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崇敬的一个人，他军事上也好，政治上也好，各个方面，都是全党全军的楷模，所以在他逝世的时候，我们在总后的门口站了一个小时，等待灵车通过。那个感情，那个压抑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九月来信”
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总司令对南昌起义有个评价：从此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建立了人民的军队。秋收起义不同于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一个大战役，我记得我们后来到会昌时还看到挖的战壕里，子弹壳啊，尸体啊成堆，这里是南昌起义部队与钱大钧决战的地方。那一仗没打好，部队退到广州去了。如果那个时候与江西农民结合起来搞根据地，那后来保存的部队还会多些啊！
后来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吸取了南昌起义的教训，打大城市不成，就上山当“山大王”，依托山区发展自己。建立武装以后，对人民军队怎么样建设党内有很大争论。
毛泽东同志讲：我们还是要建立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完成政治任务的集团，波浪式地发展，发展以后要建立根据地。不同意见的人说那样部队太苦了。这样争来争去，就在红四军七大上把毛泽东的军委书记选掉了，陈毅当了军委书记。
以后，山头主义、农民意识、家乡观念等错误思想在部队蔓延。湖南的部队想回湖南，湘南的部队要回湘南，结果打了两个败仗，到红四军八大开会时，结论都没做，陈毅就到上海找周恩来。周恩来同志对当时的前委有一个指示，被称为“九月来信”。信的核心意思就是要让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周恩来那时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都受他领导。陈毅把信带回来，接到信以后，毛泽东不来，说：你们糊里糊涂把我搞下去，现在又糊里糊涂要我上台，那不行，咱们要讲个清楚。他花了几天时间做准备，开了个古田会议。这个古田会议解决了我们建军的方针问题、路线问题、政策问题，到现在我们解放军还是按这个方针来做的。
所以我们讲周恩来同志的伟大：第一个，南昌起义打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使人民有了军队。第二个，“九月来信”对统一大家的思想起到重要作用。
恩来同志到中央苏区后，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还年轻哪。我记得我到瑞金参加过一次周恩来主持的团委书记会。我是一个步兵团的团委书记，恩来同志是江苏人，说话听不懂，就吃了几天好饭，在稀饭里面放白糖就是很高的待遇、很了不起啦。
8万多人过湘江，只剩下3万多人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和朱德统一指挥的。这个仗同我们以前的战役不一样，一、二、三次反“围剿”都是诱敌深入，在苏区的中心打的。这次有个特点，是在苏区的前沿打的，采用伏击战，大规模的运动战，分进合击。周恩来同志指挥的中央苏区打的最大的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部，五十二师师长被打伤了，俘虏以后死了。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俘虏了，一直到了陕北，他给我们讲地形学，给我们讲课。抗战以后，把他放回国民党去了。
恩来同志那时候留个大胡子，大概是在上海时为了掩护工作方便吧，像牧师一样的，我们看到觉得很奇怪。到了中央苏区后，他也没有剃掉胡子，别人见了都很害怕，感到这个人厉害，很庄严的。
后来，中央动员收复广昌，我也参加了。广昌战斗以后就是单纯防御，敌人前进一二百米、二三百米就支一个堡垒，我们不懂得，我们只有步枪，没有炮，就打不动了，就只有离开阵地，短促出击。毛泽东说，短促出击的失败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你应当这么打，把部队带出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时的中央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那一套是不正规的，是游击主义，要反对。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因为执行了中央的路线而失败，打到最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长征。当时中央军委直属队在瑞金附近办工厂，办鞋厂、办兵工厂，我们刚从火线上下来，借房子住，那时我们不知道红军要实行战略转移，离开中央苏区。一个星期后，我们出发了。队伍走到湖南、广东边境，仗就好打了，运动中敌人也不多。
过第一道敌人封锁线时，中央做了统战工作的，余汉谋把路让出来了。为什么呢？他怕我们到广州去，蒋介石军队追进广州去，把他搞掉。但他提出有个条件：我让开路，你走，你不要把蒋介石的军队引到我那儿来，因为我们走了以后，蒋介石也不好到广东，所以我们就这样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没打什么仗。通过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时，部队还比较精干，人员比较充实，我那时在三军团，毛泽东建议在湘南打几仗。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红军损失惨重。如果那时轻装，把东西都扔掉，我看损失不会那么大。
8万多人过湘江，只剩下3万多人。大家就思考问题了，首先这个问题摆在恩来同志那儿，仗到底怎么个打法？损失这么大！如果还坚持按原计划和红六军团会师，敌人结了个大网搞我们，敌人那么多，这个仗怎么打？
那时候，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同志那时病了躺在担架上。王稼祥同志被飞机炸伤了，也在后面坐担架。他们和张闻天一起交谈，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他们向周恩来建议：鉴于在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红军应该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那时周恩来有职有权。毛主席只有威望，只能是提提意见。王稼祥也是这样。周恩来支持了他们的意见。这样，红军就改变了方向，向贵州前进，并且召开了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问题。
三人军事小组
周恩来这一次认识到还是毛泽东的这套行，他就支持了毛泽东。所以遵义会议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当头。但起骨干作用的还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我们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决定是建立根据地，建立川黔滇边界根据地。
四渡赤水后我们打贵阳，蒋介石以为我们还要过长江，又把队伍调到长江。敌人沿着赤水河做碉堡，我们在空隙之间，30华里的空隙之间几万红军都过去了，毛泽东指挥几万红军。毛泽东用兵如神，一下插到贵阳。
蒋介石慌了，没兵，要云南部队守贵阳，帮他，云南又空虚了，云南部队没赶到贵阳，我们又杀到云南。周恩来同毛泽东协同得非常好。四渡赤水实际上主要的负责人还是周恩来，恩来同志虚心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那时候主要是解决军事问题，听三人小组指挥。没有周恩来的支持也难。
我们到了陕北以后的一个问题是地窄人少，粮食困难，所以毛泽东说要东征，利用蒋介石同阎锡山、阎锡山同日本的矛盾。我们依靠山西向东边，向河北发展，不打大城市。周恩来那时任务重，后方一切的安排都是他负责，既要照顾后方，又要照顾前方的红军，一万多红军。接下来东征也是这样的。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做得好，西征我们打垮了马鸿宾以后，在部队特别是同东北军对峙时，放空枪，晚上自由来往，东北军用汽车给我们运来铁，准备造船过黄河，背靠着蒙古，因为地太窄了。
西征以后，我们打了一个仗，把马承宾俘虏了，接下来把他送回去了，所以就同马鸿宾统战工作搞好了。马鸿宾一直与我们关系比较好，我们不进攻他，他也不主动打我们。以后红军会师了，我们先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的第一师的一个旅，打完以后，就准备打埋伏，在田边、山边，消灭回到榆林的敌人。
刚刚打完这个仗，正在休整，就发生了西安事变，大家很高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制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反复做张学良的工作。我们调回来，集中在三原地区，接下来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谈判中周恩来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部队有两种情绪，我们这些人非常简单，认为抓着蒋介石杀掉算了，十年内战都打红眼了。老说打倒蒋介石，抓着还放吗？要杀。后来听说要放蒋介石，是中央决定的，放就放吧，只是憋点气。后来说还要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徽，把红军的五星帽换掉，有不少人想不通，还跑了一些人呢，跑掉一些干部、老兵。他们说：不干了，老子搞这么多年就是打蒋介石，现在还要穿这些衣服，不干了，回家。这样跑了些，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听中央招呼的。
城墙上挖通道出太原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太原，周恩来同志也在太原，住在太原华北军分会，任务之一是统一部队的作战思想，当时毛泽东主张游击战，但前方一些同志说打日本要打运动战，最后洛川会议决定游击式的运动战，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为统一这个思想，周恩来在太原召开会议，八路军三个师的师长都来了，又闹又吵的。我们没有资格参会，在外面听着吵，后来思想还是统一了。以彭德怀的名义印制了一个小册子，坚持华北游击战。我把这些小册子送给阎锡山的各部、处。八路军公开以后，我是总部参谋，同阎锡山的参谋部联系。
周恩来同志在太原部署华北工作，组织开展游击战争，派了一些干部出去，争取阎锡山的部队和我军协同打仗，输送一些青年学生到陕北来。
日本军队逼近太原，恩来同志非常坚定，我们的汽车都是阎锡山派的汽车，驾驶员跟我们讲：阎主任走了，你们共产党还不走？汉奸和日本人联系，炸弹就打在门口。我们同周恩来住到地下室防空洞里，蜡烛都熄了，也不走。
日军打到忻口时，听到炮响了，旁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三个人，周恩来、彭雪枫带着我。晚上城门堵住了，我们出不了城。彭雪枫带着我去找守太原的傅作义。傅作义下了个手谕，给我们开门。怎么开哪？就在城墙上挖一个通道，弯着腰跑出来了，恩来同志后来也是这么出来的。
出了城以后，看见汾河桥上停了一辆装甲车，把桥卡住了，推也推不动，翻也翻不动，过不去了。装甲车里面装的全是虾米，周恩来下决心，把私人东西都扔掉，带电台过汾河，他是不能离开电台的。接下来，我就组织大家过河，把东西都扔了，箱子也扔子，就过去了。他们先过，我最后过，我一过去，他们已经走掉了，一个人也没有了，看不见了，我也没去追他们。我带了个通信员慢慢走，到汾阳才赶上他们。周恩来在那里布置游击战争，彭真也在那儿。
后来在武汉，我又见到恩来同志。我说：你在太原时让我们扔东西，我连衣服都没有了，你得给我一套。他给了我两套衣服。我说我出来了，还没回过家，他又给了我20元钱，那时很值钱。周恩来关心人，他记忆力也强，我当时是试试他，看他记不记得在太原让我们丢东西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就分开了，我在河南，只是从电报上得到他的指示如何开展工作，以后一直到抗战胜利。
三毛三分钱的错都算出来了
解放后，我到北京总参作战部工作，那时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到1952年5月他就不代了，那时彭德怀从朝鲜秘密回来了，由彭德怀主持。那时还有一个公开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周恩来。他很细致，大家都怕，怕他问得细，想得细，记得准。我记得他找杨立三开会算账，三毛三分钱的错都算出来了，搞得杨立三没有办法。我们作战部到军委开会都是列席，但一开会我就紧张得一晚上睡不好，第二天白天又工作，疲惫极了。恩来同志每一个星期都要到居仁堂作战室来，搞得大家很紧张。他每个星期来两三次，记忆力特好，哪个军在哪儿，哪个军的指挥是谁记得很清楚，答错了你就倒霉。他有时候考我们，本来他记得，故意问我们，你答对了他不说话，问问情况，抓得比较紧。他的确很忙，操心部队的装备问题。
恩来同志非常重感情，杨立三病故了，悼词是周恩来念的。告别仪式在一个小礼堂举行，我们都去了。周恩来特别讲到，杨立三从井冈山起，几十年奋斗，对我们后勤建设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过草地时他得了肝脓疡，发着高烧，杨立三亲自参加抬担架，抬着他过草地。周恩来讲到这儿时直流眼泪，哭起来了，我们深受感动。我特别怀念红军时代，红军时候打仗牺牲了一个人，要把遗体抢下来，为了抢遗体，甚至还要牺牲一个人，伤兵不丢，不准丢遗体，伤兵要抢下来，遗体要抢回来埋掉，这是个好作风。
对周恩来总理，我尊重他，爱戴他。我就怕他问问题，他问得细，脑子又好使，学识非常渊博。到他那儿开会的话，准备工作要花上一天，因为你不知道他要问什么。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 |
发表于 2013-11-15 1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