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追思 深深缅怀

水木子

<>文/ 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韩宗琦</P>
<>     我从1950 年开始做周恩来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当时年仅27 岁，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做第三年口腔科住院医师。我有幸到总理身边工作，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超的医术，而是因为我父辈和总理的深厚友谊。严格的讲，还是因为我母亲和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是同学。1923 年，我刚刚出生，邓姨（因为邓颖超和我母亲的关系，从小我就称她为邓姨）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常常去我家，抱我玩。又因抗战期间，我父亲在重庆开牙科诊所，总理在八路军办事处忙于国共合作，他们经常往来，我们晚辈都回避不过问大人的事儿。解放后，常听总理二老说起，父亲解放前做过一些对革命有益<BR>的工作。1946 年，国共谈判破裂后，总理就把上海新华社的办公房子无偿转让给父亲居住。总之，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P>
<>   1950 年，总理需要镶牙，把父亲从上海叫到北京，诊断后父亲认为自己年事已高，那种高精密度的工作已不能胜任。于是把我从天津来问：“你能为总理镶这种假<BR>牙吗？”由于我在学校实习时就开始做这种难度大的工作，毕业后又在专家指导下做了很<BR>多，所以认为比较有把握，就干脆地回答说：“能。”于是我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了这项任务，总理很满意。以后只要总理和邓姨牙齿不好，他们就把我叫来。由于频频来京出诊，1 9 7 4 年我被调到北京医院工作。由于北京医院的工作任务及性质，我成为一名为首长服务的口腔专业保健医生。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后，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几个日日夜夜。<BR></P>
<>主动请缨<BR>   1976 年1 月8 日上午，我在医院高干门诊工作。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列<BR>车队从北门外开进医院，由于此前对总理身体最近不太好有所耳闻，当时心里就咯登一<BR>下：“不好！”忙打电话询问，果然，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上午9 点已逝世，车队将遗体护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急急交待了一下工作，匆忙赶到太平间。当时，我见到有哨兵在保卫着总理的遗体，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我知道后面的几天里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下午，我抽空向领导汇报我打算留下来帮助处理总理的后事。得到同意后，我就<BR>开始了那几个难忘的日夜。<BR>    当天晚上，为总理做遗体解剖。除医疗组的医务人员外，卫生部的领导也在现场。<BR>手术由病理科马正中大夫主刀。有些人已很久没有见过总理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BR>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时，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BR>要脏器都有癌瘤转移时，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尽管对医务人员来说，遗体解剖是<BR>对医学、对病人负责的严肃认真的科学工作，但大家因想到总理一生为革命、为国家、为<BR>人民鞠躬尽瘁，在最后的日子里又饱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而悲痛不已。<BR>   周总理逝世后，“ 四人帮”愈加猖狂，三令五申“不准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去天安门”。然而，人心所向，戴黑纱的大有人在，去天安门悼念的人更是络绎不绝。<BR>    当时，北京医院广大职工出于对总理的热爱，难忘总理对北京医院无尽的关爱与教导，强烈要求医院召开悼念会。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医院党委在林钧才院长的主持下，认真讨论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决定在我院召开悼念会，并让我主持。由于没有悼词，我们就以中央的讣告代替悼词，在会上宣读。全院职工除了值班人员，几乎全都参加了，把当时的小礼堂挤得满满的。会场上方悬挂着总理遗像，周围摆满了花圈，气氛庄严肃穆，没有人讲话，只有默默地哀悼和一片欷嘘声。散会后，很多人仍然依依不舍不肯离去，有的人再次向总理遗像深深地鞠躬。后来遗体告别时，又安排了我院职工在群众告别的间隙分批向总理告别，满足了大家的心愿。在此期间，医院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和当时社会上<BR>一样。工厂里，学校里，大街上，公交车上都没有什么人谈笑，人们化悲痛为力量，都在<BR>忘我地工作着，这些都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崇敬和爱戴。<BR></P>
<>为总理穿衣<BR>       遗体告别的前一天晚上，西花厅家里送来了总理的衣服，我一看，衬衣太旧了，除<BR>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以外，其他地方都已发黄了，显然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旧衬衣。我心<BR>里很难受，于是问可否换一件，但来人回答：“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我深知总理一生<BR>勤俭节约的作风，无奈地收下了。穿衣的时候，我留下了总理平时戴了多年的一块手表和<BR>那枚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没有给老人家一起带走。那是一块20 世纪50年代最早生产的“上海牌”国产手表，留下手表是想留给人们看那白布的表带和还能自己转动的表盘。留下毛主席像章是想做个纪念，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像章，而总理惟独喜爱这枚“为人民服务”，因为总理时时不忘人民。至今，这两件文物都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BR>      说到总理的节俭，我想起两件往事。一是总理生前夜里和早晚起床时穿的一件毛<BR>巾浴衣，那是件由公务员高秀同志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件，衣服， 高云秀同志曾说：“ 没有一天不缝补的。” 可见那件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 但总理就是不肯换新的。这件衣服现存在天津纪念馆。<BR>       另一件是总理1 9 6 3 年访问1 4 国前患唇炎， 很厉害，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擦嘴的毛巾太旧太硬的刺激造成的。当我发现总理天天用这样的毛巾擦嘴时就向工作人员提出“ 为什么不给总理换条新毛巾”， 工作人员回答，“ 总理不让换”。后来， 总理出访前同意换两条新毛巾， 很快唇炎就痊愈了。总理类似的节俭事例数不胜数， 不胜枚举。<BR>       我们为总理穿上那套灰色中山装， 发现由于病痛的折磨， 总理瘦了许多， 领子大出一寸多。没有办法， 只好把领口在颈后用别针别进一寸多，这样从前面看才不使领口显得过大。</P>

水木子

<>为总理整容<BR>最困难的是理发、刮脸（ 实际上是剃胡须）。由于病痛， 总理已经很久没有理发、刮脸了。马燕龙大夫事先提出， 在遗体上刮脸绝不能刮破皮肤， 只要刮破一点儿， 就会出现一块“ 尸斑”。我很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设想如果把总理脸上的皮肤刮破形成了一块块的“尸斑”，那就等于破坏了总理的遗容。于是我再三对北京饭店的朱、薄两位师傅（以前曾多年为总理理发）强调，一定不能刮破！我和二位师傅商量，遗体是刚从冰室取出来的，不能像正常情况下用热毛巾敷，只能用肥皂把胡须软化些，不赶时间，慢慢地刮，绝对不能刮破，哪怕刮不干净都可以。直到他们完全理解了，才开始让他们着手工作。最初，薄师傅一边伤心地哭一边颤抖着手工作，但她怎么也刮不下胡须，只好由朱师傅继续。朱师傅忍住悲痛，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脸刮完，没有丝毫破损，这时在场的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朱师傅非常熟悉总理的发型，没用多少时间就理完了发，此时才显露出总理平时的面容。然而长期受疾病折磨的总理，比主持四届人大时又瘦了许多，两眶两颊塌陷得厉害，显得两侧颧骨非常突出。<BR>    我和马燕龙大夫商量，并传达邓姨对总理整容的要求，她说：“恩来长期处在病中，还得保留点病容才好，不宜修饰得和健康人一个样。”马大夫在整容方面是个高手，听了老人家的意见，他心中更有数了。他从解决凹陷部位开始，用棉花垫高眼球和两颊，边做边征求大家意见，直到大家满意为止。然后是面部着色。考虑到灯光的强弱与着色的关系很大，遗体面部着色后不能变动，而灯光的变化很大，所以着色要适合灯光变化的要求。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完成。最后进行全面整理，直到覆盖党旗，把遗体安放在花丛中为止，这时已是下半夜了。最后，再调试哀乐的音量。</P>
<>   很多熟悉总理的人都常说，“世界上最忙的人是周恩来，最辛苦、工作最多的人是周恩来”，“总理一生最后的十<BR>年是最艰难，受疾病的折磨最痛苦的十年”，可如今，他已经安睡，长眠不醒了，再想看见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已不再可<BR>能了⋯⋯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摄影记者和录像师正在从不同角度拍摄总理的遗容。想到再过两天遗体就要火化，总理的骨灰就要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了，我心中更是悲痛欲绝.</P>
<>   突然想到天快要亮了，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再不抓紧时间就要耽误遗体告别仪式了，我马上擦干眼泪，安排医院护校第四期的同学们整理打扫告别大厅。他们行动非常迅速，十分认真地把总理遗体周围摆放的君子兰的叶子一片片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为保证总理的遗容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我们还经常测试室内温度，随时由马大夫整理遗容。<BR></P>
<>最后的告别<BR>    上午，第一批来向总理告别的是医疗组的医护人员，其中有我熟悉的许多面孔，甚至还有和我一直工作了多年的老<BR>同事。1 月8 日，那个沉痛的日子，他们全体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挽回总理的生命，他们的悲伤可想而知。<BR>    邓姨在秘书、护士和西花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带着老人家给总理的写着“小超哀献”的花圈前来告别。这时的<BR>邓姨忍住悲伤，对我们为总理整容的工作频频点头表示满意。这时，我不敢靠近老人家，只站在远处观望，因为我知道<BR>只要和她一见面就会更引出一场悲伤，这里面凝结着两代人的情感。老人家在遗体前站了许久，许久，在身边工作人员<BR>的劝说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去。</P>
<>   接着来告别的是总理生前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如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北京饭店和外交部的人员。总理几乎叫<BR>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对他们的家庭、年龄等总理也了如指掌。他们进到告别厅就放声大哭，停留很久才含泪离去。<BR>   下午，是中央领导同志前来告别。遗体的两侧各有四位部长守灵。朱德委员长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好，仍冒着<BR>刺骨的寒风赶来。他走向总理的遗体前，脱帽，举起右手，向总理郑重地行军礼致哀致敬，这个军礼表达了他们之间<BR>近5 0 年的战斗友谊和深厚感情。朱老总紧紧握住邓姨的手，用无声的语言道出了心里的话。当他走出去的时候，还不时地回头，依依不舍。<BR>   郭沫若当时正在北京医院住院，当他得知总理逝世的噩耗时，难过得昏了过去，经抢救才苏醒过来。告别那天，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坚持要到告别大厅去告别，回到病房用颤抖的手写下《悼念周总理》诗一首：<BR>革命前驱辅弼才，<BR>巨星隐翳五洲哀。<BR>军民热泪纷纷落，<BR>吊唁洪潮滚滚来。<BR>盛德在人长不朽，<BR>丰功垂世久弥恢。<BR>忠诚与日月辉耀，<BR>天不能死地难埋。<BR>    第二天，郭老让夫人于立群同志抄了一份给我送来。这首诗抄我一直珍藏着，直到天津成立了“周恩来邓颖超纪<BR>念馆”，我才把这首珍贵的诗连同周总理二老送我的所有文物一并送交纪念馆珍藏。<BR>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也在北京医院住院手术。告别那天，他坐着轮椅前来告别。当他见到总理遗体时，眼含热泪，从轮椅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总理三鞠躬，深情地注视着伟人的威<BR>仪，然后坐轮椅绕总理遗体一圈后还要再绕一圈，工作人员怎样劝解都不行。当再次绕到总理身旁，他吃力地又从轮椅<BR>上站起来，再次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还想多停留一会儿。经劝解后才噙着眼泪不断地凝视，依依不舍地离去。<BR>    这时，江青也来到告别厅，她戴着帽子向总理行礼。当时由于电视转播，群众观看到这个情景后都纷纷大喊：<BR>“脱帽，脱帽！”张春桥走到邓姨面前慰问时，还假惺惺地拥抱了老人家，所有看到这个场面的人无不嗤之以鼻。<BR>    第一天的告别一直延续到晚上十点多，由于考虑到遗体保存不得不中止告别活动。外面还有许多群众不肯<BR>离去。有很多人是从清晨就赶来的，他们冒着寒冷，已站立了几个小时，就是想再看总理一眼。但当他们得知保<BR>护遗体的道理后，还是默默地离去了。看到这些群众，真让我深受感动。<BR>   两天的告别很快结束了。1 月11 日下午5 点左右，灵车缓缓地向八宝山开去。百万群众手拿条幅，身戴白花，肃立<BR>在长安街两侧，顶着寒风，哭送人民的好总理，这就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P>

水木子

<>追 思<BR>    此后很久的一天，我接到邓姨的通知，要我去向她汇报那几天里我所做的事情。我如实详细地向她老人家做了汇报。她听完后问我，“是谁安排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我]告诉她，除了主持医院的悼念会是领导安排的以外，其他诸事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我也如实汇报了当时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而是不由自主地认为这些事似乎就应该是由我去做的。当时可能也考虑到医务人员在忙着整理总理生前的病历和总理去世后的总结工作，西花厅家里的人也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我同时觉得我是晚辈，这些情况都决定应由我去做这些事情最合适。向老人家汇报完之后，邓姨叹了口气，说：“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听了这简单的话语，我当时没有细想它的分量，后来的日子里，愈想愈觉得这话的分量很重，已经到了我自己都不能承受的地步了。每当想起这句话，我都感到这是老人家对我的过高褒奖。<BR>    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琦同志向我核对这一事实，我才确切了解，北方人以“得济”为一种孝道。由于工作性质所致，我为世人爱戴和敬仰的周总理尽了一些孝道，我很欣慰，也很荣幸。有谁能像我一样为敬爱的周总理做最后的穿衣、整容、守候在身边.<BR>    这些是我这些年来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同时也成为我30 年来最难忘的一段回忆。每当想到邓姨的那段话，想到总理二<BR>老，想到那几个难忘的日夜，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P>
<>                                原载2006年一月 &lt;&lt;保健医苑&gt;&gt;</P>

水木子

看了韩宗琦的文章,心痛.曾经看了周保章的文章,已经很痛苦,以为这是写得最详细的.而韩宗琦作为当事人,他写的,更让人心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