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老外经”们的回忆

不染亭

＂老外经”心中的周恩来总理

  商务部老干部　　程 飞
    ２００６年６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后改为对外经济联络部）工作，参与管理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可以说我算是一位“老外经”了。我深知：发展对外经济援助，切实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是毛主席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战略思想，它不同于一般的经贸活动，是国家的战略性支出，是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工作。我从五十年代初，特别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工作关系，经常面见周恩来总理，深知周总理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依据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和我国援外的具体实践运筹帷幄，身体力行，使我国的援外工作不断取得了辉煌成果。他，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

　　　　　　　　　　　　　　　《援外八项原则》是这样诞生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陈毅等同志陪同下，率团先后出访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缅甸、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亚非欧14国。周恩来总理每到一地，总要利用一切机会如会谈、重要场合演讲、记者招待会等，盛赞各国人民在反帝反殖的坚定立场，高度评价该国人民在独立发展道路上的每一项成就；重申万隆会议十原则、和平共处五原则和我国对阿拉伯国家五点立场；大力宣传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和对外经济援助新政策；同时认真听取各国政府对我国政府的实际愿望和要求，酝酿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具体原则。只要有条件，总要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墓碑献花，默哀，致敬。周恩来总理的一举一动受到各国人民和政府首脑的热烈欢迎。
　　1963年12月底，我国驻加纳大使黄华电告：加纳发生政变，恩克努马总统在与刺客搏斗中受伤，住在奥苏城堡里，闭门不出，请示周恩来总理在此情况下，是否按期前往加纳访问。随行人员里不少同志从总理安全考虑，认为应该取消这次访问。周恩来总理却认为：“我们应该按期前往，在恩克努马总统处于困难时期，更需要我们的支持，如果我们怕危险，取消访问，那就不够朋友了”。
　　根据周恩来总理意见，在结束突尼斯的访问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64年1月11日飞抵加纳访问。为了确保恩克努马总统的安全，周恩来总理建议，打破惯例，取消机场迎接仪式，双方的会谈和宴会都在恩克努马总统居住的城堡里举行。对此，恩克努马总统十分感动，特地身穿曾经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送给他的一套中山装迎接，紧紧握着周恩来总理的手久久不愿放开。他表示，周恩来总理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访问，了不起。在举行便宴之后，安排周恩来总理与他的家人见面，给予周恩来总理最高的也是非洲极少见的礼遇。
　　1月14日，中加两次会谈之后，周恩来总理陷入深深地沉思之中，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必须是真诚的、无私的、平等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但援助数额有限，最好用于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为此，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基本原则。
当晚，周恩来总理久久没有入睡，提笔写了一份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基本原则的提纲。具体内容是：“援外原则八项：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质论价，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与恩克努马总统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恩克努马总统听后非常赞赏。然后，周恩来总理让随行成员乔冠华根据以上原则形成正式文字，并经其他随行成员陈毅、黄镇、孔原、黄华、龚澎等看后，利用当晚接见加纳通讯社记者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紧接着，于1964年1月21日，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时发表的中马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首次公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见注释，简称《援外八项原则》）。随后，又将其翻译成英、法、西班牙、日及其他语言，在全世界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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鸾飞凤舞

不染亭

不发帖不知道什么叫网速慢，狂汗。。。上文未完待续

不染亭

我国《援外八项原则》发布以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称赞：“中国是我们的真正的朋友，是在困难的时候靠得住的朋友，真朋友”。“只有中国的援助是最经济、最有效、最适合我们的情况”。“同中国合作是最令人放心的”。“中国的援助不仅给我们鱼，更重要的是教我们怎样捕鱼”。

　　　　　　　　　　　周总理说“要无私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

　　我记得当时援外工作的背景是：我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长期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我国连年低迷的经济刚刚复苏，再加上后来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帮”等反党集团的干扰。我国政府要做好对外经济援助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不少同志为此感到压力很大，担子很重。当时我们同来访外国代表团的经援谈判十分艰苦。白天黑夜连轴转不说，对方以为我们很富裕，往往“狮子大开口”，我们只能“苦口”向对方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始终教诲我们要无私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困难再大也不能中断。如果停止了对外援助，我们的国际影响就不太好了。
　　在众多的援外项目中，规模最大，投入最多的就算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了。六十年代初，坦赞两国人民先后赢得独立后，为进一步摆脱周边国家殖民统治者的封锁，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两国政府一直谋求新建一条能够通向出海口的跨国铁路。1963年，两国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贷款要求被婉拒；又向当时的苏联政府求助，不料被拒绝。就在坦赞两国政府大失所望的时候，我国公布了《援外八项原则》。于是，他们便将求助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毛主席、周总理高瞻远瞩承担了下来。1970年10月动工，1976年5月建成通车，全长1860.5公里，成为连接坦赞两国的重要交通干线。在建期间，周总理对坦赞铁路的每一重要环节都要亲自过问，逐一审定，一起破解技术难题。按照周总理要求，所用的是最好的设备和材料，所建的所有车站比我国当时的车站都漂亮和适用。在援建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时，周总理亲自嘱咐我设计人员一定要使这座建筑物适合当地的气候，要具有斯里兰卡民族风格。在创作会议大厅里的油画时，周总理亲自确定油画的主题。大厦建成后，陈慕华副部长和程飞、叶成章等同志陪同徐向前元帅赴斯里兰卡参加剪彩仪式，得知这座大厦不仅在斯里兰卡享有盛名，而且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影响也很大。摩洛哥每年要从我国进口大量绿茶，摩方提出中方能否帮助该国种植绿茶。按照总理指示，为了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国际市场，接受了这样要求。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亲身体会到我国的援助是真诚无私的。他就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亲自做工作，有九个非洲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总理说“只要他们升起五星红旗，降下青天白日旗，我们就要尽快派出专家顶替台湾农耕队”

　　那时，许多非洲国家在与我商谈建交中都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台湾农耕队撤走后如何使项目得以继续，免遭损失的问题。周总理就扳着手指头一一提出解决办法，明确指示不能让受援国因为与我们建交而受经济损失，只要他们升起五星红旗，降下青天白日旗，我们就要尽快派出专家顶替台湾农耕队，而且还要比台湾搞得更好。我与塞拉利昂建交前，顶替台湾农耕队的任务交由湖南省承担。省里将此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7天抽调30多人，有的连家都没有回，很快飞往几内亚待命。中塞建交公报一发表，我专家组就从几内亚走陆路马上抵塞了，使中塞两国建交工作顺利完成。为此，外经部专门召开了全国性的“顶替台湾农耕队”会议，总结经验，具体部署，使“顶替”工作密切配合外交斗争，取得卓著成效。
　　扎伊尔要求我国援建一个蒙博托总统私人庄园，面积20公顷。我们当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援建总统私人庄园呢。周总理则耐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出发点是对的，但眼光太短了。蒙博托是扎伊尔人民的总统，我们要团结朋友结成反霸统一战线，必须做好蒙博托的工作。这座庄园建成后，在中非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事实证明，周总理站得高，看得远。我们的认识太局限了。
　　对此，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不能小视第三世界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下同），一个国家不论贫富、大小，在联合国都只有一票；国际地位举足轻重。

　　　　　　　　　　　周总理说“你们把这样的话写进协定是大国沙文主义”

　　周总理非常关心援外队伍健康发展。他严格要求援外人员在受援国不许有任何特权，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1972年8月，考虑到当时一些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我援外人员安全难以保证，外经部起草了一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其中规定：受援国“一定要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人身安全”。我和对方谈判时，苦口婆心说服对方，但对方坚决不同意，说“我们保不了你们的人身安全，你们派500名专家，我们就得派500名保镖，难以做到”。双方会谈出现僵局。周总理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后说：“你们把这样的话写进协定是大国沙文主义。你们想，如果我们专家出了车祸或生病猝死，人家怎么确保你不出这类事？协定里有一句‘为我专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就够了。小国非常敏感大国沙文主义，我们要处处注意，而且我们的援外专家就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青山处处埋忠骨啊！”自此，“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人身安全”的话就从协定中删去了。
　　周总理对工作非常细心。他看文件时，总是一边看一边用笔依照文件原有的标点符号，重新标点。一次，我部上报的文件中，把“当地费用”中的“费”字错写成“弗”，有的标点符号也错了。周总理发现后立即纠正过来。
　　周总理把援外专家视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不管工作多么忙，也要抽出时间接见援外人员。令人感动的是，当他得知我一些援建坦桑铁路专家不幸被毒蜂蜇伤，立即派遣国内一流专家赴坦为他们治疗。
　　在文化革命期间，周总理是最累、处境最难的。他既要做造反派的工作，保护老干部，保护知识分子，还要处理千头万绪的国内外大事，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对援外工作的指导和关心。由于周总理的工作排得太满，十分劳累。有一次，他一边理发，一边听我们汇报，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有一次，我作为周总理与某国签订经济援助协定的助签人，亲眼看到他签字时手颤抖得很厉害。我真是心痛啊！

　　　　　　　　　　　　　毛主席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了联合国”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于1950年的抗美援朝和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并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项工作也没有停止过，这就大大增强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往来，并深得这些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2月至1971年10月25日，我国已同30多个国家先后签订了各类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议定书等外交文件79份。这些国家分别是：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肯尼亚、加纳、也门、坦桑尼亚、刚果（布）、锡兰、马里、阿联（即：埃及）、中非、印尼、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干达、柬埔寨、几内亚、尼泊尔、毛里塔尼亚、赞比亚、民主也门、苏丹、赤道几内亚、索马里、伊拉克、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等。这些项目都为我国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提案。据统计，当时提议这一提案的有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其余22个国家都是接受我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毛主席兴奋地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了联合国”。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和援外工作紧密配合外交斗争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10月下旬，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酒会上热忱感谢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支持。他从台上走到台下，我紧随周总理身后，亲眼看到总理兴奋异常。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使节们一一碰杯，气氛空前热烈，令在场的所有宾客激动不已。

　　现在，尽管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我们这些“老外经”们重温这一段历史深感亲切。深感我们各级干部必须以长远和战略的眼光认真对待我国的对外援助事业。试想，如果当年没有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没有周总理的运筹帷幄，我们今天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才得以实现。尽管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综合国力正在不断增强，我国的援外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不断进行了调整、改革和创新，但周总理制定的《援外八项原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周总理那种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领袖风范，把握战略全局的指挥艺术，忘我奋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我将这些统称为周总理精神。
周恩来总理精神永存！

文兮

既然是"老外经"们
应该不止这一篇哈

不染亭

商务部老干部　　叶 如 根
　　　　　　　　　　　　　　　　　二 O O 六 年 三 月

　　坦赞铁路是我国对外援助历史上规模最大、举世瞩目的工程项。1967年9月，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立即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注。在国内也几乎是家喻户晓。这个项目自然成为对外经援工作中的头号重点工程。这条跨越两个国家、全长1860公里、施工难度很大的铁路，从签订协议到1976年7月建成移交正式投入运营，历时不到9年，在中外铁路建设史上堪称罕见，在整个非洲乃至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项目从决策到实施，自始至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极大关注和亲切关怀。无论是对外谈判还是施工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和困难，都是在他直接关心和具体指导下一一解决的。其中，1970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坦赞铁路第四次会谈，他亲自过问并设法解决谈判中一度僵持不下的技术性难题，推动会谈取得圆满成功，即是生动一例。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谈和接待工作，负责会谈记录和编写接待简报，对周总理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深感敬佩，至今记忆犹新。
　　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签订以后，铁道部和对外经委抓紧进行建设前期工作。1968年5月起，派出勘测设计队分别在赞、坦境内同时展开选线、定测、设计等作业。1970年6月，中国勘测设计队向三国政府提交了《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三国政府批准这个报告后，这项工程就可以正式动工。同时，修建这条铁路的贷款总额及施工中若干重大问题也亟待三国政府共同商定。经三方商定，坦赞铁路第四次会谈7月上旬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谈的重要性不亚于3年前在北京商谈签订修建坦赞铁路协定的第一次会谈。坦、赞两国政府决定由内阁主要成员、财政部长贾玛勒和穆登达分别任团长，代表团团员都包括：交通部长、财政部和交通部的常任秘书、国家银行总裁等。因此，国务院决定由李先念副总理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经部部长方毅和新组建的交通部（由原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合并组成）副部长郭鲁任副团长，代表团成员包括：外经部局长陈慕华、交通部援外办公室主任李轩、中国铁路工作组组长布克、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司负责人崔平等。受李先念副总理委托，由方毅负责主持会谈和接待工作。同时接待两个国家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这是以往接待外国部长级代表团所少见的。外经部和交通部选派得力的干部，共同组成谈判和礼宾接待的工作班子。方毅部长对接待计划、谈判日程和各项参观活动的安排，乃至礼宾次序等细节，都一一仔细过问。每天晚上，他都亲自听取当天谈判和其他活动情况的汇报。
　　坦赞两国代表团抵达前，先由两国交通部常秘率领包括一些专家组成的技术先遣组早几天来到北京，对勘测设计报告进行具体审议，为三方代表团正式会谈作好准备。
　　7月5日，坦、赞两国政府代表团抵京。当天下午，李先念副总理同他们亲切会见。第二天晚上，他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并破例邀请所有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夫人出席。
　　6日上午，在客人下榻的北京饭店，正式举行会谈。按三方商定的惯例，由东道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会议主席。方毅受李先念委托主持这次三方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的大组会谈。第一项议程是审议勘测设计报告。由中国勘测设计队总工程师陆大同对报告作了概要说明。接着，由李轩代表三方技术先遣组汇报了初步审议的情况和共同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三方对于铁路的机车车辆采用何种制动停车装置意见尚不一致，需提请三国政府代表团讨论决定。设计中根据三方1969年11月在卢萨卡举行的第三次会谈时已一致同意的采用较为先进、安全性能更好的空气制动装置。但是，这次审议中，赞方代表提出要改为采用与赞既有铁路机车车辆相同的真空制动装置；坦方代表则主张仍采用国际上已普遍采用的空气制动装置。根据方毅提议，三方同意把这个技术问题交技术小组进一步讨论，并决定技术小组由郭鲁、坦交通运输和劳工部长卢辛迪、赞电力交通和工程部长米尔纳为首，三方有关官员和专家参加。
　　当天下午，大组会谈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关于贷款金额和偿还办法问题。首先，方毅谈了中方关于贷款总金额和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贷款使用期限、偿还期限和偿还办法及银行账务处理原则等问题的意见，具体阐明了中国的援外政策，并向坦、赞方面提交了中方起草的《关于修建坦赞铁路贷款金额和偿还办法的议定书》草案。坦、赞团长当即表示赞同。贾玛勒说：“你刚才所讲的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是最诚挚的。”“我们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已经看到了你们在国际合作中这种政策的意义。”穆登达说：“我对中国方面的慷慨表示感谢。”三方商定，把议定书草案交财政小组具体讨论。中方以陈慕华为首，坦方以财政部首席秘书姆索亚为首，赞方以财政部常任秘书卡松德为首，三方有关官员参加，组成财政小组。
　　7日上午，技术小组和财政小组同时进行分组会谈。技术小组就机车车辆制动方式问题进行讨论。米尔纳仍要求设计改用真空制动，认为制动方式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赞比亚会遇到实际困难，坦赞铁路的运营也将遇到很大困难。”郭鲁全面阐述了制动方式的发展历史，并分析了真空制动方式存在的多种具体问题。米尔纳仍坚持要用真空制动，并明确表示，现在来改造赞比亚既有铁路机车车辆的真空制动装置是不可能的。卢辛迪提了个折衷意见，能否在机车车辆上同时装上真空制动和空气制动两种装置。谈了半天意见难以统一，只能决定这个问题由三方专家进一步商讨。财政小组的会谈进展较为顺利。坦、赞方面对议定书草案共提出了11个问题。经陈慕华作了详细介绍和说明，大多数问题都取得一致；只有贷款偿还期问题，对方仍要求由20年改为30年。
　　当天晚上，在坦桑尼亚驻华大使举行的庆祝坦盟党成立16周年的招待会上，方毅和郭鲁分别同贾玛勒、卢辛迪交谈中了解到，坦方仍主张采用空气制动，但在三方会谈时又不便直说，感到为难。贾、卢均表示，希望中方直接找穆登达谈，做他的工作。当天夜里，方毅和郭鲁等研究后，决定在外经部编写的“接待坦赞政府代表团简报”第四期上反映技术小组和财政小组分组会谈的情况和问题，立即于8日上午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时决定，由陆大同去做赞方的工作。
　　陆大同两年多来在国外工作中同米尔纳已比较熟，因为是私下交谈，便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国际上正在淘汰的制动停车装置？”米尔纳说：“我们希望在我们国内所有铁路的机车车辆都采用相同的制动停车装置，这样便于管理。”陆大同进一步解释说，坦赞铁路建成以后，不会纳入你们国家的铁路体系，必然是两国共管。谈到这里，米尔纳不得不吐露真意：“我们希望坦赞铁路的机车车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在我国既有铁路上运行。如果制动系统不统一就无法实现这一愿望。”随即又恳切地说：“请你费心帮助劝劝坦桑尼亚朋友不要再坚持采用空气制动装置了。对他们来讲，无论采用哪种制动装置都可以。因为他们国内的铁路与坦赞铁路的轨距不一样，坦赞铁路的机车车辆无法在他们既有铁路上运行。”
　　陆大同虽不赞成，但为了摸摸坦方的底，便去找卢辛迪。卢仍然表达了采用空气制动的愿望。陆大同立即向郭鲁作了汇报。郭鲁马上召集代表团有关成员和专家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应坚持采用比较先进、安全性能更好的空气制动停车装置。方毅也同意郭鲁他们的意见。眼看会谈因此而陷入僵局。这次会谈的另一项主要内容，还要商定坦赞铁路正式开工的日期，而赞方态度如此坚决，似乎停车装置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必要商定开工日期了。谁也没有料到，因为一个小小的停车装置问题竟然形成如此严重的局面。方毅和郭鲁商量后，决定立即向周总理汇报。因为是技术问题，便由郭鲁带领李轩、布克前去汇报。
　　(未完待续）

不染亭

听罢郭鲁的汇报，周总理问道：“赞比亚代表团为什么非要坚持采用真空制动？除了他们国内既有铁路都采用这种装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郭鲁把陆大同摸到的情况一一报告。总理点了点头：“明白了，这是忧患心理的反映。他们在友好的时候，想到了不友好、甚至敌对时可能发生的事。这正如我国古语所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赞比亚作为一个内陆国家，他们有特殊的感受，任何一个出海口的主动权都没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任何一个出海口的主权国家都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如果不予满足，就以切断运输相威胁。严酷的现实使他们不能不想的更多一些，使他们不得不‘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不错，两国的关系现在是非常友好的，亲如姐妹。可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亲兄弟，尚有不和之时，何况是亲如姐妹的两个国家！”总理接着说：“在50年代的前几年，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多么友好，谁能预料在60年代初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赞比亚能在和平时期想到战争，在友好时候想到关系紧张，这种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对此，我们应该理解，应该同情。”
　　周总理看问题就是比别人深刻，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郭鲁为难地说：“采用哪种停车装置对我们来讲，都是无所谓的；可他们两国，双方谁也不肯妥协让步，这让我们援助方怎么办？”
　　总理问：“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郭鲁摇了摇头：“从技术角度来讲，非此即彼。”总理浓眉紧蹙，语气沉重地问道：“难道援建坦赞铁路的计划，就因为这个停车装置而搁置起来？”郭鲁已从总理沉重的语气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分辩说：“总理，这可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造成的呀！”
总理微微一笑说：“郭鲁同志，不要紧张嘛。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体会到朋友的难处，多想几个方案或几个办法，使会谈绕过暗礁通向坦途。”郭鲁说：“除非把机车和车辆一分为二，两国在各自境内各自使用他们所愿意采用的停车装置。”总理说：“这也是一种办法嘛。当然，这需要在边境站换装，会造成不便和浪费，但可以提出来让他们讨论。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望了望坐在一旁的李轩和布克，对他俩说：“你们也可以发表发表意见嘛。方才郭鲁同志讲了‘非此即彼’。能不能搞一个‘彼此结合’的特殊装置，在坦桑尼亚境内可以使用空气式的，到了赞比亚境内也可以换成真空式的？”郭鲁说：“我们国内没有搞过这种装置。”李轩和布克接着说：“国际上也没有这样的装置。”
总理循循善诱地启发说：“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我们革命群众说得好，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你们把这个课题交给群众，讲明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援建的坦赞铁路遇到的难题，请他们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郭鲁有些犹豫地说：“那我们就去试试。”
　　果然如总理预期的那样，当交通部把这个课题交给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后，他们立即组织了技术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的攻关小组，很快试制出一个“彼此结合”的特殊制动停车装置，在坦桑尼亚境内可以用空气制动来停车，到了赞比亚境内把阀门一关，就可用真空制动来停车。又经改进和完善，这种配有“双制动”停车装置的机车车辆，一直在坦赞铁路上安全运行。
　　7月9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赞两国政府代表团。他先同坦、赞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接着，同两个代表团各6名主要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先谈了中、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形势等问题，然后就谈到了三方会谈中的问题。对于僵持不下的机车车辆制动方式问题，他表示，可以同时设置真空制动和空气制动两种装置。穆登达很感激周总理亲自解决了制动方式这个难题。会见结束后，他高兴地对方毅说：“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敌人没有一点造谣的借口了。”
　　因采用哪种制动停车装置问题而一度僵持不下的第四次会谈，很快就各项议题达成了协议。关于贷款偿还期，方毅向李先念、周恩来请示后，同意了坦赞方面的要求，由20年改为30年。
　　7月1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赞两国政府代表团各6名主要成员。他亲自站在会见厅门口迎接，和客人们一一握手。宾主落座后，毛主席就问总理：“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从这句问话中可以看出，他看过接待简报，对会谈情况是很了解的。没等周恩来开口，贾玛勒便抢着回答说：“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
　　谈到修建坦赞铁路，主席说：“他们（注：指英国、美国）过去不肯修这条铁路，现在又很想修了。他们的早晚市价是不相同的。”“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些穷朋友。互相帮助嘛。其实这条铁路算什么数啊，统统才一亿多英镑。”说到这里，他转身问总理：“这条铁路准备修几年啊？”总理说：“计划6年，希望能够缩短。问题是他们的劳动力需要逐步学习技术。”主席便对客人说：“这条铁路如果修起来了，会带动你们国家许多工业。一定要修起来！”
　　毛主席说的“这条铁路一定要修起来！”周总理说的“计划6年，希望能够缩短。”这两句话简短、明了、有力、易记，后来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成为动员和鼓舞援外职工的战斗口号，成为激励人们拼搏、进取的动力。
　　7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李先念和贾玛勒、穆登达分别代表中、坦、赞三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贷款金额和偿还办法的议定书》和《关于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的议定书》。方毅和贾玛勒、穆登达分别代表三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坦赞铁路施工问题的会谈纪要》，商定坦赞铁路于当年10月正式开工。
　　第四次会谈圆满结束了。坦、赞两国客人对中国方面的盛情接待，对中方在会谈中处处体现出为受援国着想的真诚合作精神，由衷地表示感谢。尤其是，周恩来这位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竟亲自过问并设法解决了机车车辆停车制动方式这个技术性难题，使会谈取得圆满成功，更令他们深深感动。这件事也在赞比亚高层领导人中广为传颂。时隔16年后，1986年8月，在赞比亚隆重举行庆祝坦赞铁路运行十周年的活动，赞方安排各国贵宾一起乘坐专列巡游坦赞铁路的一段线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站在车门前，神态凝重，深情地对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时任国务委员的陈慕华说：“我一直想告诉女士，在这个欢庆、愉快的日子里，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世时，没有到赞比亚来访问过，没有亲眼看到坦赞铁路。周恩来总理对坦赞铁路的建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众多使我不能忘记的事情中，有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是，他对一些专家都认为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居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从而推动了坦赞铁路的建设。……周恩来总理太伟大了！”

不染亭

商务部老干部　　汪治熙
　　　　　　　　　　　　　　　　2006年6月

　　1970年5月锡兰（1972年5月改名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夫人重新执政，表示要加强同我国的友好合作。1970年9月锡兰贸易部长伊兰加拉特尼率经济代表团访华商谈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我外经部方毅部长出面接待和主持会谈，并亲自陪同参观工厂。笔者当时作为外经部的译员，参加了对该团的接待工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两次会见该团，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班夫人重新执政、对发展两国关系和该团来访的高度重视。
　　锡兰于1950年1月承认我国，1952年锡兰政府冲破美国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同我国签订了第一个5年大米、橡胶贸易协定。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访问锡兰，1957年2月两国正式建交。1962年12月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除周总理出面接待和主持会谈外，刘少奇主席会见她并主持欢迎宴会，毛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分别在杭州和上海会见了她。1964年2月宋庆龄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问锡兰。
　　我国从1957年开始对锡兰提供经援，国际会议大厦是我援助斯里兰卡的主要项目之一。1964年宋庆龄副主席和周总理访问锡兰期间，锡方提出希中国援建一座国际会议大厦，我方表示同意。班夫人希我尽快派专家赴锡就建设方案进行讨论，周总理表示我们可以派专家组来和你们共同讨论设计。1964年8月我派出专家组，与锡方专家合作，很快搞出了一个初步方案，班夫人接见了我专家并观看了初步模型， 12月我专家完成任务回国前，班夫人又接见他们并观看了大型正式模型，表示满意。后该项目定名为“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
　　1965年3月班夫人下台。新政府上台后，要求修改该项目的设计，项目处于停顿状态。
　　1970年9月12日周总理会见伊兰加拉特尼部长率领的经济代表团时说，非常高兴班夫人重新执政。班达拉奈克纪念大厦这个项目是1964年我访问贵国时谈成的，原谈妥马上建设，后来因为换了政府就停下来了。团长说，现正进行必要的安排，准备施工。总理说，设计要适合你们国家的气候条件、风格和风俗习惯，如果设计不合适，你们可以修改。团长说，整个设计都是双方一起商量的。
　　在谈到两国的橡胶换大米协定时，总理说，这个协定是从老森纳那克先生执政时开始的，那时我们援助朝鲜战争，需要橡胶，他敢于抵抗美国的压力，以橡胶来换我们的大米，这需要很大勇气；从1952年开始到现在搞了18年，这个协定没有被破坏，一直进行了下来，这证明这个贸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给全世界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国家不分大小，贸易应平等互利。
　　1970年11月26日班夫人写信给周总理。信中说，我们贸易部长率团访问贵国后，向我汇报了他们在访问期间如何受到了你本人和他们所遇到的每个人的良好接待，他也谈到了贵国对锡兰表现了极大的友好和真挚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仅表现在言辞上，而且表现在阁下和贵国殷切地愿意在可能范围内给锡兰的最充分的援助。感谢阁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十分慷慨的援助，帮助我们克服当前的困难，并保证进一步提供援助和合作。
　　班夫人重新执政后很快重新启动了原定的项目，包括会议大厦项目的建设，1970年8月我再次派专家组赴锡兰考察和商谈有关建设的问题，随后发出第一批施工材料。同年11月24日正式动工，锡方举行了隆重的动工仪式，由总督检阅陆军仪仗队，海军站岗，空军撒花，班夫人和我驻斯大使马子卿一起破土。这样隆重的仪式在锡兰是空前的。
　　1972年6月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再次访华。6月29日周总理同她举行会谈。班夫人感谢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援助。总理说，援助算不了什么，昨天毛主席也说了我们的援助有限得很，而且援助都是相互的。班夫人邀请总理明年到斯参加国际大厦落成典礼，并说总理去了以后只参加落成典礼剪彩活动就行了，我们一定不把总理搞得太累，我们要让总理在斯里兰卡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总理说，要我去访问的问题，我拒绝也不太好，我记在心里。班夫人说，你不能拒绝，没有你就不能举行落成典礼！总理说，没有班夫人才不能举行典礼，不是没有我就不行。班夫人说，没有总理，至少不完美。总理说，我不能肯定去，因为欠债太多了。如果去一个国家，其他的国家都要我去，就会像1964年那样，一口气访问14个国家，现在我已经不是象10年以前那样了。班夫人说，总理去我们那里，可以用一个理由，就是去参加由你亲自答应援建的会议大厦的落成典礼。总理说，这样的理由其他国家多得很，如果我到了阿尔巴尼亚，不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去，也不行。班夫人说，我们都是亚洲国家。总理说，亚洲国家可多呢，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等等。班夫人说，他们那里没有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总理说，反正我把你的邀请记在心里就是了。
　　由于斯方的迫切要求和两国的友好关系，会议大厦项目是在边设计、边订货、边施工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保证工程质量，1973年初我国家建委派出检查组赴斯里兰卡对该项目的施工情况进行检查，认为总的来说施工质量良好，但也发现了一些缺点和问题，如会议厅音响效果不好，休息厅西晒问题，班夫人住处和贵宾用房的卫生设备标准过低等。周总理看到有关文件后非常重视，对上述问题逐条批示：必要时要更换！必须返修！防晒问题需另作处理，卫生设备必须改装！并指示立即请外经部负责人方毅、陈慕华商办。方、陈根据总理指示，立即与有关部门协商，逐项落实总理批示，派专业人员携带器材赴斯。卫生设备及时从香港进口，对西晒问题改换遮阳玻璃，使问题都及时妥善解决。
　　1973年5月，徐向前副委员长作为我国特使应邀赴斯参加该项目的揭幕典礼，陈慕华副部长陪同前往。5月17日斯举行了十分隆重的揭幕典礼，斯总统、总理、议长都出席，共2,000余人参加。1973年9月双方商定我于1974年提供相当于人民币200万元的可兑换货币作为该项工程的维修基金，同年10月班夫人写信给周总理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敬意”，并说会议大厦正式开放使用以来，一段短时间内，已经有好几个大会在这里召开，该建筑引起了外国广泛的兴趣，而且给外国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6年8月斯里兰卡作为东道主在此会议大厦成功地举行了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班夫人非常高兴，对我驻斯大使黄明达说，这次会议非常成功，有86个国家参加，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来了，盛况空前，要是没有这个大厦，我本事再大也不敢请他们来啊！各国代表对大厦的设施称赞不绝，说比以往任何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会场都好，我告诉他们这是中国送的，这使我格外想念周总理。

不染亭

商务部老干部 张文成
　　　　　　　　　　　　　　　　　　　　2006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向主张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已经获得解放的民族，应该支援那些尚待解放或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民族。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忠实地遵循这些原则和政策。博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好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际感受赞誉尤嘉。一九七二年周总理亲自接待马耳他政府总理明托夫就是一项典范的例证。
　　一九七二年阳春三月，风和日丽，马耳他政府总理明托夫率团来华访问，周总理十分重视亲临机场迎接，像接待其他大国总理一样，当明托夫走下舷梯，总理迎上去热情握手寒暄，在两国国歌嘹亮声中陪同明托夫走过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和热情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气氛热烈，明托夫喜笑颜开，受到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高规格接待，似乎有些意外，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晚周总理举行盛大国宴，明托夫在致词中一再对我国的邀请和盛情款待表示感谢，对周总理亲临机场迎接和设国宴招待表示感谢。热情祝贺我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支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在餐叙中还一再赞扬我国国歌悠扬悦耳，富有革命和鼓舞斗志之功，给人以振奋之感。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明托夫举行了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外交、外经、外贸、交通等部的负责人，我随从外经部韩宗正付部长参加了会谈，感到荣幸。在会谈中明托夫介绍说：马耳他处于地中海的中央，土地面积324平方公里，人口35万人，马耳他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直是西方强国的军事基地，二战胜利后获得独立，但仍未摆脱殖民地状态，靠英军基地租金和为基地服务收入过活，经济未得发展，人民生活难得改善。近来情况有变，马英两国协议，英军撤除、关闭基地。基地租金没有了，为基地服务的居民也将失业，政府财政拮据，居民生活困难。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机遇。中东石油资源极其丰富，西方大国大量投资开采石油，并源源不断地运回欧美各国。因而穿行地中海的大型油轮和货轮越来越多，载重吨位越来越大，当前二、三十万吨油轮比比皆是，五、六十万吨油轮也在积极发展中。这给马耳他提供了一个具有生存意义的商机。马政府计划修建一座30万吨干船坞，以便承接大型油轮货轮的检修。在30万吨干船坞里可以同时检修二台十万吨以下的油轮和货轮。此外，还计划建设一些轻工纺织和食品加工项目。这些计划项目需要的资金量较大，马方经济困难，请求中方予以支援。
　　上午会谈结束，时到中午，总理要我们参加会谈人员同他在小餐厅一起吃午饭。总理和大家园坐在一张大圆桌上边吃边谈，大家都注意到总理心情很好，身体也好，满脸笑容，和蔼可亲，消除了大家的拘谨，说话就多了。我也就无拘束地脱口而出：马耳他这么小的国家，建这么大规模的干船坞干什么呀！（当时我国也只有2.5万吨级的）。总理看着我，带开玩笑似的说：你怎么这么主观哪，马耳他国家虽小，但战略地位重要，它处于地中海的中心，西方发达国家的门口，联接亚、非、欧三大洲，是海上运输必经之地，也是世界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军事战略要地，中世纪西方基督徒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异教徒，就是在这里集结大量战船向中东和北非出发的。战争沿续了很多年。而近代几次欧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征战各方都在争夺这块战略要地。所以马耳他历史上一直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二战胜利后获得独立，但仍未彻底摆脱殖民地状态。现在英军撤除基地是好事，但租金和为基地服务的收入没有了，经济上遇到了困难。近来通过议会选举工党获胜，上台执政，工党领袖明托夫出任总理，想干一番事业，发展经济，四处向西方国家求援，所获无几，更无人愿承担大型干船坞的援建工作，于是转求于我。我们要好好研究马方的要求。我听了总理一席话，心里热呼呼的，感到自己学识短浅。深感总理博古通今，远见卓识。从心里更加崇敬与爱戴。决心做好援马工作，不辜负总理的教诲。
　　总理听取了交通部有关专家的意见，认为虽然目前我国仅有2.5万吨干船坞的建设经验，但对马耳他30万吨干船坞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是有能力承建的。
　　总理第二次同明托夫总理举行会谈时，谦和地表示，我十分同情你们当前的处境和困难，你们要求我们援助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愿意尽力帮助马方发展民族经济，巩国独立，解决当前的困难。我们现在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过去和你们一样遭受过殖民主义的祸害，解放还不久，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济上还不富裕，财力物力有限，但我们愿尽力来帮助你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对你们的援助，决定给予一亿元人民币无息长期贷款，专用以承建大型干船坞项目和其他项目的费用。至于具体项目和有关事宜，我们将尽快派出专家组赴马考察，同马方商定。明托夫听了后表示完全同意，从表情上看心满意足，喜出望外。
　　明托夫在京期间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并参观了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对中国古老文化和礼仪之邦，赞不绝口。随后周总理陪同明托夫一行乘专机赴南京访问，在南京参观中山陵、紫金山和雨花台等古迹名胜，晚上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兼南京军区司令员许士友等党政军领导宴请明托夫一行，宴会结束后举行文艺晚会，节目丰富多彩，特别是儿童歌舞团的表演更是精彩动人。儿童演员最小者才四岁，最大超不过10岁，有唱歌、有跳舞、唱京戏、耍杂技、音乐弹奏、诗歌朗诵等，尤其一个四岁小女孩独奏琵琶，更是优雅动听，代表团成员十分惊讶，掌声不断。演出结束时总理和许士友陪同明托夫上台献花篮，并同演员一起照像留念。
    韩宗正付部长带领我们在南京继续与马方商谈协议文本，会谈中出现分歧，很难达成协议，主要分歧有三点：①马方不同意人民币贷款，要求给予美元贷款；②要求贷款金额黄金保值；③中方所供设备材料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我们难以接受，马方主谈者是马国检察总长，熟悉国际法规，坚持不让。时过半夜，还达不成协议，我们都很焦急，后来只好惊动周总理，可巧总理还未睡，正在处理国家大事呢，总理细心地听了我们的汇报后，总理表示马方意见有道理，应该尊重马方意见。于是我们遵照总理指示，与马方很快达成了协议：①人民币贷款改作美元贷款，按当时牌价一亿元人民币折算为６９００万美金；②以黄金保值，按当时一盎斯黄金等于35美金；③中方所供设备材料，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达成协议后，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深感总理学识渊博，一向谦和待人，避免强加于人。
　　在南京访问结束后总理又陪明托夫来到广州访问，三月份的南国城市，春光明媚，百花盛开，明托夫一行在一片华美的景色中参观了黄花岗烈士陵园和毛主席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参观明托夫一行对中国革命历尽艰辛，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取得了胜利，表示赞叹。与此同时，我们把协议中、英文本准备好了，就在广州宾馆举行了签字仪式。晚间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举行晚宴为明托夫送行。此次访问即将结束，明托夫满载而归，颇有感触，心情很激动，在致词中热情赞扬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一再感谢对他们的无私援助。特别动情地感谢周总理的盛情款待。第二天一早总理陪送明托夫前往深圳，从罗湖口岸出境，经香港回国。明托夫满怀感激之情回国了。在我们的心灵中激荡着：一位年逾古稀的大国总理竟能如此谦恭地陪同一个小国总理一陪到底，试问人世间还能够找到这样的范例吗！
    在协议签订一个多月后，就由张文成（时任外经部付局长）、刘济舟（时任交通部总工程师）牵头，有港湾、轻工、纺织、机械、建材等专家组成的考察组，赴马考察和商谈。受到马政府热情友好接待和全力配合。特别是明托夫总理立即接见，亲自主持马方官员与我们商定考察内容、方式和日程。考察工作在马方官员的配合下顺利开展。重点是30万吨大型干船坞及码头项目。我们港湾建设专家集中精力对深水港湾进行考察，研究各种资料，从地质、地形、水文、风浪等条件分析后认为具备修建大型干船坞和码头的条件。我在施工技术和设计以及大型设备制造上虽有相当难度，但经过努力都是可以做到的，建成后完全可以满足对大型油轮货轮的检修要求，经济上也将获得相当可观的效益。因此认为我们有能力承担这个项目。同时我们几位工业方面的专家对轻工、食品、机械、纺织、建材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从马耳他的环境特点看：一个岛国土地面积有限，又缺少资源和淡水，所以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因此居民生活用品依赖进口。但是它有一些特殊的优势，那就是碧海、蓝天、细沙滩，所谓黄金海滩，吸引大批北欧游客前来日光浴、海水浴，所以旅游事业前景光明。我们同马方官员共同认为，发展加工业，如：巧克力糖厂、玻璃料器厂、纺针织厂、水泥制品厂等，将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既可减少对生活用品进口的依赖，又可增加就业，也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我们与马方取得共识后，报经国务院批准，承担30万吨船坞及码头工程，巧克力糖厂、玻璃料器厂、纺针织厂、水泥电杆厂。国务院授权中国驻马大使代表我国政府与马国外交国务秘书签订了议定书 。

不染亭

我有机会跟随周总理同外宾会谈，陪同访问，打心里感到荣幸，从中学到了宝贵的知识和道理，获得了终身难忘的感受。
　　（一）周总理谦躬平等待人的回响
　　周总理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倡导者，更是亲体履行者，这次明托夫总理访华，总理从谈判到参观访问一陪到底。我想这是明托夫平生唯一的一次受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优礼相待，他感念在心。我们考察组赴马考察时，受到了明托夫总理的破格接待，当我们应邀来到总统府大楼门前时，出人意料的看到了明托夫总理从大楼里走出来，在大理石的台阶上迎接我们，喜笑颜开的握住了张文成的手，另一只手搭在张文成的肩膀上，热情亲切的说：你们这么快就来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代表马耳他人民欢迎你们。在同考察组成员——握手之后，带我们到他的客厅里，他亲自主持马方官员与我们商定考察日程和相互配合问题。当场指示马方官员安排好考察组的生活，要保证考察组的安全，要宾馆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卖淫者，都赶出去，不许接近考察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禁止这种恶行。在考察过程中，他也十分关心考察组的生活，在一个假日里，明托夫亲自开车带我们到黄金海岸游泳、滑水和冲浪，玩的颇有兴味。还有一次明托夫亲自开车把我们接到他在郊区的别墅里，设家宴招待我们，他的夫人（英国人）和他的女儿（在英国留学回国渡假）娘俩亲手做菜做饭，摆满一桌英式西餐，一家人和我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很有人情味。他们父女俩辩论真假社会主义，争论不休，很有趣。事后，我们考查组成员互相在问，为什么明托夫做为一位总理竟然能如此礼待下士呢，大家不约而同的答案是对周总理谦恭待人的回报。
　　（二）援建一座金山，震动地中海
　　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门口，历史上的军事战略要地，现今又是世界能源运输必经之地，援建一座大型干船坞码头工程，自然会搏动一些敏感的神经，周总理预料将会震动地中海，果不出总理所料，协议一公布，立即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一时间成为西方评论的话题，有的从政治上提出质疑，有的从技术上表示怀疑。但地中海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却是一片赞扬声，他们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援助马耳他证明中国将继续执行支援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建设30万吨大型干船坞及码头工程，不仅规模大，技术复杂，大型设备制造难度也很大。我们国内只干过2.5万吨干船坞，建造超大型干船坞没有经验。但我们的有关单位和专家们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革命精神，有信心好快省地完成援建任务。干船坞：长360米，宽62米，深12.5米，坞址为石灰岩地貌，所以设计和施工都很复杂。对坞室施工，我国专家采用了国内也没有用过的最先进的整体锚杆式结构，大大节约了坞坑的开挖量和钢筋混凝土的用量，降低了工程造价。对坞底出现喀斯特溶洞海水大量涌漏，我专家采取六种堵漏技术取得成功。对坞门采用钢制（单面重950吨）自动卧倒式阀门，经试制也十分成功。
　　对于大型关键性设备，我们在国内组织技术攻关试验，对150吨重的大型门式吊机（当时国内只能制造30吨的）和大功率（1000千瓦/小时）立式轴流式水泵（当时国内只能制造小型的），经精心设计、反复试验试制，取得成功，送到马耳他安装，技术、质量都达到了标准。为了确保试验成功，我国花费了大量的试验和设计技术费用，都没有向马方收取，而是从我国对外援助试验费中支付。足以证明，我国对外援助是无私的。这项超大型船坞工程和大型设备试制的成功，对国内大型港湾建设和港机制造能力，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和提高。符合周总理关于“抓援外，促国内”的要求。这项大工程经我国专家的艰苦努力，历时5年9个月，终于建成投入运营，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越来越好，马政府和人民十分满意，他们说是中国帮他们建成了一座金山，国际媒体也大量报道，多有赞誉。
　　（三）从周总理的喜悦中感受到历史的伟大转折
　　在跟随总理接待明托夫总理的日子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周总理的身体很好，与前段文革大动乱时期显然不同，那个时期总理日夜操劳，整天处理那些烦心的事，显得身心疲惫，我们都为周总理的身体和安全耽心。这次参加会谈，跟随总理左右，看到总理又恢复了往日英明智慧，从容不迫的风度，我们打心里高兴。那么为什么总理在此刻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从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1）一九七一年秋冬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分裂国家的阴媒。震慑了极左妖风，扭转了混乱的局面，消除了国家安全隐患，稳定了国内的局势，保卫了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江山。
　　2）一九七二年二月，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总统尼可松，在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来华访问，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轰动了世界，周总理同尼可松进行友好的会谈，取得了战略性成果，签订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美国决定与我建交与台湾断交，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决定从台湾撤军，解除30多年来对我的封锁和禁运，支持恢复我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从而招来西方大国纷纷与我建交，苏修帝国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的威胁受到了震慑。这是周总理协助毛主席推行重大战略决策取得的伟大胜利。
　　3）一九七一年冬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两阿提案，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把蒋介石集团驱除联合国，确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投赞成票者中大多数都是接受过我国援助的国家，这一胜利是与我国长期坚持援助第三世界的政策分不开的。
　　以上三大胜利是当代中国历史性的巨大转折，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得到有利的保障，面对巨大历史性胜利，一向爱国爱民的伟大总理，怎能不喜在心，笑在面呢。

（全文完）以上文章均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离退休干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