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朱启钤先生

风之舞者

人生的聚散离合，宛如日月星辰的推移，时光流逝得太快了，总理离开我们屈指已有２７个年头。使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是两次见到总理，和总理对我祖父及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怀！种种情景油然而生，宛如昨日，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声声在耳……<BR>                <BR>            那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我出差到北京，事后去位于东四八条老宅看望祖父朱启钤。初冬时节，跨院走廊里的腊梅格外艳丽，在暖风中散发出淡雅的阵阵幽香，使这古雅的宅第，透出了一丝春意。<BR>                <BR>            傍晚６点多钟，住在我家后院的章士钊夫人报信说，周总理一会儿就到前院看望朱桂老。原来，周总理正在后院访问章老先生，了解香港的一些情况。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不禁兴奋得雀跃起来。<BR>                <BR>            建国前夕，祖父寓居上海，他和章士钊先生交往甚笃，有６０年的友谊。我的大伯父朱泽农孩提时，拜章士钊先生为老师，那时章老才１８岁。１９４９年国共和谈期间，章先生曾经两次到过当时的北平。一次是以上海民间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的，住在六国饭店。在章先生离沪前，祖父曾托他带一封信给我们，尔后我母亲徐恭如曾到六国饭店回拜，这时章先生已经是以李宗仁政府和谈代表团正式成员的身份来北平了。周总理曾请章先生写信给祖父，劝其勿去香港、台湾，留在大陆。该信由著名演员金山派人送往上海。和谈破裂后，章先生留在北京，就住在东四八条我家老宅的后院，上海解放后不久，又把章夫人、次子章可和女儿章含之接来同住。<BR>                <BR>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周总理即派我表兄章文晋将祖父接到北京。祖父受到党和政府的礼遇，先后担任北京文整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二、三届委员等职务。晚年关心政治，每天的报纸和政协文件他都用心阅读。毛主席曾向章士钊先生详细询问过我祖父的生活起居情况。<BR>                <BR>            大约晚上８时许，章士钊先生陪同总理来到我家。在场的有我父亲朱海北、大伯父朱泽农、二姑父章以吴和继二姑妈罗婉容。祖父见到总理问候后，第一句话就说：“苏联卫星上天了(祖父每天要看９种报纸)，世界为之瞩目。”总理说：“您看报纸了解事态嘛。”寒暄了一阵以后，总理问我祖父，他在北戴河看到一块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我祖父知道不知道。祖父回答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周嘉琛是我的门生，他是临榆县知事。”总理打趣地说：“那您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尔后，总理问我祖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又问：“送给您的《参考消息》收到了没有？”祖父说：“他们每天都拿给我看，字太小，看不清楚。”总理说：“这是专门治我们老年人的，叫我们看不见。”当即指示在场的秘书以后给老人的文件一定要用大字号印刷。<BR>                <BR>            总理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大伯父朱泽农和总理握手时说：“我也是南开的学生。”总理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大伯父说：“叫朱沛(大伯父字泽农)。”总理马上说：“五班的。”于是引出总理对南开中学时的回忆，便同我们谈起南开时代的一些往事，总理连当年学生宿舍的式样、某些教职员的外号都记得清清楚楚。<BR>                <BR>            二姑父章以吴，在南开读书时是总理的同班同学，曾和总理多次同台演出，同砚之情延续有半个世纪。谈话时他称总理为“老学长”，总理称他为“以吴兄”，并当着表兄章文晋开玩笑说：“你是章文晋的父亲，章一山是你的父亲，你真是‘名子之父、名父之子’啊！”继二姑妈罗婉容原先是护士，１９５０年曾随同上海口腔专家韩文信大夫到北京护理过总理，所以总理认识她，当听说她和二姑父章以吴结为伉俪时非常高兴，就问：“你们结婚为什么不请我喝喜酒？”他们两位相视不语，总理风趣地说：“你们一个姓章，一个姓罗，是‘章罗联盟’啊！”说罢笑了起来。接着便说：“好，你们不请我，我请你们。”后来，总理和邓大姐果真在中南海西花厅请他们全家吃了一顿便饭。<BR>

风之舞者

总理和大家论古谈今趣闻横生，一点架子也没有，使我们全家丝毫不感到拘束。祖父让总理烟时，总理说他不吸烟，只是在同马歇尔谈判时吸过一个时期，因为当时太费脑筋，以后戒掉了。闲谈间，我爱人徐绪玲从西郊中央商业学院下班回来，她和总理握手时，我父亲介绍说：“这是我的儿媳，徐世昌的侄女。”章公公补充说：“他们家的许多房产和文物都交给了国家。”总理听后称赞地频频点头，他对徐绪玲说：“徐世昌字写得好，中南海有许多他写的屏匾，你有空可以タ纯础！闭馐弊娓覆寤埃?缸盼液托煨髁崴担骸八?嵌际侨?嗤旁薄！蔽颐橇┟Σ坏?馗??骸安皇侨?嗤旁保?枪睬嗤旁保　弊芾硎?指咝耍?ψ哦晕液托煨髁崴担骸昂茫?茫∧忝且?煤醚?啊！绷攘仁?锸刮颐潜父星浊小?br&gt;                <BR>            祖父出于对总理的尊重和待客的礼节，要家人上茶，总理的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向我们示意不要上茶。祖父却紧着催促“上茶，上茶”。继祖母许曼颐只好到内屋斟茶，保卫人员想制止时，祖母已经把茶和我从天津起士林给祖父买的咖啡糖一同放在了中间的桌子上。这时，我们对祖父的心情和保卫人员的职责都是理解的，但此时双方的不安情绪十分明显，都觉得左右为难，感到十分尴尬。而祖父眼花，没看见以上的情景，依然在不断地催促“上茶，上茶”。此时，我走过去拿起一块咖啡糖首先递给祖父，没想到，总理却站了起来，亲自将茶杯和糖放到了自己身旁的茶几上，坦然自若地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还吃了一块咖啡糖。总理的这一举动，解除了家里人的窘境，使所有在场的人十分感动，拘谨和诚恐一下子消失了。总理那诚挚、亲切和对人信任的态度，像一股热流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BR>                <BR>            祖父耳聋，他经常打断总理的话，我们就摆手示意，总理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当总理谈到黎元洪时，祖父听不清，就几次问总理说什么，总理耐心地一次比一次提高声音回答，笑着解释说：“大总统嘛！”祖父对文字改革不理解，他问：“是不是改革以后，我们这些老头子都变成了文盲啦？”总理听后大笑起来，指着章公公说：“他参加了会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给详细介绍介绍。”总理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BR>                <BR>            当总理准备告辞时，祖父突然问总理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在北戴河朱家的茔地吧。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我们没有想到祖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正欲阻拦，总理却又一次摆手，倾听着祖父把话说完，然后对着他的助听器说：“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不放心吧？你要是不信，章行老当保人。”祖父听到总理的回答连连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BR>                <BR>            总理要告辞回去了，我们全家怀着崇敬的心情送总理到大门口，总理和我们一家人及工友一一握手告别，并幽默地说：“你们朱家可以组成一个仪仗队了。”事后，祖父无比感慨地对我们说：“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３０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周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的政治家，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后来，表嫂张颖告诉我一件事：就在总理来我家后不久，总理在文联作报告，当谈到创作素材时，总理说：“素材就在生活之中，前些日子我访问了一个大家庭，保皇党、国民党、共产党、共青团都有，都在一个家庭之中，很有意思。”４年后，１９６１年祖父已经９０岁了，在他寿诞的那天，总理特派李金德同志送来一个大花篮祝贺。过了几天，总理又在全国政协二楼小礼堂为祖父举行了一次小型祝寿宴会。除了我们全家，章士钊先生也参加了宴会。另外，还有应邀作陪的在京的７０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祝酒时，周总理说：“今天不只是给朱桂老祝寿，也是给在座的都是７０岁以上老人祝寿，我是个小弟弟。”宴会上，我们全家向总理表示感谢，总理说：“不要感谢我，我是代表党和毛主席来给大家祝寿的。”当我们集体向总理敬酒时，总理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们朱家的菜很好吃，什么时候请我吃饭？”祖父耳聋，我继母周季藏便给祖父写了一张便条说明总理的意思，祖父看后高兴地说：“好呀，那就请总理定个日子吧！”经过和有关部门联系，约定１２月７日中午总理来我们家吃饭。说也凑巧，前一天我从芦台农场回京休假，这当然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于是，家里开始做些准备，并从北京饭店订了两桌菜，又在家里做了几样贵州风味的家乡菜，还做了总理喜欢吃的“狮子头”。<BR>

风之舞者

     当天，将近中午，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总理正在大会上作报告，要晚到一会儿，邓大姐先来。”不久，邓大姐和章文晋、张颖夫妇就到了，邓大姐又向我们说明总理晚到一会儿的原因。在场的还有我的六姑父张学铭和六姑朱洛筠等人。<BR>                <BR>            １２点半过后，总理和孔原、童小鹏、罗青长等领导同志来到我家。因为总理下午还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没有多谈就入坐吃饭。席间，总理问我是不是还在天津外贸部门工作。事隔４年了，总理还记得我的工作单位，并关心一些近况，令我敬佩不已。饭后，准备请总理休息一会儿，总理说：“不休息了，坐坐说说话就行了。”总理作了一上午的报告嗓音有些发哑，但他仍然陪着祖父和章公公谈了一会儿话。<BR>                <BR>            我的六姑父张学铭这时向总理询及胞兄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思虑之情溢于言表。总理对他说：“从台湾那里的朋友得知，汉卿的近况很好，身体也很好，现在读明史，你不用惦记。”这次家宴，中国新闻记者给我们照了相，总理、邓大姐还同我们全家合了影。临行时，祖父拿出他过生日那天宾客的签名簿请总理签字，总理说拿回去签。后来祖父又将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让家人装裱好，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总理作为纪念。<BR>                <BR>            １９６４年２月，祖父患感冒后并发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当时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正值出访亚非１４国，中央统战部将祖父病情向身在国外的总理作了汇报，总理电报指示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尽力医治，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还代表党和政府到医院看望了祖父。但祖父终因年迈体弱于２６日去世，享年９３岁。祖父逝世后，徐冰同志和全国政协征求我家的意见是否仍照祖父遗愿葬在北戴河朱家茔地，并提出葬在八宝山的建议。我父亲说：“老人生前鉴于火化日益普及，而北戴河茔地又作为中直疗养禁区，怕不能如愿，因此在京郊万安公墓预先买了六个寿穴，以为埋骨之地。”后来经总理批准，祖父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嘉兴寺开追悼会时，总理送了一个鲜茉莉花做成的花圈，并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主持了追悼会，李部长在同我继祖母许曼颐谈话时一再表示了总理对祖父丧葬事宜的关怀。<BR>                中美建交后，我家在海外的亲属纷纷回国探亲，每到北京都要去八宝山公墓凭吊祖父，有的还在墓地拍照留影。<BR>                <BR>            祖父谢世后，继祖母由政协每月补助６０元生活费，直到她１９７０年去世。十年动乱中，我家遭到冲击，１９７４年周总理指示中央统战部为我父亲落实了政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邓大姐建议，我父亲又被安排在中央文史馆，晚年十分幸福。１９８２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将祖父曾住过的赵堂子胡同和东四八条老宅定为“朱启钤先生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北戴河的朱家坟在“文革”时遭到破坏，海外的亲属准备筹资修葺。邓大姐知道后，指示中央统战部督促当地修复。１９８３年６月动工，８月初竣工，拨款近３万元，基本恢复了原貌。１９９９年６月，经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落实了以全国政协万国权、经叔平副主席领衔十数位委员建议在北戴河建立先祖父纪念设施的提案，由朱氏海内外亲友集资在西山朱家坟内落成了《蠖公亭》，亭内置放祖父铜像。石亭古朴典雅，铜像庄严肃穆，他以深邃的目光，俯视着他曾十余年为之维护主权，抵御外侮，开发建设从而造福了桑梓的这一渤海旅游胜地。现在朱家坟已成为西山２４景之一，每到暑期游人如织。以上这些当然是祖父生前所不能预料到的。<BR>                <BR>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朱氏子孙和侨居海外的家属亲友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了解，对于党和政府对我家的多方关怀，备感欣慰和感谢。受到党的统一战线的感召，海外许多近亲挚友有的成为当地进步侨领，有的多次来华讲学，有的专门从事对华贸易，有的纷纷在沿海城市进行项目投资，为爱我中华、振兴国家做出一定贡献。就我个人而言，正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才使我这个封建世家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１８年来在所任职务的各个岗位上，在天津市乃至全国的对外招商、融资引资、法制建设、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参政议政、海外交流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尽心竭力地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全国工商联、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的充分首肯。追根溯源，这也是以敬爱的周总理为典范，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的结果，使我更加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在党的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和感召力。<BR>                <BR>            宇宙浩大，岁月悠悠，斯人已逝，松柏千秋。敬爱的周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崇高精神和伟人形象却常驻人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鼓舞我继续前进，激励我努力工作。<BR>                <BR>            注：朱启钤（１８７２－１９６４）字桂辛，号蠖公，贵州紫江（现开阳）人。清末监生，曾供职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局督办、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过国务院总理，因拥袁失败，下野后潜心于古建筑、市政和企业，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山东中兴煤矿及轮船公司，开发北戴河旅游区。１９４９年自沪返京后，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６４年２月病逝于北京，享年９３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