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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周恩来哲学 [打印本页]

作者: 风之舞者 时间: 2006-4-12 16:03 标题: 周恩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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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国家和管理 国家这个怪物,与金属工具相伴,粗暴地闯入了人类社会,毫不留情地 否定了原始"民主"制度,以其特有的权威力量实现了对社会的统治,同时 也垄断了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这个"怪物",比起以往社会的任何管理 机制,都显示出巨大得无可伦比的管理威力.你看: 在四千多年前的埃及,国家以其强大的管理能力组织了巨大的水利工程 建设,在低于海平面四十米的沼泽区围湖泄洪,开辟了大片良田;规模惊人 的金字塔的建造,前后凡三十余年,每年投工达十万人以上.这一工程,至 今不仅使工程学家们称颂备至,而且就这一浩大工程的管理来说仍使管理学 者们叹为观止. 在古罗马帝国,国家以其无可比拟的管理能力规划和组织修筑了布局宏 大的国家公路系统,东西自不列颠至两河流域,南北自多瑙河至北非,火山 灰混凝土硬质路面达八万多公里,乃至帝国衰落后的整个中世纪,欧洲仍在 使用这一公路系统. 在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把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组织管理推向了顶 峰,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学术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博学院,图书 馆的藏书达七十万卷. 而在古老东方的黄河流域,国家则始终处于社会生活管理的中心.处于 "游耕"经济社会中的殷人举凡八迁,都是在国家的严格组织管理之下.《盘 庚》三篇留下了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宝贵资料,三代而下,自不待言. …… 当然,我们决不认为国家力量是社会生活的永恒管理者.我们毫不动摇 地坚信,总有一天这个"怪物"会同青铜斧,纺车一样被送入历史陈列馆.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离不开国家力量对于社会 生活的组织管理.甚至从本世纪以来的事实还在说明,现在人类社会对于这 种组织管理的需要呈现出强化的趋势.因为社会生产的规模已经在空前扩 大,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竟然发展到有可能危及整个人类的生 存,人际之间的交往已经过度地国际化与网络化,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 境问题,和平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等等,已经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共同 问题.社会高度地社会化了,社会问题也高度地社会化了.成为整个社会公 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空前扩大了,而这些空前浩繁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 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决不是个别的人物,个别的社会组织,个别的社会群 体所能胜任的.因而,在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出现之前,国家作为管理力量不 仅是必需的,而且在扩大着自己的职能范围. 举出以上事实,并非为了引导对国家力量这一"怪物"的崇尚,而是为 了要依据这些事实,指明国家在履行着阶级统治职能的同时,履行着大量的, 无可替代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剥削 阶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国家所起的作用加以评述时说,那里的国家的活动 "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 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①这里所指的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 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乃是指阶级统治的职能;而"由一切社会的性 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乃是管理的职能.对这种管理职能的 需要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这种管理职能的实施,体现在一切国家的行为之 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也不能是例外,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与完善,国家的统治职能(当然不是由于与人民大众的对立,而是由于对少 数剥削阶级残余的镇压)将逐步趋于弱化,而这种管理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 活动的主要内容. 当然,国家活动的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并非决然分离,事实上在国家活 动中乃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认为,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同剥削阶级国 家"因政府和人民大众互相对立而产生"的"特殊职能",是密不可分的统 一体;认为从来没有对阶级利益漠不关心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因为事实上这 种管理本身就是国家统治职能赖以实现的渠道之一.②国家的统治职能制约 着国家的管理职能,而国家的管理职能则在一定的意义上服务于国家统治的 职能.统治离不开管理.而且我们还必须指出,就统治职能本身的实施来说, 也离不开切实有效的管理,这也就产生了国家对自身国家事务的管理. 无论是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还是对国家自身事务的管理,都是以 国家政府为主体的组织管理活动.我们称这种组织管理活动为行政管理①. 马克思所揭示的关于国家二重职能的理论指明这种行政管理一方面执行着统 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执行着一切社会(包括有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 包括有阶级社会中的各种历史类型的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从后一个角度 上说,政府行政,实际上也是一个管理的大舞台,而且是人类社会所有管理 活动中规模最为宏大,历史最为悠久,对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管理大舞台. 在这个大舞台上,古往今来,引多少英雄竞折腰.在这个舞台上,出现过多 少激动人心的奇迹,涌现出多少令人倾慕的行政奇才.正因为他们处于峰峦 迭起的国事风云之中,所以人们常常把他们作为政治家看待,然而他们在政 治上的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乃是奠基于他们杰出的管理才华.这样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有伊尹,周公,李斯,萧何,诸葛亮……;在近代欧美有彼得 一世,俾斯麦,华盛顿,林肯……,在20世纪西方的行政舞台上,有美国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有法国的夏尔戴高乐,有 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在20世纪中叶东方的行政舞台上,则有举世仰慕 的行政英才,操持政务达26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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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伟人和哲学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 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1954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195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65年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76年1月8日,逝世于此 任. 自1月8日逝世之日至举行葬礼的1月15日,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 在悼念他,几乎所有国家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为他的逝世发表了沉痛哀悼 的声明和谈话,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联合国不仅下半旗,而且同时没有升 起所有会员国的国旗,在这个世界组织中这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世界各大报 都在显著地位报道了这一噩耗,有的整版套上黑框.新闻界宣称:"全世界 都哀悼他的去世,因为他是一个罕有的受人爱戴的人",他"赢得了他的朋 友和敌人的尊敬".① 周恩来主持政务的26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遇到了巨大的艰难 曲折.在他第一任和第二任期中,中国刚从苦难和黑暗中挣扎出来,周恩来 沉稳地操持着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内外事务,使之从昔日的杂乱中走向井然有 序.在他的第二任中期和第三任期间,中国在前进中出现了颠簸.周恩来老 练地消弥着过度的稚气与必要的秩序之间的摩擦,维系着国家整部机器的正 常运转.在他的第四任至第五任期间,中国处于国运浩劫的时期,周恩来以 难以想象的毅力控制了自己内心的极度痛苦,在危难之秋,充任了中华民族 守护神的历史角色.26年的行政生涯中,他既在国运兴隆之期经纬万端,又 在国家动荡之际维系全局.他是20世纪中国不可或缺的人物.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在极大程 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三个人的历史.蒋介石败走了.毛泽东点燃 起中国革命之火,设计着中国社会的蓝图.而周恩来则"忠实地起着使机器 运转的作用".他认为,周恩来是他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中 国的领导人能象周恩来这样做出决定,那么,"有着世界上最能干的十亿人 民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的中国,不仅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 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①. 据说有一位国民党官员曾说过,"假如内战期间,我们这一边有个周恩 来,情况会大不相同.也许是毛泽东被赶到台湾去,而我们却在北京呢". ②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段话当然是荒谬的.而从管理国事,操持政务的角度 看,正好说明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独一无二的行政雄才,是本世纪中国历史 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早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 作总结时,他就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 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①建国初期他又说过,"恩来同志是我们国家政务院总理这样的人才"②. 尽管在晚年时,毛泽东在某些方面与周恩来存在着无庸讳言的不一致之处, 但是他始终没让江青这样的人去残害周恩来.他深知共和国不能没有周恩来 这样的总理. 斯大林同样看清了这一点.1949年他在与中共代表团谈话中说:中国革 命很快就会取得胜利,那时你们就将成立新的共和国,组织中央政府.不过 在这方面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哪 儿去找这样一位理想的总理呢 !③同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他在和周恩来就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 恢复工作,新政府的总体规划和设想,对外关系等问题作过一次谈话后,就 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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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④. 中国人对周恩来怀着极其深厚的敬仰和爱戴.这种敬仰和爱戴,集中表 现在1976年1月11日薄暮时分,十里长安街上的一百多万男女老少肃立寒 风,自愿为总理送灵的动人场面;表现在这一年清明节前后全国悼念总理的 狂潮.这动人场面,这悼念狂潮,表现出周恩来与中国民众在最深层次上的 心灵沟通.由此我们既深深惊叹如此坚实地积淀在中国人心灵中的文化共同 点,更深深惊叹周恩来作为历史伟人在中国人心灵中所激起的精神共鸣,深 深惊叹周恩来对灿烂中华文明的精湛把握和卓越体现.所以,尼克松把周恩 来的卓越之处和成功之处归结为周恩来自己的这样一句话,或者说是一种哲 学态度:"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① 当代知名的管理学者彼德杜鲁克认为,管理自身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决 非万能,无论管理自身如何力求发展,它总还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 社会的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②这里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管理者 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之中,面对着特 殊的文化哲学心态,他的管理的运行和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都受制于这种文 化环境;而且管理者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也都受制于一定的哲学意识 的引导.伟大人物的伟大业绩,必定以植根于一定文化土壤中的深刻的哲学 意识为基石.管理学者怀海德认为,即使在现代的管理中,也"必须有一种 非专门化的态度",或者说在不同情况,不同事实之下可供引用的"原则". 这是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最深刻的最能动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 能力,可说是种哲学的习惯".③所以,当我们深深惊叹周恩来26年行政生 涯(或者也可以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在中国和世界赢得的普遍尊 崇,深深惊叹周恩来在自己的政务活动中对于中华灿烂文明的精湛把握和卓 越体现时,我们实际上也深深感受到在这位伟大人物的行政业绩中,在他呐 行政目标选择,行政价值评估体系,行政运行机制建构中,包孕着一种灿烂 夺目,令人神迷的哲学精神,感受到这种哲学精神所显示出来的神奇力量. 我们并不想把周恩来描绘成一位专门构筑逻辑体系的哲学家.我们这里 所说的哲学也不是依赖宁概念,判断,推理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并不 表现于某种思辨与著作.这种哲学,乃完成于周恩来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政务 活动家的全部人格之中,贯穿于他作为中央政府行政首脑的全部实践之中, 实现于他的全部行政业绩之中. 具体地说,这里的哲学,首先是指看待对象物的总态度,或者说是关于 宇宙和人生的总的态度体系.它包括关于对象物的本体性认识和存在方式的 认识,包括把握对象世界的总体方式选择,包括物我关系的总体理解等等. 它渊源于民族文化的最深刻的传统,也渊源于后天所接受的环境教育,还受 制于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它在主体行为的哲学导向中处于最核心的层次. 其次,这里的哲学是指把握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它建构于人的意识深 处,乃是人们思维运转的逻辑轨道.它规范人的情感方式和认知方式,引导 着对于对象世界的感知与体悟,并且通过特定的手段把客观外在的对象物重 新建构在主体意识之中,由此形成主体对于对象物的知识和意见.这种思维 方式中,既包涵着主体思维活动的最一般的逻辑框架,同时也包含着主体的 思维能动性,从而引导着思维对象的选择,认知角度的确定,在主体内部重 组世界的积极性.它在主体的哲学导向中造就最一般的手段. 再次,这里的哲学是指主体内部的最一般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深 深积淀在主体意识之中,引导着主体的价值目标的选择和价值评估尺度的适 用;塑造着主体的人格形象,培育着主体的道德观念,并支持着主体的道德 信心.它表现为主体行为的总体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 系的建立.这一价值系统中最稳定的要素往往来源于民族文化心理最长期的 积淀,同时也在主体不断选择中丰富自身.它在主体行为的哲学导向中创造 着目标和对目标的追求,同时也创造着主体行为的最一般的规范. 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哲学,乃是一种主体精神中的最深层次上的底蕴, 是在主体行为中可供"普遍引用"的最一般的"原则".对于周恩来这位行 政伟人来说,他的思想,活动,功业,都奠基在这块哲学的基石上.当然, 在他的行政生涯中某些时候所经历的内心痛苦,以及某些行为对于目标的偏 离,也都与这片哲学的土壤有关.我们要研究周恩来的行政功业,要研究周 恩来的行政思想,更要研究决定这一切的哲学.它是周恩来整个行政实践的 灵魂,甚至是当时整个中国行政机关运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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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步入周恩来行政哲学的殿堂之前,先让我们来浏览一下周恩来 行政哲学的参照物. 那么,就请允许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暂时离开一会儿. 三,20世纪行政舞台上的哲学角色种种 20世纪的行政舞台上,风云激荡,群雄毕起,峰回峦聚,杂彩纷呈.而 之所以如此,从客观方面说,最基本的乃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尽管这个世纪还有 近10年时间没有度过,但仅前90年来证明这一点就绰绰有余了.人类社会 在1900年以前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但人口总数只达到12亿,而在这90年里, 人口就从12亿增长到50多亿,预计到1999年将达到62亿.在这90年中, 人类在技术和物质上所取得的进步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甚至可以毫无愧色 地说超过了以往时代的总和.人类开创了电脑时代,并在月球上行走,环球 旅行在1900年只能在假想的计算中设定为两个多月,而到1980年只要24 小时.然而也就在这个90年中,爆发了130多场战争,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 战,约计死亡了1亿2千多万人,超过人类有史以来到1900年所有战争死亡 人数的总和.而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大国手中所拥有的核武器破坏 能力,如果按当量折算,则全世界人均可以摊到10多吨梯恩梯炸药.这是一 个空前伟大和进步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空前紧张的时代.它为各国政务 活动家们施展自己的才华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机会. 其二,本世纪有两大事件使国家在社会中的管理职能空前扩大.其一是 30年代斯大林依靠国家的权威力量,通过社会主义的集中统一的计划,有效 地组织了苏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西方世界无可想象的极短时间里,使 苏联这个不久前还使用木柴炼钢的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进入世界前列的工业 强国;其二是在3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大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 政",通过国家力量来创设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干预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 使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出现了新的繁荣.这两个范例成为许多国 家按不同情况,不同意识形态要求,用不同方式所仿效的对象.尽管在六七 十年代后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浪潮,但是由于社会公共问题的范围扩大与紧 迫性的增强,国家管理职能的地位仍在上升.这实际上大大扩展了国家行政 管理的活动舞台,为行政人才的精彩表演准备了扣人心弦的脚本. 20世纪对于国家行政人才来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伟大世纪,这一个时 代也创造了自己的行政伟人.他们在国际政治社会中相互合作,相互抗衡;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组织国力,促进发展,他们都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获得过 成功,也遇上过各种体面或不体面的悲剧.正是在这些成功之中或悲剧性的 境遇之中,他们展示着自己的宇宙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他们的思维方式, 因而事实上他们也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展示着自己的哲学.对于一个"德政" 意识极为浓厚的中国人来说,怎么也不能理解阿登纳何以对他的德国同胞如 此不信任,竟然称呼他们为"吃肉的绵羊",怎么也不能理解戴高乐何以对 他的法国同胞如此鄙视,竟然当众骂他们是"畜生","法国人是畜生,就 是畜生".①然而在他们的行政生涯中还是取得了世人公认的业绩,并在德 国人和法国人中获得了应有的尊敬.恐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很难理解 印度人奉为"圣父"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为什么通过这种极端苦 行主义的方式来动员民众和组织民众.他总是赤裸双足,身缠土布"拖地", 鼻架钢腿眼镜,手执竹制拐杖,手牵着供他喝奶以延续生命的山羊,哪怕是 走进英国金碧辉煌的王宫.有时,尾随他的人还抬着他的便桶椅,以示号召 社会对卫生的关心.而中国人对于中曾根康弘在自己的行政生涯中为什么推 崇德川家康就比较好理解.因为德川家康认为以实力决胜负则天下乱,应当 以情理治国,而为此则要引进学问,首先要引进孔子之学.所有以上这些区 别,以及在相互认知上的歧异都,表现了各自由于民族文化传统而产生的不 同的哲学精神,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行政舞台上扮演特定的哲学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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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世界高度整合化的世纪,是整个地球变成为一个小小村落的世 纪.然而这种高度的整合,并非是对各自特点的否定,不是无差异的掺合. 恰恰相反,这种整合乃是以各自特点的充分发育为前提,是一种对于和谐有 序的系统结构的寻求.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保持和发育自己的文化传 统,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这些国家的行政首脑在国家管理中所表现出来 的哲学精神中.尽管现代管理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达得多,并且解决了 管理当中许多人类共同的难题.但是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否定各国 文化传统所引起的管理中的各种哲学角色的区别.而且承认这些区别的存在 并由此引起管理方式的转移,这本身就是现代管理科学所指明的一条原则. 在这形形色色的哲学角度中,周恩来当然是独树一帜的.但为了更好地 了解周恩来,让我们先来看看20世纪行政舞台上的其他哲学角色. 首先,我们在西方行政舞台上看到了行政首脑们的个人主体精神的充分 展现.在他们的政务活动中,行政过程被他们看作是一种充分的自我实现. 温斯顿丘吉尔从来就反对"不行","失败"这样的字眼,他认为"我们 大家都是虫子","不过,我的确认为我是一个萤火虫".这种哲学态度使 他在任何恶劣的行政环境下从不畏缩和气馁,这位英国人普遍认为他象一个 "好战的牛虻".他毫不掩饰对于权力的追求,当他八十多岁退出政坛后, 有一次会见铁托时,看到铁托抽烟喝酒,精力充沛,就自问自答地说出自己 对于铁托为什么仍显得如此年轻的看法:"我知道是什么了.就是权力,权 力能使人保持年轻."而德国战后在国家管理中获得高度成功的康拉德阿 登纳则把政务活动看作一种人生的极大乐趣,他对高度紧张的政务活动的令 人生厌的争斗绝不望而却步,而是抱着一种强烈的向往.人们评价他"总是 愿意进入角斗场,而不愿留在看台上."这种态度使他们把行政过程看作是 一种个人的技术和艺术的表演,并从此中引伸出理性化的结论.夏尔戴高 乐说,"权势正是从内在力量与表面克制的鲜明对比中获得的,这好比一个 赌徒的赌风,当他增加赌注时能够比平常表现得更加冷静,也好比一个演员, 要能够在竭力控制自己时把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产生最显著的效果." 他认为之所以能够贯彻他的政治主张,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擅长"演戏". 这种行政精神使他们在价值体系的结构中偏向于对个人政治需要的倾 斜.尤其是传统的美国精神在行政管理中的渗透造就行政首脑们的特有的现 实主义态度.现在的人们在评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30年代所推行的新政 时,总是努力地给予哲学的概括.然而在组织推行这一新政的当时,却很难 看出有什么理论思辨的前提.就此事有一位年轻的记者问罗斯福: "你是共产党吗 " "不是." "你是资本主义者吗 " "不是." "你是社会主义者吗 " "不是." 这位记者对于罗斯福拒不承认自己属于哪种常规的意识形态而感到困 惑,最后问道: "那么你的哲学是什么 " "哲学 "有点迷惑不解的总统回答说,"哲学我是基督教徒,是民 主党人——如此而已." 这并非是罗斯福在为了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而故作姿态,新政确实反映 了罗斯福自己对理论原则的厌倦情绪.他只是觉得,政府的目标就是要改善 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此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干的.在当时看来,新政 实在是一种天真,人道主义,注重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意愿同社会和经济试验 冒险的混合物.罗斯福的脑子里常常反覆无常或自相矛盾,但他从来没有放 弃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有人说 他是共产党,有人说他是保守主义者,而保守分子又指责他执行社会党的纲 钡,这一指责却又为社会党人大为恼火.然而正是在这种表面上的"飘忽不 定"中,显示出罗斯福行政意识深处的那种"有用即真理"的哲学态度.他 的行政哲学奠定在实用主义的基石上.他是一个具有典型美国精神的美国总 统.① 而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组织,指挥,控制,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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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来自于个人在国家生活中的"神话".②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 地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不仅以他的政治理想和原则为印度人所倾 附,而且在印度这块特殊的国土上表现出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组织协调能 力.他没有在任何一届印度政府中担任行政首脑,但是他所组织的每次运动 (由于这些运动参加者人数众多,范围广泛,且奉行绝对的非暴力主义,因 而在管理与协调上更显得困难)都井然存序,有条不紊地走向目标,这不能 不使凭借依据理性原则而建立起来的行政机器实施管理的西方人大为惊叹. 他没有西方人所拥有的那种组织机器,他依靠的是印度人奉他为"玛哈德玛" ③的神秘力量.他身为表率,自己"以地作床,身穿粗布,黎明即起,节食 节欲,清理厕所".他有效地运用通过这些苦行主义的示范行为所获得的神 秘的影响力,实现了对他领导的运动的有效管理.也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 才能(当然也包括由于他的政治信仰),他成为在印度的各种力量的协调者, 这些力量包括:"年老的稳健派政治家和年轻的激进派;政治恐怖分子与国 会议员;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特权阶级与 贱民阶级;印度教与穆斯林;印度人与英国人."①当时英国派往殖民地任 印度副王的韦维尔元帅称甘地是位"施展巫术的老政客".②这当然包含着 对政治对手的攻讦之意,但也道出了甘地为实现其政治目标而有效组织的奥 秘.他不是依靠理性化的组织机器,而是依靠某种巫术般的力量所形成的管 理场.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政府行政首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是逐步从印度 老传统中走出来的人.他在被欧化了的印度家庭中长大,又感兴趣于马克思 主义并倾向于社会主义,他的对内政策的四大支柱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团 结,现世主义(以区别于印度古老传统中的轮回观念与来世哲学).他努力 用西方的行政机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然而他自己的民族的传统迫使他不能 完全依赖这一点,而同时必须依靠那种并不是理性组织所能够赋予他的个人 的权威(区别于体制性的权力)和威望,这种权威和威望往往具有"神话" 的力量.他始终保持着印度人传统所希望的那种谦虚和仁慈,能够极有分寸 地克制自己,在自己的阁员中安排有独到见解而能提出逆耳忠告的人;当意 识自己的设想遇到有人真正地反对时,他就让步;而对弱小者,始终给予远 远超过他们的实力所能获得的尊敬与关注.这一切,使他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获得与"圣雄"甘地同样的管理能量,使他在国务活动中常常得心应手,这 大概也是他从1929年始终担任国大党主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自1947年 印度独立直至他逝世,他始终是印度总理.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尼赫鲁那位能干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印度 1966年至1977年连续三届任政府总理,1980年再次出任印度政府总理.她 也可以说是印度的一位行政干才,但是却没有如她父亲那样获得印度人民的 尊重与爱戴.她虽然没有完全褪尽印度传统所留给她的哲学痕迹(她曾在泰 戈尔处受过教育),但是她努力使自己做得更象一个西方人.她在自己的行 政活动中顽强地表现自我,当她父亲还在任政府总理的时候,她就设法左右 自己的父亲.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国大党中有人提出建议要她出任国大 党主席,她"只是装模作样地犹豫了一下以后就接受了这个建议".①一上 台就一反传统精神,以原则服从于政治需要,和一些只比流氓略胜一筹的小 党联合起来,迫使中央政府下令解散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这种性格使 她在尼克松政府的眼中,成了"一位有潜力的麦克佩斯夫人".还是在她童 年时代,她就在自家的阳台上一手扶着一根大柱子,一手高高举起,口中喃 喃不休.姑母克里希娜惊讶地问她在做什么,她"黑眼睛炯炯发光",严肃 地说:"我正在练习做贞德."但是,印度人未必喜欢这位"贞德"或"麦 克佩斯夫人"来管理自己.在她第二次任总理的时候,印度人就开始简单地 用"她"来称呼这位总理,或者讽刺地用重音称她为"夫人".②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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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文化哲学精神在国家的管理中发生着多么深远的影响. 再向东方的行政舞台,我们看到了成功地管理过战后日本的几位能干的 首相.他们大都推崇儒教哲学,并结合以佛教和神道教的精神,从而构成自 己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哲学基础.这恐怕是日本所有首相都在实践着 的一种哲学精神,尽管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有程度深浅与实践方式上的不 同.他们常以中野正刚的《宰相论》①中所引先贤的话互勉或自勉.这段话 说:"诸葛孔明为非常时期宰相之典范.虽国体各异,然作为东洋一先烈, 可教我以非常时期宰相之必备条件.诸葛孔明用兵如神,视黎民如慈父,身 为文武大宰相,担蜀汉之兴盛而起,以死全节,实乃英雄兼忠臣资质者.他 为宰相的心得亦见于《出师表》.他不恭虚名,不以英雄自傲,专为君主推 挽人才,厌已之盛名,而实负国家之全责."②战后日本首相中的能干者中, 当然包括吉田茂及其"门徒","门徒"之中当然首推迟田勇人.吉田茂是 公认的"亲美派",他是战后把美国制度嫁接到日本来的联结点,但他按照 日本特有的东方精神办事.他受过很好的儒学教育,景仰中国文化,认为中 国从未被侵略者征服,原因就在于儒学文化传统.他按照儒教的中庸和克制 的方针治国.按照这一精神,他在日本创立的一种崇尚家族精神,保守,求 实利的政府风格,至今仍然维持着,所以尼克松称他是一位"毕生面向西方 的东方人",而称当时驻日本的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为"毕生面向东方的西 方人".③吉田茂的门徒们仍始终不渝地奉行他的哲学.池田勇人在1960 年接任首相后,乃以"宽容与忍耐"为口号,使政府以"中庸"的面孔出现 在人们的面前,用调和主义方式软化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斗争;而同时则 按照传统的厚生主义精神推行"收入倍增"计划.他尊崇传统的治国安民之 道,认为"所谓政治,就是提高国民生活,保障社会安定,做到十年内收入 增长一倍."①人所共知,他的目标实现了. 自西至东,我们只是在本世纪的行政舞台上稍稍领略,但就已经足可以 惊叹在不同国土上的行政人物的哲学精神是多么丰富多彩.这些深深积淀的 哲学底蕴,既为这些行政人物所固有,同时也是在各自特定的国土上获得行 政成功所必须. 那么,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功的行政管理奠基于怎样的哲学 基石让我们步入周恩来这位大国总理的行政哲学的殿堂. 第一章中国人文精神的骄子 "隆冬今夜冷刺骨,深忧总理衣裳单." 这是1978年1月8日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悼念诗中的 两句.这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两年了.另一首诗中写道:"两年不尽相思泪, 知是人间遗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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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中国人的哀思,面对着中国人为周恩来而流的眼泪,我们觉得自 己的灵魂也在净化起来.我们景仰周恩来的功绩,但更景仰周恩来的人格, 并由此而深深寻思着周恩来的哲学. 一,哈马舍尔德自惭是个"野蛮人" "在周总理面前,竟使我无法不感觉到自己是个野蛮人."1 发出这番慨叹的,是深富欧洲文化修养的瑞典人哈马舍尔德.他是极有 作为的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瑞典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由于他的领导和努 力,使联合国的声誉和效率大为提高.1961年,他在为和平事业奔走的途中 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死后仍被迫授了诺贝尔和平奖. 野蛮人是文明人的对称.哈马舍尔德的话表明,在周恩来的政务活动中, 闪耀着一种特殊的文明精神的光辉.这种文明精神,甚至可以使具有文艺复 兴所造就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欧洲人所折服.马寅初先生根据与周恩来数十年 的交往,由衷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他无 论在外交折冲之中,还是在日常纷繁的行政事务中,无论是与外国元首,世 界名流相交往,还是与普通百姓,老人少年相共处,都始终显得谦虚,厚朴, 坦诚,温文尔雅,光明磊落,彬彬有礼,乃至原则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影响对 个人人格的尊重.在各种政务活动的场合,乃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都使 人感觉出一种完美的人格和优雅的风度,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东方型的人格 美,表现出一种从心灵深处所透露出来的对人的肯定,尊重与爱. 凡是了解周恩来的人,甚至仅是和他见过一面的人,都深深折服于他的 这种精神.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说:"许多总统,国王,首相,总理 或一般人都被他那不知疲倦的精神,谦虚的态度和他的仪容吸引住了',"钦 佩他的人几乎还包括所有曾经会见过他的世界领导人."事实正是这样.请 看世界无数评论中的几颗涓滴: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 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 历史的影响.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100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 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 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周恩来"是一位敏捷和清醒的思想家,有非常令人 1 ①转引自吕志孔:《外交巨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愉快的性格,高雅的幽默感,总的说来,他是一位有高度才智,非常令人喜 爱的人物,而且有动人的风度." 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同周恩来谈话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精神总 是闪闪发光.我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精神.凡到过中国访问的著名人物 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周恩来"举止文雅庄重","心胸坦荡","表 现出一种非凡的谦和敦厚的品德","具有一种特殊的人品". 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我对他(指周恩来)的魅力,他的仁爱, 他的精力和他的远见有深刻印象","中国总理是现代世界史上的巨人之一". 缅甸前总统吴奈温:"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是他同 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 神."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路透社的电讯中说,周恩来"衣冠整饰, 风度端凝,把差别很大的开通的西方世界和神秘的东方世界沟通了起来", "他博得了如斯大林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将军这样大不相同的人物的尊 重". …… 周恩来在行政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明精神,这种典雅温厚的风 度,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人的肯定,尊重和爱,从一方面说,当然来自于他对 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高度自信心,来自于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博大胸怀,来 自于包含在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中的人道主义.从另一方面说,则表明在周恩 来的身上具有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构成中华民族最 优秀品质的基本要素,是构成中国人思维结构和心理结构的最优秀的要素, 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史上所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哲学——中华人文精 神. 这种中华人文精神,构成为周恩来行政管理的重要哲学基石,使他的行 政既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同时又具有风格独步,举世钦羡的民族样 式,使他的行政在20世纪的行政舞台上独树一帜,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夺目光 辉.中国人民为有周恩来而自豪,为周恩来行政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精神 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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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文精神的真髓 使周恩来的行政风格独步,举世钦羡的中华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 中华人文精神,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所产生的人文主义 (humanism).它以自己对人和关于人的一切所特有的态度方式而生根于世 界的东方.这种人文精神,在人的此岸世界中对于人格,人道,人的文化及 其历史的存在,人的价值等等,实行充分的肯定与尊重,而不承认在人之上 犹有超越存在,抽象至上的力量,不承认经验对象或所理解的对象对于人的 拘束,更不承认人与自然物的同化.这种人文精神,肯定与尊重人的存在与 人的价值,但并不表现为对个人利益和个人成功的强烈追求与崇尚,而是极 度尊崇人们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的实现,强调个人利益在整体价值 中实现,因而视社会的整体价值为人的价值本位.这种人文精神,肯定人对 于自身所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维系,并不仰赖抽象绝对物对利益各别的 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维系,而是充分相信相依共存的人们,由于共处需要而 产生的惠加对方的自然德性. 这种中华人文精神,与西方世界中对人的态度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差距. 首先,西方世界中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与尊重,始终没有摆脱超越于世俗人 之上的抽象绝对物的阴影.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运动象一场风暴席卷欧洲, 把人文主义普及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造成了欧洲人对人的价值的特有的尊 重.但是,这场风暴并没有改变欧洲人思维的深层结构,他们崇尚超越一切 的绝对物,反复地追索着对象世界,"彼岸世界",在漫长的中世纪,这个 超越一切的绝对物便是万能的上帝,而在文艺复兴后则是万能的理性.在中 世纪人是上帝的奴仆,而在文艺复兴后人则是理性的工具.因而,对人的价 值的肯定,必须以对抽象理性的肯定为前提.而在中华文明中,人在认识自 己的价值时,决无这种来自彼岸世界的伟大而神秘的阴影的笼罩.在数千年 里,人们视天地万物为阴阳男女所化育,一切都完全"人化".人的地位和 价值在此岸世界中获得了肯定和尊重,因而这种肯定与尊重显得那么真实, 那么切近,那么温厚,那么可靠地实现于自身之中.这就象独具风格的中国 宫廷建筑,很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文明中的这种人文精神.中国的宫廷建筑, 广大覆盖,博纳宽容,安谧稳重,和泰安详;既可居又可游,既可赏又可室; 既表达着人伦之和,又荫庇着现实的人生.而欧洲的哥特式建筑,孤高峻拔, 直指苍穹,巍峨森肃,迷幻莫测,显示出一种远离人世的神秘力量,使世俗 的人生在它的面前显得极端的渺小,使人们不得不深感自己在上帝(或理性) 面前的罪孽,深深慑服于一种绝对超越的崇高与伟大.这是两种文化精神的 独特体现. 其次,西方世界中对于世俗人生的肯定,主要表现为对于个人利益,个 人权利,个人功名的追求与崇尚.欧洲早期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使人们面 临着争取个人利益与成功的各种机会,因而使人们对个人功利的追求成为价 值中心,也使人与人之间在个人利益上的差异得到了极度的强调.这种精神 在资本主义的成长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育.各种伦理精神,比如新教伦理 精神,自由意志伦理精神,市场伦理精神等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支持人们 对于个人利益与成功的追求,认为这种追求,是"为上帝效劳的机会",是 "天赋的权力",是"创造财富的原动力".个人功利的实现程度是评估人 生价值的终极尺度,个人利益成为社会的价值本位.而在中华文明中,人们 对于世俗人生的肯定,更多地表现为对相依共存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的追求 与维护.在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中,家族共同体内部每个成员的利益都和共 同体的整体利益融合在一起,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对于每个成员来说,比备别 的个人利益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为实现整体利益以保障相互依存的心 理倾向,比为争取各别的个人利益的心理倾向更为强烈.人们在整体利益的 实现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整体利益成为人生的价值尺度.在这样的文化氛 围中,人们崇拜的是诸葛亮式的忠诚和智慧,赞赏梁山泊英雄们的义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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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产生鲁滨逊式的个人奋斗英雄. 再次,西方世界中视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独立并彼此竞争的关系.由于极 度强调个人对自身利益与成功的追求,强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差异性而不是 共同性,因而人们相互之间的依存性被相互之间的独立性所掩盖,人们相互 之间的相安性被相互之间的竞争性所掩盖.人对于他人来说,首先强调的是 获得自身利益的权利,人与人的交往首先强调的是权利平等,利益互惠的契 约关系.这种倾向在资本主义始发时期走向极端,乃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说成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因而为了保障个人争取个人利益的权利,保 障人们相互间权利平等,利益互惠的契约关系,不得不仰赖超越于个人之上 的绝对普遍性力量来管理.而在中华文明中,人们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在共同体中相互依序,同舟共济的关系.由于对共同体内部整体利益的高 度强调,使人们更为注意相互间的共同性而不是差异性,人与人之间相互的 依存性大大超过了相互间的独立性,人与人相互问的和谐相安大大超过了相 互间的竞争性.人们首先强调的不是个人获得利益的权利,而是对于共同体 利益的义务,人与人之间不是利益互惠的契约关系,而是努力惠加对方的道 义联系.因而,为保障个人争取整体利益的良知,保障个人在与他人发生联 系时保有惠加对方的道德努力,主要乃是依靠人们由于相互依存的要求而产 生的自然德性来管理. 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内核,然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在 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采取过各种不同的外在形式,有时甚至被这种外壳 严重扭曲乃至几乎被窒息.其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外壳就是儒教精神.儒 教精神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作用与影响的文化精神,它曾使中华人文 精神获得过很好的发育环境,但是后来也几乎扼杀了这种人文精神.前者已 为儒教精神在历史上的活跃所说明,后者在近代以来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然 而由于认识的未及深刻,所以常在否定儒教落后性的同时一齐断送了宝贵的 中华人文精神,或者在肯定中华人文精神的时候也一齐把儒教捧上了天.正 因为如此,不少的人在认识周恩来的时候,也不能把浸透在他的行政思想, 行政活动中的中华人文精神,和这种人文精神在历史上所采取的儒教哲学的 外壳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而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样,一些钦佩他的人 称他有"儒家风度",企图迫害他的人则给他贴上"当代中国的大儒"的政 治标签,因此,我们就必须把儒教哲学的外壳从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上剥去. 中华文化的源头有过灿烂的农业文明.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耕 作起息,固化了血缘纽带对于人们相互关系的维系,乃至在从原始氏族社会 向阶级社会的演化中也没有崩断.中国没有经过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国 家只是在自身的形式上复写了血缘家族的伦理关系图画.儒家理论正是立足 于这一基础,而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外在形式,并在其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其烙印之一就是"名分".中华人文精神只在此岸世界中肯定人生,在 人群的相互依存中肯定人生,而不仰赖抽象至上的超越性系统,因而更显出 人间情怀的温馨.而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等级意识的加强从而异化了这种 人间情怀的温馨,使共同体内相互依存的自然要求变成了"恩赐"与"臣附" 的秩序.儒家则把共同体内相互惠加对方的努力变成为"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的名分关系,并进而变成为"父父子子"的等级义务.国家则在社 会的范围内复写了这一名分关系和等级秩序,构成了"君父子民"的等级图 画.儒家理论不断地在各种层面上重复"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君 亲民附"的说教,然而总是阻拦不住等级统治的坚冰对人间情怀的冷却. 其烙印之二是"礼".中华人文精神崇尚对相依共存的共同体的整体利 益的追求和维护,企求在整体利益的实现中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然而在阶 级社会中,这种整体利益便不可能是抽象共同的,而必然打上历史时代的烙 印,阶级等次的烙印.儒家理论把这种阶级等次关系的烙印概括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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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体现为"君臣父子"等名分关系的总和,被看作是全社会利益之所在. 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克制个人利益,服从这种整体利益,实现"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的理想.这实质上是用有等次特征的整体利益取代了人们相依共 存的整体利益,使整体利益异化为君主的个人利益. 其烙印之三是"灭人欲".中华人文精神由于崇尚对相依共存的整体利 益的追求和维护,因而提倡人们相互间惠加对方(而不是利益对等互惠)的 道德努力,信赖人们由于相互依存的要求而产生的自然德性,从这个意义上 说,"仁者爱人"的"仁"也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儒家理论则把这种"仁" 蜕变为对于宗法伦理关系无条件服从的人性基础,认为"仁"是守名分,行 礼教的终极条件,并由此把"仁"上升为"天性","天理",要求人们"存 天理,灭人欲".这实质上是用人在守名分上的道德努力否定了人对于个人 成功的追求,用实质上已经异化了的整体利益否定了合理存在的个人利益, 用人在伦理关系网络上的共同性角色特征否定了人的个性发展,用人与人之 间的相忍为安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竞争. 这就是曾经包容过中华人文精神内核的儒教哲学. 三,绍兴遗教及其困惑 周恩来受过儒家理论的教育,受过儒教文化精神的熏陶.但是,这并没 有使他成为一个儒教式的人物.他从儒家文化的熏陶中体悟出中华人文精神 的优秀内核,而对儒家礼教的形式外壳自小就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周恩来祖籍所在的浙江绍兴,不仅历史上是人文荟萃之地,而且自元, 明而下就是出"师爷"最有名的地方.师爷虽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 行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明代理学先生陈儿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到绍兴 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胥吏全都是绍兴人.这些人虽 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其父兄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注意教化他们 的家庭.胥吏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 治.于此可见绍兴这地方儒家教化的深厚传统.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就是因 当师爷离开绍兴来到淮安,到晚年在这里当了极短时间的知县.生在这样的 家庭之中,耳濡目染,当然接受过儒家教化的影响. 周恩来上过私塾,读过儒家经典.但是就他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来说, 给他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物应是他的嗣母陈氏.嗣母的父亲陈源是个贫寒的读 书人,饱读经史,很有学问,但没有儿子,便把女儿作为家庭教育的对象. 所以陈氏精通诗文书画,乃至戏曲小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 她22岁便守寡,从不外出,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对幼年周恩来的抚养和教 育上.所以,周恩来从小就熟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 诗句.周恩来5岁进私塾,嗣母每天黎明即唤起他,并亲自在窗下教他读书. 在陈氏去世40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 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①并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 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②当讲到他的生母时,他 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③他还 讲到,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也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影响.而乳母蒋江氏乃 是一位平民,这使周恩来从小就与普通百姓产生了心灵上的沟通.在周恩来 所受全部儒教熏陶之中,如果说儒家经典使他看到的是更多的礼制名分,是 包藏在中华人文精神外面的,在当时就已显得僵冷阴沉的形式外壳,而在母 教中所领悟的更多地则是包藏在儒教伦理形式外壳之中的中华人文精神,体 会到一种在家庭式共同体内部的温厚情怀. 这种性格基础及其后来的文化熏陶,使他与人交往很重相互间的感情. 当然在他人生中最初的感情对象是抚育自己的嗣母,直到嗣母去世38年后, 他仍在重庆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 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④他总是这样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自己对别人 的情感义务.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大家都知道他是很重感情的人,当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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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年远离故乡,思念亲人,常常十分痛苦,而经济的窘迫又使他不能回 家.所以他不时在作文中流露出浓烈的思念之情:"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 亦反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除 夕之夜,同学们大多回家,他的这种感情就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 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 ""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因而他对学 ① 转引自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见《文萃》第31期,1946年5月23日版. ②③ 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④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4页. 校和周围的同学也就更为依恋,"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①当时南开学 校的校长张伯苓非常器重自己学校这位出色的学生,他破例免除周恩来的学 杂费,常留周恩来在自己家中吃贴饼子,稀饭和熬小鱼,后来又帮他赴法留 学.周恩来和他有很深的师生之谊.后来,尽管双方在政治上有根本性的分 歧,但周恩来每经张伯苓旅居之地,无论战争时期情况多么复杂,总是要去 拜望这位老师.1945年张伯苓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政治上的对立并未改变 私人间的师生之情.然而也正是这种师生之情的作用,促使张伯苓在国民党 政府去台湾时留在了大陆,并在政治上发生了悔悟. 少时熏陶所养成的性格基础,使周恩来善于体贴他人,善于设身处地地 为他人着想,乐于帮助他人.在南开读书时,他就作文写道:"人立足于世 界上,既不能象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而服役 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②可见,在他少年的心灵里早已发育起关于人类相 互依存的概念,并由此引出了乐于"服役"的精神追求,所以他在学校总是 甘于默默地做为公众"服役"的事情,而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他在 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南西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 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 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 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①这种善于体恤他人,乐于为他人"服役"的精神 追求并不局限于周围生活的小圈子中,由此而发展的乃是他的救国济民之 心.在南开学习时,他自己生活窘迫,经济困难,因而也对社会上的穷苦人 充满同情.他在作文中写道:"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思推己及人, 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殊弗欲埋首窗下,孳孳于字里行间,而置 他事于不问也."②这种推已及人,视天下之饥寒为己之饥寒的性格,已显示 出中华人文精神的光彩,而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一脉相通.所以,他素有对社会对国家一种无可推却的责任感,力图"作事 于社会,服役于国家." 少时熏陶以及后来所养成的性格基础,使周恩来乐与人处,而且诚恳温 和,谦虚朴实.在南开时,尽管他品学兼优,各项活动中也很出众,然而从 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所以在学生中素有"温和诚实"的美誉.他和张瑞 峰,常策欧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开始时只有20多人,后来发展到280 多人,占全校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家公认周恩来为公众之事出力极多, 但周恩来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他写过一篇《论名誉》的文章,说:一 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邀 ①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2页. ②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6页. ①②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19页. 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文中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 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 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③他立志高远,但又从无沽名钓誉之心,所 以人们都乐于和他相处.他生活极为简朴,常在课余和假期为学校刻蜡纸, 油印或抄写讲义,换取一些补贴以维持吃饭的花费.多数学生都有钱吃"包 饭",而他整个学习期间只在门口零买,时常只用家里带来的一罐酱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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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校创始人,校董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与才学,曾托人向他提亲, 想把女儿许配给他,但周恩来还是婉言辞却了.他诚恳为公众"服役",而 绝无求闻达之意,这是他终身奉行的原则. 后来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着巨大的飞跃,但是,这种中华人文精神所奠 定在他的性格中的基石,始终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总理所独具风格的思想基础.这是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 最可宝贵的遗产.然而,在接受这一文化熏陶的过程中,周恩来又对与这种 人文精神缠绕在一起,并以此作为论证手段的礼教名分之类产生了深深的困 惑,人文精神的文化内核和名教精神的外壳之间的冲突,导致封建习俗的极 度虚伪,这使周恩来从小就难以忍受. 在周恩来少年时期的性格养成中,最初就产生了对封建习俗的厌恨.胡 华在《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中写道:"周恩来同志在童年是这个 大家族中的长孙,每逢过年过节,或本家,外祖父家这两个封建大家族成员 中有喜庆吊丧,生日忌辰,母亲总要带着他去应酬以至排解纠纷.这些活动 固然是增加了他的社会见识,但是他对那些孔孟播下的封建的繁琐礼节,非 常反感,特别看不惯的是破落了还要装门面的旧风俗,旧习惯,借债典当来 送礼请客的虚伪作风.在他童年的心灵中,对这些封建习俗是厌恨的."① 周恩来生母去世时,外祖母对丧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父亲本已穷困潦倒, 但仍千方百计搞到一口上好棺材,但外祖母家仍要求再用几层麻布几层漆, 逼得他父亲一筹莫展.勉强入殓后,外祖母家又提出许多苛刻条件,以致不 能安葬,只好把棺材搁在庙里.往日外祖母的恩爱和温情脉脉,为什么在这 件事上变得如此冷漠和怨恨,这使少年周恩来十分困惑.嗣后他独立在家支 撑门面两年,封建的礼仪规矩和世态炎凉更给他留下令人窒息的痛苦回忆. 后来他回忆道:"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 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①家里墙上贴着一张纸,"把亲 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 处磕头."②这时候,原来对人间温馨的追求,被异化为"名分"所强制的纯 ③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8页. ① 胡华:《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3页. ① 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第5页. ② 周恩来同侄女周秉德等谈话记录,1964年8月2日. 粹义务,在现实中成为"硬撑门面"的虚假,这当然使周恩来十分痛苦.所 以到解放以后,他仍对家里人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③儒家礼教精神笼 罩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的无形之网,在当时已是极度僵化,并层层窒息着 中华人文精神对人的尊重与肯定.周恩来的性格之中本来就追求人与人之间 的诚挚和温厚,这使他无法忍受这张无形之网的束缚,无法忍受这张无形之 网冒充仁爱德性的虚伪.儒家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 无从使他成为一个封建礼教精神的皈依者和维护者,而只能使他成为它的叛 逆者和反抗者.而且也正是这一僵硬的形式外壳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核,早在 周恩来的性格基础中奠定了忧国忧民,服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正是这种拯 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责任感使他去寻找否定儒家礼教这一僵化的形式外 壳的新的武器. 四,来自欧洲的冲击与否定 最终使周恩来从根本上否定儒家礼教精神,并真正把优秀的中华人文精 神内核从这个僵化的形式外壳中剥离出来的,是在周恩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后. 周恩来1918年东渡日本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看到了俄国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其后,他加紧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上半年 在天津检察厅的狱中连续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讲演,理论上开始 走向马克思主义.出狱后赴法留学,详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的经验,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在周恩来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怀着救国济民的高度的民族 责任感,站在进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向封建礼教传统发起猛烈的 冲击.当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裹足不前的主要障碍就是所谓"国魂所凭,国 性所寄"的封建文化传统,这一传统"非仅无进步可言,且模仿无着,凭依 失所".在这种礼教传统下,统治者"德不足以服人,功不足以惊世;而其 服御之华,宫室之美,姬妾之众,狗马之嗜,直超历代帝王而上之","而 人民之贫极矣,智陋矣,衣食所迫,大都不足为求学之需."①因而宣布一切 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旧风俗,旧习惯,包括"三纲五常","三从 四德",都"应该铲除,应该改革".②宣布:"那些古圣人,君子,诗神, 文妖,多是害女子的仇敌",妇女只有冲破"束缚女子的那些伪道德","破 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观念","有魄力,有毅力","与黑暗势力战争",才 能获得真正的解放.① 在这种对旧礼教传统的冲击中,周恩来极力提倡民主的精神和科学的精 ③ 见《周总理与故乡》,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① 见《校风》第38期,1916年9月18日. ② 见《学生的根本觉悟》,《觉悟》第1期. ① 见1919年9月1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神.他抨击时政,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造"民 意",定"私法",使政治"昏暗愈盛",人民苦难无边.在他看来,"一 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盖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 希望"丧无量数人之生命脑力,以供一二私人之指挥"者,"其智可悯,其 愚不可及也".②因而他绪论说,"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 在国民全体".③同时,周恩来抨击封建传统对科技发展的束缚,认为由于封 建传统的束缚,中国科学技术长期不发达,"中土菁华"为"外人攫得", 反造成了"嗟我小民,流离颠沛,满目荒凉"的"国匮民贫"的景象.因而 他反对"文化蔽塞",提倡"增进文化",即发展科学,"与英,美,德, 日同列于富强之境,生活高优之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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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对旧礼教传统的冲击中,周恩来所凭藉的思想武器还主要是从西 方介绍过来的"新思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他在南 开学校时第一次接触《天演论》,便表示"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⑤后来 的几年中,他常常使用这一思想武器来批判中国的旧文化.他说,"我们中 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 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 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 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 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 多."①所以他自己决心:"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 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② 这种对旧礼教传统的冲击,虽然是猛烈的,然而却不能是彻底的.因为 这些冲击虽然把传统礼教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却不能说明传统礼教存在 的根本原因,也无从找到彻底摧毁传统礼教的根本途径.在这期间,周恩来 曾寻找过"实业救国"的道路,"科学救国"的道路,"教育救国"的道路, "军国"的道路,"贤人政治"的道路,甚至也同情过无政府主义者的思路, 但最后都终于发现"实在是大错了".这迫使他重新思考新的根本性的出路, 从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俄国革命的道路. 不过,周恩来在这一段的批判中,虽然没有完成最后的否定,却由于接 触了大量的西方"新思潮",因而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大大扩充 了奠基于自身性格中的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由于流入了西方文化中的"新 ② 见《校风》第30期,1916年5月15日. ③ 见《校风》第63期,1917年5月2日. ④ 见《校风》第48期,1916年11月29日. ⑤ 见《校风》第22期,1916年3月20日.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5月19日,手稿. ② 同上,1918年2月15日. 鲜血液",因而使自身大大充实起来.这种"新鲜血液",这种内涵的扩充, 主要就是对于科学和民主的尊崇.这应该说是中华人文精神中未获充分发育 的成分,但通过各种"新思潮"而进入了周恩来的性格之中,这使周恩来所 特具的人文精神具有了某种"合金钢"的特征,这使后来周恩来的行政不仅 为东方人和西方人所共同钦佩,而且也常常成为东方人和西方人沟通的桥 梁.自从周恩来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开始了对传统礼教精神的总清算. 周恩来东渡日本后,从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及翻译著作中初次接触 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从各方面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好比在沉 沉深夜中得到一个小小的明垦,照见新人生的道路"①当时他的这种心情形象 地表达在《雨后岚山》一诗中.诗中写道: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绿,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些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以后"将何所恃 " 现在许多专家都认为,这首《雨后岚山》和同日另一首《雨中岚山—— 日本京都》两首诗,是周恩来初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时那种喜悦和振奋 的心情的形象表达.而正是在这首诗中,他首先把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所否定 的对象归结为"宗教","礼法","旧文艺"等等那些"制人学说".在 此他感到精神上的一种豁然解脱,一种"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 的解放感.他的生活使他产生的对传统封建礼教的第一最坏印象就是"虚 伪",这是与他的性格基础绝对不能相容的,而现在他似乎突然间看清了一 切,感到一种意外的清新. ① 见《新纪元》,《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页. 周恩来"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①之后,终于选定了共产 主义的目标,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郑重声明,"我们当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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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②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 的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俄国共产党遵循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两 说"的原理.③这也是他获得的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最有力的武 器,因而也使他能够对传统封建礼教实行了总的清算. 首先,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方向上指明封建传统存在的 历史条件以及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他把封建传统礼教的存在归结于封建经济 的基础,所以认为必须通过革命,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从经济基础上给封 建制度以根本的摧毁."④而为要实行这一"根本的摧毁",在中国就必须选 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说,"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那样把封建势力 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 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工作时看到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 中国农村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 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 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 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这个办法就是"走俄国人的路".①这不 仅在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上否定了封建传统的存在,而且在现实革命策略中 实现了对封建主义的摧毁. 其次,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露了传统礼教的阶级实质,指出这一传统 对人和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摧残的本质,从而指明了摧毁这一封建传统的基础 对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1921年11月,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 在巴黎《英文日邮》发表《背景中之中国》一文,赞扬中国传统礼教.周恩 来即写了《法报论中国在华会之地位》②一文予以批驳,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 "繁重之文学与陈腐之传统,以及虚伪之礼节,偏窄之学识",乃是封建统 治阶级"欺诱愚民,范围人心"的工具.如果"恃之以粉饰统一,则列强之 侵略虽去,吾亦难逃于自亡".因而只有彻底放弃,才能"开拓"一个"解 放与重生之中国".而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指出,"目前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新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这就是中国人民 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解放被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并从而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③ 《西欧'赤'况》,见1923年4月15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党邮》第2期.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3—64页. ② 天津《益世报》,1922年1月7日,8日. 为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准备条件".③ 再次,也尤其是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周恩来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剖自 己的思想,使自己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实现和封建残余影响的彻底决裂.1951 年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会上讲了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 说,"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 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 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 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 不经过冷静的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因此,认为自己 仍要解决好立场问题,"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 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①这种对封建传统礼教的彻底清 算,使周恩来的精神获得了一次升华.在周恩来的哲学结构之中,僵硬的儒 家礼教精神的外壳,连同他得以存在的基础一齐被剥去,中华人文精神也因 此而不再沉淀于儒家理论之中,它正在获得一次新的升华. 五,中华人文精神的升华 我们并不讳言,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发展中遇到过各种曲折,马克思主 义在本世纪的发展中也遭到各种扭曲.其中有一段特别突出地表现为过分强 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性,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过分强调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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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间的整体共同性,而忽视了人们相互间的个体特殊性;过分强调了人对 于组织整体的服从,而忽略了在组织整体中个体的自由发展;过分强调纪律 强制对于人的控制,而忽略了人们相互间的情感沟通;过分强调各种社会成 分的相互矛盾与对立,而忽略他们可能在统一目标下的共存与互济;过分强 调通过国家力量使社会所处状态的整齐划一,而忽略社会通过自身力量获得 人们相互间的沟通与谐协……过多的形式主义,命令方式使一些人变得冷漠 起来,过多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一些人相互间产生隔膜.因而,在 社会主义与人情,人性,人格等的关系问题上,有不少人产生了误解与曲解, 也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制造了口实.然而这一时期,周恩来却以其中华人文 精神所独具的哲学意识,使自己的革命活动,特别是自己的行政活动独具温 厚和谐的风格,洋溢着中国人所特别向往的人间情怀的温馨. 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这样说,"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单调而一致 是一个通则,但是,周恩来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他才智过人,有吸引力, 学识渊博,他不但能把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①周恩来的政务活动, 之所以特别具有吸引力,之所以能够把各种人,甚至在必要前提下包括自己 的敌手统一到自己身边,当然与他的"才智过人"有关,但更因为他与人们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2,65页. ① 转引自《外交巨擘》,第140页. 有着深深的心灵沟通,他有着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对人的充分肯定与尊重, 而且自身有着崇高的人格修养,是升华了的中华人文精神在他身上所显示出 的特殊魅力.周恩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没有关于辩证法的长篇 巨著,但是他却把科学辩证法的灵魂溶化在自身的哲学原则之中.在他所处 的时期,在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尚存不完整认识的情况下,他仍 然坚持了自己的哲学原则,他毫不留情地对传统儒家礼教实行了根本性的清 算,但是并不因此而抛却曾经采取了儒家礼教这一形式外壳的中国人文精 神.而且以科学唯物主义的勇敢精神,面对着一些人在人的问题上的浅薄认 识,面对他们对人性,人情的粗暴否定,大胆保护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 遗产的人文精神,大胆肯定和保护了合理正常的人间之情.请看他1961年关 于"温情主义"问题的一段话: "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 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 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 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 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 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 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 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 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 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 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 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 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 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 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 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 '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 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 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在这里,周恩来不仅否定了"框子","帽子"的错误做法,而且否定 了"框子","帽子"本身,指出其所根据的定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并 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显然并没有放弃阶级论,而正是在阶级分析的 前提下,崇尚对同志,对人民,对他人的真诚爱心,人格尊重和价值肯定, 崇尚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心灵交通,崇尚人们共处的和谐.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没有在某些扭曲之中使自己冷漠下去或与 人隔膜起来,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科学态度,诚挚地保护了中华民族 优秀的人文精神遗产,并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使这种人文精神发出新的光 芒.周恩来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剥去了 中华人文精神的儒教理论的外壳,当然这种剥离不是简单的分割,他更使中 华人文精神经历了一次真理与现实的洗礼,使这种文化哲学精神从传统的质 朴走向更具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因而使这一文化哲学精神在20世纪中 国获得真实的存在价值,而不至于在过分的"单调一致"中湮灭,也使中国 的社会主义行政在20世纪行政舞台上具有独特的中国精神与中国风格.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使周恩来深深了解社会主义给20世纪中国所造就的 新的社会基础和新的社会力量,因而也使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发生着内部的 震荡和飘移.这使周恩来在自己的哲学原则中,不仅剥去了人文精神的儒家 礼教的外壳,而且使之取得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所塑造的外在形式.这最集 中地表现在周恩来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使人文这一中国古老的文化哲学精 神所肯定的核心概念——"人",获得了"人民"的现实内容.因为他认为" 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人民",成为他在自己一切活动中的情感方式 与态度方式的中心概念.人在此岸世界中所获得的肯定与尊重,在他的哲学 原则中表现为人民的至上地位;中国人所向往的人间情怀的温馨,在他表现 为对人民的满腔赤诚;他努力使自己的政府形象富于情感,充满爱心,这是 他出于他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在他26年的行政生活中,他始 终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他称自己所主持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 他称自己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他认为,"人民的世纪到了", 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 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①这就是周恩来行政的最终情感基础和哲学基础. 他是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最优秀代表.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 人文精神,不仅在原有的层次上否定了传统的外在形式,而且在更高的层次 上获得了一次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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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所养成的重情感,乐"服役",温厚谦和的性格基 础.在他漫长的社会主义行政生涯中发出新的异彩.他自身的这种人文精神 的升华,使他的行政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性,而且在那种过分的"单 调一致"之中,更显出东方型的温馨与和谐.中国人都视他为"知心",视 他为"手足",视他为"师友",视他为"楷模",他和中国人民有着最深 层次上的心灵沟通,中国人民也对他报以自己最深厚的情感.在他生前,由 于某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中国人还主要是默默地把这种情感藏在自己的 心中,而他一旦逝世,便猛然间无所顾忌地迸发出来.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方 式一般说来是比较趋于内向的,在一个人的生前往往不轻易表达自己对他的 全部感情;也正是由于对于现世人生的肯定,一旦他离开人世,猛然间觉得 百事皆了的时候,人们会在这一时刻毫无顾忌地表达出自己的全部感情.悼 亡,是中国人情感的喷火口.对周恩来逝世的举国大悼念,是中国人最深层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41页. 情感在最无顾忌的瞬间的爆发.那时所呈现出来的情绪氛围,虽不能完全说 是出于一种非逻辑的心理冲动,但的确是最古老最深层次上的民族整体心象 的显现.当时举国悼念,使人感到这决不是为履行政治仪式上的要求而为一 位国家领导人送殡,也不是为一位宗教圣者送殡,也不是为一位在偶然事变 中有过轰轰烈烈壮举的英雄送殡,而是最典型的中国人在给自己的父母送 殡,或者说是在为一位遗爱极深,素来仁厚敦笃的家庭长者送殡.由此,我 们深深感到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骄子,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骄子.对他的悼亡, 是中国人文精神在20世纪闪光的最高顶点.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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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行政的资源在于人和 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文精神的骄子,积淀在他意识最深处的文化哲学意 识,决定着周恩来的行政活动具有鲜明的人文化倾向.这首先表现为他以人 和为根本的行政资源的意识.26年的行政生涯表明,他始终把行政成败维系 于人心的向背.他不仅把这种行政资源观视为管理规律的表现,而且视为历 史运动的规律的表现,从而使之不仅具有管理学的意义,而且具有哲学的意 义.这正是他行政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 一,从和尼克松的分歧说起 周恩来是一位公认的学者,在政治,历史,哲学等方面部有很深的造诣. 这使尼克松十分钦佩,他记述自己1972年的中国之行时说到他和周恩来的谈 话,"我们的谈话从政治谈到历史,谈到哲学.所有这些,在谈论中周始终 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是一位学者转变成的造反者,他从未失去学者心灵的敏 锐和思想的深度."但是,在谈话中,他们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不同的 理解.尼克松记述说: "例如,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把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同殖民者作战的法国 军队当成了'志愿军'.事实上,法国军队,除了象拉法叶特那样极少数的 人以外,都是真正受过训练的,在反抗英国军队中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职业士 兵." "周还对我说过,林肯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内战的,并由于'人民' 的支持而取得了胜利.其实,虽然林肯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巨人,而且 中国人是以极大的尊敬谈到他的,可是他并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战争 的,而是为了把南部各州拉回联邦里来.他的《解放宣言》是一种策略,只 在叛乱各州中解放了奴隶,并没有在仍然保持在联邦内的边界各州里这样 做.林肯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奴隶制的,但是他最优先的目的则是拯救联邦". ① 对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详细评述,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不过, 对于这段不同见解的见论,我们要指出两点很有意思的地方: 其一,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参加反英国殖民主义战争的有两种法国和欧 洲其他国家的军队.一种是出于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道义而自愿参加战斗的 军队,有法国的拉法叶特,栖格尔,圣西门和波兰的民族战士普拉克斯基和 科什休什科等,人们统称为"志愿军",连欧美也是这样称;另一种是在七 年战争中遭到失败,企图利用英国殖民地革命的时机恢复在北美的势力,因 而1778年对英宣战,并于同年9月首批派往北美参战的军队,这当然不是"志 愿军".对于这两种军队的区别,周恩来和尼克松恐怕都不会不知道,有意 思的是,周恩来十分注意强调了前者,而尼克松却十分注意强调后者. ① 参见尼克松:《领导者》,第263页.47 其二,在美国南北战争第一阶段,林肯受共和党右翼影响,确实主要以 联邦统一为目标,他仅以维护宪法和统一国家为口号,而没有提出土地问题 和解放奴隶问题,因而战争不带革命的性质.但是,这种战争性质的认定使 北方军遭到了惨败.而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前方战争的失利和全国群众革命 情绪的高涨,迫使林肯政府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战争,从而颁布了宅地法和解 放宣言.这种对战争性质的重新认定,实质上使战争的革命性目标获得了主 导地位,使革命成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当时在北军的1000名士兵中, 就有421名工人,487名农民;北军中有黑人18万6千人参战,其中13万4 千人来自南部各州,他们每3人中有1人为革命献身;南部各州有50万黑人 逃离种植园,有力地破坏了南部经济,并组织起义,牵制了奴隶主10万大军. 革命影响甚至波及整个西欧.由于工人的坚决反抗,迫使英法政府不敢贸然 发起武装干涉.马克思当时就评述说:"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 巩固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各个统治阶级的智 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胡作妄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① 对于美国南北战争第一阶段的性质认定和第二阶段性质认定的不同,周恩来 和尼克松当然也不会不一清二楚,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十分注意强调战争第 二阶段的革命性质,强调了解放奴隶的革命目的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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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强调了人民对于战争的支持而使战争获得胜利,强调人心的向背在战争胜 负中的决定性地位;而尼克松却十分注意强调战争第一阶段的性质认定,强 调战争的"人民"目标不过是"宪法"目标的附属物,人民不过是实现战争 策略的工具,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政府的谋略. 从以上分析看,两者的歧见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认识论上的特征,那就是 他们都特别注意了自己所十分强调的事物的某个侧面(当然各种"侧面"有 表面层次,纵深层次上的不同),特别强调了从自己的特殊视角所把握的事 物的不同侧面.这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是一定的"意识中心"在人的认知过 程中发生作用的给果,有如饥饿的人最容易发现面包,惊恐的人最容易把灌 木丛当成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其谓也.周恩来特别强调独立战 争中"志愿军"的作用,强调南北战争中解放奴隶宣言所发生的作用,表明 他视战争胜败之最终渊源在于人心的向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他 终身信奉的政治原则和管理原则.而尼克松特别强调政府决策在战争中的作 用,强调政府在战争中对于"民意"的利用,表明构成他的意识中心的是政 府的决策谋略,而"民心"只在政府行为中具有技术性,策略性的意义,只 在政府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生工具的作用. 以上歧见,除去政治哲学上的意义外,表明周恩来和西方行政界在政府 行政资源上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 二,两种文化哲学和两种行政资源观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61页. 管理,包括行政管理,是人类组织社会活动的一种基本手段.通过管理, 共处于某一群体中的人们才能组织起来,共同行动以达到某种目标.那么, 人们最终依赖什么实施这一组织社会活动的基本手段,依赖什么实现这一基 本手段的社会功能这就是人们关于管理资源的认识和观念.在这个问题 上,最基本的回答有两种,一是体制①决定论,一是人决定论.前者认为实现 管理功能的决定性因素是超越于具体人(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上的体 制;后者认为实现管理功能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是共存体中的人心所向. 这两种管理资源观,生存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圈中.在西方文化圈 中,人们的思维深处存在着一个对象化的抽象绝对物,人们承认这一抽象绝 对物对于世俗个人和所有世俗功能目的的"平等裁决",这为人们对合理体 制的服从和对合理体制的至上性的认同深深埋下了伏笔.同时,由于尊崇个 人对个人利益与个人成功的追求,并视之为个人的"自然权利"而要求加以 保障,因而要求产主世俗个人相互间平等的"契约"关系和相互竞争的共同 规则.这个"契约"和规则显然必定是超越一切世俗个人和世俗功利目的之 上的普遍性权威.管理就是通过体现这种普遍性权威的体制来实现对人们的 控制与协调,从而履行自己的社会功能.因而,在西方文化圈中,管理资源 的决定性因素是体制,是享有超越一切的普遍性权威的体制.这种管理资源 观,自从古希腊人创分权参与制政府开始,至现代工业社会中三权分立体制 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乃至在现代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管理中,尽 管其外在形式时有翻新,但其本质核心几乎是始终一贯的.甚至在中世纪, 在天主教会内部,由于无休止的宗教冲突而使宗教领导人不得不认识到使组 织"制度化"的必要,必须明确规定政策,程序,教义和权力的体制系统, 并依赖这一系统实施管理.而在本世纪以梅奥主义为肇端的管理"新思潮", 尽管带上了更多的人道主义的色彩,但其核心的原则乃是寻找更加合适的体 制以实现对职员的控制与操纵,连贝尔也批评梅奥主义为"奶牛社会学".① 而在中华文化圈,人们是在相互依存的现实共同体(传统社会中主要表 现为血缘家族及由其复写放大的国家)中肯定人自身,人们的思维中始终存 在着对共同体的深深的义务感,因而对这种义务感在人们行为中的权威性有 着深深的认同.同时,由于共同体整体利益在社会中的价值本位的意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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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们的相互互处以努力惠加对方的责任感为基础,对人们的行为调节不是 通过对个人利益损益的手段来实现,而是通过唤起心灵中的责任感的手段来 实现.管理就是通过对人们心灵中的义务感,责任感的感召与激发而使人们 自觉协同动作,以争取共同目标.所以管理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心,是发 生在人们相互依存,同舟共济中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在西方,管理者追求合 ① 这里的"体制"是指按普遍而确定的原则构筑的,与具体管理主体脱离的组织结构,法规制度,运行和 控制监督的规则等等,它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的特征.——作者 ① 参见D·贝尔:《工作及其不满:美国的效率崇拜》,波大顿,培格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理的体制;在中国,管理者追求和衷共济的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乃是中国式管理的一贯传统. 周恩来的行政资源观宏扬了中国管理的优秀传统,他视国家管理的"力 量的源泉是人民",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政府与人民的沟通和共识. 他所倾心追求的是政府目标与人心所向的一致性,是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和人 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全国人民的亲密团结与和谐共处,是政府所有人员的齐 心协力和诚恳合作.在这一点上,他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 个政府行政首脑都做得彻底,做得完善,做得成功.因为他并不是简单重复 了中国管理的传统资源观念.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 物主义关于历史运动规律的科学,为作为管理资源的人心向背提供了真理性 的依据. 儒家治国学说也力倡"人和"哲学,认为只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才能以"仁德"凤化天下,怀民而安邦.而这种"民乐","民忧",乃是 宗法制度下血缘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实现,是这种共同体整体利益所表现出来 的纲常伦纪,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德".历 史的前进早已把这种宗法式的纲常伦纪抛在了自己的身后.周恩来所追求的 "人和",是立足于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人 民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视人民为历史前进力量的现实载体,因而,人心 的向背乃是历史运动规律的显现.这一哲学武器,使周恩来突破了中国传统 思维的框架,使作为行政资源的"人和"获得了客观的和科学的基础.所以 他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最重要的问题认为是"群众观点"的问题.他说,"力 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①"群众 观点,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共产党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就是因为坚 定地依靠群众,才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无 敌的.依靠群众,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不足怕. 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文化建设也要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人民的力量是 不可战胜的."②正因为是基于对历史规律的这种科学认识,所以周恩来的行 政是真正深得人心的行政. 在西方行政界,在管理资源上最为倾向于"人和"的是罗斯福.美国历 史学家内森米勒在《罗斯福正传》中描述说,"总统化很大的精力维持他 的内阁的和睦,而这些精力本来完全可以用到别的事情上.""作为行政官, 罗斯福的得分一般是低的.他不愿意解雇人,对无能的人过分宽容.他喜欢 精干的机构,但又容忍,甚至鼓励人们做重复的事,设立重迭的机构,以至 于引起内部争吵.可是,管理政府的日常工作都是做了.被罗斯福的品格吸 引到华盛顿来的人对他非常忠诚,而且大多数人都非常能干.他给政府机构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4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9页. 带来前所未有的热情鼓励.总的来说,罗斯福对政府采取的不正统的做法激 起了创造性和革新,这比能在各机构间有条不紊地递送文件重要得多".① 但是,罗斯福的做法在西方行政界并不被认为是经典的做法,而认为是 "不正统的做法",认为罗斯福作为一个行政官,"得分一般是低的".同 时,也是由于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引起了美国社会伦理的震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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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义精神遭到了挫折,人道主义和整体主义意识有所上升,梅奥主义管理 思想流行,管理者逐步从具有"伟大而勇敢的业绩"的英雄形象,转向"忍 受折磨人的平庸和遵循"的英雄形象.罗斯福便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采取了 "不正统做法",而且,这一行政哲学,并不表明罗斯福力图在人心之中寻 找行政的资源,而其实正如梅奥主义那样,是把对管理对象的透视从物质领 域移向精神领域,从而寻找更加合适的体制和谋略(诸如"非正式组织", "人工环境","人际技能"等等)来有效地实现对管理对象的控制,操纵 和激励.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在1949年愤怒抨击梅奥主义的实验说:"能 在白鼠身上进行试验的各种事情都在这些女工身上做了,就差没有把她们的 头盖骨打开来分析脑浆","由受过训练的社会工作人员进行精神病理学的 访谈,稍迟一些,又把这些女工同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同事搭配起来",以期 "使她们以愈来愈快的速度生产,生产,再生产".②这也就是罗斯福在当时 社会环境中所采取的行政资源观的哲学实质.而当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为震荡 过去之后,罗斯福的做法也就被视为"不正统"而搁置一旁.所以,罗斯福 之后,人们赞美罗斯福的功绩,而淡忘了罗斯福的"做法". 但是,在周恩来之后,人们不仅赞美和崇尚周恩来的人格与功绩,而且 同样赞美和尊崇周恩来的行政哲学,赞美和尊崇他以高尚的人文精神所创造 的"人心之和".这和罗斯福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罗斯福"容忍","宽 容",花大量的精力来维持"和睦",为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有效 地利用人力和驾驭政府,首要的出发点是体制所要求的效率.而周恩来的首 要出发点是对同志,对人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关怀,信任和尊重,政府效 率本身就应该体现这种对人的关怀,信任和尊重的要求,认为只有这样,政 府的业绩才能在人心所向中自然实现,所以,他说,关心人,贵人,是每个 干部的责任.1956年,一家国营渔业公司只关心渔业产量而无视作业工人的 生命安全,当气象部门发出大风预报后,仍为争取作业时间而扣压了24小时 才发报渔船,报文开头首先问鱼捕得怎样.周恩来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气愤, 他说,封建时代马厩被烧了,孔子还问人不问马,"贵人贱畜".今天,我 们共产党的某些干部问鱼不问人.①这在他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建国初期,中 央机关行政事务部门曾清退一批老服务员,因为当时具体负责管理的人员有 ① [美]内森米勒:《罗斯福正传》,第461页. ② 转引自[美]丹尼尔 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页. ① 转引自甄小英编著:《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一种偏见,觉得这些老服务员上了年纪,虽然有技术,但在旧社会为资本家 当过差,成分复杂,动机不纯,不可信任.周恩来则设身处地地从尊重和信 任这些老服务人员出发,劝导管理人员说:这些老服务员在旧社会也是受压 迫的.如果是在农村,他们要受地主剥削,城市里没有地主,只能为资本家 买苦力,必然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他们都是劳苦人民,不能因为他们为资本 家干过活,就不信任他们.②此后不久,这批老服务员都陆续返回北京,欢欢 喜喜,重操本行,为带出新一代服务员们作出了重要努力.凡是在周恩来经 常活动的各个场所,如中南海,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等, 这些场所的服务员都和周恩来非常亲热,大家平等相处,亲如家人.如果说 罗斯福在自己的"做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意识,是首先视人为体制效率 的工具,而周恩来则首先视人为关怀和尊重的对象. 1950年,政务院机关 事务管理局招收了一批中学毕业生当机关服务员,也有一名分配到局恩来办 公室工作.这个中学毕业生开始表现不错,后来情况熟了,就开始顽皮起来, 一次周恩来外出开会,他便玩耍起来,把茶几上的玻璃板都打碎了.值班人 员严厉地批评了他,并打算把他调离工作岗位.周恩来知道后,连忙出来为 他打圆场,说,"小孩子嘛,不懂事,何必这么计较".①周恩来对于"人心 之和"的追求,绝非是一种谋略,而是出自他的人格结构中的真诚的对人的 尊重和爱.所以人们也真诚地和他"将心换心",真诚地折服于他的人格魅 力,真诚地追随于他的崇高事业.英国作家狄克威尔逊在他所著的《周恩 来传》中,称周恩来"拥有为数众多,不是组织起来的追随者."②这既表明 了周恩来行政业绩所赖以建树的坚强基石,又表明了周恩来的行政资源观在 20世纪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氛围中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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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灵权威的树立 为了求得政府行政中的"人心之和",周恩来倾注了自己对于中国人民, 对于一切进步人士的热忱和爱心,作出了使人们永志不忘的努力,并形成了 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行政原则.使心灵权威在他的行政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当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前进的源泉在于人 民,而要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循历史规律而动,符合历史发展的 方向,即所谓"得其道而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府行政在人们心灵中的权威,首先依赖于政府管理活动在政治上符合20 世纪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周恩来,在这一点上 当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是,达到人心之和仅靠政府政策选择的正确 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管理资源的有效动员和组织.我们不妨从行政的角 ② 转引自高登榜:《温暖满人间,怀念无终期》,见《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 502页. ① 参见:《我们的周总理》,第501页. ② 转引自甄小英编著:《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第44页.55 度,从管理的角度来寻找周恩来追求"人心之和",实现心灵权威的管理哲 学原则. 其一,周恩来行政始终体现对人民的理解和对人民的关怀.中国人并不 绝对排斥对个人成功的追求,但是更倾向于在整体性的成功中实现自身.因 而,组织的管理者能够设身处地为组织成员着想,给他们以关怀和温暖,则 能在双方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和诚挚的沟通.在政治上,周恩来视自 己所主持的政府为"人民自己的政府";而在管理中,周恩来把政府的一切 行政活动都看作是为被管理者的一种"服务".他不象西方管理界那样把管 理者的活动看作是对被管理者的操纵,控制,调节,监督;而是把管理者的 活动看作是对被管理者的"服务","关怀",或者说如他青年时代所认为 的"服役",由此而产生的心灵感应,使被管理者自动为争取管理目标而共 同努力.这种心灵感应,当然首先由于周恩来与人们的推诚相见和相互理解. 1962年,正当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辽宁省在夏锄季节反映农村的口粮严重不 足,耕畜饲料更是紧张,夏锄铲耥遇到严重威胁,如果草荒蔓延,将使大秋 作物大面积减产.这时,周恩来来到辽宁,大连,他通过多方面的调查后, 想让城市挤出一部分粮食来支援农村夏锄,但又深知城市居民口粮也十分紧 张,不忍心下此决心.一天夜里,他趁服务员小刘送水的时候和她谈起口粮 的事.这是他们的一段对话: "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 " "基本够吃.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 饿死多少人呢!……" "你说得很对.今晚请你坐一会儿,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 的事.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 是铲耥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小刘你懂吗 " "懂." "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 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支援夏锄铲耥,你看行不行 " "我们保证做到." "你一个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都这样做,是否 能行 " 这个问题使小刘很为难.周恩来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 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的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 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① 后来小刘给了周恩来以肯定的回答.但周恩来仍不放心,又和多方面恳 切交谈,最后才和旅大市委一齐下了决心.当作出这一决定时,周恩来要求 ① 引自《财贸战线纪念周总理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57 市委和市政府:要把困难情况如实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 同努力,度过难关;要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落实这个问 题;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和家庭人口多 的困难户不能动员.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以身作则.他在辽宁,只吃高粱 米,苞米面,蔬菜,而且严格限量.服务员送来的水果,糖,茶,一概原物 退回,并一律不准厨房动用肉,鱼,蛋,虾等荤菜.有次服务员烧了四菜一 汤,周恩来按标准要求撤去两个菜,并吩咐留作下一顿热一热再吃.他和警 卫员,秘书都是一起就餐,有时警卫和秘书晚来,他就按份把饭菜拨好留下, 而不让服务员另外重做. 周恩来在辽宁的工作赢得了各界群众的真诚理解和发自内心的支持.根 据旅大市委给东北局和辽宁省委的报告说,"夏锄期间每人每天保证一斤粮, 三个月共需补粮三百六十万到四百万斤,同时解决耕畜饲料约二百万斤.这 些粮食的来源是,每月干部,职工(按百分之六十比例)节约一斤粮;大学 生节约半斤;还有伙食单位,副食品加工业,饮食行业,进出口单位节约余 粮,等等.特别是驻旅大三军部队,热烈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主动提出每人 每月节约一斤半."① 在这场困难中,我们不讳言有我们党工作失误的原因.但是,在度过这 场困难中,人民与政府的诚挚沟通与合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在辽宁解决夏锄缺粮的过程中,获得人民如此真诚的理解与支持,这 在西方行政中是绝对不可理解,也是绝对不能做到的. 其二,周恩来的行政始终坚持对人的尊重信任,待人以诚.中国人的思 维,不以主客体的绝对分离为特征,而以主体向客体的延展,渗透,覆盖和 客体在主体中的融合,贯通为特征.因而在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表现 为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相互关怀者的休戚与共,患难相扶,甚至于相依为命. 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我们绝不是说管理者全无人道精神和"爱心",但是这 种"爱心",乃是柏拉图式的"Eros",是以"理性批判"的方式施行的一 种"探究",因而难以产生互相关怀,温存体贴式的心态,难以摆脱"旁观 者"的角色特征.而中国人则是在相互参与,相互扶持中共存,因而人们向 往相互间的尊重,信任,相互间的诚恳相见,无私,无欺,无疑.周恩来在 自己的行政活动中理解人,也得到人民的理解,关怀人民,也得到人民的支 持,因为他对人民有一颗赤诚之心.他一生之中,始终如一地待人以诚,与 人坦率相处,始终如一地给人以尊重和信任,因而使许多志士仁人在他面前 涌起"以国士侍我,必以国士报之"的激情.1949年8月,接受周恩来建议 隐居英国伯恩默的李四光接到朋友陈西滢的电话,电话告诉他,"你的名字 列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名单.台湾已指示驻英大使馆采 取行动.大使馆要你发表声明,拒绝共产党政府给予的政协委员的职务.如 ① 引自《财贸战线纪念周总理文集》,第57页. 果你不发表这个声明,大使馆很可能通过英国当局把你扣留在这里,然后送 往台湾."①李四光接信息后即离开了伯恩默,自此,至第二年5月,前后凡 10个月,周恩来一直不知道李四光的行踪.当时正值要召开新中国首届地质 工作会议,周恩来坚持把会议推迟到李四光回国后召开.可是有人传说李四 光不会回国了,有人传说李四光去台湾了,但周恩来对李四光的回国深信不 疑.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取道香港回国,知道了这件事,终身视周恩来为 诚信的"知己",终身不忘新中国政府对自己的诚恳信任.这位科学家后半 生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的这种待人以诚是无私的.他在任何人面前都显露出这种毫无褊 狭之心的坦荡襟怀.这使他的行政活动,他所主持的政府活动如"日之中天, 人皆见之".他从不偏袒自己,不偏袒自己所主持的政府活动,不偏袒自己 的干部,也决不对其他任何人抱有偏见,因而,他的政府活动才能获得人们 坦诚的信任.1956年秋,全国妇联召开"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 议".会后,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到家中吃便饭.席间,周恩来请她 们谈谈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在总理家中毫无拘束,谈得很坦率,也很诚 恳.有说现在的花布没有解放前的好,解放前的花布不掉色,即使洗旧了, 颜色还是挺鲜的;有说解放前棉毛衫质量好,缩水小,现在的洗一次就缩得 穿不下去了;还有说女同志衣服颜色单调,没有线条,男的女的一个式样…… 意见在当时听来很刺耳.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但全国妇联参加作陪的同志听 了很生气,觉得这些沾"资'字边的人把现在说得还不如解放前.当周恩来 叫她们"谈谈看法"时,有说,"我在解放前是个穷孩子,没有穿过棉毛衫, 没法对比."有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儿,小就小 点儿,从来不管."语气都不友好.周恩来当场就严肃批评了妇联的同志, 他说,"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你们又在全国妇联担任工作,对妇女,儿童关 心的问题,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 好处理问题.应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向我反映.刚才几位大 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 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 ①这一席话所体现出来的公正大度,使在场的人大受感动.这种公正大度,使 他能够正己,能够容人,也能够任人.1949年10月周恩来约见古耕虞.古 耕虞原是垄断中国猪鬃出口50%业务的资本家,但政治上倾向进步.周恩来 恳请他"全权负责"全国的猪鬃出口事务.这使古耕虞大出意料之外,继而 倾心与共产党合作.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全部在美资金实行 了"特别冻结".然而,古耕虞冒着"追求利润"的"特殊嫌疑",精心斡 旋,竟从美国解冻了700多万美元,并全数汇往中国大陆.他在给政务院的 ① 转引自方钜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59 ① 引自甄小英编著:《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第117,118页. 信中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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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周恩来的行政带着醇厚的情感色彩,珍重管理双方的情感的沟通. 中华人文精神重人间之情,世界上人称中华民族为唯一的"有情民族".西 方人重"理",管理者努力寻找"公理"对人的统治,力图通过合理的体制 实现对人响控制.中国人并不排斥"理",但是更注重"情".管理者对自 己的管理对象往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晓之以理"还不是管理的 纵深层次,只有化理入情,真正动之以情,使人心悦诚服,才是管理的较高 境界.周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形成了这一性格基础. 而在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他已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对一切进步 人类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他把这种情感,按照中国人的方式体现在自己的 行政活动中,使管理中的公正理念化为动人情感,深深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 鸣.他真诚地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的情感纽带.他把政府,军队, 干部和人民群众看作是"一家人".他在解放初一次战斗英雄代表和老根据 地代表的联欢会上说,"子弟们看见了老革命根据地的人就象看见了自己的 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大家可以在一起叙叙知心话,彼此给予安慰和鼓 励."就在这次会上,他为老根据地经济文化方面所出现的困难深深表示自 责.他说,"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反映陕北保安县的婴儿死亡率很高,这 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当年我们在瓦窑堡站不住脚退到了保安,保安人民为 革命出了力.现在知道那个地方的婴儿死了那么多,于心何安!我们已命令 卫生部派医疗队到那个地方去.象这样的事,今后是不应该发生的."①在这 里,他把政府的责任化在自己对老根据地人的深深情感之中.1970年,他看 到陕北群众的生活仍很艰难,有的地方粮食不足,禁不住潸然泪下,不能成 声.这种情感上的强烈自责,使政府和人民更加强化了情感上的纽带. 周恩来行政的最动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每项行政活动都带着对于管理对 方的无私的关切和体贴,使对方获得情感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激励.人民大 会堂的设计,是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大会堂的宴会厅设计要求接 纳5000人,就需要附属庞大的食品加工设施和复杂的传送程序.周恩来专门 指示设计人员:"你们不能只替参加宴会的人着想,还要考虑服务人员的方 便.宴会厅的设计要听炊事员,招待员的意见,他们说行就行!"周恩来还 叮嘱设计要考虑到服务员送菜用送菜小车,以减轻服务员的负担;房间的沙 发不要设计太重,让服务员搬起来轻便②.这种对下级行政服务人员的体贴入 微,使设计人员大为感动,北京几个大饭店的服务人员应邀而来,兴高采烈 地参加设计.哪怕是对下级人员的行政过失的批评和纠正,都体现出这种温 厚的体贴.每当发现下级工作人员的过失和疏忽时,周恩来常常是首先亲自 ① 见《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74—75页. ② 南新亩:《周恩来的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490页. 设法代为弥补,继而在批评中首先作自我批评,尽量自己多承担些责任,而 不使下级感到精神上的压力.50年代中期,周恩来作为我国的全权代表和民 主德国签订了中德友好互助条约,接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报告.记者发 了一则新闻,透露了这条签约消息.而按照国际惯例,两国签约,要经双方 约定时间,同时公布.周恩来从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陪同民 主德国总理到沈阳访问的中国同志,请他向客人表示歉意,这使民主德国总 理大受感动.接着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记者会议,先作了自我批 评,说自己只在国务院会议上提醒了记者,没在人大常委会上向记者作交代, 是自己的疏忽.从而为记者和有关负责同志承担了责任,使事情的责任所涉 及的各方深受感动,内疚不已. 在各种行政活动当中,尤其是在外事活动当中,周恩来都细致入微地关 心到每一个人,而避免有"一人向隅"之感.1955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 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为释放侵入中国领空后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斡旋.时值 寒冬,一次周恩来宴请哈马舍尔德的宴会结束后,送客人上车时,发现有一 个欧洲人模样的陌生人坐在司机旁边.经过询问,得知这个人是美国人,哈 马舍尔德的保镖.总理就问身边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把他请进来工作人员 解释说,他是美国人,哈马舍尔德的保镖,受到怠慢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 时朝鲜战争刚结束,美国仍是头号敌人.但是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是美国 人怕什么为什么不做美国人的工作下次宴会一定要请他参加.在周恩来 为哈马舍尔德饯行的宴会上,这位美国保镖不仅被邀请入席,周总理还向他 敬了酒.这种东方大国总理的文明大度,竟使哈马舍尔德也为之深深倾倒. 其四,周恩来以自己的人格形象在行政中率先垂范,激励人心.在周恩 来的行政中,产生心灵权威最根本的源泉是他自己的崇高而纯正的人格形 象.这不仅使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所景仰,而且为世界上许多知道周恩来的 人所钦羡.这使他在行政活动中享有无可估量的号召力,感应力.中国人最 喜欢的几句格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桃 李无言,下自成蹊",用来说明周恩来的行政形象,是极为精当的. 在西方管理界,人们为了寻找"说服"和"动员"管理对象的有效体制 和方法,产生过各种理论,如凭藉权势,高声嚷叫的"嚷叫"理论,以填鸭 方式灌进意见的"硬塞"理论,只说局部,保留大部的"愚民"理论.行为 科学者对"说服"做过许多实验和分析,发现过"洗脑","潜意识广告", "催言剂","催眠术",以及运用电刀刺激大脑等等,以期改变人们的行 为,但都不是有效的说服技术.心理学家麦考尔研究"人对说服的抗拒", 发现障碍重重,力图突破而无大进展.波耳分析美国本世纪情况说:"这些 年来,美国民众对说服的抗拒力已经增加,其增进的比率,和说服技术增进 的比率,大约相同.……我们现在的新技术,就比过去有效得多.可是民众 已不同于往昔.竞赛的步调越来越快,但是究竟鹿死谁手,现在还很难说." ①可是在这个宣称理性昌明的世界里,"说服"仍是一个尚难解决的难题.在 这个问题上,西方管理界正在把探求问题答案的视线转向世界的东方,转向 中国和日本.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中,管理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以自己高尚的 人格去感召对方,这是极为有效的方法.因为在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中的管理 者,应该是共同体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是成员利益的关怀者,因而应是公认 的道德楷模,是严以律己,克己奉公的道德长者.他们以自己的崇高行为去 感召人们同舟共济,相互扶持.在20世纪中国,周恩来式的行政人物,是中 国人最为向往的典范式的行政形象.周恩来认为,领导干部担负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责仕.而身教胜于言教."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 不正,则令而不行."①他强调"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 同甘苦,共命运."为此要坚持"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 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已,宽以待人'."②"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 改造别人."③"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 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④他的人格形象,不仅在他生前的行政中成为 "人心之和"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在他身后,这一行政资源仍然保持着 不可熄灭的余烈.他的人格形象,在他身后仍成为中国人团结一心,互帮互 助,铲除奸暴,渡过难关的精神号角.于此可见,在中国管理中,管理者的 人格形象中包含着何等巨大的管理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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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基于"人和"的体制权威 毫无疑义,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管理事实:过分强调管理者的人格形 象在管理中的感召作用,过分强调情感交流,心灵沟通在管理中的资源作用, 这会导致体制在管理中的作用被忽略,会形成对管理者道德的过分依赖,因 而难以明确而有效地规范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双方地位及其行为责任,难以 有效防止管理中的失误,甚至在特殊环境下可能走向个人专断,走向"个人 专制式"的管理.在本世纪里,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对 领袖个人形象的过分颂扬,对其个人作用的过分仰赖,对领袖所引起的群众 热情的过分强调,会导致对合理体制的冲击,使之失去对领袖人物的规范作 用,因而一旦发生失误就难以纠正,甚至有时出现了个人权力的专横.这是 这种管理方式的一个潜在危险.因为这种方式的管理要求有周恩来式的管理 者,但是却不能保证所有的管理者都能象周恩来. 为了防止这种潜在危险的发生,不少人向西方体制至上主义的管理寻找 ① 转引自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第100页. ① 转引自甄小英:《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第142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8页. ③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9,368页. 药方.在西方管理中,由于特定的文化源渊,人们始终崇奉脱离具体个人丽 存在的超越性体制,强调体制对一切人,包括管理者和管理对象的规范作用, 控制作用.然而在政府行政中,这种超脱的政治真实性是不存在的.正如美 国行政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并曾任美国两任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说:"政 府是社会的机关,是它的唯一有力量的和全面的工具",但是,"巨大的财 富组合控制着政治和我们的生活……大家知道,现在有成千上万拥有大量财 产和掌握着巨大经济权力的人,他们得到的财富不仅是完全合法的,而且还 值得受到他们所服务和所发展的这个社会的感戴和赞扬.但是,大家也都知 道,有些掌握了财富并建立了我国工业的人,力图控制政治,并且还力图支 配公众生活,而不容许任何人进行支配.首先就是两党政治领导机构的声名 狼藉的活动:我说的这个机构并不代表任何政党原则,而只是热衷同不管什 么样的人或政客所组织的团体结成组合,来控制各个地方,各州以至国家的 政府机关,以便维护那些操纵着这个机构的人所拥有的权力.这个机构的基 金是由那些利用它的人来提供的.这些人利用它是为了使自己免受立法的损 害,因为他们在实现其目的时,必须利用立法手段".①所以事实上,这种 至上性的体制本身并不在政治上真实地"超越"一切.因而,本世纪来在西 方人中,已经开始对现存的体制的"神话"发生动摇.同时,在本世纪西方 管理界所出现的各种新思潮,也几乎都带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力图使人摆 脱作为体制的奴隶的地位,力图消除人在管理中只具有工具价值的弊端,力 图克服管理中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情的"机械式"倾向,因为这种"机械 式"的倾向使西方管理在日本管理面前越来越相形见绌.这使西方管理界转 而向东方寻找出路. 事实不能不使我们审慎地思考中国式管理的优势和弱点.在体制和人的 问题上,周恩来的行政实践和包含在这一实践中的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思 路.周恩来视行政资源的根本在于"人和",在于人心所向,在于心灵的权 威.但是,他决不排斥体制在行政中的权威作用.我们看他在1954年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描述的新中国政府的形象: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它同旧中 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本质上根本相反.组成我们的各级国家机关的是 各民主阶级的活动分子,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活动分子.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 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假公济私,贪污诈 骗,任用私人,欺压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 是完全不允许的.事实上,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已经 绝迹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 众的,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① 从政治属性看,这个政府是"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根本相反" ①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载《新华月报》,1954年第10期,第85页.67 的,是属于人民群众的"自己的政府".而从政府作为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 事务的组织者,管理者的角度看,这个政府是一个高度人格化的管理体系. 它是自身管理对象(人民)的公共服务者,而不是在政治综合的基础上履行 某种"超越性"意志的体制工具.它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廉洁","认 真办事","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是被 人民视为"自己的"政府.它是人民的知心者,和人民同舟共济,有着真诚 的心灵沟通.毫无疑义,这个政府的管理资源从根本上说乃在于民心,在于 "人和".但是,这个政府又同样有规范,有法度,讲体制.这表现为三条 "指导原则": 第一,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本来是上世纪末之后形成的,在秘密斗 争环境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但是后来有了广泛的应用,其内 涵也有极大的丰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讲,"新民主主义的 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方针,选举政府." ①周恩来在50年代上半期讲民主集中制,主要是在毛泽东所阐述的这一含义 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如何看待这种根本性的体制在政府管理活动中的权威作 用 周恩来认为,"普选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觉悟的提 高,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支持,"②"这些代 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对于团结人民中的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对于政府 听取人民的意见及人民了解与监督政府的工作,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③ 在这里,民主集中制并不表现为通过体制的作用,实现权力主体对政府的控 制和约束,而是表现为通过体制以促进人民和政府的"了解",强化两者之 间的沟通,更好地实现相互间的"信任和支持".而且,这一体制本身的存 在就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和支持"为前提,因为这一体制的实现说明 了这种前提的存在,即"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支 持".由此可见,在周恩来的行政中,体制的权威乃是立足于"人和"的基 础,而体制权威的价值意义也就在于促进与强化"人和",加强政府与人民 的沟通,防止政府行政中非理性因素的过度蔓延而导致政府行为的失控. 1957年以后,周恩来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就较为宽泛.1957 年8月,他在谈政治制度改革时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 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 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①周恩来在这里把民主集中制 作为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可见前段时期在这一点上实现得并不理想.有趣的 是,周恩来的这段话是毛泽东的类似的两段话的词序的颠倒的再颠倒.请看: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6页. ②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载《新华月报》,1954年第10期第86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6—267页.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 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 民主集中制."②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我们的目 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③ 前者是"民主","自由"在前,后者是"集中',"纪律","统一 意志"在前.这一微妙的词序颠倒表明毛泽东更加倾向于走向"集中"," 纪律',"统一意志".当时,由于胜利,由于人民对领袖的热情,个人专 断的苗头己开始显露,渐渐容不下不同意见,因而导致在"反右"时对阶级 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同年8月,周恩来则又把颠倒过去的词序再 颠倒过来,并且把"个人心情舒畅"进一步改为"个性的发展".可见,周 恩来是希望通过民主集中制这一体制的力量防止个人专断苗头的发展,他希 望通过这一体制的作用,使领导者更多地听到群众意见,更能创造群众个性 发展的条件,因而群众也更能信任和支持领导者.他希望通过这一体制的作 用,创造并强化领导者和群众的和谐统一,集中团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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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体领导制."集体领导"是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建立的最初年代 提出的政府工作的一个原则.他说,"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 集体领导."①但是由于工农政府管理经验的不足,由于列宁逝世过早,"集 体领导"的原则并没有形成为有效的体制规则.我国在建国以后,也没有把 它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原则.周恩来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上把它作为政府工作的指导原则提了出来.周恩来所提的"集体领导", 并不同于西方行政中相对于独任制的委员会制.西方行政中的委员会制(如 在瑞士)是严格按照形式上的平等原则和绝对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形成 的行政制度.而周恩来的集体领导是按照"协商"原则形成的行政制度.他 从筹建政务院开始,就提倡协商原则.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 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 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他认为, "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精神.这种议事精神 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不重形式上的多数少数,主要在于经过事先协商和民主 讨论达成一致.①这种达成一致的意见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集体的意见,体 现为集体的领导.周恩来的行政本身就是这种协商精神的典范.建国初期, 政务院每星期开一次会,集体讨论决定政府事务.当时政务院有4位副总理,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页. ①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771,775—776页;南新亩编:《周恩来的一生》,第441页. 其中两位是党外人士;33个部长和主任委员,党外人士占12个.他诚恳地 和每个人切磋问题,统一意见,最后形成集体的领导意见.可见,这种协商, 也必须以人和为前提,否则利益上的对立必然要导致协商的失败,最后只好 交付形式上的表决来解决问题;而这种协商的过程,实质上也在于寻找人们 相互之间的沟通,争取人们相互间的理解,谅解和尊重,从而形成统一意见, 以同心协力实现共同目标. 周恩来认为,这种以协商为特征的集体领导,是防止个人专断的重要体 制原则.他自己身体力行,坚持这种集体领导,并且在党内力倡这种原则, 希望以这种体制原则来防范个人专断,"一言堂"的出现.他说,"党委领 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 便决定."②"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 一切,不管是谁."③"'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 没有这种事情."④"个人离开了集体,就无从起领导作用."⑤ 第三,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是周恩来在我党历史上首先 提出的.他在1929年9月主持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的指示信》中, 多次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词.这个词在当时的含义是一切工作都要依靠 和发动广大群众来做.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 把群众路线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①周恩来把群众路线引为政府行政的体制性原则,也主要是按照这一含义.为 了贯彻这一体制性原则,他作了种种努力.比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深入群 众,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要允许别人讲话,允许有不 同意见,坚决反对"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 子,打棍子";②他提倡每年组织两次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地方上去视察工 作,搜集和反映各方面的人们的意见和批评建议;人民代表可以在小组会上, 也可以在全体大会上对政府工作提出问题,应允许唱"对台戏";政府决策 要反映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同时应团结人民,引导群众去付诸实现.在我们 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政府的行政中,周恩来自己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模范, 他以"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作为自己进行党性修 养的重要内容.③在这里,作为政府活动的体制原则的群众路线,并不表现为 通过体制的权威保障群众对于政府的制约,而是表现为政府人员,尤其是政 ②③④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6,365,323,365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69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5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5页. 府首脑主动自上而下地同群众的接近,表现为政府和人民的相互接近与融 合,表现为政府对人民的依靠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所以,这种行政中的群 众路线,乃是立足于人民"自己的政府"和政府所"服务"的人民之间的血 肉联系,心灵沟通.没有这种联系和沟通的政府,是无从实现这一体制原则 的.同时,群众路线的坚持,又进一步密切了群众和政府的联系,强化了相 互间的沟通,从而防止政府行为脱离正确的轨道. 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群众路线,作为政府机关的"指寻原则"而 在行政中显示出权威的力量,然而作为体制,与在西方世界中不同,它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立足于政府和人民的和谐团结,立足于政府行政人员 与人民的诚挚沟通和内部相互间的诚挚沟通.它们都显示着管理体系中的所 有人们的和谐合作的统一性.这是这种体制在管理中具有权威作用的基础. 同时,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群众路线又从体制的角度促进和保障着管 理中的人们和谐合作的统一性.在周恩来的行政哲学中,这种对管理中的人 们和谐合作的统一性的促进和保障,也就是防止管理者个人道德失误,个人 专断,防止政府行为失去正常理性的体制樊篱. 这在西方行政中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管理是以管理者和管理对象 的利益的分离为前提的.美国著名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经验表明,人 是唯一自相残食的动物,对于欧洲各国的政府,对于富人掠夺穷人的一般现 象,我不能找到更客气的字眼了."他又说,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假治理 之名,把全国分成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是狼,一个阶级是羊",为防止政府 变成"狼"去吃"羊",就必须有超越于"狼"和"羊"之上的有效体制保 障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否则,"你和我,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和州长,都会 变成狼的."①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宏观文明有了发展,但是这种基本 的文化哲学意识仍然是稳固的,尽管这种超越性体制事实上并不真正"超 越".但是,在中国人中,有着对相依共存的整体意识的深深认同,而社会 主义又使这种整体意识获得了合理和具有历史进步价值的新的含义,在新中 国的行政中,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群众路线作为体制保障的作用,应 该说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验的严重不足,由于封建制残余包袱的 沉重,由于胜利而在群众中引起的感恩情绪,由于个别领导人对于个人颂扬, 个人集权的热心,周恩来行政哲学中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群众路线 原则曾受到很大冲击,而没有很好发育起来.其最显著的弱点就是这些应该 体现为体制性权威的东西,仍然停留在一般性原则要求,甚至是道德要求上, 没有形成为确定有效的刚性规范,因而显得弹性过大,缺乏必要的约束力. 这导致国家管理中刚柔不能相济,常常出现或者是个人权威否定体制权威, 或者是过度集中否定与人民的心灵沟通.这一点周恩来也早有意识,他在 ① [美]约翰杜威编:《杰弗逊的活的思想》,伦敦,1941年版,第111—112页.73 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就说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 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 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①

作者: 风之舞者 时间: 2006-4-12 16:12

第三章共权管理与人格平等 20世纪是一个世界大交流的时代.东方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吸收西方管 理的经验和哲学意识,而西方人则在工业东亚的崛起中,掀起了一个"东方 热".美国行政界的一些高级文官,由于厌烦于长时间在职位本位制的体制 控制之下,履行一种纯机械式的管理活动,因而向往中国思想家老子的一句 治国格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认为这是"关于领导人的座右 铭,2500年以来,仍未有出其右者."①这种"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式的管理,换老子的另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式的管理. 它不认为管理是管理者对于管理对象的绝对控制和精确操纵,而认为管理的 整个过程应是被管理者自觉行动的过程,是使管理目标成为被管理者的心理 追求,从而使被管理者自动地为实现管理目标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的过 程.这是与管理者单方向实施管理权的专权式管理相对立的一种共权式管 理.但是,这种共权式管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不同阶级的行政人物中, 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管理者们主要把它理解为分权管理和参与制 管理;在日本,管理者们主要把它理解为有如无言地引导抬轿者们互相心照 不宣,而又齐心协力地把轿子抬到神社去的"抬轿子式"的管理;中国古代 的道家把它看作是小国寡民的"纯自然"环境下,无为而治,听任百姓"自 然"的管理;而儒家则把它看作是以民本哲学为基础的"君——臣——民" 三位一体的王道行政. 周恩来的行政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管理传统的精华,同时又充满着崭新的 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高度自觉,并获得高度自由 的社会.在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前进中,列宁曾设想在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上, 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管理处",每个普通劳动者都可以成为而且都应该成为 真正的管理者.①周恩来循着历史前进的方向,立足于人民的自觉精神,在自 己的行政中贯彻着一种既显示中华民族优秀管理传统,又带着鲜明社会主义 时代特征的共权管理原则.而这种共权管理以其在文明发展中的前进性而区 别于其他共权管理模式,其根本点乃在于它是建立在对民本哲学和权利平等 实现了双重超越的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一,发育于"人和"的共权管理模式 已如前章所述,周恩来的行政资源观以"人和"为核心,他视国家管理 的"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 政府和人民以及政府内部所有管理人员的齐心协力,和衷共济.这种行政资 源观为共权管理模式提供了决定性的发育条件.因为这种行政资源观所倾心 追求的是政府目标和民心所向的一致性,是依靠管理对象对于管理目标的自 ① 参见余胜椿主编:《治国之道》,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75 ①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 觉认同而引起的精神动力来实现管理的功能,所以,管理的过程必定要引入 管理对象的积极的自觉活动,必定要发生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兼容,必 然要依靠被管理者自觉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这种管理,决不是按照管理 者单方面对被管理者实施完全控制和调节的方式运行,而是按照管理双方在 心灵沟通的基础上,按不同角色要求共同对管理过程实施控制和调节的方式 运行.这也就是周恩来在"人心"资源的前提下所形成的共权管理原则. 周恩来一生都重视人们的心灵相通,和谐合作.他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作 事于社会,服役于国家"的精神素质.这种国家的"服役者"的角色,在他 的意识结构中乃是和社会革命者,国家管理者的角色相融合的.他把对公众 的管理看作是为公众的"服役",而他为公众的服役事实上又成为一种管理. "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从日本返回天津,虽还没有进南开学校(大学部) 入学,但被邀搬进南开学校居住,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当时学联的 领导人之一的潘世纶回忆说: "那时参加学联的人很复杂,爱出风头的,锋芒毕露的,争权夺利的有 的是.周恩来却不是这样.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 当无名英雄.他搞什么活动都专心致志,非常热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用到 工作上.办报纸是个苦差事,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 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 有下过小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又好.当大家没有主意时,他会出新主意. 所以,许多人尊重他,有事愿找他."① 美国记者文萨克斯说,"周先生始终是中共的行政奇才".从这一小小 的经历中,我们不仅看到早年周恩来的管理形象,而且看到早就积淀于周恩 来意识中的管理哲学精神.在这里,他是《会报》的主办人,但看上去更象 《会报》的一个差役;他干的都是"苦差事",但是,"当大家没有主意时, 他会拿出新主意";他只是"埋头苦干",而不老发号施令,但是人们"尊 重他,有事愿找他".周恩来有效地管理着这家当时"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 报冠"①的报纸,但是每个参与其事者都会觉得这一成功是自己参与作用的结 果.我们几乎看不到作为管理者的周恩来,但是却处处可以感到作为管理者 的周恩来的存在.这真不愧是深合中华民族文化心态的管理奇才,"行政奇 才".这种管理精神,使他在后来任新中国国务院总理期间的行政活动获得 了辉煌的成功. 还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生平第一次进入国家行政的领域,就坚持 "引导人民参加政治"的原则.1926年初,在第二次东征的军事行动结束后, 即着手地方行政建设工作,原来由东征军总政治部(周恩来任该部主任)负 责的地方行政工作,交由正式设立的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负责,周恩来就 ① 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0页.77 ① 参见《新人》月刊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18日. 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的地方政权机构.作为该地方政府行政首脑的周恩来,在就职通电中提出两 条行政要略,第一就是"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在 他就职后的第22天,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就在汕头召开.就这一会议的召开, 周恩来在给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的报告中说,"职以训政开始,头绪纷繁, 待恃一纸公文,终嫌隔阂,爰定于二月二十日,在汕举行行政会议,召集所 属各县长,各教育局长,届时亲自出席,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之有组织者,每 县得各派代表一人参加."②于此,周恩来首开人民群众参政议政,行政首脑 和人民群众共商行政的风气之先.这种行政会议虽在国共合作的特定历史条 件下有着种种局限性,但是已经显露出周恩来行政中的鲜明的人民精神.这 种行政中的人民精神,在他后来在新中国国务院任职期间获得了充分的发育 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这种管理精神,和毛泽东1960年总结鞍钢管理经验,肯定"两参一改三 结合",的原则,在哲学上有深深的相通之处.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即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 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就是要使管理者在参加劳动中与被管理者形成真 切的心灵沟通,使工人在与干部的角色交融中成为管理的自觉参与者,因而 形成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的管理.这种管理中的哲学精神,从 社会学的角度看,当然首先是基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群众在企业中的主 人翁地位的确认;而从管理的角度看,则充分体现着深深契合于东方文化精 神的共权管理原则.所以,这种管理原则在中国人还没有来得及充分认识其 价值意义的时候,日本人就把它接过去,而融化在自己的管理之中.西方人 也把它接过去,以丰富自己的参与制管理. 先秦法家的治国理论反对共权管理原则.韩非认为,"上不与共之,民 乃宠之",意思是说君子不与大臣共权,百姓才能真正侍奉他.因而他主张 管理者剥夺被管理者的各种权力,使之处于自己的绝对支配之下.他认为君 主对臣下应该"探其怀,夺其威.主上用之,若雷若电".①马基雅维利也主 张统治者对于统治对象的绝对控制,甚至可以为此而不择手段.认为统治者 "必须既象一头狮子,又象一只狐狸".他为这种专权式的治理所提供的理 论论证是:"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渴望创造一个国家并为它制定法律,他 首先必须设想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表现其罪恶的本 性."①如果说这种专权式的管理还带着中世纪的落后与野蛮,而在进入工业 文明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专权式管理仍以其新的外在形式而成为西方 管理的主流.泰罗的科学"管理"就是以管理者和管理规范对工人的绝对支 ②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05页. ① 转引自段昌国等编译:《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29页.79 ① 转引自丹尼尔 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33页. 配为特征,当时就遭到"把工人当作机器"的指责.科学管理的支持者们无 法回避这个问题,而只是辩解说使工人接受"尽可能完善的训练"这个问题 比"他是不是一部机器"这个问题更重要.②20世纪以来,西方管理界作过 不少努力,力图使这种专权式的管理更多地具有一些"人情味".但是,西 方文化中过度的理性主义意识,个人利益相互独立的社会意识,使他们始终 无法弥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相互间的绝对分离,使管理者始终无法摆脱把被 管理者绝对对象化的意识.而在中华文明中,温馨的人文精神导致人们对共 同体内部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的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认同使管理者与被管理 者之间构成同舟共济的关系,因而排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绝对分 离,而认可角色间的相互兼容,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互换.历代被视为治理 国家的楷模的尧,舜,禹,都亲自参加劳作,(后世君王不再如此,但是必 定履行"亲蚕","藉田"这样的仪式,以表示不改其宗.)住普通房子, 芽粗布衣而且仅足"掩形",吃的是"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他们以自己 的模范行动风化天下,使天下人皆学他们的样子管理自己,调节自己的言行, 如"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 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③,于是天下大治.这样治 国理天下的共权模式,是中华文化中人们所始终崇奉的理想模式.而韩非所 提倡的专权式管理,只是霸道君王的驭臣之术,纵使在治国之中赢得地位, 也往往只在技术性的层面上,而不能象西方文化圈中那样在哲学的层面上立 足,所以它不能构成中国行政的主流. 周恩禾行政中的共权管理原则,不是中国传统管理模式的重复,而是奠 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的人民行政,是以人民的自觉精神为 管理资源的人民自己的行政,是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政府干部和人民群 众打成一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管理目标的行政. 他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成 功,都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政 府行政的一切过程,都是人民实施自己的管理意志的过程.因而,政府行政 的运转线路,不是从一个原点(政府)向各方呈单向放射型的指挥,控制和 调节,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双向循环式的沟通,发动和自动 运作. 这种双向循环式的沟通,发动和自动运作的运行模式,渗透在周恩来行 政活动的决策,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等全部过程之中.在这种双向循环 式的运作体系中,决策乃是政府领导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把 群众中分散的,不系统的,不完整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加工,化为系 统的,完整的,集中体现人民意志的方针,政策,措施和办法,并且在群众 ② 转引自丹尼尔 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179页. ③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的实践中,在政府与群众的沟通中再次进行评估和优选.在纠正造成我国三 年经济困难的决策失误时,周恩来指出,"改变目前的情况,关键在于领导, 在于决策,在于我们这些人".①"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 群众路线太少.""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 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他提出"要坚守毛泽东 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上来,坚持下去;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①这种决策的运行模式,是当时走出困难的低谷,走向调整 和复苏的正确决策的关键.我们来看周恩来当时到河北邯郸地区作农村调 查,就食堂和评工记分问题给毛泽东的一个电话汇报: "主席给李井泉和陈正人同志的信②六日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到邯郸之 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五天了.五天中,我找 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 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 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 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 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 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 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积极 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 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 社员的体力和恢复育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八月返回北京,帮助陈总解决出席日内瓦会 议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同志①带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二十 天."② 这次邯郸调查,对于周恩来形成关于落实经济调整方针的工作安排这一 决策过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形成"坚决退够"的决策基础之 ① 转引自《我们的周总理》,第10页.81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4页. ② 毛泽东在该信中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到农村认真做调 查研究工作.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0—581页. ① 许明同志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4—315页.83 一.在这里,国家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和最普通的民众一起履行着国家的行政 决策过程.群众的意见,和群众共同试点的做法,群众实践中创造的经验, 与群众的直接协商讨论等,直接进入了国家行政首脑的决策过程,这在大国 总理的行政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双向循环式的行政运行中,行政的组 织,指挥和协调过程,主要体现为"从群众中来"的基础上坚持"到群众中 去",在"集中上来"的基础上"坚持下去",是把集中群众意见形成的决 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的过程.行政的组织活动,是把人们动员起来,组织 在一个以共同目标,共同信念为基础的共同体系之中.管理者在组织群众的 过程中,也把自己组织在群众之中,从而带动群众实现有效的自我组织和相 互组织.行政的指挥,是把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人们引向达到管理目标的实际 操作.在这一过程中,指挥者同时也应是模范的执行者,以自己的模范执行 来引导执行过程;执行者同时也是自身操作的优秀指挥者,自己有效地调节 着自己的操作过程.行政的协调,是把人们所有争取管理目标的努力统一起 来,这种统一特别强调心灵上的沟通和精神上的共鸣,是"大家能够同呼吸, 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①因而,组织协调和个人协调能有效地交 互作用,有效地保证兼顾各方和照顾全局,保障整体管理目标的实现.而行 政的监督过程,就更是管理双方共同执行其职能的过程.周恩来说,"要把 六亿人的生活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 做好的".②这种互相监督,除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工作的 监督之外,还包括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地方对中央 的监督.这样,从政府到民众,从民众到政府;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管 理者到被管理者,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日臻完善的行政运行模式.这是周 恩来用自己的行政实践,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精神 的共权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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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等观的双重超越 任何一种共权管理模式,都确认管理双方以各自的角色身份而共同履行 管理的职能.但是,由于管理双方角色的不同特性,以及角色双方相互关系 的不同特性,使各种共权管理模式具有极不相同的个性,甚至具有管理文明 史上的不同层次的区分. 中国传统的共权管理模式以尧,舜,禹的治理国家为楷模.传说中的尧, 舜,禹的管理活动,带着浓重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残留特征,而且人们为之构 筑了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的图景,其实乃是 血缘氏族社会的"回光返照".中国社会由于结构的特殊稳定性,在跨进私 有制社会阶段时并没有剪断血缘关系的纽带."回光返照"中的"大同"社 ① 见周恩来1961年1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我们的周总理》,第11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1—352页. 会的管理模式,也就成为文明社会中表现为管理文化意识的"管理神话". 这种管理文化意识经儒家学说的理论概括,构成了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管理 哲学. 在民本主义的管理哲学中,民以"天"的身份加入国家管理的运行体系. 儒家经典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民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尚书》记述 成汤灭夏桀说,"有众率弗协,曰'时日易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 今朕必往."①记述武王之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②"天 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③接着,民又被抬到神之上,《左 传恒公六年》记载,随国的君上尽情享乐,百姓却在挨饿,随侯以为祭祀 用的牛,羊,猪完整肥大,黍,稷丰满整齐,神就会庇佑他.可是季梁脱口 说出"民,神之主也"的论断,指出神是受民主宰的,老百姓挨饿,你无论 用怎样丰盛的牺牲去祭祀,神都不会理你,神只听老百姓的.而孟子则概括 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民也在神之上.所有这些论见或观念, 尽管把民抬到极高的地位,但是这里的民却不是真实,具体的权力主体,而 是抽象的权力整体,是以某种"社会集体心象"出现的神话化了的政治符号. 民既以具有"天"的性质特征的抽象权力整体而进入国家管理的运行体 系,从而也就确立了在这一管理的运行体系中,民对于君以及君对于民的地 位关系.首先,君王必须"敬德保民",要通过自己的管理活动体现"怜民", "恤民","怀民","惠民","恩泽被于四方",这样才能获天佑而有 天下.换句话说,君王的治理活动也就是履行对民的恩赐.而民则温顺地接 受着君王的恩赐,并表现出对君王的拥戴.这种拥戴也就是君王获天命而有 天下的象征.臣在治国中的职能首先就是这种拥戴.其次,君王必须体察民 情,了解民心,"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民则应表示顺从,服从,自 觉地按政令而行,即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优民之忧者,民亦忧 其优."①如果民不顺从,则表明"天不与之",则君王应调整自己的施政方 针.再次,君王应该修身养性,成为天下的道德楷模,以自己的道德行为引 导百姓的言行.而对于无德的君王,民可以通过社会震荡的方式使之失去"天 命",并选择新的君王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因而,在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中, 君与民的关系是恩赐者与拥戴者的关系,是体察民心的施政者和乐于合作的 顺从者的关系,是道德模范和道德追随者的关系.所以,尽管民的地位几乎 被抬到至上的地位,但其实乃是被神话化了的抽象的权力整体,每个具体的 民只能是君王恩泽的拥戴者,君王政令的顺从者,君王德性的追随者.尽管 ① 《尚书汤誓》. ② 《尚书泰誓》. ③ 《尚书皋陶谟》. ④ 《孟子尽心》下. ① 《孟子梁惠王》下. 他们名义上具有"诛一夫"②而"替天行道"的资格,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 能去"替天行道".纵然是挂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也只是为了重新选 择一个君王.所以他们在更多的时间,或者说在基本的方面,乃是以"顺民" 的身份而进入国家管理活动的体系.他们以自己的拥戴和顺从,支持了君王 的治国管理活动,前提是君王"有德",能"敬德保民","泽被四方", 而任何君王都宣布自己拥有这个前提. 在国家管理体系中,这种相互地位关系的过度发育,很容易引起人们的 主体意识的普遍失落.民作为抽象权力整体的"天"而加入国家管理活动, 这只使他们深信自己能够获得君王的恩典,渐渐人们也就淡忘了作为"天" 的身份存在,不到实在活不下去时决不会想到"替天行道".人们只是一味 期盼着恩赐,崇拜着恩赐者,以自发的顺从使恩赐者的治理活动获得成功. 只要君王能有一点"敬德保民"的表示,他们就虔诚地膜拜下去;只要有官 "为民请命",他们就捧之为"青天";只要有谁"为民作主",他们就热 忱地为之讴歌. 民主革命的冲击,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使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在经济生活中他们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在 政治生活中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但是,数千年所累积下来的文化传统意识, 要在几年,几十年内就冲洗干净,这是不可能的.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民 本主义的残留意识仍然在干部和群众中时而表现出来.周恩来十分敏锐地注 视着这一点.这是在建国前夕,他就注意到当时出现的因毛泽东的"成就伟 大"而把毛泽东神化的苗头.1954年5月4日全国青年大会的口号是"在毛 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周恩来在这次大会上特别突出他讲了不要只看毛泽东 "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决不要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偶然的, 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不要"把毛泽东当作一个孤立的神"①.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很大进展,人民的感激情绪也 不断上升.这时周恩来对干部们说,"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 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 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 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②这种危险后来果然出现了.1959年7月中 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期,周恩来在一次讨论经济工作的小会上说, "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 后,不如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 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 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 ② 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见《孟子梁惠王》下.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2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9—210页.87 么民主呢 !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①这段话极其委婉,也极为发人深 思.这段话曲折地表达出周恩来当时内心的忧虑和不安,他已经看出,自下 而上的个人崇拜和自上而下的个人专断正在形成气候,而又深感自己"无力 回天".所以,当时听了这段活的人都觉得"心灵深为震撼". 如何克服民本主义残留影响的困扰或者说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生 活中,组织管理者和人民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关系模式 周恩来对于构成共 和制民主政体基础的法权关系上的人人平等,或谓权利平等,给予过充分的 肯定.恩格斯也曾肯定过这种以权利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制政体,是 无产阶级可以接收的"现成的政治形式"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③, 列宁则称之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④.周恩来在青年时代,作为革命 民主主义者曾热切地追求过这种共和政体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而在夺 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则以一个高度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独具的眼 光,为筹建新中国共和制民主政体作出了卓越的努力,为在政治生活中保障 人民的权利平等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建树.这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制民主制 度,在体制上承认所有社会主义公民在享有国家主权上具有法律保障的一律 平等的权利,否定在法律之上还存在某种个人权力主体,不承认任何凌驾于 法律之上或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的存在.从体制原则上说,人民是作 为一律平等的国家主权的享有者而进入国家生活,而不是以抽象符号化的权 力整体("天")的方式进入国家生活.因而,国家的组织管理者是和人民 群众一样的权利平等者,而不是国家主权的专门所有者,他们只能是为人民 服务者,而不是对人民的恩赐者,人民和他们的关系是权利平等的关系,而 不是某种个人权力的拥戴者和顺从者.国家的组织管理活动,不是"为民作 主",而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种权利平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共和制民主, 尽管在中国的民族土壤里还不是"现成的政治形式",而且社会主义制度基 础上的权利平等和共和制民主还严重缺乏经验,因而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完善 起来,但是,在体制原则上,已是对民本主义传统的一个根本性的否定. 然而,周恩来在自己的行政哲学中,并不满足于这种体制原则上的权利 平等.他不把行政看作是政府通过超越性的体制力量对社会民众所实施的管 理,控制和调节,而是把行政看作是政府率领人民共同管理好民众自己的事 务,这种行政是国家生活中的组织管理者和人民群众双向循环式的共权管 理.但是,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明确国家的组织管理者和人民群众在法权关系 上的平等,这是一种体制上,因而也是形式上的平等;它没有明确在具体的 行政过程中,国家的组织管理者和人民群众如何实现事实上的平等.按照这 ① 转引自谷收:《回忆敬爱的周总理》,见《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5页. 种权利平等的本性,平等享有国家主权的人民是以通过选举(或通过议会选 举)产生政府的方式,以及在体制上保留对政府的最终约束的方式,来行使 自己的主权.这样,从体制的意义上说,人民通过选举产生政府,也就是把 自己组织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让渡给政府,自己只保留了终极约 束的权力.因而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只确保人民成为政府管理活动的义务 人,而不能确保人民作为行政的平等参与者而出现于行政过程之中.周恩来 行政哲学按其本性是不能满足于这一点的,他追求的是在行政过程中管理者 与被管理者事实上的平等参与,平等协作,相互尊重,相互监督,在平等沟 通基础上为实现目标的共同努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在体制形式上, 而且在事实上使国家行政符合人民的意志,真正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管理中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国家行政更能符合中国的民族精神,也才更能体 现社会主义行政与资本主义行政的区别.所以,周恩来在国家生活的实际组 织管理活动中,又使管理双方的关系从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向前边出一步.他 继续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利平等存在的现实价值,为无数先烈用鲜血和 生命所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制民主遭到破坏而痛心,为维护每个公民,尤其 是"文革"期间受冲击的干部的平等政治权利而顽强努力.但是,在他的精 神向往之中,在他的行政实践之中,他更加努力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事实上的 平等.因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事实上的平等,不仅表现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在形式上具有法权关系上的平等,而且在事实上作为相依共存的组织成员具 有社会人格上和自然人格上的相互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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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谐共处中的人格平等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你们都是兄弟,可是上帝对你们的造法不 同.你们之中有些人有命令他人的能力,在这些人的组织之中,上帝和了黄 金,因此他们也享有最大的光荣;有些人乃是上帝用银子所造成,只是附属 品;还有一些人是要做农工的,则是上帝用铜铁所造成."①这种从自然人格 到社会人格的分离和不平等,在西方文化意识中是一种深深潜藏着的观念." "你们都是兄弟",所以在权利关系上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在事实上人具有 "金制成","银制成","铜铁制成"的区分,因而只能由一部分人对另 一部分人实行绝对的命令,支配和控制.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中,没有这种人格绝对分野的观念.中国人的主 导信念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 的区别,但同时认为绝大多数都是平等的"学而知之",他认为自己就是"学 而知之"."上智下愚","性三品"等等说法,乃是基于"性相近,习相 远"而立论的,并不在"上帝造人"的阶段就承认存在人格上的绝对分野. 因而在人格关系上只能引伸出同舟共济,互爱互助,相互尊重式的共权管理, 而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支配和绝对命令.然而浓重的宗法伦理 ① 转引自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第26页. 意识对人的抽象整体化,使"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能性逻辑前提引伸出民 为"天"的整体符号化的结论."天"派自己的"元子"(即"大儿子", "天子"的原义为"天之元子")来关怀,恩顾,"养成"众民,众民以天 的"行与事"而表示对天子的庇佑.② 唯物史观使周恩来的行政,和这种以恩赐和拥戴为特征的组织管理方式 实行了根本性的决裂.在国家的组织管理活动中,他不满足于人与人之间仅 在形式上具有法权关系上的平等,更反对用抽象整体化的方式把"人人皆可 以为尧舜"的意识变成整体符号化的空洞逻辑前提.他所追求的是"人人皆 可以为尧舜,的事实,(毛泽东用诗歌表达了这种理想的情感:"六亿神州 尽舜尧".)是在国家组织管理中"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真实的人格平等, 并且以这种人格平等作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国家组织管理方式 的人际关系基础. 这种事实上的人格平等,首先否定了政府官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高 低,贵贱"之分.在周恩来的哲学中,这种否定决不仅仅是在法律所确认的 权利范围内,而主要是在相互人格平等的层面上.因而在他的行政中,固然 努力保障对方的法定权利受到尊重,而且尤其发自内心地关心对方的人格受 到尊重.在50年代初期,身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曾经亲自为一位下级干部 送葬,并且自己给他抬棺材.事情要追溯到19年前的长征路上,当时周恩来 因患伤寒,连续高热五,六天不吃东西,行走已完全没有可能.这时陈赓同 志亲自任担架队队长,决心把周恩来抬过草地去.当时任兵站部部长的杨立 三自愿加入了抬担架的行列.长途跋涉,冻馁交加,本来徒步已很困难,何 况还要抬着担架.同志们的这份情谊,使一向尊重他人,关怀他人的周恩来 深深地动了感情.直到19年后,杨立三同志去世,周恩来已是国务院总理, 他坚持要去给杨立三送葬,并且坚持要为杨立三抬棺(当时尚未实行火葬). 中国人重生因而也重死,送葬,抬棺,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对死者最大 的人格尊重,也是对生者表示一种人格互重的信念和信心.这是周恩来获得 中国人民爱戴的一个基本点. 周恩来确信人民群众在他行政中的共权地位,当然首先因为在法律关系 上确认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国家主权的平等享有者,然而在周恩来的行政意识 中,人民群众的管理共权地位的确立,更多的是由于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 人格平等,以及对于人民群众的人格信心.他给干部讲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时, 也主要是在这个层而上启发干部认识到与群众的人格平等.全国一解放,周 恩来就教育干部"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讲的主要不是干部,群众之 间在法律关系上的平等问题,而主要是在相互人格尊重,情感沟通,道德信 义上的平等.刚进北京城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从陈云同志的电话里知道,"王 府井的霓虹灯亮了",这表示已是十分调敝的经济开始走向恢复.周恩来决 ② 孟子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见《孟子万章》.91 定立即去察看.可是到王府井一看,百货公司都在结帐,并向外撵顾客.一 打听,说是有中央领导来.周恩来听了很生气,立即批评警卫人员说,"是 不是你们又通知了警卫局这种做法要不得.在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的敌 人统治区,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什么都不怕,人民和我们一齐打垮了蒋介 石.今天,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解放,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怎么反倒要同 群众隔离呢 "① 正是基于上述观念,周恩来把自己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的角色看作是 "人民的儿子".1966年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大地震,周恩来在灾区农村沿 家挨户视察时,看到一位老人因家破人亡而痛哭不已,这时周恩来也情动于 中,不能自禁,对老人说,"你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吧!"②这种情动而发 的心声,是周恩来在人格层面上尊重人民的哲学意识的自然流露.在中国传 统的国家管理中,人们都把管理者视为"子民"的"父亲",或者是"■民" 的"长兄",而周恩来则视国家的组织管理者为人民的"儿子".尽管在周 恩来这里,这样的用语只是一种表达角色特征的象征性用语,但是已表明国 家生活中的组织管理者与民众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组织管理者从"恩 赐者"的角色转变到"服役者"的角色,从而在事实上实现了与民众的平等 以及对民众的人格尊重.共产主义者,并不象某些偏见者所指责的只有斗争 哲学.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周恩来,有着对整个人类的普遍人格尊重的特殊博 爱精神.他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是这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也是 这样.周恩来每次出访,都把这种博爱精神带到这些国家的国土上.每次访 问结束,他感谢该国领导人的合作和热情,但同时也都一定要找到汽车司机, 宾馆和饭店的厨师,机组人员和保安人员同他们告别,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 和帮助.他对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所雇佣的在当地被视为最下等的印度"贱民" 表示特别的关怀,同他们逐个握手,表示慰问.当地的这些"贱民"处在社 会的最底层,从事打扫厕所,擦洗地板等被视为最卑贱的职业.他们是被社 会摈弃的人,除了自己种姓内的人以外,谁也看不起他们,谁也不愿意对他 们表示礼貌.所以周恩来的举动使新闻记者们大为诧异,并一时爆为新闻. 人格平等,必须表现为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平等.尤其是在国家组织管理 活动的领域里,这一点最容易受到冲击,因为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所体现 的管理功能常常和管理者的个人价值混在一起,因而导致否定管理者与被管 理者的社会价值的同质性.而如果不能确认管理双方价值的同质性,管理中 的人格平等就会是一句空话.传统社会中为什么"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始终 只能是一个抽象符号化呐逻辑前提为什么在名义上"民贵君轻",而在事 实上"君王至上","官贵民贱 "因为"恩赐者"的"泽被四方"和"顺 ① 转引自甄小英编著:《周恩来,坚持党风的楷模》,第107页. ② 见宋庆龄:《怀念周恩来总理》.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5页.93 从者"的"感恩戴德",无法获得价值上的同质性.而在具有现代文明的西 方世界,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性和人与人之间社会价值的差别性,是同样 公开承认的.温斯顿丘吉尔把所有的人都比作虫子,而认为自己是虫子之 中的唯一的萤火虫.夏尔戴高乐当法国人并不迫随他的政策意图时,他当 众大骂"法国人是畜生,就是畜生".康德拉阿登纳把自己比作政治竞技 场上的角斗士,而把自己的德国同胞们看作是"吃肉的绵羊".①而周恩来却 坚定地认为,"个人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②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共 同点上,周恩来明确了国家组织管理中的管理双方所具社会价值的同质性. 周恩来在行政中的人格平等的第二点表现,就是这种管理双方社会价值的同 质性与平等性. 1961年夏天,周恩来,陈毅和上海锦江饭店的服务员聊起服务员倒茶的 意义这个话题.周恩

作者: 气死我了 时间: 2006-4-14 17:54

啊！你把《周恩来行政哲学》贴过来了！

作者: 风之舞者 时间: 2006-4-14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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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全！只是开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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