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1976年震惊全国的“总理遗言”案真相

虞美人草

34年前，一封横空出世的“总理遗言”在全国人民手中迅速传抄。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封“总理遗言”其实出自一位小工人的手笔，并由此酿成了震撼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
蛐蛐儿精心炮制
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袁敏，当年“总理遗言”事件当事人之一、《江南》杂志主编）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发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家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
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正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一份后来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遗言”没人怀疑
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
依旧没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就这样，这份“总理遗言”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两个月后全国追查
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出紧急电话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
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然而，有关方面没人相信这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支光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挖地三尺，在我姐姐房间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沓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虞美人草

有人听闻过此事的来龙去脉么？

涔霁

　　也正是巧合。读完《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的最后一页，正好是1月8日，这天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忌日！

　　三十四年前的往事，还清晰记得。那时候，我在小三线工地、湘北一个山沟里当宣传干事。周总理去世了，不让设灵堂、不让戴黑纱、不让放哀乐、不让开追悼会，老百姓心中藏着哀思、憋着悲愤。后来，山沟里偷偷传开了“总理遗言”。印象深刻的是“小超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之所以至今还有印象，一是觉得总理真是革命，夫妇间都称“同志”，二是周总理身患绝症，临终想的都是党和国家大事，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真是“鞠躬尽瘁，死后而已”。我和其他传阅过的人，没有一位怀疑“遗言”的真实性。正如袁鸣所写：“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的秉性和风格”。没想到，几个月以后传达文件说“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好在山沟里，正忙着“毛主席为三线建设操心，我为三线建设拚命”，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追查“反革命谣言”。

　　及至这一次读了《重返1976》，才得知“炮制”这篇几乎蒙骗了全国人民的“总理遗言”的竟是一位二十三岁的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人李君旭，外号蛐蛐儿。李君旭是作者袁鸣及哥哥的同班同学，“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朗读”，但是他“胆小和软弱”，“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1976年2月的一天，天下着雪，一帮同学“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以往很是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不久，春节过后的一个寒冷的晚上。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两张薄薄的纸——“总理遗言”，蛐蛐儿说是抄来的。在场的几个年轻人谁也没有问是从哪里抄来的，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部埋头抄写起来。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抄”，“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迅速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也没有传真机，连打长途电话都很困难！这份“总理遗言”却在短短几个月里“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传播现象！因为人们对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因为人们对祸国殃民“四人帮”的痛恨！被压抑的情绪如同地下的烈火在滚动。正如袁鸣在书中写道：“那时候，谎言之所以会流行，是因为现实中不能说真话！如果人们都觉得‘谎言’比现实生活更好的话，那么肯定是现实出了问题。”


　　虽然伪造“总理遗言”并不足称道，但我还是佩服李君旭的勇气；佩服他的智慧和文字能力，二十多岁的人伪造一位政治家的遗言，遣字造句那么老道，能骗过那么多人！

　　袁鸣没有把蛐蛐儿描写成“英雄”，她借一位当事人的话，对蛐蛐儿的行为作了概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这一举动用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说出了人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但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是蛐蛐儿编造的谎言，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成英雄行为了。”在袁鸣的一再追问下，蛐蛐儿承认失恋后，他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女朋友和女朋友周围的人看，“证明自己并非鼠人之辈”。

　　由于“蛐蛐儿的单纯和幼稚”，让七个家庭蒙难，十二人被逮捕关押，几千人因为传抄“总理遗言”而被审查。其中蛐蛐儿和作者袁鸣的哥哥、姐姐、父亲等七人“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亏及时粉碎“四人帮”，他们才得以免难。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六位被蛐蛐儿“供出”来差点命丧黄泉的当事人，对蛐蛐儿的宽容态度。袁鸣的哥哥就说：“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相比之下，那位“并不如烟”女士用生花妙笔“揭密”黄苗子先生、冯亦代先生是“告密者”就显得很不厚道了。

　　五谷


   编造遗言可耻！

虞美人草

以前谣言少一个漫天飞
后果很严重了
现在是谣言满天飞
多了不稀奇
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