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汪文风<br/><br/>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心中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但是，1976年1月8日当敬爱的周总理不幸去世后，万恶的“四人帮”却不许人民悼念，由此而暴发了著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此后，出现了一个署名“童怀周”编写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被“四人帮”紧急追查。作为当年“童怀周”小组的一员，我在此将“童怀周”的事情向大家作一介绍。<br/> <br/> 一、万众挥泪送总理<br/> 1976年1月8日，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群山肃立，江河挥泪，辽阔的祖国大地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失去了伟大的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敬爱的好总理。<br/> 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前，亲身体会到了周总理所一贯主张的搞好生产建设，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反映着他们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周总理号召搞好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渗透到群众的心里了。周总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在个人思想品质上、道德风貌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长期以来就为人民群众所赞颂，所景仰。1967年，“中央文革”那一伙人煽动要打倒周总理，诬陷周总理，并没有起到有利于他们的作用。相反地，他们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管当时是坚决抵制、坚决反击的人们，还是曾经上当受过骗的人们，都觉醒了。周总理的逝世，广大群众悲痛不已，强烈要求扩大瞻仰仪容、扩大吊唁活动的规模。<br/> 盘据在中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一面大骂沉痛吊唁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是“哭丧妇”，是“四旧”，是“孝子贤孙”，一面也预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疯狂叫嚣要警惕人民群众“用死人压活人”。江青被迫到周总理灵前，向周总理的遗体三鞠躬，但她向总理遗体行礼时竞连帽子也不摘。她搞的这个小动作，当即被收看电视的广大群众识破了，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把帽子摘掉！”“把帽子摘掉！”“四人帮”不许人们自发地戴白花，戴黑纱，不许所谓“私设灵堂”，要把对周总理的吊唁活动缩小到他们能够容忍的规模上。但是，人们偏要戴白花，偏要戴黑纱，神州大地白花点点，举国上下黑纱片片，有人的地方就有灵堂，山河大地一片吊唁。他们说对了，人民群众就是要用逝者之圣，压倒他们几个生者之魔！<br/> 当按规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周总理的同时，一个更大规模的吊唁活动，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展开了。许多人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又加入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山人海的吊唁活动中。<br/> 在周恩来总理灵柩送往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的当天，人们早在午夜，就自发地顶着凛冽的寒风，扶老携幼，怀抱小儿，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大街两边由几十万人组成了厚厚实实的人墙。人们翘首以待，为自己的好总理送行。“沉痛吊唁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这就是亿万人民的呼声。当灵车队出现后，几十万人悲痛欲绝。泪水啊，不要模糊我们的双眼；灵车啊，莫要隔断我们的视线。敬爱的周总理啊！我们多想再看您一眼！周总理啊，您在天安门前停一停吧！在这里，您和我们一起欢度过多少个胜利的节日，此时此刻，您爽朗的笑声还回响在我们耳边，您炯炯的目光还在亲切地看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需要您！灵车队，万众心相随。哭别总理心欲碎，八亿神州泪纷飞。红旗低垂，新华门前洒满泪。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啊，您今夜几时归？敬爱的周总理啊，您怎么走得这样急？有多少问题等着您去解决，有多少事情等着您去处理。总理啊，您怎么走得这样急！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br/> <br/> 二、拉开与“四人帮”斗争的序幕<br/> 全国人民含泪送走了敬爱的周总理，同时，也拉开了与万恶的“四人帮”斗争的序幕。<br/> 1976年春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毕业生——邮电部的吴江、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乔文祥，各自带着孩子到我家串门。我当时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住在二外院内。这两个青年和他们所团结的几十个青年，是一批出奇的青年：早在1967年7、8月份，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认为二外的全体干部经过审查，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要求不论参加了那一派的，都要全部予以解放，按照“文革”前的职务安排工作，在学习中“有私批私”、“有修斗修”，用提高思想觉悟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与他们原来并不认识，是在二外发生乱批乱斗的情况下相识的。每当我遭到围斗的时候，他们就主动地站出来保护我，以此建立了友谊。这次，他们带来了决定要在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信息。他们不是干部子弟，更不是高干子弟，而是地地道道贫农的儿子。由此可见，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东西，是不得人心的。接着，我们又商量如何动员二外毕业现在京工作的学生都来参加与“四人帮”的大搏斗。<br/> 十年动乱之前，我是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部办公室的负责人，主要是做内部工作，极少出头露面。“文化大革命”一来，有人说学院党委跟“黑帮”有关系，而我们了解的又与当时已揭出的所谓“黑帮”没有关系，党委一班人一讨论，决定“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要发动群众“保卫院党委”。我们就遵照决定，到学生、教师当中去游说。可谁知风云骤变，北京大学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的问题，南京大学出了匡亚明事件，造反派就拿来跟二外的情况对照，二外的党委就被批成了“黑帮党委”，政治部、教务部、后勤部被打成“反革命司令部”，教员、学生中的教研组长、班长被打成“国民党的保甲长”。几个通霄达旦的大会开下来，我由“保皇派”、“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连连升级。一清理阶级队伍，又发现我曾在国民党统治下坐过牢，坐过牢而又搞“反动路线”，不是“叛徒”也是“特务”。只有“叛徒”才能出狱，当了“特务”是“顺理成章”、“合乎逻缉”的。驻二院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曾派了三批人到重庆调查我的历史，但都不了了之。这一下，我倒反而成了这个小天地的一个“名人”。此次吴江、乔文祥同志到二外找我来，也就是想利用我的“名声”，在与“四人帮”大搏斗中起点作用。<br/> 我把清明节要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消息，告诉了汉语教研室对“四人帮”不满的同志，并叮嘱暂时不要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发展趋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br/> 3月下旬至4月上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员工倾潮而出，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天安门广场花圈如云，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刷满了大标语。大字报的空隙中，贴有许多小字报和诗词：如“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尚有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野心家祸国秧民生不如死，革命者鞠躬敬瘁虽死犹生。”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有人在朗读诗歌，演讲。一个年轻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贴了一首诗：“清江摇桥恶浪翻，黑天黑地悲惨惨。项羽英魂白天降，扫荡阴霾见晴天。”又一个青年走过来，把一张纸贴在基座上，人们哗啦一下围过来看，便马上抄了起来。这就是那首著名的“反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又有一人贴了一首题为《请示》的诗：“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围观者不禁欢呼叫好。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们在学院内又贴出悼念周总理、悼念陈毅副总理的两个巨大的白纸专栏。<br/> 4月5日，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下去了；7日，公布了颠倒是非的两项决议。殊不知，8日凌晨，在二外的北食堂（教工食堂）就发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小字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江张姚三家村！……”，后面还有一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但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不知是怕大家怀疑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呢，抑或是耽心大家把小字报及其作者认做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以后他们在内部查对笔迹的大量工作中，也始终不敢说这第四句话是什么。<br/> 当然，学院“文革”的当权派也不是白痴和笨蛋，他们不好明说谁谁谁写了这张小字报，就采用查核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干了些什么，看到些什么；以及社会上、学院内存在的大量抨击“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是如何传播的，追根究底。并连夜搞排队摸底、笔迹鉴定，要搜查出小字报的作者。我所写的大量文章的原稿都被他们搜去；退回来时，发现许多字的横、竖、撇、捺以及各种偏旁部首，都被用铅笔划出，是来不及将铅笔印迹擦去呢，还是故意留给我一个威胁，就不清楚了。我也抓住这点，高举毛主席曾指示不准在党员、干部中搞特殊侦查的教导，与他们理论，弄得他们尴尬不堪，只能推卸赖帐。<br/> 二外当权者的矛头，明显地是对着汉语教研室来的，而他们当时怀疑的主要对象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在全院党员大会上，工宣队长和院革委会主任以追查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为名，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了质询：<br/> 问：你说，你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没有？<br/> 答：我是3日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br/> 问：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br/> 答：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许多花圈做的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是一定做不出来的！”<br/> （全场一片哄堂大笑）<br/> 问：（对大家）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事情么！（严厉地转向我本人）我是问诗词，诗词，反革命诗词？<br/> 答：这个么，当时广场人山人海，挤得很。有人在高声朗读，有许多人还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不去听它，就回来了。”<br/> （全场又一片哄堂大笑，两位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br/> 问：为什么你那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br/> 答：其实嘛，我们是很积极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黑古隆咚地听别人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听隔壁男厕所的人说的。我倒是在想，应该加强学习，提高我们追查政治谣言的政治和技术水平，才能……。<br/> （全场再一片禁止不住的哄笑）<br/> 另一领导：你，说来也是院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嘛，工人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打哈哈呢？！<br/> 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参予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藏诗活动。在追查的压力下，有少部分诗词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则被我们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或用塑料纸包住埋进了花坛。至于所谓的“反革命政治谣言”，我们对院工宣队和革委会派去检查的领导说，“我倒听过一个故事，一个笑话，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您指的那类，但我不敢说。”被派去的领导也想听新鲜的，说“你说吧，只准在这里说。”于是有的同志们说：“有人说毛主席骂中央首长，你是‘上海帮’，‘四人帮’你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代表我。”有的同志说：“有一天，毛主席要许世友跟王洪文把自己最好的本事拿出来，给他看一看。许世友站在墙根边，运足了气，平地身体竖着上升了五六寸，一两分钟悬浮在空间，然后轻轻落下来，面不改色心不跳。主席说，‘许世友表演过了，王洪文，你会什么呀？’王洪文说‘我会打猴拳’。主席说，‘猴拳也好嘛，你打一套给大家看看。’王洪文猴舞足蹈跳地打了一套，主席鄙夷地笑了，说：‘我看哪，你的功夫差远了’。‘不过我不相信，主席日理万机，那会有那功夫看王洪文打猴拳呢……。’当要追究从那里听来的时，大家就说在公共汽车上听来的，在电影院黑古隆咚里听来的，在男厕所里听隔壁厕所里讲的，在女厕所里听隔壁男厕所里讲的。还要补充一句，“这可是领导非要我讲的，不是我要腐蚀领导哇！”一人一个腔调，十人一个腔调，弄得领导哭笑不得。<br/> 当时的事实说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极端地脱离人民，脱离群众，与人民对立，与群众对立。他们睁开眼睛是瞎子，竖起耳朵是聋子，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他们的效忠者，也是又瞎又聋又哑，他们被围困在人民群众重重叠叠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日子长不了。<br/> 至于另外一个因教工食堂四句话的小字报而受到怀疑的同志，当时正在甘肃天水探亲。我担心他一回到北京就会被审查，于是就利用自己也是教改组党总支委员的身份，在总支委员会上提出写一封信给他，命令他交代去过天安门广场的详细情况。总支书记是新提拔起来的一个年轻人，副书记是工宣队派到教改组的，他们居然表示同意。信件由我手书，盖教改组的大印发出。那个同志一见信，立即明白了北京的风声鹤唳，回来后说他见信就警觉了起来。<br/> 全院工、军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为了清查教工食堂的“反标”，都把眼睛盯上了汉语教研室。但是，不论他们白日黑夜地用高音喇叭压，旁敲侧击地在大会、小会上挤，还是找人偷听、派人侦查，始终也没能把我们藏的那些开安门诗词弄出来。<br/> 有一天，教研室一个教员找到我，谈到他在天安门献的那首《请示》：“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诗意是十分鲜明的。当时，我们还没有把总参测绘局乔文祥、邮电部吴江来学院串联，发动清明节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情况告诉过他。他说，他准备被捕，坐牢，被杀，要求我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我俩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游，又在大操场转游了一圈，不忍分开。我把以往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重庆进行地下斗争的一些方法一一告诉了他：“碰到什么情况该怎么办，碰到另一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即使被捕了，受到刑讯逼供，抵死不承认，对方也无法定案。”他的妻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唐山大地震后，我有一次蹬车进城，去广播事业局宿舍找他。遍寻不着，向他的邻居打听，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家的人影了。我耽心他被捕了，心急火燎地满处找，最后总算在复兴门正修建中的立交桥南侧下面一个塑料布搭的防震棚下看到了他和他的一个女儿。我们畅谈了几天来的感受，都有些酸溜溜的。<br/> 朱德总司令逝世了，我们把眼泪咽进肚子里，上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敢多有表示。<br/> 毛主席逝世了，我的感情特别异常。一方面，我是从一个学徒工，流浪儿，变成了国家的干部。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我早不知饿死、病死在重庆那个公共厕所里了。重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几乎每天都要用卡车往城外运尸体，多数是我们这号人。我是从肺腹里感谢他老人家的恩情的。另一方面，好好的，为什么要发动这个“文化大革命”，而且错信哪几个坏人，而打倒一大批老干部、老革命，我不能理解。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也有两种感受，一方面，的确悲痛，泣不成声；另一方面，总感到有人在盯着我，监视着我，甚至想到允许我参加这样的大会，可能也是别有用心的。<br/> <br/> 三、“童怀周”小组成立<br/> 10月初的一天，那位写《请示》诗的同志，从城里来到二外悄悄告诉我们几个人：广播电台被接管了，负责接管的主要领导人是耿飚。这是杨罗耿兵团的领导人之一啊，我们感到了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我无法安静下来了，赶忙借了一辆自行车蹬车进城，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光明日报社、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处打听消息。终于得到一个准确信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逮起来了！我买了卤猪头肉，二锅头，鞭炮，晚上在家里约了几个信得过的同志，喝酒放鞭炮，以示庆祝。这时，学院工、军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还蒙在鼓里。第二天，院革委会主任碰到我，还问我晚上为什么闹腾。我只笑笑，讳莫如深。<br/> 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了“四人帮”，大概在10号。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人们对我们客气多了，怕我们闹腾；但又用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压我们。我们不管那一套，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着手油印成册。<br/> 要印刷天安门诗词，就要求有一个名义。当时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应该做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讨论来讨论去，用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不妥；同时教研室的二十几个同志，虽然大的看法上是一致的，但由于人事上的磕绊，感情上的磕绊，有些同志就是跟主持搞这件事的一个同志合不来。于是，我们想到用一个“佟怀周”的名义来印，后来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用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出榜招兵，完全自愿。从戎也都积极地参加了选诗词、定某首诗词是否在天安门广场上张贴过、修改错别字以及以后的编辑、校对、印刷、出版、发行、搬运等工作。<br/> 1977年1月8日，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我们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这一下，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我们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要求铅印发行。有人要求把“童怀周小组”扩大到社会上，我们否决了，仍维持在二外汉语教研室教员的范围内；有人建议“童怀周”应选出领导人，我们也否决了，人人都只做工作，不设“当官”的。<br/> 等到天安门革命诗抄要出铅印本时，原来答应帮助我们的许多单位，由于两个“凡是”，由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首先有个批准的问题，按照二外原来的规定，作为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我本人是有权批准印刷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的。我签字发排了，但印刷厂的领导胆小，要求还有教改组领导和院领导签字，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你们偏说是汉语阅读参考教材”。我们找到原来的一个副院长和教改组的一个副组长，加签了字，在院内算是合法了。其次是纸张的问题，我们找到被赶下台的另一位副院长，通过他从北京二轻局搞来第一批纸；又通过被挤走的另一副院长，从中央宣传组经人民日报社，搞来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院内、院外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人们都有一个意志，对这件事情的支持，也就是对“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支持。<br/> 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了，发行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许多单位派人来来往往的地方。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你们如果还受到什么威协，他可以派两辆坦克摆在你们教研室的楼下，对你们进行保卫。<br/> 有一天傍晚，我背了一大帆布包《天安门诗抄》，来到我工作、生活过几年的公安部，进入了公安部研究室主任陆石同志的家。我还是照旧调皮嘻嘻的说：“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里。”他问：“什么书哟？”我说：“《天安门诗抄》。”他激动起来，紧紧地抱住我，说：“我的好同志啊！”以后我们还出版了许多次天安门诗词的书和画册，都通过陆石同志，送给罗瑞卿、席国光、凌云等老领导。罗瑞卿同志经过多年磨难，已不大记起我了，向陆石同志打听，陆石同志作了简介。我们的老部长说：“好嘛，抓天安门事件的，有我的干部；闹天安门事件的，也有我的干部。这些青年同志，不容易啊！干这些事，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啊！陆石同志还对选编诗词的工作，提出了十分忠恳的意见。<br/> 《天安门诗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之前，我们已在海内外发行了二百万册。当然，这种编辑、出版和发行，是在当时特定形势下争夺纪念人民崇敬的周总理的一种斗争。<br/> |
发表于 2006-12-18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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