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

1976年4月为悼念周恩来,彭绍辉让家人做了个花圈,写上"一个老红军战士敬挽".在家人陪同下,晚上亲自坐车送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前他说:这么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悼念总理嘛!然后他坐车围着广场转了一圈才回家.    <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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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31年，在上海的彭文应去朋友家，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人在和朋友说话，看到彭文应，那人向彭文应看了一眼，侧一下身，彭文应的朋友正在翻箱倒柜，问彭文应：“你身上有钱没有？我太太不在家，我只找到一点钱。”彭文应就把身上带的钱都给了朋友，朋友交给来人，那人又看了彭文应一眼，点点头就走了。后来彭文应问他的朋友，那人是谁。朋友笑了，那就是周恩来，他在筹钱营救地下党。1951年，彭文应参加一次政协会，他发现周恩来老在看他，他想大概是自己多心了，20年前的事，而且只见一面，周恩来不可能记得他。散会后，彭文应正往外走，周恩来叫他：“彭先生！”彭文应回头站住，周恩来和陈毅一起过来，周恩来对陈毅说：“彭先生当年帮助过我们。” <br>
<>　　 演董存瑞的张良有一次和张瑞芳配戏，周恩来去看了，看完以后，对每个人的表演都评论一番，说到张良时，周恩来说：“小张良，你演得可不行，没放开。”张良很不好意思：“张瑞芳比我大十几岁，我演她的丈夫，找不到感觉。”过一会合影，大家要周恩来坐中间，周恩来说：“谁岁数大谁坐中间。”大家说：“那还应该是您。”周恩来说那不一定，说着就报了生日，有一位岁数较大的老先生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比总理大一个月。”周恩来说大一个月也是大。于是这位老先生坐在中间，周恩来拉着张良坐在最右边。（《张良回忆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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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周恩来指示当时参加中美会谈的王炳南，约见美方代表，对美国提出严重警告。4天后，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反对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重申美国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地区的目的是所谓“防御性的”。 <BR>对于这条新闻的刊出，当时《人民日报》的报社负责人和编辑部提出三个方案：一，国际新闻版显著位置；二，第一版显著位置；三，第一版不显著位置。他们倾向于第二个方案，但拿不定主意，于是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听后，认为这样一个和我国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放在国际新闻版显然不妥，但也不必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因为肯尼迪的态度虽然很重要，但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根据过去刊登这类新闻的经验，提出以放在第一版右下角为宜。 <BR>后来尼克松访华的新闻也是放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 　 　 　
<>      抗日战争还未结束，周恩来就考虑将来开发和掌握有关导弹、原子弹新技术的需要，指示情报部门拟出在欧美等地攻读有关专业的留学生和从事此项研究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的名单，一待时机成熟，争取他们回到祖国服务。解放后，周恩来就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争取一批滞留在欧美的科技人员陆续回归祖国。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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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容的《红色记忆》里说他和李普结婚前，李普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问了沈容的情况说：“第一，要先给家里写信说明，家里同意与否不要管它；第二，要在报纸登一个结婚启事；第三，要请一位像沈钧儒那样的大律师证婚。国民党总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事情真相。” <BR><BR>1960年，周恩来访问印度，离开印度时，英甘地身着藏装在草地上欢送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就问罗青长等人：“你们看到没有？英甘地穿着藏服，说明她对西藏问题感兴趣。”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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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特别要求让服务员和厨师参与设计，他认为将来经常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人是厨师和服务员，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应该考虑到他们的需求。这些厨师和服务员都很认真地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的厨房和餐厅的位置都便于服务员送饭菜，油烟的排放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P>
<><br>1958年建密云水库，由张光斗具体负责工程设计。有一个水利部的领导觉得钢筋放得太多了，想少放一些，张光斗不同意。这位领导有一天就把张光斗支开了，趁他不在，抽出了一部分钢筋。张光斗回来发现了，和这位领导大吵了一架，又把钢筋放回去了。后来有人向周恩来提及此事，周恩来对那位领导说：第一，张光斗不准离开工地；第二，所有的设计图纸必须有张光斗的签字；第三，如果有谁强迫张光斗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光斗可以直接找我。（《张光斗传》） 　 　 　</P>
<>从前有个话剧演员魏鹤龄，戏演得很好，就是有个特点，每场戏都忘词。解放后，周恩来有一次见到他就问：“老魏，你现在还忘词吗？”魏鹤龄说：“总理，那是我的老牌子，怎么能倒呢？” <br>还有一次，一群人在中南海里跳舞，周恩来看魏鹤龄坐着不动，就问他：“老魏，你怎么不跳？”魏鹤龄说：“报告总理，我上身穿着制服，下边什么都没穿。”（大概这个老魏是穿着大裤衩子去的）周恩来大笑，就叫人给魏鹤龄找了一条他的长裤给魏鹤龄换上。（《赵丹画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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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句是《钦差大臣》里的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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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bsp;&nbsp;&nbsp;&nbsp;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中，范瑞娟、傅全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得了五个一等奖。影响很大，有关方面决定把它搬上银幕，但是，在考虑人选问题的时候，却碰到了难题：梁山伯只有一个，范瑞娟“当仁不让”，不成问题；祝英台却有两个——袁雪芬与傅全香。让袁雪芬拍吧，这次得奖的是傅全香；让傅全香拍吧，这个戏又是根据袁雪芬的《梁祝哀史》改编，袁雪芬演出很多，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怎么办呢？ <br/><br/>&nbsp;&nbsp;&nbsp;&nbsp;有关方面甚感为难，她们姐妹俩却并不知情。1952年秋天，全国戏曲会演期间的一个深夜，她们突然接到通知，周总理要在中南海接见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子夜十二时，总理那么忙，找她们干什么啊，三个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听说能到中南海总理家里作客，这个高兴劲儿可没法说了。隔了二十多年，傅全香在讲到这次难得的会见的时候，此情此景还历历在目。她告诉记者：：“在这天夜里，总理居然同我们谈了一个通宵。一开始，他就要我们谈参加会演的感想，还问我们，得奖是不是好事？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道得奖不是好事是坏事？然而总理却讲得很深刻：‘如果不小心，金牌牌会压坍人的。得奖的是你们，但是你们背后有多少无名英雄？他们为你们的得奖花费了多少劳动，多少心血？’这些话过去我们确实是想也没有去想过。接下来，总理又讲了很多‘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一再叮嘱：‘现在放在你们面前的任务很多，只要搞好团结，才能做好这些事情。在谈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又同我们讲了许多越剧的缺点和弱点，关照我们：‘不要只看到越剧优美一面，还要看到它的缺点和弱点，你们的底子是薄弱的。’” </p><p>　&nbsp;&nbsp;搞地下工作的刘人寿有一段时间在延安学习，一次听周恩来讲话，有关人员在周恩来面前放了一个凳子和水，周恩来总是把凳子搬到一边去，怕万一日军轰炸，群众疏散时会碰到凳子受伤。 </p><p>《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英豪传》，丁群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p><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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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吃点补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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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51年4月，“敦煌文物展”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上开幕，7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周恩来来了。他对常书鸿说：“您就是常书鸿先生？早就知道您了！记得是1945年，我在重庆七星岗，是七星岗吧？看过你们办的敦煌摹本的一个小型展览。五六年过去了，那次只有十一二件展品，对吧？现在规模大得多了！是不是？”常书鸿非常激动地对敦煌的艺术发展侃侃而谈，突然他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说：“哎，总理，我说得太多了，还是请您多指示吧！”“哦，书鸿先生，在这方面，您是行家，我就是要听您多谈谈呢！”周恩来笑着看他，看着壁画。<br/>周恩来说：“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钻研敦煌学，这一点非常重要。”<br/>周恩来说：“这个428窟所画的饲虎图，真像是一条之字形发展的长幅连环画，这种方式，不正像我们今天被称作小人书的儿童读物吗？为什么在这方面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呢？面对如此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你们应该永远当仁不让地振臂一呼，使敦煌石窟艺术宝藏在我们这一代获得新生。”<br/>周恩来说：“常书鸿先生，你们多年来在沙漠艰苦地工作和生活，为保护敦煌文物，介绍宣扬敦煌文物，工作十分繁重，今天我看到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已经可以看出，你们做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工作，也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通过这次展览，要使全国人民知道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人民的伟大，祖国的伟大！”<br/>在敦煌文物展的第三展室，除了一张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珍贵文化遗产的表格外，还陈列了被盗的新疆、敦煌一带的壁画、绢画照片百余件以及重要的文书照片等。看到这里，周恩来说：“这是铁证，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对我们中国珍贵文物的巧取豪夺，真正铁证如山！所以你们的这一展览，不光是为举国动员进行抗美援朝的配合，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灿烂文化的生动教育。”<br/>最后，周恩来又问常书鸿：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又鼓励他们把敦煌文物和保护研究工作做到底！<br/>接着周恩来又问起这个展览布置的情况，问起他的女儿常沙娜今后打算做点什么？<br/>常书鸿说：“我当然希望她还在敦煌作我的女儿，做我的助手，可是林女士看了我们的展览......”<br/>“林女士？”<br/>常书鸿说：“就是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她觉得沙娜挺有才气，想教她能将在敦煌学习的积累和在美国所学的结合起来，用于现代工艺设计，所以沙娜也打算先跟着林老师在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工艺美术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熟悉熟悉。”<br/>“很好，这个选择很好。”周恩来说：“希望她学有所成，将来我们要造崭新的人民大会堂，要请你女儿这样的专家来担任美术设计。”</p><p>八年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以及大会堂的外部装饰图案设计出自常沙娜之手。</p><br/>《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叶文玲，&nbsp;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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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周恩来成立了一个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有16个人，曲格平是其中之一。当时周恩来经常提到环境保护这个词，当时在座的没一个人懂。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旦我们的工业化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要采取预防措施。当时李先念是组长，他说总理已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们总的有个人了解啊。于是大家就推到曲格平身上了，因为曲格平是从化学工业部调来的。 <br>大约1971年初，前岛岛茨郎（也许是浅沼稻次郎？）的夫人带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其中有个人是专门报道环境问题的记者。周恩来知道后单独约他谈话，请他介绍日本这方面的情况。听完之后，周恩来对曲格平等人说，请你们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来开一个会，请这个日本记者给讲一讲公害问题。当时把会场分为两个，一个是日本记者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在那里讲和提问，另一个会议室大部分人在那里通过喇叭听。讲完以后，周恩来又让大家分组讨论。 <br>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会议的秘书长莫瑞斯特朗奉命到中国，邀请中国派团出席。周恩来力排众议，力主中国派团参加。曲格平参与了筹备工作，作后聚集了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核工业、石油等部门40多人，中国政府最终决定派团参加会议，让当时的国际社会吃了一惊。 </P><br>《科技人生-50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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