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2）

西花海棠-寒心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说公开就公开。
　　在4月到5月间，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主要内容是：
　　“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不仅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国的米高扬；”
　　“要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大黑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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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还公然在大小会议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炮打周恩来”的所谓依据和理由：
　　“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
　　“17年来，总理主管外事，有很多东西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许多副总理都垮了，这个难道是偶然的吗？与总理没有关系吗？”
　　“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相差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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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是里应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是不是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当即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人民吃什么，用什么！总不能去喝西北风嘛！”
　　江青一触即跳，歇斯底里：“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反驳：“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哑然片刻，随即又指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批，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就是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
　　周恩来毕竟太非同寻常了。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凭他与毛泽东历史形成的关系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来，绝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月中，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