不磨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 皇帝的位子推翻了。” “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这党中分做两派，一派是‘过 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 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 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即列宁——编者注)。还 有一派是温和派，他的主义是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 立宪，资产阶级的破除须与有资产的人接近。” “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 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 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 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 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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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但这以后没有几天，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巨大风潮掀起，转 移了他的注意力，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去探讨。九月 初重新回到日本，由于亲眼看到米骚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 问题，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关心。他在十月的日记上写 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可见他的思想在这 时有了一个变化。 他阅读约翰·里德写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 十日》。他又阅读在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京都帝 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 髓》。幸德秋水的这部著作和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是日本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在日本思想界有着 巨大的影响。虽然这些著作在内容上还不成熟，甚至还程度不 同地掺杂着不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但 它们毕竟比较通俗地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那时，马克思、思格斯的著作还没有一本被完整地译成中 文，列宁的作品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对许多不能直接阅 读外文的中国人来说，要在那种情况下接触马克思主义是相当 困难的。周恩来却有着有利的条件：他已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 文的书籍，而日本思想界当时正处在十分活跃的状态中。尽管 还不能说他这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比起国内的绝大多数 知识分子来，他确能更早地、并且更多地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 第二年一月，河上肇所办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创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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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上肇后来在《自传》里说过：“一九一九年一月以来，我之所 以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原因大概是那时找到了真理的 方向，尽管不懂，却决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吧。我的开始啃《资 本论》，大约也是那个时候。”这个刊物每月出版—册。从第— 册起，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里面说： “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 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 金线，此三太原理密不可分，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周恩来 立刻成为这个刊物的热心的读者。 这时他寄住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南开同学王朴山家的楼 上。他和王朴山合写了：“浮舟沧海，立马昆仑。”有—个在王 家和他共住过一个多月的留日学生，谈到当时的周恩来给他的 印象：沉着，冷静，不爱说笑话。每当谈论问题时．总是讲些 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前途，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另一个印 象是；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 条理清晰。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 很快，去书店翻书阅读。 周恩来东渡日本，原是想寻求可以用来“济世穷”的学问。 现在，他对日本的社会越来越失望了。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母 校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就下决心回国学习。 临行前，把他东渡日本时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这首诗抄 赠给已经考入一高的同学张鸿诰，表示要“返国图他兴”。 三月间．周恩来离开东京。经过京都时，他到正在第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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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学校就读的南开同学吴瀚涛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归国的时 候，箱子里还带着河上肇的书。 四月五日，他在京都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 几首诗。在《雨中岚山》里有这样几句： “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娇。人 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 明，真愈觉姣妍。” 只有知道他在日本时期那段探索的旅程，才能理解这些诗 句中凝聚的全部复杂的感情。留日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周 恩来思想上却经历过多少艰难和曲折！—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 先后提出来，但没有一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痛苦过，彷徨 过。“人间的万象真理”仿佛是“愈求愈模糊”。就在这种“潇 潇雨，雾蒙浓”的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 刻地理解它，但己在他面前燃起了新的希望，使他感到格外欣 喜——“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就是怀着这种欣慰的心情，在四月间由神户乘船离 开日本．返回祖国。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1-30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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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四风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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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 , 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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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这次从日本归国，是为了进刚创办的南开学校大学 部读书。这时离学校开学的时间还早，所以他没有直接回天津， 而是从日本坐轮船到大连，先去沈阳看望伯父。接着，又到哈 尔滨东华学校做客。那所学校的校长和大多数教师是南开学校 的毕业生。他们都很热情地欢迎他。周恩来几乎被留在那里工 作。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巨大风暴突然来临，改 变了周恩来的生活道路。这便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 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的愤怒的大爆发。本来，中国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对德宣战，应该是“战胜国”之一；可是在战后的巴 黎相会上，列强却把德国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消 息传来，整个中国立刻沸腾起来。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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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青年学生。 五月四日那天，愤怒的学生群众在北京首先喊出“拒绝巴 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 (宗舆)、章(宗祥)”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火烧曹汝霖 的住宅，痛打章宗祥，被卖国政府拘捕三十多人。 事件立刻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七月，天津各校学 生举行示威游行。十四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谌 志笃、马骏当选为正副会长。二十三日，十五所大中学校的一 万多名学生罢课。二十五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 国同志会成立，选出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郭隆真、张 若名、邓文淑(颖超)为评议委员。邓颖超还担任天津女界爱 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在两会的领导下，热血沸腾的男女学生 分别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作宣传、沉痛诉说巴黎相会上中 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各界奋起救国， 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六月初以后，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九日，在天 津河北公园举行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公民大会。十日，全市商店 宣市罢市。十八日，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二十七日，马骏、刘 清扬等十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要求拒绝在 巴黎和约上签字。他们和各地代表一起．坚持斗争到第二天晚 上。后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处于被统治状态的民众，以如此广泛的群众规模行动起来， 直接干预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局恩来从东北回到天津。五月十七日，他到南开学校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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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敬业乐群会”的茶活会。他这时还没有入学．只有一个校 友的身分；但对这样一场热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他难以置身事 外。在他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说：“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 的。”他曾联络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让 曹担任校董。六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代表赴京时，他也赶 到车站送行。 七月初，省教育当局召集天津各学校校长开会．决定提前 放暑假，推迟开学。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分散。放假 后，学生纷纷离校。不少人看到卖国贼曹、陆、章已被免职，巴 黎和会上也已拒绝签字，运动又已进行了两个多月，斗争情绪 开始松懈。学联负责人鉴于这种情况，鼓励运动中的骨干分子 搬进南开学校居住，集中办公。在南开学校举行的—次茶话会 亡，周恩来对斗争的下一步提出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 力，方能成功。” 为着把运动坚持下去并引向深入，六月下旬，学联决定创 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虽然仍没有入学，但他在南开 学校曾先后主办《敬业》和《校风》，他的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 所以，谌志笃、马骏去看他，邀请他出来主办这份报纸。周恩 来答应得很爽快。他说：《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 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同学们既然需 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 辞的。随后，他也搬进南开学校和学生运动中许多骨干分子一 起居住，还劝说已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回天津度假的南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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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老同学潘世纶(述庵)留下来，帮他一起办报。 要创办这样一份报纸是不容易的。—无经费，二无纸张，三 没有印刷厂，四要向警察厅立案，这些都是难题。可是，在周 恩来等的细心筹划和奔走下，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 潘世纶在回忆时感慨地谈到：那时参加学联的人很复杂，爱 出风头的、锋芒毕露的、争权夺利的有的是。周恩来却不是这 样。伯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 雄。他搞什么活动都专心致志，非常热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 用到工作上。办报纸是个苦差事，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 售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 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小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 又好。当大家没有主意时，他会出新主意。所以，许多人尊重 他，有事愿找他。 《会报》发刊前，为了扩大宣传，在七月十二日的《南开日 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他 把“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同“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 独立运动”并提，指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 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日本米骚动 给他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 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 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 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 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 在。如果同早年在南开学校求学时相比，他这时的思想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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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显然已开阔得多了。 这篇《发刊旨趣》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大批订报的函件纷纷寄来。根据该报记 载．订户有四五干份，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 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而且有北京、保 定以至上海的。 七月二十—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报纸最初 是日刊(九月二十二日受警方干涉而被迫休刊，十月七日复刊 后改为三日刊，出了两期后又恢复为日刊)，辟有主张、时评、 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创刊 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马 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 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少年世界》说：“天津学生办的报 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说：《会 报》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醒世周刊》“这两种刊物都是很有精 神，《学生会日报》(即指《会报》——编者注)比较的更为敢言”。 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 报冠”。 山东问题是当时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所在。八月初，山东 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 的爱国运动，并且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消 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六日，周恩来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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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 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 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 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三 天后，该报又发表一篇《讨安福派的办法》，写道；单靠打电报、 发宣言、上请愿书，是不能去掉安福派的。“我们当知道，我们 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且响亮地减出：“罢工！罢市！不纳税! 罢课！种种的举动，那才真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 经过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再次派出刘清 扬、郭隆真等十人进京请愿。她们和北京代表十五人一起，在 八月二十三日到总统府递送请愿书，要求严惩马良以乎民愤。代 表们在总统府守候了一天，北洋政府却出动军警，将代表全部 逮捕。 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却冷静地说： “这正是抓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 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 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学生联合会报》的号外出来了!人们奔走相告。二十六日， 京津学生二干多人推马骏为总指挥，在北京包围总统府、国会 和国务院。斗争坚持了三天。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调动数干名 全副武装的军、警、保安队，再加派骑兵，把请愿群众驱赶到 天安门前，用木棍和枪托演出了一场“全武行”，打伤学生一百 多人，强行逮捕马骏等代表。马骏因此得到一个“马天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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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亮的外号。为了救援这些代表，天津学生五六百人再次赶往 北京。这一次，周恩来也去了。他们向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 日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全国各地也纷 纷声援。二十日，两次被捕的代表终于都得到释放。 这个回合的斗争胜利了。九月二日，周恩来和郭隆真、张 若名、谌伊勋(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津。归途中， 他们热烈地交谈着。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 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只能分别参加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 志会。在实际斗争中，这个界限被一步步冲破。八月间，曾有 过酝酿：想在天津发行两种小册子，不分男女界限，都用天津 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来组织。这时，张若 名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 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 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周恩来的 这个倡议，得到大家的赞同。这便是觉悟社的由来。 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次群众运动风暴的猛烈冲刷， 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如此众多的人们思想上发生急递的变化。这 是和平时期多少年也难以达到的。在运动的高潮中，一场场尖 锐的冲突，一幕幕激烈的斗争场面，在人们面前提出了无数的 问号，迫使他们去严肃地思索。当运动稍稍平静时，一些先进 分子就带着头脑里积存下来的这些问题，如饥似渴地重新学习。 而运动高潮中，那些热烈的群众场面又帮助他们从原来比较窄 小的圈子里冲破出来，卷进广阔得多的天地，和许多志同道台 的人聚在一起，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在五四运动中，我们到 处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觉悟社的成立便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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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多天的准备，九月十六日，他们在天津学生联合会 开学生杂志筹备委员会，决定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名叫 《觉悟》。它不再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 义和范围来约束，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叫做“觉悟社”。最 早的会员共二十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他 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李 毅韬、谌志笃、谌小山、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 这样，觉悟社便正式成立了。根据会上讨论后的共同看法，推 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 “觉悟”，这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是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 《宣言》劈头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 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 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 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 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 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它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 大家的‘自觉’‘自决”。为着实现这个宗旨，采取的方法有四： “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 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 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一成立，第一个活动是请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到 觉悟社讲话。那是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是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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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授，是五四运动中有着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觉 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会上并提出 要分类研究问题等许多具体建议。 九月二十五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 学制四年，学生共九十六人，教师十七人。周恩来已在这月八 日注册入学，学号是六十二号，进该校文科学习。隔了几天，大 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甫开大学成 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开学后，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 起来。为着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 黄正品、关锡斌等同山东、上海等地代表于十月一日再度前往 北京，到总统府请愿，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 到北京，负责通信联络。七日．被捕代表获释。十日，天津各 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的 纪念会。会后游行，遭到保安队、警察的拦阻和殴击，邓颖超 等十一人受伤。邓颖超被殴打时吐了血。游行队伍继续行进到 警察厅，推周恩来、李毅韬等四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 十三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停课宣 言》是周恩来起草的。十七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这二十多 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觉悟社本身 的活动暂时停顿下来。 十月下旬起的两个多月，是觉悟社活动的高峰时期。它的 主要内容有：第一，请社外名人演讲。除李大钊外，曾请徐谦 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 《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 话诗》等。第二，确定固定会所，设立共同的图书室。社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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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人的书籍杂志交给图书委员，备大家共同阅读。第三，开各 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 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有分组会，有 报告，有批评，也有“仟悔”(就是自我批评)。第四，在一月 二十日出版了《觉悟》的第一期。讨论会的结果，有些就写成 文章在《觉悟》上发表，如第一期的《学生的根本觉悟》便是。 社员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各人的号码。在《觉悟》上发 表文章时，姓名就用号码来代替。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使用 了“伍豪”的代名。第五，继续发展会员。并且规定：新社员 的“资格必当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 邓颖超后来说过：觉悟社“只做过那些事情。那时候我们还是 学生，活动以搞学生会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活 动”。 觉悟社成立不久，就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十一月二十五日， 北京《晨报》把觉悟社称作“天津的小明星”，并且写道；“该 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 悟的青年。”“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叫做 觉悟社。” 觉悟社的社员，一般都有这种改造社会的愿望和奋发向上 的精神。但也要看到：他们大多还处在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很 少人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各人的想法也 不尽相同，所以严格说来仍缺乏同一的奋斗目标和途径。邓颖 超生动地描述过这种情况：

《周恩来传》 , 第56页
 “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 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 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跃的。那 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 想影响的。”“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 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 刘清扬也有过一段描写： “以后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 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 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 都谈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 这些一点也不奇怪。人们的思想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 五四运动那样的启蒙时期尤其是这样。这些青年入在一起，热 烈地谈论着各种新思潮，思想那么活跃，但在众多的新思潮中 什么才是科学的真理，人们并不能一下就认识和分辨清楚。就 是周恩来．虽然已经比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远远地走在其 他人的前面，但他的思想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还在继续探索 的过程中。 这时，爱国群众运动的浪潮还在继续向前汹涌推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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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十六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 举国为之震动。二十五日，天津学生一干多人游行讲演，散发 传单，声援福建人民。十二月十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 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十五日，周恩来 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 施。二十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 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十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 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 的示威游行。二十七日，天津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 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游行，并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 进!”等口号。 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下决心对爱国运 动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一九二O年一月二十三日，学联调查员 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遭到闯入的三个日本浪人的毒打。各 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时，军警又殴打学生，并逮捕了各界代表 马骏、马千里等二十人。二十五日，当局将天津各界联合会、学 生联合会等的办事机构一律查封，并且张贴布告：“天津学生联 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 属违犯法令。”今后，“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 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 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 局势已经很险恶了!反抗却没有停息。一月二十九日，各 校学生五六干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 请愿。群众推出周思来、郭隆真、于兰渚(方舟)、张若名四人 为代表。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闯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 捕。军警随着就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中，用枪托刺刀横击

《周恩来传》 , 第58页
 直刺，重伤学生五十余人，造成天律“一·二九”流血惨案。 反动统治者是最愚蠢的。他们总是不断地用这类野蛮暴行 结越来越多的人上课，驱使他们走上坚决反抗反动统治者的道 路。邓颖超后来讲到这次事件时说：“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 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 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遭受反动当局逮捕。 被捕后，他们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关押在警察厅 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 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 四月二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绝食斗争。他 们分别向警厅宣告：被拘七十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 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因此．限警厅在三日内举行 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有些人在当天就开始绝食。五日，天 津新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人又到警厅，要求替代 被捕的二十四人入狱。由于被捕的人中有学生、教员、商人，在 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反动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七日，警 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 送到检察厅后，拘留条件得到一些改善。经过被捕代表的 坚持斗争，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 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 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渚三人主办读书团，带 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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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各种新思潮。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当世界工业革 命史讲完后，周恩来在五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六月二日、四 日、七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所讲内容，据 周恩来当时编写的《检厅日录》记载，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 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 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编者注)、《资本论》和资 产集中说。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 讲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所以能在被监禁的条件下做到这一 点，自然同他在日本时己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 七月六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著名律师刘祟佑 为他们作了有力的辩护。十七日，天津地方审判厅仍以所谓 “骚扰罪”判处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 月。邓颖超在回忆中说：“公审的那一天，法庭上挤满了旁听的 人群。天律河北三马路上的地方审判厅的外面，站立着伫候消 息、声援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的广大队伍。当局也感到众怒 难犯，决心释放被禁的代表。但他们还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 自己做下的错事，强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个代表的身上，判 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们已被禁的日数 相等。于是法官宣布期满释放。” 从一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失去自由。这半年 对他很有好处。他利用这段被羁押的时间，重新思考了许多问 题。出狱一年多后，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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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 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 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又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 个时候开始的”。可见，这个时期的思考对他此后的一生有着 多么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出狱后，觉悟社在八月初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出席 的社员有十四人。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 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 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且指出：当时团体虽多，但 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 奋斗。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宇。会后，觉 悟社十一个社员来到北京。十六日上午，在北京陶然亭约请少 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的二十多人集 会。先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然后 由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了说明。李大 钊在会上也讲了活。他特别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主义不明，对 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最后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 章》，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来实行社会 改造，并且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周恩来这时的生活依然十分俭朴。他经常穿一件白布衣，着 一双干净的旧皮鞋。平时出门，总是步行。他说：“这样做，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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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省经济，对锻炼身体也有好处。人既生了一双脚，就是要用 来走路的，‘用进废退’，不肯走路就要退化。”他的宿舍十分简 单，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条凳子，桌上的书籍和文具都 放得整整齐齐。他常对周围的朋友说：“一个青年，不以国家民 族的存亡为念，只追求个人享受，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积极准备到欧洲去求学。那时候，国 内正掀起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在狱中就有了远涉 重洋赴欧求学的想法。准备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李愚如六月初 在行前到监狱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听到后十分兴奋，在狱中 用两个小时写了一首白话诗；送给她。诗中说到：“二月后，马赛 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他出狱后，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出洋留 学，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福景。他还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 钧写介绍周恩来和李福景的信。为了在经济上资助他们，严修 在南开学校特设“范孙奖学金”，给了他们很大帮助。周恩来后 来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严修的钱，却成为—个共产党人。 严修回答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周恩来的二堂伯周龢 鼐一直很关心他，也给了他帮助。周恩来在行前又同天津的 《益世报》商定，当他们的旅欧通讯员，经常为他们撰写通信， 以所得的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用。 十月八日，他和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证明。十 月中旬，离开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为什么要到欧洲去求学？周恩来到欧洲后不久给表兄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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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的一封信中说：“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 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 间者。周恩来从来是注重实际的。他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现在想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实地考察一下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 经过充分的比较和选择，来最后确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把它 应用到中国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1-30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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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赴欧和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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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 , 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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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O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 多斯号前往欧洲。同行的有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一百九 十七人。这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学生。波尔多斯 号是一筋两万吨级的巨型邮船，上下共分十层。周恩来等勤工 俭学生住在邮船最底层的统舱里。 这艘邮船的航程近一万六干公里，历时三十六天，经过西 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 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沿途经过的大多是英、法的殖民地。周 恩来常同李福景等谈天，感到一出国门，就觉得中华民族处处 受人歧视欺侮，国际地位很低，深感愤慨。途中，由于海浪汹 涌，轮船震荡得厉害，同行者很多在舱里静卧。周恩来却总在 船头甲板上坐着，手不释卷。 十二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著名港口马赛。 登岸时，留法华法教育会学生部干事已在迎候．帮助他们 换乘火车，在第二天早晨到巴黎。到了巴黎，有南开同学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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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乘前一班船到达法国的李愚如。周恩来由南开同学带 到旅馆里暂住。他到巴黎后在给严修的信中说：“留法中国学生 甚多，合勤工与俭学生约在两干人以上，与今日之留日学生数 目差相近矣。南开同学在法者有二十余人，多散居各地，在巴 黎不过数人。” 周恩来本来只准备在巴黎作短暂的停留，但因为生了点小 病，就住了半个多月。过了年，到一九二一年—月五日才渡过 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首都伦敦，准备在英国入学。 他为什么要去英国?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 发达的国家。他把伦敦看作“世界之缩影”。这里的实际情况， 正是他最需要通过亲身考察来了解的。在他从伦敦写给二、六 两个堂伯父的一封信中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 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 “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己，市 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但伦敦有一个缺点： 生活费用大贵。所以他准备到生活费用稍低的苏格兰首府爱丁 堡的大学就学。他在同月给他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在此计 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 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 为弟所注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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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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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欧洲。眼前的天地更加宽广了，一 切对他都是新鲜的。他在这里看到的最触目的事情是什么?欧 洲给他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2并不是什么高度发达的物质生 活，而是欧战后各国社会生活的严重动荡和不安。 他在二月一日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第一篇旅欧通信 《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劈头这样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 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 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 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 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 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出国前，尽管他也听说 过欧战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但总以为欧洲国家的物质文明那样 发达，几年战争的摧残至多只能造成局部的损失，不至于碍及 全体。到这里一看‘才知道欧洲的社会组织是高度集中的．因 此战争造成的破坏不能不是全局性的。单以苏格兰一地来说，失 业者已超过百万。“四年来影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 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予爆 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 机，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 曾在长时期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 二十世纪初年，这种信念本已开始动摇。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 危机竞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在广泛的范围内爆发，不能不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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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觉得这条旧的路子难以再走下去，需要改弦易辙，创造一种 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这是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巨大变动 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亲身来到欧洲目睹这种情景的中国勤工俭 学生来说．这种感受自然格外强烈。 “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这对周恩来说来，已 经清楚了。但当时欧洲正流行着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社 会主义”思潮。其中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影响，用 它看起来“温和”、“稳健”的色彩，博得不少人的信仰，其实 却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究竟哪一种学说才是科学的．能 够正确地指明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究竞采用什么 方法来改革社会对中国是最合宜的？年轻的周恩来正在严肃地 思考着。 他从来不是那种单凭个人一时的念头，或跟着外国时行的 学说，就会轻率作出结论的人。他讲求实际，决不盲从，需要 踏踏实实地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考察，经过细心的反复的比较，然 后才审慎地作出自己的抉择。 在刚到英国的时候，他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明自己的这 种态度：“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 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持，有所论列。”“至若一定主义，固 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这时在他看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革方案：一种是以 ‘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那就是俄国十月革 命的道路；另—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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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今天英国的做法。这两个方案中，哪一个更适合于中国的国 情呢？他没有马上就作结论。在给陈式周的信中接着说；“若在 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 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 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 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 以为勇宜先也。” 正因为这样，他对英国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当 时的英国工人运动中，煤矿工人占着首要的地位。就在周恩来 到达伦敦前两个多月，英国煤矿工人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 罢工。这次罢工风潮一直延续下来；成为英国各界注目的突出 的社会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以后，发展到有百万工人参加的 高潮。周恩来不但在英国时对这个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后 来，当他离开英国到了法国，还继续对这个运动发展的全过程 进行研究，先后写出《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 罢工风潮之影响》、《煤矿罢工中之谈判》、《英国矿工罢工风潮 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九篇通信，约三万五千 字。他从这个事件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 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 信。”这种考察和研究，帮助他在到法国后对各种主义进行推 求比较，最终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俄国十 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周恩来在英国居留的时间只有五个星期。二月上旬，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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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到法国的原因是：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 只试英文，但考期在这年九月，开学在十月问，还要等待半年 多时间，申请官费的事还没有头绪，而那时英国的生活费用在 欧洲是最高的。在伦敦生活，每年约需费二百镑，合中国货币 在千元以上，比巴黎的生活费用高一倍多。爱丁堡的生活费用 虽稍便宜，也不低于干元。居留法国的生活费用就低得多，每 月只要中国货币四十元就可以了。此外，当时留英学生只有两 百人，而留法的勤工和俭学生在两千以上。这也是他去法国的 一个原因。 回到法国后，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 法文。不久，同天津的四名勤工俭学生一起，转到法国中部的 布卢瓦城继续学习法文。在布卢瓦，他除学习以外，还进行社 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撰写通信，有时还 翻译一些稿子。严修按期给他寄钱。由于周思来的地址经常变 动，严修就将钱交给李福景的父亲李琴湘，由他寄给李福景转 给周恩来。因此，他并不在工厂做工。这是他同其他留法勤工 俭学生不同的地方。 周恩来对学习和工作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平时出门，近 距离的总是步行。他行动敏捷，走路很快。远距离的，乘地道 火车，常把皮包放在膝盖上，利用这个时间来写信或读书。 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时仍将“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用 他自己的话说：他一到欧洲，便“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 较”。 战后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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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O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并参加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 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很容易得到。这和国内是大不相 同的。周恩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著作。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画重线，马眉批，记笔 记。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年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 与教导》一书中，他在马克思的下面一些话下画了着重线：“无 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 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 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 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 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战后欧洲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 各种不同的思潮杂然纷陈，相互间展开着激烈的论争。这是很 能启发人们探入思考的。周恩来对这种种不同的思潮曾经广泛 地涉猎，经过冷静的观察和剖析，分别得出自己的结论：无政 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 要解除一切强迫，解除一切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 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 国的基尔持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 过”。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 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作出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决不是轻易的。他在日本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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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经过五四运动风暴的洗礼和半年狱中 的沉思，又到欧洲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比较推求， 前后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的深思熟虑，才最后确定自己的选择。 正因为得来不易，在下定自己的决心后，他的心情格外喜 悦，并且再没有任何的游移和反复。在给天津的觉悟社朋友的 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 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即共产主义一—编者注)也 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 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原则问题上的坚定 不移和实行手段的因时制宜，从此一直成为周恩来的重要特色。 他在信中还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 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 有坚决的信心了。” 那时，张申府和刘清扬已在一九二O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 国内来到法国。刘清扬是觉悟社的社员，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天 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代表天津学联代理过全国学生联合会 常务理事，她同周恩来本来十分熟悉。张申府这时同刘清扬结 了婚。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也很 活跃，同周恩来在北京向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们的年龄都比 周恩来大一些：张申府大五岁．刘清扬大四岁。周恩来在他乡 同故知相遇，自然十分兴奋，时常去他们的住处，同他们上下 古今地对各种主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时中国共产党己在 国内筹建，北京最早的成员就是李大钊和张申府。一九二O年

《周恩来传》 , 第71页
 秋在北京筹建组织时李大钊曾要刘清扬参加，刘清扬因为要准 备赴法勤工俭学没有加入。他们出国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 张申府建立海外的组织。到法国后，张申府先介绍刘清扬参 加。 就在这一年(一九二一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 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 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杨一起，从法 国到德国，住在柏林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去德国的原因是：德 国在战败后马克贬值，一日几变，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 活费比较低廉。在巴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柏林可以用三个月。 到德国后不久．周恩来从国内得到觉悟社社友黄爱被湖南军阀 杀害的消息，使他十分愤概。三月间他绘国内觉悟社社友的信 中，表达了他在成为共产党人后那种坚定的革命信念。他说：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 中还附了一首诗《生别死离》，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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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在对主义进行探索的同时，周恩来一直致力把旅欧学生、特 别是勤工俭学生中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那时，在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推动下，留法勤工 俭学运动已形成效潮。周恩来到达欧洲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已 近两干人，其中尤以湖南、四川两省为多。这些勤工俭学生大 多家境贫寒，已在国内中学毕业，毕业后找不到出路，又不满 国内政治和学校教育的腐败，想到国外学一点实在的本事。但 到法国后却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所带的钱，在二个月到半年 间便花光了，必须自谋生路。战后法国的失业情况相当严重，有 些工厂整个关闭，有些只能部分开工，有的每周停一两天工．往 往一个厂一下辞退工人两三干人。勤工俭学生一般还没有很好 掌握法语，又缺乏技术和强健的体力，难以找到工作。法国工 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也不很欢迎中国人以低廉的工资夺去他 们的位置。这些中国勤工俭学生即便找到工作，通常只能是杂 工、临时工，工资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劳动繁重而收入 微薄，难以维持生活和求学两方面的需要。临时工也做不成时， 就在工地上干零活，清扫市场，搬运东西，在车站和码头装卸 货物，到后来甚至只能去收集垃圾，剥土豆皮，擦皮鞋等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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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常常几个人合租一小屋作为住所，轮流用煤油炉做饭吃，生 活十分窘因，求学的前途也很渺茫。 在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不少人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 子。有些人在国内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法国后，就自 己组织起社团，开展各种活动，并且形成了两个中心： 一个中心是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小城镇蒙达尼。一九二O 年到一九二一年，这里的中国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人。其中包括 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弟、萧子璋、向警予、 蔡畅等，大多是蒙达尼公学和女校的学生。人们喜欢到蒙达尼 来，除了某些历史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这里靠近农村，学费 和生活费都很便宜、两者合起来一个月有一百五六十法郎就过 得去了。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在这里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不久 改名工学世界社，在社章中规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蔡 和森那时正在“猛看猛译”《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 作，没有正式参加工学世界社，但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在枫丹 白露，一九二O年上半年也有六七十名中国学生。 另一个中心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邹。这里的中国 学生都在工厂里做工。其中有赵世炎、李立三、邓希贤(小 平)、陈公培、刘伯坚、鲁易等人，大多是在该地施乃德钢铁厂 做工的勤工俭学生。他们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不久就把它 移到克鲁邹。赵世炎是一九二O年夏到法国的。他在出国前在 上海见过陈独秀，就在这时成为共产党员。以后，一直同党中 央保持通信，能够收到从国内寄来的党的文件，同张申府、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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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扬、周恩来也有密切的联系。 此外，在巴黎、里昂等地还有一批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青 年，他们中很快就发生分化。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 乔年兄弟，就是从他们中分化出来、转而信仰共产主义的。 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周恩来刚从英国回到法国时，留法勤 工俭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正在进入高潮。爆发斗争的原因 是：华法教育会当时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 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这部分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 在留法勒工俭学生中占三分之二以上。一停发维持费，就使这 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因的学生顿时陷入绝境。而且，又传出华法 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济勤工俭学生款项的消息，使 学生更加感到忍无可忍。二月间，蒙达尼学校当局以拖欠学费 为名强制学生退学、促使学生采取激烈行动。二月二十八日，四 百多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等的领导下，来到巴黎中国驻法使 馆前请愿示威，高呼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口号。他 们要求：由政府发结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 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学生自由入校。请愿时，遭到法国 警察和马队的驱散和毒打。 对这个事件，留法学生中出现了分歧的看法。这次请愿示 威的骨干主要是从蒙达尼公学和女校来的蔡和森、王若飞、李 维汉、向警予、蔡畅等人。而在克鲁邹等地工厂的赵世炎、李 立三、陈公培、刘伯坚等人则认为：勤工俭学生应该坚持到工 厂做工，用劳动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并通过做工 来接近留法华工，进行工人运动。持有这两种看法的人的革命 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在方法上有分歧。周恩来从英国到法国后， 立刻对这次事件的前后经过进行详细的调查，写出长达二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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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天津《益世 报》上分十天连续刊载。他对参加斗争的学生的遭遇表示热烈 的同情，而谈到他们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做法时，也提出一些善 意的批评。 在这次事件后，几支革命力量都深感有消除隔阂、团结起 来的必要。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参加 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接着，赵 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又赶到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 三天。双方一致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 同革命。不久，起世炎又从克鲁邹给蔡和森去信，主张成立一 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 回信表示同意，并且主张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这是 成立少年共产党的最初酝酿，时间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四、五 月间。 六月初，北洋政府派遣专使朱启钤、时政次长吴鼎昌到巴 黎，同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 集团内部有矛盾，这件事在十六日的巴黎各大报纸上报道出来 了。正在巴黎的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慨地写道：“是直一 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 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 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他认为，这次斗争同二月二十八日 事相比，两者都是为了对付官僚．但性质上却有很大差异：一 个是为生活问题，一个是为国家问题。 周恩来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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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 会、巴黎通讯社、旅欧周刊社六个固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 发表《拒款通告》，表示中法借款如果成立，中国人民决不承认。 他们还将拒绝借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一千份，分送法国各界，在 法国报纸上也刊登出来。六月三十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 三、陈毅、徐待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哲人厅 举行拒款大会。会上宣读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在 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的讨论。但到七 月底，法国报纸又传出消息，说中法借款合同草约已于七月二 十五日秘密签字。八月十三日，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召开第 二次拒款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人。会上，迫使驻法使馆秘书 长王曾思代表公使陈菉和使馆全体官员签字声明：反对此项借 款；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 立即辞职，以谢国人。在这次事件中，周恩来还先后写了《旅 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 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四篇通信。 到这年九月，又发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 事件，把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推向高潮。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校长是吴稚晖。长期以 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周恩来在这年一月 二十五日致严修的信中说到：“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 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而校方却 以“勤工学生程度太低”和“自费亦殊不易”为借口，不愿接 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校。这年夏天，吴稚晖公然宣布在国内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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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并决定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学。使馆方面，因对勤工俭学生 发动拒款事件不满，在八月二十日布告；停发在二月事件后改由 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生生活维持费。八月二十一日，从国内招来 的里昂大学学生在上海乘波尔多斯号轮船前来法国。九月十二 日，里昂中法大学校部又拒绝克鲁邹勤工俭学生提出的入学要 求。这就把很多勤工俭学生一步一步地逼上绝路。 怎么办？正在克鲁邹的赵世炎、李立三等经过商议，决定 发动一个争取勤工俭学生到里昂中法大学入学的运动。他们一 面通知巴黎的勤工俭学会，一面同蔡和森等联系，得到同意。商 定；要在国内学生抵达法国前赶到里昂，先把校舍占领起来。九 月二十日，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 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多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 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但学校早有准备，所有教室、宿 舍的大门都已上锁，无法进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在校内的 草地上休息，并派代表继续同校方交涉。校方要求里昂市长以 “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出动大 队武装警察，把这些“先发队”包围起来，押送到一座兵营内 囚禁了二十多天。十月十三日，又派了武装军警二百多人将这 批学生(共一百军四人)押送到马赛，强令他们登船回国。只 有赵世炎在同志们帮助下逃了出来。 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位留法勤 工俭学生在回忆中说：这个事件“向我们说明，想学习一点搞 实业的本领都不允许，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不是纯 粹的幻想吗”?从此，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 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了。 周恩来一直积极地参加这场斗争。在激烈的斗争中始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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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冷静的头脑，这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当讨论派遣“先 发队”到里昂去时，他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敌人逼我们 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各团体留 下一部分骨干，以便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后来的 事实证明：他这个提醒是十分重要的。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他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长篇通 信《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分十八天在《益世报》上连 续刊出。他在叙述这场斗争的整个过程后，满怀激情地写道： “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 克思同昂格斯(即恩格斯——编者注)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 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 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赶快团结起来”，确已成为勤工俭学生中先进分子的共同 要求。为了把蔡和森、李立三等被押送回国后勤工俭学生中留 下的先进分子团聚起来，周恩来、赵世炎在这年年底或第二年 初托人带信约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议成立 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事。他们议定：分头进行筹备工 作。一九二二年三月，周恩来到德国后，仍经常往来于柏林、巴 黎之间，在勤工俭学生中作过多次讲演，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 织的筹备工作。他曾和张申府、刘清扬等从柏林写信给留在 法国的赵世炎，建议在五一节前完成这项筹备工作。但赵世 炎有一个困难：他的证件在占领里昂大学事件中被没收了，一时 无法在巴黎居住，只得避居法国北方，通过通信的办法同 旅法、比的同志联系。而旅法同志中的认识在开始时并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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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意见没有很快取得统一。所以，筹备工作到五月底才全部 完成。 到这时，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的条件就 成熟了。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1-30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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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青年团旅欧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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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了。 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举行的。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十八人，其中包 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 璋、刘伯坚、傅钟、佘立亚等。周恩来是从德国赶来参加会议 的。会场布置在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场上。一个经营露天咖啡 茶座的法国老太大租给他们十八把椅子。周恩来对这个地点和 环境很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 也不知道我们在于什么。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 告组织章程草案。周恩来最初提议组织的名称是共产主义青年 团，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提议新团 员入团时应当宣誓。也有人不赞成，认为这带有宗教色彩。周 恩来作了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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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 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开了三天。确定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赵世炎为书记， 周恩来负责宣传，张伯简负责组织(因为张在德国，先由李维 汉代理，不久便由李正式接替)。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 一座小旅馆内。赵世炎就住在这里。经常在那儿工作的有赵世 炎、李维汉和陈延年。赵世炎和周恩来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 很高的威望。他们两人有不少相似的特点：坚定，机智，待人 诚挚，富有组织才能。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这样况过： “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 和章程，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举行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十一月二十日，他 们凑集了一笔路费，派遣李维汉为代表，归国向团中央正式提 出：愿作为它的旅欧支部。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 一个消息：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会议 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到达莫斯科。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声 明已向国内提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一九二三年 一月，接到参加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团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复信，建议将族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并 对他们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了指示。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 租了一个礼堂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在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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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主持下，讨论改组问题。当时旅欧少年共产党共有成员七十 二人(其中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聂荣臻当时 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 回忆这次见面，写道；“他(指周恩来—一编者注)待人亲切， 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临 时代表大会经过四天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并明 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 关。”会上选出周恩来等五人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刘伯坚、 袁子贞等三人为候补委员。新的执行委员会又推举周恩来为 书记。 会议结束后不久，正式收到团中央一月二十九日同意他们 加入的公函。三月十三日，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他 在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 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 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 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进行的。陈独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当时全国党员共一百九十五人，其中旅欧的除留俄八人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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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人，即留法二人、留德八人。周恩来入党后，在一九二二 年十一月同张申府在德国介绍了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共中 央的指示，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十二 人第一批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 习。周恩来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赵世炎到莫 斯科后，参加中共旅莫支部工作。这年四月二十八日召开的支 部大会上，支部负责人罗觉(亦农)首先说：“新从法国来俄的 同志中有六位党员，除赵世炎同志是旧党员外，工若飞、陈延 年、陈乔年是法共党员，熊雄、王圭是德共党员，照章程，凡 属第三国际支部的均可为正式党员。”“王凌汉、袁庆云二同志 将由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介绍入党，须在今天的会上讨论 通过；当他们在法时，本党法国组书记赵世炎同志曾有介绍他 们入党的动机。”经过讨论，多数通过王、袁两人入党。接着， 由赵世炎报告党在西欧的活动的情况。他在报告中说：“本党在 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 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 “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 员。”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过：“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 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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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从不出面。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后， 在这年夏天返回法国，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主要靠稿费为生。他同聂荣臻说过：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 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这时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 处一一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小旅馆三楼第十六号房间。这 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这个房间的面积只有五平方米，除 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 说是“身居斗室”。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来的人 多了，房间里容纳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聂荣臻 说：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 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 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什么?周恩来在给 团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 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他们成立了共产主 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 国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 展团员。他们积极地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进行工作，并通过哀 子贞担任书记的华工总会对旅法华工进行工作。还出版理论刊 物—…—《少年》。 《少年》创刊于—九二二年八月一日。编辑部也设在戈德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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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瓦街十七号那个小房间里。这个刊物最初是十六开本，每月 一期，每期三十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二十四开本，四十 二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 产主义学理”，发表过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 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 团的任务》等译文，还刊登过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和 消息。 他们这时正处在建党建团初期。因此，《少年》上发表不少 文章来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 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张申府在《胡适等之政治主 张与我们》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 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 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 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 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 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可有 为。”周恩来在《少年》上也接连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 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章，热情洋溢地赞美：“共 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 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 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 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旦革命告成， 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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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他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清谈；自 马克思出，本着科学的精神来研究现代的社会经济组织，并从 人类历史中找出阶级斗争这条根本线索，这才能顺应社会变迁 的客观趋势，得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 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样的科学结论来。他 在详细研究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以后，着重指出 了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斩钉截铁地说：“俄国三次革 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 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 了多数派—一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 导。” 为了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旅欧学生中需要排除 的主要障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提出的那些“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 任何权威”等主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很适合当时一些对 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 的青年人的口味。他们以为这才是最痛快、最彻底、最激进的 新思潮。因而在五四前后的进步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在 冲击各种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时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它要 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却是不切实际的 空想，并且对集体起着严重的涣散作用。当它被用来反对共产 主义思想的传播时，它的消极作用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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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曾以很大的力量来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论 战。在国内是如此，在旅欧青年中也是如此。 法国巴黎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无政 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从一九O七年六月到一九一O年五月在 这里连续出版一百二十一期，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二十年 代初，国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区声白、华林、李卓，还有刘 师复的两个妹妹刘抱蜀和刘无为，都相继来到法国。他们在一 九二一年秋成立自己的团体“工余社”，第二年一月出版《工 余》月刊，还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印发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 的小册子如《无所谓宗教》等。有些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最初 也受过他们的影响。因此，同无政府主义思潮作斗争，便成为 《少年》的重要内容。 无政府主义反对受任何纪律的约束。这不仅是空想的，而 且是有害的。被压迫群众在斗争中如果不能凝聚成一个有着共 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只会使自己停留在 一盆散沙相软弱无力的状态，再美丽的愿望最后也只能成为一 篇空话。《少年》在论战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张申府在《今 日共产党之真话何在》一文中着重强调：“纪律是共产党之魂。 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 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 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不懂得这个的人，不 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周恩束在刚到法国时，对 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也曾有过某些同情，但 很快就看清楚了。他在《少年》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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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辛辣地嘲笑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 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 伯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 也许有时候要提倡协作社，但消费协社是有助于工业家，而生 产协社则不但在中国难有兴起之望，便在欧洲也都气息奄奄，无 能为力，因为他断难与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相抗”。他指出：“无 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 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 周恩来十分重视自觉的纪律，但又坚决反对盲目的迷信。他 痛斥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谬论，在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说：“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 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 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 知服从的党员。” 对当时流行的其他一些错误思潮，如国家社会主义、工团 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周恩来等也都作过研究，在《少年》上 一一作厂批驳。 周恩来在《少年》上的这些论文，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对 党部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有了为之献身的坚强决心；同 时，也说明他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基 本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更具体 的研究。这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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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却发展得很快。它的重要标志 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 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很快就认识到：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取得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先决条件 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 务。为了实现这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应 当联合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力量共同奋斗。 一九二二年六月．也就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的同时，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同以 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个民主主 义的联合战线”。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 州西湖召开待别会议，原则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分加入国 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九月一日，《少年》第二号上发表张 申府的《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一 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 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 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这时，孙中山派王京岐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 岐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曾经积极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 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到法国后， 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联系。一九二三年三月十日，旅欧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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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常年大会。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 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四月二十五日，王京岐致函国民 党本部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 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并报告了旅欧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这样，双方合作的条件已 趋成熟。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等三人到里昂同王京岐达成协议：旅 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 来在给王京岐的一封信中写道：“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 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致(置)疑的 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 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 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 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 的工作。木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 当前所要做的工作。”这以后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 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 由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 成员扩及到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本部将旅 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 昂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选举王京岐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 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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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处处长。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 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在这期间，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还开展过一场反对帝国 主义列强企图“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七月八日，周恩 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代表二十二个旅法团体在巴黎 聚会，决定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 委员会，周恩来被推为中文书记。十五日，旅法华人大会在巴 黎举行，到会的有六百余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他强调 指出：中国的事情败坏到今天这样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 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 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散发周恩来起草的《旅 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里面写道：“看啊！国民革命的热潮在 中国各地，至少在中国各大都市中，已涨得那般高了。我们现 在立在这个国民团结大运动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 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 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啊！”当 晚，各团体代表三十多人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 联合会，周恩来仍被选为中文书记。这样，他们所团结的爱国 民主力量就更为广泛了。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的机关刊物《少年》也在一九二四年二月改组为《赤光》。 《赤光》同《少年》比较起来，最显著的特点是：更着重于 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 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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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这 反映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的进展。《赤光》是半月刊， 十六开本，每期十二页左右，出版起来比较灵活而迅速。它的 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周恩来负 责编辑、发行，井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富春、邓小平、博钟、李 大章等也曾先后参加这里的工作。邓小平负责刻蜡版，还为此 得到“油印博士”的称号。周恩来和邓小平从这时起建立了深 厚的革命感情。几十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 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沉思了一下回 答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 时间也最长。” 《赤光的宣言》写道：“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 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 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 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 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 方。” 这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 代替无政府主义者成为同共产主义者论战的主要对象。他们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巴黎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党，对外用中国国 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活动。机关刊物是《先声周报》。他们标榜 “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破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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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赤光》 发表了不少文章，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周恩来在《赤光》上共发表三十多篇文章。其中有；《军阀 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 际帝国主义乘火订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 《北洋军阀与外交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 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 题》等。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 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一系列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周恩来都已有了比较明晰而实际的认识。这比起他在《少年》上 发表的文章又大大跨前了一步。 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所写的《革命救国论》中，他尖 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 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 实的友人。”也就是说，要首先弄清革命的敌、我、友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 美、日、法一—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但不有内贼，外贼何 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从而得出结论：“非内倒军阀，外倒 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 那么，国民革命所依靠的力量是什么?他认为：“所可恃者 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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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国民革命。”他指出；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一九二二年香港 海员罢工和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流血后，正在 发展起来，“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 义的”。中国的农民原来素称驯良，近来因为迫于军阀的祸害， 也渐渐知道团结反抗了。广东海丰的农民运动，湖南衡山的岳 北农会，这两件事实都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 上革命战线的”。中国的知识界，正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 “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的反对列强，反对军阀”。中 国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 召一种革命”，但“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 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 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中”。他在作了这样的全盘考察以后， 满怀信心地写道：“好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 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 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他充分肯定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 作用，又针对它的弱点提出了恳切的希望：“今后当注意于国民 运动中五派(文中指海外华侨、劳动阶级、知识界、新兴的工 商业家、农民阶级——编者注)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 引导，干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文中指袁世凯、段棋 瑞、曹锟、吴佩孚、陈炯明——编者注)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 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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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为什么又要同国民党人合 作进行国民革命呢？为了回答国家主义派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 种种恶意攻击．周恩来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在《再论中国共产 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 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 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 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 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 ‘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 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 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 步?” “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周恩来用这样明确的 语言，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在建党初 期的一九二四年，年轻的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这个基本问题能 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 通信联系。一九二三年春．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 《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 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儿封信。第 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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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邓颖超的爱情关系也是在这个时期内确定的。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县，一九O四年二月四 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 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 O年在北京、天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她和周恩来相识是在一 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二十一岁，邓颖超才十 五岁，是个小妹妹，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超”。邓颖超后来回忆 说：“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 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 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 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 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指周恩来——编者注)主 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 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 他们的爱情关系是周恩来旅欧期间由通信确定的。三十多 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 到过这段经历：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 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 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 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 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 超——编者注)。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 的。”邓颖超也回忆说：“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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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感倩，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 奋斗。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得勤了，信里的 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朗 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 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 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 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从这时起，周恩来和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战斗伴侣。在 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永远传诵的佳 话。 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 动发展得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 这个情况，在这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 选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做了准备。这些选送回国的干 部，大多是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 争，他们中有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博钟等；少数就直接 回国。周恩来没有到莫斯科去。由于国内斗争的迫切需要，也 由于旅欧党、团组织要他回国后向中央汇报情况，他是从法国 直接坐船回国的。和他同行的有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三人。 动身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七月下旬。 在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 会给团中央的—份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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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 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 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 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个的一个。曾任本区三 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再见了，欧洲！周恩来在那里度过了他从二十二岁到二十 六岁将近四年的岁月。四年中，在他身上发生了多么巨大而深 刻的变化！当他来到欧洲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 年学生；而到他走上归国征途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对马克思主 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 现在，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是他 以前没有担负过的艰巨繁重的革命重担!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2-3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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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黄埔军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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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周恩来回到已经别离四载的祖 国。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他从香港给团中央写信。信中说：他 和罗振声两人准备前往广州。“我们在广州耽搁的日期，我须俟 c．P．(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而定。”“我在广的通信地址， 可由平山同志处转。”这里说的“平山同志”指谭平山，那时 是中国共产党的驻粤中央委员，也是中共广州地委的负责人。九 月初，周恩来坐佛山号轮船到达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 州地委委员阮啸仙(秘书)、彭湃(农工委员)两人到长堤码头 迎接，把他们迎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居住，并在国民党中央 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 周恩来离国只有四年，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已成为全国人民希望所系的革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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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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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为事实上的革 命政府。苏俄顾问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帮 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各地的革命青年从全国纷纷涌向广州。这 里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获得了国内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合法 权利，正在蓬勃向前发展。广州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红色的 革命标语牌，看到高呼革命口号行进的游行群众，使初到广州 的人感到耳目一新。 但如果细细地观察，不难发现：广东的政治风云又异常险 恶。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地区其实只占广东全省 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那一 段。富庶的东江流域仍然控制在背叛了孙中山的陈炯明手里。广 东的西南部则控制在陈炯明旧部邓本殷手中。孙中山是依靠杨 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才把陈炯明逐出广州的。 杨、刘两部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军阀 部队。他们盘踞广州市区，各自为政地向当地百姓收税，横征 暴敛，为非作歹，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怒。孙中山曾经沉痛地对 他们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蹂躏我的家乡。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商团。它是民国初年因为地方混乱、当 局允许商人置械自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广州有一万二干人， 在全省有近五万人。它的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 会长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商团正密谋以武力推倒 孙中山的政府。这年八月下旬，他们准备将枪支一万多支、子 弹四百多万发私自运入广州。孙中山得知后，电令将这些枪支 弹药全部扣留。商团立即宣布罢市。这时，孙中山所能指挥的 主力部队已开往粤北，分路向江西、湖南推进，进行反对当时 统治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的北伐战争。社会上到处盛传：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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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暴动，陈炯明部即将向广州反攻。而杨希闵、刘震寰的态 度却十分暖昧。爆炸性的突然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笼罩着广州 上空的政治气氛异常紧张。这便是周恩来到达广州时面对的现 实状况。 商团是当时对广东革命政权威胁最大的敌人。如果不把这 个心腹之患铲除，要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但国民党 内部那时却有不少人幻想同商团实行和缓和妥协。周恩来一到 广州，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心。他在九月七日写的《辛丑条约与 帝国主义》一文中写道： “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 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 心理中。”“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 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 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前者应勿忘苏俄是我们 弱小民族的好友；后者应切记阻碍革命发展的一切势力，都 是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御用人(如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 等)。这是‘九七’纪念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义。” 这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当时称作“国庆”。 广州人民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到会的有三十多 个团体，约三四万人。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名义， 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 商人，他们统都是革命的对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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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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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 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 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 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 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 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 威运动！” 下午三时，参加这次集会的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群 众行进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的时候，同全副武装的商团相遇。 突然，商团向集结的徒手人群施放排枪，当场打伤二十多人，强 行捕去一百多人。油业工人黄驹中枪死后，又被商团残忍地剖 腹示众。接着，商团连续逮捕许多工农群众，进行严刑拷打，并 派出分队在广州街道上武装巡行，强迫商店罢市，对广东革命 政府进行威胁。恐怖的局面持续了三四天。 远在广东北部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决 定成立革命委员会，从北伐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讨 伐商团的叛乱。并由胡汉民下令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缴械解散。 十四日．从粤北回师的警卫军和粤军第二师等迅速包围广州的 商团总部。商团团员大多是当地纨袴子弟，平时横行乡里，鱼 肉居民，真打起仗来却没有什么战斗力，不堪一击。原来抱着 观望态度的杨希闵部滇军，在战斗开始后看出商团败局已成，也 随着参加对商团的作战。这样，经过一夜激战，于十五日下午 将商团全部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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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回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的危 机仍然是严重的。周恩来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十月三十 日，他在《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中写道：“我们从广东政 府实际工作上看出广东政府是在受南方军阎挟持，向帝国主义 英吉利、洋行买办及一切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并且时时有 压迫工人、农民解放运动的事实出现。在这些南方军阀中要以 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等的军队次之。”“我们希望明达而革命 的国民党人都要认定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 革命与反革命。” 处在这样严峻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状况怎样 呢? 虽然广东己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广东党组织的状况却远 远不能同它应该担负的任务相适应。它的负责人谭平山那时正 担任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其他方面的工作几乎没有顾 及。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只有二十人左右，大多随谭平山在国民 党中央组织部工作。党在广东原先设有区委。由于它的实际工 作只限于广州一地，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就取消了，只保留一 个广州地委，力量既薄弱又涣散。 十月问，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 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不只是广东 一省，而是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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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两广区委。 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共三个月左右。在 这段时间内，广东区委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件是支持孙中 山北上。这年十月，第二次直奉军战争正进行得十分激烈时，冯 玉样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北洋政府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 锟，欢迎孙中帅北上。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离粤北上。后来 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北上扩大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 广东区委支持孙中山北上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另一件事，是这 年十—月初商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 车队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他们三 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 的武装力量，是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变得越 来越突出了。 周恩来对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历来十分重视。一九二二年 十二月他在《少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真正革命非要 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 的。”到广东后不久，他就兼任开办不久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 官学校(通常称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教官，绪第一期学生 讲授政治经济学。这年十一月，他除继续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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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外，又兼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刚 从苏联归国、被派到广东担任团中央驻粤特派员的陈延年，调 任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协助周恩来 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 黄埔军官学校在当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地位持别重要。它 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 装而创办的。过去孙中山因长期依靠地方军阀而吃尽苫头。这 时一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其实仍同军阀武装没有多大区 别。所以，孙中山把创建这所军官学校看作建立党军的起点，对 它抱着很大希望。他亲自担任这所学校的总理，以蒋介石为校 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官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 礼，孙中山到校发表演说。他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 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 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为了创办这所学 校，苏俄政府资助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派了一批军事干 部来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运来八干支步枪和五百万发子弹。学 校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由于当时广东以外的绝大部分 地区处在军阀的统治下，无法公开招生，就委托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回省后代为招收。各省送来的大多是各地 的进步青年。第一期学生最初有四百九十多人，后来把军政部 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进来，共有学生六百四十五人。其中共产 党员和青年团员约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徐象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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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 升熙、宣侠父等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这一期的学生里，也 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庵、李仙 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王敬久、孙元良、黄杰、张镇、贺 衷寒等。黄埔军校开办后，学校内确有一番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平定商团叛乱时，黄埔军官学校曾派出两队学生，到市区惠州 会馆充当革命委员会的卫队。 但军校政治部的机构最初却极为简单。除了主任和仅能到 校讲课的教官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人。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 副主任是张申府。张申府只呆了一个月就走了，戴季陶不久也 离校去沪。中间有几个月没有负责人，只有两个担任记录的书 记，再没有其他具体组织。后来，由邵元冲代主任。邵元冲是 个官僚，根本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他平时住在广州，每 隔一两天到军校政治部去一次，办办例行公事。除了举办过两 次政治讨论以外，没有做什么事。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的光景， 把政治部办成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因此，学校师 生十分不满，提出“加强政治部的工作，撤换邵元冲”的要求。 十一月间，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原己兼任该校政治教官的周 恩来，这时就接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出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对二十六岁的周恩来说 来，责任是够重的，又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他一到任，立 刻显露出引人注目的才华，并井有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始 了工作； 第一，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设立指 导、编纂、秘书三股，从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 其纲、王逸常等分别担任各股主任。明确各股的任务，规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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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细则。制订对学生、官长、士兵的各种调查表。出版《士兵 之友》，每日油印发给学生和士兵。 第二，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突出地进行两方面的 教育：一是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 污吏。二是军民关系，要救国卫民，严守纪律。每周组织一 两次对学生的政治讲演。举行政治讨论和政治问答。统计学 生成绩。扩大图书室，增购书报。创立体育会，备办各种体育 用具。 第三，指导新成立的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第一期毕业 生中的共产党员蒋先云、许继慎等被选派到各连担任国民党的 党代表。规定了士兵的政治训练计划。在对学生继续进行政治 教育的同时．担负起对教导团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任务。 第四，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时，广州除黄埔 军官学校外还有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 军用飞机学校等军事学校。成立这个联合会的目的，是广泛地 联合这些军事学校中已毕业和末毕业的青年军人。一九二五年 二月一日，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黄埔军校学生集体加入为会 员。入会的除上述几个军事学校的学员外，还有海军三舰和铁 甲车队的成员。联合会以蒋先云为负责人，出版机关刊物《中 国军人》。到四月间，会员已发展到二干多人。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 出现了新的气象。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 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 来了。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 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 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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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灵活性字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在这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发展到四十三人。军 校的党支部由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 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九十 四人。这次大会是在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了一年多、革命运动在 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大会分析了中 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 教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广 东区由谭平山等两人代表出席。周恩来代表留法组出席这次大 会。他在这次会上见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曾任中共第 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并托他给远在天津的邓颖超带了信。 四大—开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便开始了。 那时候，孙中山在北上后病倒，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 厂·东革命政权内部比较混乱。虎视耽既地盘踞东江、时刻准备 卷土重来的陈炯明，在北洋军阀支持下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准 备进犯广州。广东革命政府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发表《东 征宣言》，决定讨伐陈炯明。 广东革命政府的东征计划分为三路：右翼，许崇智所部粤 军，约一万人，经海丰、陆丰直指潮汕，对手是陈炯明的嫡系 洪兆麟部；中路，刘震寰所部桂军，约六干人，进攻扼守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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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陈军杨坤如部；左翼，杨希闵所部滇军，约三万人，对手是 驻防在河源、五华、兴宁—带的陈军林虎部。 那时黄埔军校已成立教导团第一团和第二团，团长分别由 何应钦和王柏龄担任，连以下军官由刚毕业的第一期学生充当， 士兵是新招募来的，第二期学生已经入学，编为学生总队，随 军行动。这两部分合称校军，共约三干人。教导团第一团成立 才三个月，第二团成立不过六七个星期，训练时间根短。在许 多人看来．他们只是些未经战阵的新兵和初出学校的下级军官， 因此，很不为人所看重。蒋先云说过：“我校开办后，外界很不 相信我们能真正去杀贼，未必能杀得贼死。非独外界如此，即 我们自己也不敢十分过于自信。”“这算是我们革命军第一次对 敌，第一次实行为主义而奋斗。”由于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 这支校军就同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和第 七旅(旅长许济)编在一起，共同组成右翼军。 东征，是当时广东政治生活中万众瞩目的大事。周恩来作 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需要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 作，难以兼顾中共广东区委的全面工作，就改任广东区委常委 兼军事部长，而由他原来的助手陈延年接任广东区委书记。 东征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号称实力雄厚的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都按兵不 动，坐山观虎斗。而被人轻视的校军却同粤军第二师和第七旅 一起，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直捣潮汕，取得了赫赫战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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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十五日拂晓，以校军教导第一团为主力，进攻城坚壕深并有 二干守敌的淡水。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在猛烈饱火掩护下爬城 而入，攻克淡水。接着．右翼军又东下平山。二十八日．进克 陈炯明的家乡海丰。三月一日，海丰举行各界联欢大会，参加 的群众有三干人，周恩来、彭湃在会上讲话。六日，东征军分 别攻克陈炯明在东江的主要据点——潮州、汕头。右翼的战事 很快告一段落。 在陈炯明所属各部中，最强悍善战的是盘踞粤东北的林虎 部。林虎不是陈炯明的嫡系，同洪兆麟之间存在着派系的矛盾， 所以最初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没想到洪兆麟部那么快被击溃 了。于是，林虎迅速集中主力从兴宁、五华南下，直抄右翼军 的后路，企图将它一举包围全歼。右翼军得讯后留下粤军第二 师守潮汕，学生总队守揭阳，其余各部立刻回师迎击，而以教 导第一团充当正面。蒋介石、何应钦、周恩来等随军回师。三 月十三日，教导第一团在棉湖同林虎部主力突然遭遇。当时，敌 军五六干人已抢先占领有利阵地，居高临下，以轻重机枪猛烈 射击。教导第一团在炮兵掩护下奋勇仰攻，冲入敌阵，以白刃 格斗，战斗十分激烈。坚持到中午，教导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 相继赶到，加入进攻，终于把号称劲旅的林虎部主力击溃。这 便是关系到东征战争胜败全局的棉湖战役。这次战斗的激烈，在 东征史上是仅见的。在战斗中，教导第一团的九个连长阵亡六 人，负伤三人，他们都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从此，黄埔校军 英勇善战的威名震惊远近。 接着，广东革命政府又派出陈铭枢、吴铁城两旅加入右翼 作战。右翼军先后攻克五华、兴宁。陈军残部退入江西、福建 境内。株守惠州的杨坤如部被迫向广州革命政府投诚，同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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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改编。四月间，第一次东征结束。它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 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东征是国共两党合作下取得的巨大胜利。为什么黄 埔校军这支组建不久、训练时间很短、人数不多的新军，能够 出入意料地屡摧强敌，建立赫赫的战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 支军队是以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士气高，纪律严明，并能得 到民众的帮助。这自然同周恩来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难 以分开。 怎样建立起革命军队在行军作战中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 度?它同军校在教育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不完全相同。这对革命 军队的建设又是一个新的重要的课题。周恩来在这方面的工作 同样有着很大的成效。 第一，在军队中有很好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的基本 内容是使军官和士兵提高革命的自觉性，时刻牢记自己是“革 命军”，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解除人民痛苦而 作战的。有了“革命军”这三字深深地印在脑中，就使这支军 队的精神面貌、战斗意志和纪律都同以往的旧军队截然不同。二 月六日，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 对这一点作过明确的阐述。 本着这种精神，周恩来在东征誓师大会上作了政治动员。出 发之日，政治部印发《敬告士兵同志们》的传单。在各团、营、 连，除了军事指挥员外都设有国民党的党代表，不少是由共产 党人担任的，负责行军和作战时的政治工作。军队一面行进，一 面高唱《国民革命歌》、《杀贼歌》和《爱民歌》等，士气十分 旺盛。 第二，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校军一律颈系红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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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整齐。军校政治部提出：不蛮横无理拉夫役；付价购物，不 用军用票；保障人民。《爱民歌》中唱道：“扎营不要懒，莫走 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 和鸡。”需要由民间担任挑夫、向导时，归政治部统—‘办理，每 十里给资四毫。购物都用现金支付，决不赊欠短少。宿营不住 民房，只住庙宇词堂。住地以及所需的稻草、米、菜等，由政 治部安排。部队离开时，须把驻地打扫干净，稻草捆好，借物 归还。政治部还发布《告百粤父老兄弟妹妹》书，宣布‘“有违 反我们所宣告的行为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官长报告， 定必依法惩办。”广东人民历来受尽了横行不法的军队(包括订 着国民党旗号的滇、桂等军)的欺压和蹂躏，对军队早已谈虎 色变。校军的所作所为，使人耳目一新。当时的《商报》在三 月二十七日有一篇报道说： “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 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篷营露宿。东 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 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 第三，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方式主要是：组织战时宣传 队，举行各种平民联欢大会。东征出发前，周恩来先从第二期 学生中挑选出能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的约二十人，组成 武装的宣传队。在军队到达前，先往沿途村镇到处演讲，张贴 红绿标语，散发传单，教衬里的小孩们唱“打倒列强，除军 阀”的《国民革命歌》，向村民宣传东征的目的和意义。政治部 还准备了告敌军士兵的传单，由飞机在敌军阵地上空散发。这 样的战地宣传工作，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中所没有的。当军队攻 占东莞、海丰等县后，政治部又在当地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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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联欢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他在东莞的演讲中说： “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 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 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各地民众在协助军队运输、 充当向导并刺探敌情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东 征军事的发展。 第四，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校军所到之处，都帮助当地 民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等。周恩来 在东莞的演讲中说：“本校希望东莞同胞者约有三事：(一)为 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之关系；(二） 实行民治，县长民选；(三)各界团体宜有强固之组织。”他特 别重视民众组织的问题，说：“人民如有强固之组织，则军队不 敢横行，请各界注意此点。”东征军占领海丰后，任命军校学生 李劳工(共产党员)为后方办事处主任，吴振民为海丰县农民 自卫军大队长兼教官，将武器发给海丰农民自卫军，并恢复了 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三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 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校军各团、营、连等党代表 为组织员，在东江各地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第五，打击各地的土豪劣绅。周恩来在揭阳的各界欢迎会 上宣布：要“打倒列强，订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 贪官污吏”。“政府为你们作后盾，有话尽管说。”并且点名批评 当地英商代办林逸才的罪行。在五华，他和县长温屏南—起，经 过调查核实后，传讯有不法行为的当地大地主张谷山、陈卓人 等，责令张谷山印发仟悔录，向全县人民悔过，勒令陈卓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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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占的公地退交五华中学作体育场。四月，周恩来又兼任黄埔 军校的军法处处长。 这次东征中校军的军队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 睹的。像这样有着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军队，在中国 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 作的最早的尝试，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传统，对以后中 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说过：“那时中国共 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 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 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 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 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 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 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而周恩来在领导这项工作中表现出来的 那种富有创造性而又周密干练的才能，由此在国共两党内、特 别是黄埔师生中受到广泛的尊敬和推重。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在五月间决定成立广州临 时委员会，由谭平山、罗觉(亦农)、周恩来、陈延年、鲍罗廷 五人组成。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存在多久，周恩来也没有参加它 的实际工作，以后就无形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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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次东征结束到第二次东征开始，中间不到半年。这 半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回师讨伐杨希闵、刘震寰 所部滇、桂军，第二件是沙基惨案，第三件是廖仲恺遇刺。 在第一次东征的过程中，发现了盘踞广州的杨希闵、刘震 寰阴谋叛乱的证据。陈炯明在东江余部被击溃，使杨、刘更不 自安，蠢蠢欲动。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又被他们看作有机可乘。 广州的局势日趋紧张，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四月十三日，根据 廖仲恺的建议，国民党中央决定由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组成 党军第一旅，仍由军校节制。五月十三日，廖仲恺从广州赶到 汕头同东征军共商讨伐杨、刘的计划，决定放弃潮梅，于二十 日回师广州。 回师途中，周恩来在六月二日向军校学生作了题为《军队 中政治工作》的讲演。这个讲演系统地分析军队的来源、军队 的阶级性、革命军队同军阀武力的根本区别。指出：“军队不是 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 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六月十二日，由东江回师的党军迅速向广州市区的杨、刘 军队发动猛攻。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也先后从北江、西江、 河南三面发动进攻。广州人民素来对杨、刘军队恨之入骨，纷 纷起来破坏交通，断绝水电供应，配合革命军作战。杨希闵原 来十分骄横，自恃所部滇军有三万多人、步枪二万五干支，饷 糈弹药都很充足，根本不把革命政府所辖各军放在眼里。他甚 至扬言：“请代帅(指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编者注)命 令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但他的军队是雇佣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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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踞广州后对民间大肆搜刮，军官身边都有了不少钱，日益腐 化，士兵更无斗志。在士气十分旺盛的革命军进攻下，只经过 一昼夜的战斗，就全面崩溃。战斗过程中，滇军司令部被飞鹰 号军舰发炮击中，滇军前敌总指挥赵成梁当场毙命，杨希闵只身 逃往沙面租界。杨、刘所部滇、桂军被革命军全部缴械。一场乱 事就这样迅速被削平，多年的心腹之患被干净利索地拔除了。 正当东征军从东江回师的过程中，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 的“五卅惨案”。英国警察在上海南京路上对示威群众用排枪射 击，打死十三人，伤者不计其数。这期间，汉口等地又相继发 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剧。为了声讨帝国主义的暴 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席卷 全国，规模之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群众和香港罢工工人七八万人，在广 州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周恩来亲自率领军队中两个营、学 校里一个营，共约二干人去参加。上午十一时，各界群众在东 校场集合，随后依工、农、商、学、军的次序出发。每人手执 写有“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的小旗，四人 一列，沿途高呼口号，情绪十分激昂。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 界对河的沙基时，驻在沙面的英军突然用步枪向游行群众射击， 接着就以机枪扫射。这是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军队对和平示威 的中国军民的疯狂大屠杀。游行队伍那时正密集在对岸的街道 上，面前是河流，背后是高楼，路狭人稠，事起仓猝，连散开 躲避的地方都没有。周恩来身旁同他并排前进的两个人都中弹 身亡，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险情。在枪林弹雨下，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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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达五十多人．受伤的一百多人。其中，黄埔军校的学生 和士兵死难的有二十三人，受伤的有五十三人，一团三营营长 曹石泉(共产党员)也中弹牺牲。这便是“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激起广东和香港人民更大的愤怒。早在六月十九 日，由共产党员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举行的规模空前的省港 大罢工罢工人数增至二十五万人。七月一日．周恩来在黄埔军 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抗议沙基惨案的演说。三十一日，他 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说：现在中 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 给予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联 合起来，以打倒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他总结东征和平定 杨刘的经验，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 江农民，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的能力， 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工农兵联合的势力，已能 打倒军阀，犹如摧枯拉朽，现在更要进一步而打倒军阀赖以生 存的帝国主义!”周恩来最后着重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 领导作用，高呼；“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 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他并且选调铁甲 车队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去担任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委员会 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黄埔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陈赓等去担 任工人纠察队的教练或干部，加强对工人纠察队的领导。 八月初，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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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团员之一，一九二五年初转为共产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 女部长。周恩来同她已经有五年没有见面了。虽然一直保持着 密切的书信往来，但由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彼此都不曾在通 信中把自己入党的事告诉过对方，直到这时才知道。八月，周 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那时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经常 一早就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校，晚上才赶回广州，还 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或向干部讲课、作报告。邓颖超也在 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负责妇女运动。在广州的 这段生活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将近三十年后， 当周恩来又一次去广州时，邓颖超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羊城 (广州)，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 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 的地方。卅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 北天南互想念。卅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 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更急于对广东 革命政府进行破坏。八月二十日，他们指使凶手在国民党中央 党部门前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事情一发生，周恩来 就得到消息。他立刻从家里赶到医院去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 有回家。当他回家的时候，仅有的一套西装上染满了血迹。原 来．他们本在蒋介石处商定当晚十一时动手搜捕廖案凶手，而 戒严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两小时实行．口令也临时改 了。周恩来驱车到司令部去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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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开枪射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 车座下。司机的鲜血溅满了他的全身。车一停，他立刻跳出车 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分，警卫才不继续开枪。这是他一生中 无数回出生入死的经历中的一次。同月，他写了一篇题为《勿 忘党仇》的纪念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为， 愤怒地指出：“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 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 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廖先生亦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 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 “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 仇!” 那时，在广州已成立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左派面日出现的 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 祟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廖案发生后，蒋介石乘机逼走胡 汉民相许祟智。许崇智是蒋介石的老上级，当时担任国民政府 军事部长、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将粤军 的一部分包围缴械，一部分强行收编。二十四日，他被任为广 州卫戌司令。于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领导权逐渐转移到蒋 介石手中。 八月二十五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 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了。九月下半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 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又被任 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 兼任，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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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军校政治部主任由邵力子接任，副 主任是从法国回国的共产党员鲁易。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又调 派刚从苏联归国的熊雄、聂荣臻等到黄埔军校工作(熊雄在一 九二六年初接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叮嘱他们：在工作 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说：蒋介石要限制 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 反对他的限制。第二年一月，恽代英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 也留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仍由 中国共产党人负责，井继续受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 恩来领导。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这一年，正是国共两党结 成统一战线后合作得比较好的时候。这种合作是富有成果的，无 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有益的，从而给正在兴起的国民革 命运动注入了巨大的活力。邓颖超后来说过：“国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国共合作的实现，带来了什么?我们这些 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它带来了广东革命根 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它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南方各 省的蓬勃高涨。它带来了新的革命武装的创立，国共两党共同 努力下的黄埔建军成了这种新的革命武装的核心和中坚。它还 带来了国民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规模的广泛传播。那时 候，到处热气腾腾，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 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 周恩来在这个时期做出的贡献是得到人们公认的。统一战 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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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周恩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在 这三个基本问题上都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可贵的 经验。这些经验，无论对周恩来自己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以后 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2-3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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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统一广东到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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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后，东江地区重新被一度退入福建、江 西的陈炯明余部占领。九月问，原已归附广东革命政府的刘志 陆、杨坤如等也相继叛变，联络在南路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准 备会攻广州，对革命政府造成严重威胁。九月二十一日，国民 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 这次军事行动，以蒋介石担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国民革 命军第—、二、三军和四军—部分共三万多人，分为三个纵队， 于十月六日出发，向东推进。东征军设立总政治部．由第一军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以李济深所部第 四军为主力，组织南征军，讨伐邓本殷，由刚从苏联归国的共 产党员张善铭任政治部主任。南征军出发前，周恩来邀集张善 铭等开会，对该军的政治工作作了部署。 这次东征，比起第一次东征来，客观条件要有利得多：由 于杨刘等部已被削平和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广州革命根据地 较前更为巩固；国民政府所辖军队编成五个军，兵力已超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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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陈炯明部经过第一次东征的沉重打击后，战斗力和土气都 大不如前。这确是统一广东的大好时机。 第二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仗是惠州之役。惠州东、 北、西三面环水，南面又有飞鹅岭作为屏障，城墙坚固，夙称 天险，易守不易攻。前人曾有诗：“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 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驻守在这里的是叛军杨坤如部一个 师，凭险固守。东征军在十三日发起总攻。战事持续了三十小 时，打得十分激烈，第一军团长刘尧宸阵亡。以后，由蒋先云 等组织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攀登城墙，在十四日傍晚攻 克惠州。 东征军乘胜追击。十月下旬，由粤军改编的潭曙卿师在华 阳被林虎部包围，蒋介石赶去督战，当敌人逼近时，他已走不 动路了，是陈赓连拉带背地将他救出来的。后来。第一、二纵 队在安流墟合力包围林虎部主力和洪兆麟残部。经过一天激战， 毙伤和俘获敌军一万多人．缴枪六干多支。十—月四日，何应 钦率第一军两个师向潮州进发、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 欢迎者达数万人。八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入闽追击陈炯明残部， 后方任务统由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十四日，东征军在福 建永定全歼逃敌刘志陆部。第二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接着，在 李济深指挥下，南征军于十二月下旬肃清雷州半岛，第二年二 月收复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 这样，统—广东的战争就胜利完成。这个胜利，巩固了广 东革命根据地．解除了革命政府的后顾之忧，为胜利地开始北 伐战争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主持下的总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军 队的政治工作比上次东征时又有许多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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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组织更加严密。在总政治部下组织一百六十三人的 政治宣传队，并且抽调几十名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到总政治部工 作。 第二，内容更加充实。总政治部发布《战事政治宣传大 纲》，规定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工作应包括三个方面：对本军的， 对放军的，对民众的。以对本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为例，规定有 七项具体内容：1．解释本军此次作战之意义；2．解释本军实力 之准备程度，以固信心；3．说明敌军弱点及其实力之比较．使 兵士了解敌情，增高自信力；4．激动兵士感情，鼓励兵士勇气； 5．引导兵士与民众发生密切之关系；6．殷勤慰劳伤兵；7．于行 军宿营时，尽可能限度组织各种娱乐。这七项内容的中心是：尊 重士兵，努力提高士兵在作战中的自觉性．改善军民关系。这 无疑是正确的。 第三，方法更加周密。总政治部向军队政治工作人员提出 注意事项：1．休息和宿营时，利用时间作宣传；2．十分注意纠 正士兵越轨行动，自己以身作则，诚恳指导，不要引起反感；3． 饷械缺乏时，要多方安慰军心，切忌惊恐、焦急或恼怒；4．战 败军心摇动时，力持镇静，鼓其勇气，并身先士卒，力谋补救。 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从而使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切 合实际。 周恩来在东莞、石龙、惠州、海丰、汕头等他的军民联欢 大会上先后讲演．宣传这次东征的意义和革命政府的政策，呼 吁当地人民起来协助东征军巩固革命成果。 第二次东征的军队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东征军参 谋团邓演存等四人当时所写的《东征参战报告》中说： “陈逆部队，久驻东江，对于国民政府及革命军，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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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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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之诬捏，作普遍的宣传，以致民众深信谣言，咸怀疑虑。 当东征军开抵石龙等处，各界民众(尤其是商民)多相率 逃避，使我军出发需要之夫役，及各种物品均无从雇佣。于 是由政治部召集当地民众，开军民联欢大会，宣布我国民 政府之政策，及本军东征之意义。并张贴各种图画、标语。 使人民咸了然本党之策略，我军之真相。经此种宣传工作 后，各界得其确之认识，及目睹本军之纪津，始各安心 来归，与我合作。”“此次东征军组织政治宣传部，对于 军行地域，先期出发，召集各界人民演讲，使咸了然于 我军东征之意义，与军队纪律之迥异于前。军行所至，人 民均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 便利。” 《政治周报》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的《东征纪略》中也说： “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 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 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 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此次东 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 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把建立东江地区革命政权的问题突出 地提到人们的面前。 东江地区，是陈炯明、林虎等军阀势力盘踞多年的老巢，又 同香港的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怎样才能巩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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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政府在这个地区的统治，是一个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第一 次东征时，由于迅速回师讨伐杨刘，军事倥偬，这个问题来不 及认真提出来。第二次东征已把陈炯明的势力削平，局面稳定 下来，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就不能不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 这个任务，落到周恩来的肩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军进入汕头后，国民政府任命周 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二十五 县的地方行政工作。由于当时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周恩来没有 立刻就职，而是继续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处理地方 行政事务。 当时，他进行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在东江地区着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和群众组织。在 东征进军过程中，有些县长由周恩来电请广东省政府任命。到 汕头后，他选派国民党左派陈卓凡等担任揭阳等县县长。接着， 又委派东江各县的检察官。他还在各县边派特派员，负责领导 当地的群众组织，如农会、工会、妇女协会等。特派员直接向 他报告工作。这些特派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周恩 来指示他们；如果县长是左派，就同他合作；是右派，就各干 各的。他还派国民党左派李春涛接管了汕头的《平报》，把它改 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并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毛 泽东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 命前边的影响》的文章)。由于周恩来兼任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 组织主任，他派特派员到潮安、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县 去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并参加了潮、梅、海陆丰各属县党部在 汕头召开的代表大会。 另一方面，雷厉风行地同当地的旧势力作斗争。他先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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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将有贪污行为的揭阳县长曾靖圣、五华县税务局长张谷山 等撤职查办；整顿教育，将梅县师范校长黄柏声撤职；制裁毒 害东江人民的鸦片商，宣布查办陈有利、陈坚夫贩卖烟土案；取 缔各县劣绅把持的县议会；改组由工贼控制的人力车工会和小 贩工会。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向中共广东区委建议成立中共潮梅特 委(一九二六年三月改为中共汕头地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 党的工作。十二月间，中共潮梅特委成立，由原共青团广东区 委书记赖玉润(先声)任书记，彭湃负责农运，杨石魂负责工 运，邓颖超负责妇运。赖并兼任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委员，彭、杨、邓等兼委员。 第二次东征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东征军总指挥部撤销，成 立潮梅绥靖公署，由何应钦任主任，负责军事工作。二月一日， 周恩来就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正式设立行政委员公署，负责 东征军总政治部原来担负的地方行政工作。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地方政 权机构。它是在国共合作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这时，东江地区的军事行动刚刚结束，地方行政百废待举。 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做起？周恩来在就职通电中明确地提出 两条：第一，“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 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期，立潮梅革命之基础。”这是政权建 设方面的。第二．“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 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方便，再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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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之发展。”这是经济建设方面的。 当晚．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说明现在“革 命基础巳稳固，如教育、实业、水利、交通诸大端已定计划，从 事建设。惟政府之力仍恐有所末逮，尚望各界加以督促与援助， 俾建设计划均得实施”。 就这样，周恩来开始了他主政东江的工作。 他选择的着手方法，是召开东江各届行政会议。为什么要 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周恩来在给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的报告 中说：“职以训政开始，头绪纷繁，徒恃一纸公文。终嫌隔阂， 爰定于，二月二十日，在汕举行行政会议，召集所属各县长、各 教育局长，届时亲自出席，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之有组织者，每 县得各派代表一人参加。”显然，他是决心要一扫旧衙门那种 “徒恃一纸公文”的官僚习气，代之以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 作风：同各县负责人以及群众团体代表当面商议，综合地来解 决全盘工作的问题。而从更长远的意义来说，这样做是为了 “引导人民参加政治”，“立潮梅革命之基础”。 二十二日，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在汕头开幕。到会的有各县、 市代表九十五人，特聘代表二十四人。收到各代表的提案及计 划书一百七十七份，调查报告、统计资料一百八十份。二十三 日上午，周恩来向会议作政治报告，共产党人恽代英作国民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 的政治很显明是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在里面捣鬼，压迫至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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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 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做弊骗人。中国这几年政治的腐败，都 是这班官僚政客在里面播弄。”他又指出，广东的工人农民运动 正在发展，商人也渐渐与政府合作，这是政府的主张能够实现 的力量所在。他提出要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官污吏，“向外 发展，同时亦整顿内部，并对工商联合，进行封锁香港．以及 注意政治”。 二十三日下午和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各县、市长及群 众团体代表报告，并通过致电慰劳香港罢工委员会。二十六日 起，分专题讨论代表所提提案，其中包括：绥靖，行政及增加 行政经费，划定行政、司法、建设、教育、农工、商务与财政 等。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例如，在建设方面，决定推行修筑省 路公债，治河，安设电话，疏浚海口，拆城，造林；商务方面， 决定划一度量衡，收回土毫(指当地流行的一种地方性货币—— 编者注)，禁绝私运铜币进口，提倡国货，多设商场、商品陈列 所，减轻出口税。会议共开了九天，到三月三日闭幕。 正当周恩来准备在东江地区有计划地推行各项改革的时 候，三月十六日，广州国民政府突然表示接受周恩来曾多次提 出的同时担任东江备属行政委员和第一军党代表“事繁责重，不 能兼顾”的请求，宣布免去他的东江行政委员的职务，后以徐 桴继任。但周恩来还担任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副党代表兼 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他在十七日从汕头回到广州。 这时，已到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的前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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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实行反共的一个重要步骤。 通过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等战役的胜利，蒋介石逐步成为 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起家本钱就是由 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 表面上同共产党合作，表示赞成革命，实际上却随时在提防和 限制共产党，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 以后，随着他的实力逐渐增长，他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地暴露出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东征途中，他召集连以上的 军政人员联席会，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招所 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 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周恩来以此事 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蒋介 石同周恩来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 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 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周恩来 从汕头回到广州，同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他们商定： 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给蒋介 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 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着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 备在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等了好久，中 共中央却来电不同意。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 一次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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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日事变前几天，蒋介石打电报要周恩来回广州。周 恩来十七日回广州后，发现蒋介石同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 他的神色不对。周恩来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当时给苏联顾问兼当 翻译的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但苏联顾问季山嘉仍不重视 这件事，把一个大问题当作小问题，视同儿戏。陈延年在事变 前一两天才从上海回到广州。所以事变发生时，共产党人完全 处在没有戒备的状态下。 三月二十日这天，蒋介石散布一个谣言，说是中山舰要炮 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把他赶走。以此作为借口，突然翻脸，逮 捕了代理海军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 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 人纠察队的武装。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往蒋介石那里，向 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 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怎么办?是进行反击，还是继续退 让妥协?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主张给予反击。周恩来、 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曾在一起议论。周恩来对情况作了 分析。他说：二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 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 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五 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 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我 们占了七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 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 大了。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 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一起议论的人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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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分析，但大家又觉得存在一个问题：要是把蒋介石搞 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 益，他们也会反共反人民的。周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 党中央决定。过了几天，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 介石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分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 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共产党的只有三十九 人)，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陈延年因为这件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 “混蛋”！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又一次大让步。 三月三十日，中共广东区委针对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造谣 诬蔑，发表《结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 民的一封公开的信》，指出：“因为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派 对于共产党造谣诬蔑更加紧了，并且将影响到广东时局。”“共 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的群众起来打破敌人此种阴谋， 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 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被迫撤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二百多名军队干 部和政治工作人员，由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在广州大佛寺举 办一个特别政治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周恩来担任这个训练 班的主任，并先后向学员作了《反吴(佩字)与反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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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演讲。在 这中间，他曾在四月二十三日乘轮船到汕头，办理东江行政委 员和第一军政治部的交替事宜，在汕头停留约一星期后回广州。 政治训练班的学员经过两三个月的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国民 革命军其他部队中工作。 周恩来离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后，集中力量主持中共广东 区委军委的工作。军委设在广州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干部很 少，只有聂荣臻和黄锦辉。南华银行二楼中间是一个大厅，入 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是周恩来办公用的，左边有 两张桌子，是聂、黄两人办公用的。西边的屋子是周恩来和邓 颖超的住处，东边的是聂、黄两人的住处。军委机关机密性比 较大，只有比较高级的干部才到那里同他们直接联系，一般人 都到文明路的广东区委联系工作。 那时两广已经统一，已处在大举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 前夜。放在广东区委军委面前最重要的课题，便是为北伐战争 做好准备。 在北伐的准备工作中，广东区委军委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是因为；第一，对北伐战争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内部最初是 有争论的。陈独秀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北伐并不赞成，认 为国民革命军力量还不足，暂时只宜处于防御的地位；又担心 革命分子的大批北上会使广东的革命根据地难以巩固，因而对 北伐的准备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广东区委和在广州的苏联顾问 鲍罗廷，对北伐战争却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准备。 第二，中共中央在早期并没有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一九二五 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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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活动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不 久，军事部逐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中共中央军事部 最初由张国焘负责同各地联络。但张国焘当时担任的职务很多， 又经常往来沪粤之间，对军事工作并没有怎么过问。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 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琐碎工作。”而广东却是当 时大革命风暴的根据地，集结在广东准备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 军各军中的党的工作历来是由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的 重担，不能不落在周恩来所领导的广东区委军委肩上。 当时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的有七个单位中的党的工作： 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 部。周恩来每星期都要召集他们开一两次会议，听取他们的汇 报．部署各项工作。聂荣臻、黄锦辉同这些单位经常联系，向 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积 极为北伐战争做准备。 作为广东区委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还帮助过广州国民政 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制订北伐的军事计划。 五月一日，叫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 先遣队，从肇庆、新会出发，开赴湖南前线。叶挺是著名的粤 军将领，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派他 到苏联去学习，同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 五年九月回到国内，十一月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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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士第、卢德铭等都在这个团内工作。刚成立时，全团有共产 党员二十人左右，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人掌 握的革命军队。独立团出师经过广州时，周恩来在叶挺家里召 集团内连以上党员干部开会，向他们分析国内外形势，北伐的 有利条件，湖南、湖北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情况，唐生 智部的情况，广东各军的情况，说明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 任务。并且提出几点要求：一、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 二、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三、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 与友军团结；四、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 五、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六、现在有些军都 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最 后，他用“饮马长江”这四个字来鼓励大家。临走时，同每个 同志一一握手，说：“武汉见面。” 独立团党支部决定，把周恩来这些指示分别在党内和党外、 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普遍的传达讨论，把它作为从广州出发到湖 南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利用行军中休息和到达宿营地 后的时间进行讨论。这个讨论，对全团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从 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独立团一直充当前锋，长驱直入，第四 军因而博得“铁军”的声誉。 周恩来还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 作了题为《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讲演。他在这篇讲 演中系统地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指出：“我们做政治工作 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 革命常识。”“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这 个问题解决，就可消灭军阀及平息社会上一切不安的现象。所 以，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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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他具体地论述 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范围和方法，并且指出：“我们是为主义为 党国而奋斗酌。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 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他指出，这 样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得到人民的支持，巩固革命的 基础。当北伐军准备出发的时候，周恩来所作的这个系统的讲 演，对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弄清楚自己工作的要求和方法 是有帮助的。 —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阅兵典礼在广 州隆重举行。各路大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出师 北伐，首先讨伐盘踞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 孚。在各地群众的热烈响应下，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委军委决定以聂荣臻为军委特派员，到 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央和军 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或反映给军委；并 沟通军队同各地党组织的关系。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南浏阳后．就 接到广州来的指示信说：“革命形势的发展可能很快．你们的战 斗任务更加繁重了，要争取在独立团里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和一 个补充营。”并从广州派来许继慎(黄埔一期毕业生，共产党 员)等三十多个营、连、排干部到独立团工作。叶挺立刻坚决 执行这个指示，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很快招足了新兵，配备 了干部，把特别大队和补充营建立起来。张发奎后来对叶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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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是独立的，总是先斩后奏的。”九月间，北伐军在围攻 武汉的同时分兵向江西进发．讨伐控制东南五省的另一个直系 军阀首领孙传芳。广东区委军委又决定在开往江西的军队中成 立军事的党团，制订组织大纲，并规定地方的政治问题应受当 地党委的指导。大量这类工作，都是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广东区 委军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 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 来。国民党右派势力在这时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制 造分裂、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已就任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对革命的面目也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周恩 来清醒地看到这一切。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蒋介石为了拉 拢他，曾表示准备任他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战地财政 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重要职务，征求他的同意，被周恩来拒绝。一 九二六年底，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 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 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 周恩来在这些文章中反驳国民党右派制造的所谓目前民众运 动“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的谬论，指出： “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 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 “现时方是国民革命的起首，离成功的途程还很辽远。所以这时候 我们希望民主政纲之实现，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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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驳斥国民党右派所谓“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 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的谰言，指出：“各被压迫阶级 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 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 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 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 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 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 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 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 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相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 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 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 右派分子分裂。” 他以明白的语言指出国民党右派势力存在这个客观事实。 写道：“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 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 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 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 工作。”因此，共产党人自然需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 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最后，他响亮地提出：“一切革命分 子团结起来！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 力已在恣意践踏并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动逆流正在汹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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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政治风云异常险恶。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逆流 吓倒了，对国民党右派一味迁就退让。在这个历史关头，周恩 来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和光明磊落的胸 怀，坚定不移地维护革命力量的团结，旗帜鲜明地回击了国民 党右派的污蔑和攻击。 这年年底，周恩来奉命调中共中央工作，离开他工作了两 年多的广州。

作者: 风云 时间: 2005-12-8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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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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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 , 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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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在这里，有 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作为帝国主义在 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租界以外的地区，控制在孙传芳 部的军阀势力手里。这里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席 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便从这儿开始。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 当时也设立在上海。周恩来在一九二六年的九月和十月，曾两 次从广东来上海。十—二月问，调到中共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 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中共中央来工作 呢？这同形势的发展有关。 北伐战争开始后进展得很顺利。在湖南、湖北击破直系军 阀吴佩孚的主力以后，又在江西、福建大败孙传芳的军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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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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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许多省份纷纷归附，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迅速扩展到十个省。 两湖等地区的工农运动正在蓬勃高涨。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 响越来越大。党员的人数，一九二五年一月四大开会时还只有 九百九十四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已增加到一万八干五百二十 六人，两年间猛增了近十九倍。 可是，作为领导机构的中共中央的组织状况却同这种迅猛 发展的形势很不相应。中央局委员那时共有五人：蔡和森正在 苏联．翟秋白和张国焘到广东去参加联席会议后没有回到上海， 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人。彭述之主管宣 传方面的事。组织部主任由陈独秀(仲甫)兼任，后来他因病 住院，对组织部的工作几乎没有过问。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中 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周恩来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专门作了一个《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一个好的 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但是本党在组织上仍是 非常幼稚，有许多大的缺点。这年九月的《中央局报告》中 更写道：“中央组织部尚无专人切实负责工作。”“虽仲甫同志在 病中仍管理一切工作，但总有许多事情因而停顿。”周恩来这 次调来中央，名义虽是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他负责整个 党的组织工作。 周恩来接到调令时，邓颖超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留在广 州。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这以后他们间连音讯都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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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 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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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在组织部工作的时间很短。过了两个来月，上海工 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准备。周恩来是当时党内公认的富有军 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又被调去负责这次起义的军事工作。陈 独秀在党的五大的报告中，特地说到这件事：“第四次代表大会 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 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不 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 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二六年十月。 周恩来那时还在广东，没有参加。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周 恩来没有参与准备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临时被派去指挥南市 区的行动。到那里后，没有见到群众，只找到几个负责人。整 个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在南市区没有能行动起来。第三次在一 九二七年三月，周恩来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开始准备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停止是紧 相衔接的，中间没有间歇。二月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 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一、停止今天的暴动。二、经 过商界调和由上总(指上海总工会——编者注)发令复工。”同 时也就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前两次上海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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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起义，是由上海区委领导的，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 织部长赵世炎负责指挥。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特别 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即 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成立特 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 成。这个军委，同时也就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 以后，又确定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 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第三次起义前夜的客观形势同第二次起义时相比，有了两 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北伐军已经胜利地控制了江西、浙江两省和安徽大 部分地区，前锋从南、西两面逼近江苏南部，上海各界人民已 在欢欣鼓舞地准备迎接北伐军。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 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本钱，可 以把昔日的盟友—脚踢开。他的反共面目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 三月六日，他在江西指使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 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十五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活动分子大会 上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势力所包围，根本丢 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运动——而 反对联俄、联共及压迫工农运动，且将与—切反革命的势力妥 协，将使整个的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因此东南民众革命运 动的发展，与全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实有非常密切而重大的关 系。”他强调：党在上海必须很自信地去领导革命的民众，积极 地向一切反革命势力进攻，建立民众政权；要打破那种“不相 信自己的力量，不懂得民众政权的意义，只是专门等待北伐军 到来”的错误观点。“上海实为民众与北伐军合作的问题，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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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众欢迎北伐军的问题，如果是民众欢迎北伐军，上海必仍 为一个反动的局面。”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上海工人武 装起义取得胜利具有更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第二，原来盘踞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经 过北伐军多次沉重打击后已支撑不住，只得投靠统治着东北和 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二月底，张作霖派遣鲁军华庶澄部南 下，而原来驻守在这里的孙传芳系统的李宝章部撤离上海。毕 庶澄部只有三干人，加上当地警察共五千人左右，兵力并不强， 军心又严重不稳。他们刚到上海，对环境很不熟悉，同地方上 各种势力缺少联系。毕、李两部换防之际，防守上也露出漏隙。 这对工人的武装起义是有利的。 为了领导好这次起义，周恩来认真地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 义的经验和教训。三月三日，他在军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 的武装起义》的报告。他充分肯定第二次武装起义具有很大的 意义：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起义”，“尤其是经过这次起义，工 人们懂得了很多”，“应该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起义作准 备”。同时明确地指出了这次起义的两条主要教训：“问题全在 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针对这两条教训，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军 事准备工作时，始终紧紧抓住两个要点：第一，起义前，做好 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第二，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在条件成熟 时坚决果断地发动起义。 他对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特别重视。周恩来作风中的重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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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是每当确定一个工作目标后，总是进一步弄清实际情况，周 密地落实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措施，有条不紊地付诸行动， 把事情做得很彻底，决不草草了事或半途而废。 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是二月二十三日夜间决定成立持 委和军委的。时间已很紧迫。第二天上午，周恩来立刻参加上 海区委各部(即各区)书记会议，详细地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 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并在会上指出： “军事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下午，他同各 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议上作军事准备 工作的报告。他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说明起义的依 靠力量有三支：一、纠察队，目标是五千、先组织三干人；二、 自卫团，能用于枪，现有三百人，目标是五百人；三、特别队。 他在这次会上提出军事准备工作的五项具体意见：第一，建 立领导机构。军委除原有五人外，再增加罗亦农(以后又增加 了王一飞)。各部委(即各区委)分别组织军委。第二，加强队 伍的训练。对纠察队先着重形式，编符号。自卫队从事训练，考 查人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等。第三，加强敌军工作。在 周恩来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每天接洽一次。 第四，武器准备。他从当天的调查中得知，现有枪支一百，其 中还有不少是坏的。需要集中起来，再设法添买，运输也要 预先准备好。第五，情报工作。这时，北伐军正沿南京和杭 州这两个方向进逼上海。因此，情报工作先分三路：一写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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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二派人到上海和杭州间的松江、龙华一带，三到南京与 无锡。 为了落实各项措施，周恩来亲自到商务印书馆、法商电车 公司、沪东工厂等党的力量较强的重点单位去了解起义的准备 情况；到浦东、引翔港等处察看地形，解决有关实际问题，从 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过实际作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在闸北 宝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班，由各 部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参加，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他 还从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侯 镜如，让他分管起义前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工作，以后还担 任部分军事指挥工作。侯镜如回忆说：“我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 训练各区纠察队的干部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 《暴动须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 练。”经过二十五天的训练，有一干八百名纠察队员可以使用 武器了。在武器准备方面，购买了二百五十支手枪，并从租界 内秘密地偷运出来。 那时，闸北商会会长组织保卫团。周恩来问商务印书馆的 工人：“我们是不是要参加?”有的工人说：“我们参加保卫团？ 难道去保卫资本家？”周恩来哈哈一笑，问道：“我们缺什么?” 工人说：“缺长枪。”周恩来说：“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 打进去，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中。”经过他的启发教育，商 务印书馆有二十多个工人参加保卫团，占保卫团总数的三分之 一。保卫团发给每个团员一支枪、一套制服、三十发子弹．平 时可以把枪放在家里，到执行任务时再带枪出发。上海工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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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起义时，这些参加保卫团的工人就把枪带出来，成为攻打 北火车站的—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 三月初，北伐军分两路进逼上海： —路由西向东，经宜兴 取常州；一路从南向北，由嘉兴攻松江。整个局势越来越紧迫 了、五日晚的特委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报告，宣布：“各方面动 作已预备好。”并且说明：行动分为引翔港、杨树浦、闸北、小 沙渡、南市五个区。由于军阀的兵力集中在闸北，起义队伍也 “集中力量在闸北”。 怎样选择发动起义的时机?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陈独 秀最初提出“不要太早”，认为要有两个标准：一是上海已没有 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 的龙华。周恩来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主张：“假使松江下，必 可动，回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 他也不能估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最后，陈 独秀接受了这个主张，确定：“—、松江下。二、苏州下。三、 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会 上还对起义的指挥机构进行了讨论，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 议指挥，紧急情况下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四人 负责。 起义的时机越来越迫近了。周恩来对军事准备工作做得十 分细致。在他的领导下，闸北、南市、沪东、沪西等区分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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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出书面的作战计划。内容都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 人力和武器配备、进攻方法、时间、注意事项、治安、通信联 络等。对这些问题，预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和规定。 三月十九日，也就是起义前两天．清晨八时，上海区委主 席团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就由周恩来报告：“昨晚消息， 松江大战，宜兴确下。”“毕(庶澄)有败退可能，同时有暂时 压迫我们的可能。所以今天罢下(指罢下工来—— 编者注)而 无动作，必受压迫。”根据这些情况，周恩来果断地提出必须采 取行动。他说：“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 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面今晚动作。”下午，罗亦农 在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下预备动员令。并颁布 《行动大纲》，规定：“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 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 民选市政府。”当晚，起义领导机构作出“假定后天(二十一 日)一致动作”的决定。第二天，上海罢工工人已达到二十八 万人。当天，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在傍晚推进到是海南郊的 龙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事前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条件成熟时果断地选定起 义的时机，这两条都做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中国共 产党最后作出发动起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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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中午十二时，全市约八十万工人宣布 总罢工。按照周恩来预先所作的规定，四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 同时长呜。这是工人纠察队行动的信号。中午一时起，起义队 伍系着白底黑字“工人纠察队”的臂章，领取武器，到预定地 点集合。租界内的工人也涌向华界。还有人在煤油桶内燃放鞭 炮助威。 等待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在各方面都做了 周密难备后开始。 起义的行动，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 淞七个区。参加行动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有五千多人。在前线负 责指挥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前线总指挥部设立在宝山路横浜 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当天清晨．周恩来和赵世炎进 入总指挥部。据当时在场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黄澄镜(逸峰)回 忆：“周恩来同志身穿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 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 象。”他在总指挥部的西厢房里，和赵世炎一道，一会儿伏在 桌子上，对着上海市区地图，边指画边商量，一会儿和外面进 来的联络员交谈．听取报告，指示行动。他还亲临现场，往返 于火车站、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三路指挥战斗。 起义发展得十分迅速。当时毕庶澄部的鲁军为了便于撤退， 主要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区。所以，其他地区的战斗都比 较顺利。南市最早打下，工人纠察队先取下警察局，再占领高 昌庙和南火车站，把警察的枪部缴了。浦东在两小时内也拿了 下来。吴淞由铁路工人和纱厂工人占领。他们缴获了大量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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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徒手的工人纠察队员。到下午四时，闸北以外的各区先后 取得胜利。 这时，斗争焦点集中到敌军兵力厚集的闸北区。敌军在闸 北共设有二十多个据点，其中主要的是：北火车站、商务印书 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当天四时前， 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的敌人先被解决。周恩来把指挥机构迁 到第五区警察署。 四时左右，吴淞部委送来—个重要情报：敌军毕庶澄部五 百人左右，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数挺，于早晨乘一列铁栅车 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列车到达吴淞附近时，发现吴淞 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即掉头返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周 恩来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刻召集会议研究。在会上，他当机立 断地说；“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他进来，第一，会冲 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指北火 车站——编者注)，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他指着地图宣 布：选择接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并亲自率领工 人纠察队第一中队和第四中队一个小队到天通庵勘察地形，布 置兵力。他经过仔细观察后．找到住在那里的老扳道工鲁大爷 和他的儿子把路轨的道钉拔掉，又将队伍分为两支，选择有利 地形，埋伏在铁路两侧。 黄昏前后，列车进入伏击圈，火车因道钉被拔而突然出轨 翻倒。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立刻以密集火力猛烈射 击。列车上的敌人毫无准备，又因车门被关闭反锁，无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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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在窗口抵抗。不久，沪东和虹口的工人纠察队也赶到，投 入战斗。天黑后，敌军一部分士兵下了车，坚守待援。周恩来 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并发动政治攻势，高喊 “缴枪不杀”，“赶快投降”。经过一夜战斗，敌人军心逐渐涣散， 火力转弱。到第二天中午，除少数人溜走外，其他四百多人挂 起白旗、丢出枪支，全部被俘。周恩来命令用缴获的武器弹药 来武装徒手的纠察队，并将其中的轻机枪调拨给正在围攻北站 的纠察队，以增强战斗力。 东方图书馆是敌人军需处所在地。这里又处在宝山路中段， 是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间必经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驻 守的敌军虽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但凭借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 并配备有两挺轻机枪，子弹充足，易守难攻。起义前，工人纠 察队先去察看，已引起敌人注意。总攻一开始，敌军以密集火 力顽强扼守。工人纠察队牺牲三人，受伤一人。许多工人急了， 准备利用梯子和搭起的桌椅爬越围墙，向里硬冲。这时，周恩 来赶到了。他立刻加以制止，说：你们这样上去跳墙，容易暴 露，牺牲太大。他细心地察看地形后，决定为了减少伤亡，改 用“围而不打”的办法。在它对面的商务印书馆三楼上部署火 力，严密监视。敌人—露头，立刻猛烈射击。并要纠察队在东 方图书馆东侧另挖一条一百多米的交通壕，来保护总指挥部同 北火车站之间的交通线。他说：我们打下北站，这个孤立的据 点，敌人自会放弃的。这样坚持了一天。到天通庵战斗结束后， 原在那里参加战斗的工人纠察队开到东方图书馆来。指挥部用 广播喇叭宣传天通庵的战斗已经结束，劝告守军投降，否则要 用炸药爆破了。下午四时半，敌军用白毛巾扎在竹竿上伸出墙 外，表示投降，并停止射击。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经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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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对方悬挂白旗的含义，仍在继续进攻．又牺牲了六个人， 时，周恩来又来了。他立刻命令停止战斗．接受对方投降。 指挥部随着也迁入东方图书馆。 这时，敌人在上海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固的据点—— 北火车站。敌军在这里的守备力量很强。北站的屋顶上设有重 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停着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个。配备有追 击炮两门。在宝山路和北河南路交界处，还有帝国主义租界当 局设下的重机枪阵地。周恩来在起义队伍占领第五区警察署后， 就开始指挥对北站的围攻。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他作了周密 的部署，在虬江路到北站间修起三道防御工事，以便逐步接近 并包围敌人。黄昏后，敌人的炮火射击，引起宝山路东侧的居 民住屋着火。火借着风势延烧开来。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抢救 衣物，一片号哭。周恩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出 击，立即赶到现场，一方面组织工人救火，帮助居民抢救物资， 有秩序地转移，另一方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 动向。果然。敌军乘这个机会发动出击，准备突围，工人纠察 队被迫后退。在这干钩一发的时刻，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支突击 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的纠察队猛烈回击，把敌人打回北站，夺 回了防御工事。在火力掩护下．救火工作也顺利地完成了。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前沿检查工事，并同纠察队员们一起 扛木料。修工事。突然，—颗炮弹落在附近。周恩来立刻卧倒， 全身溅满了泥灰。他毫不在意，掸去身上的泥灰，继续帮助整 修工事。一个纠察队员对他说：总指探，这里是前线，你的指 挥位置不在这里。周恩来笑着说：当指挥的怎么能不来?你们 不是同样很危险吗? 这是周恩来历来的作风；在重要行动的关键时刻，他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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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到第一线现场来直接观察和指挥。 二十二日下午，毕庶澄看到大势巳去，悄悄地换上便服，逃 进租界。敌人的残余部队军心涣散，已近土崩瓦解。五时，按 照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知，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 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队伍会合时，周恩来站在三岔 路口的高地上，对他们讲话。他叙述了各区敌人巳先后被消灭 的情况，接着说：现在敌人二干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 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 淞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也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 体纠察队员下了发动总攻的命令，要求在六时以前攻占北站，结 束战斗。各路纠察队员士气高涨，立刻向北站发动猛攻。六时， 攻下了敌人的这个最后据点——北火车站。当天，上海人民代 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钮永建、杨 杏佛、虞洽卿、于晓籁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经过连续三十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 取得辉煌的胜利。五干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开始时虽只有一百 五十杆破旧枪支和少量手榴弹，但由于事前做了周密的部署和 准备，包括军事训练和武器补充，又抓住有利时机坚决果断地 发动起义，不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前后共缴获步枪 三干多支)，有计划地扩大胜利成果，终于打败五干反动军警， 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 辉一页，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记录之一。 作为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坚决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 着、指挥若定的领导才能由此也为更多人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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