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永军 <BR> <BR> 四十年代初期，香港抗战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与内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皖南事变爆发后，抗战文化运动在内地国统区开始进入最低潮时期，在香港却空前活跃起来。这与中共香港文委的成立及周总理的关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BR> 1941年上半年，旅港知名文化人已有数百人，此外还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识分子，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香港文化界人士最大范围地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是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关注的大问题，因为从抗战全面爆发后到1941年春香港文化界一直存在矛盾和争论，且问题的争论有多半是带着人事问题在内的。 <BR> “双包案” <BR> 文协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双包案”。1939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理事时未能以民主的办法，而以“突然的预谋方式”，由乔冠华在会上发表一篇痛快淋漓的讲演，接着投票，许地山、楼适夷、欧阳予倩、戴望舒、叶灵凤、刘思慕、蔡楚生、陈衡哲、陆丹林等9人当选为理事会干事，而作为筹备人之一的简又文则落选，仅以13票当选为候补理事，“把他气得七孔生烟”。简虽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但也是一位著名文化人。简对落选十分生气，于同年9月另行成立中国文化协进会，组成以简为首，包括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广州大学校长陈炳权、广东国民大学校长吴鼎新、广东省教育厅长金曾澄、香港国民日报社社长陈训畲、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著名文化界人士组成的理事会。这样文协香港分会便起不了“香港文艺界所期待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徐迟回忆：“这事太不应该，本来大可不必。”“大敌当前，本来是可以协商共事的。他其实也干不了什么事，硬排斥了他，徒然给自己添了麻烦……唱了‘双包案’，我们还不得不投入一部人去参加它，帮了它的场子。本来是可以在一起做好的事，一定要折开作两摊……每回想起来，多少有点不以为然。” <BR> 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论战 <BR> 以“香港八办”支持的杨刚、乔冠华、冯亦代、郁风、袁水拍等为一方，以胡春冰（国民党港九地区支部书记、《民国日报》副刊主编）、曾洁孺（国家社会党中央委员）、张若荣（青年党代表）等为另一方的关于战时文艺应该写什么的论战持续半年之久。前者主张战时文艺应为抗战服务，写有血有肉的内容，而后者则认为以新式风花雪月为文风所写的以情感人的内容也未尝不可。论战的导火线是由杨刚在1940年7月在《文艺青年》第二期发表的“大方向有些小毛病”的《反新式风花雪月》点燃的，随后香港各报刊纷纷发表赞成或者反对的文章，《立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国民日报》、《国家社会报》等报刊都被卷入这场争论。最后，这场见诸报端的笔墨论战发展成为双方面对面的大辩论。11月24日有200多人参加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唇枪舌战在坚道文协香港分会所在地展开，杨刚、胡春冰、曾洁孺、乔冠华、冯亦代等多人先后发表意见。冯亦代晚年回忆：辩论会以胡春冰一方的败北告终。我也陪了未坐，看到我方一员员论将获胜，十分振奋。但是今天看来，我们那时也缺少策略，照当时文化艺界的统一战线情况，如果我们不兴师动众，留一手不是更能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吗？” <BR> “香港八办”直接联系的知名文化人之间的争论 <BR> 1940年春，从德国回来的钢琴家姚锦新在半岛酒店玫瑰厅举行贝多芬作品独奏会，乔冠华、袁水拍、徐迟等一大帮人都到场欣赏。随后，徐迟在《星岛日报》和《大公报》发表了赞扬这次演奏的文章，而袁水拍则马上在《立报》发表一篇《贵族的音乐和音乐的贵族》，对演奏会和徐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徐迟又以《音乐的答辩》一文反击，最后由乔冠华、杨刚坐镇，由袁水拍等人公开对徐迟进行批评。袁认为：这个时代只需要聂耳、洗星海、张曙、任光，而巴赫、贝多芬都是无用的。皖南事变后，乔冠华因坚决反对茅盾所赏识的青年评论家李南桌提出的“广义现实主义”，而与杨刚一起动辄对茅盾提出批评，甚至在会上“由杨刚出面照提纲要点公开批评茅盾，但茅盾也不示弱，立即提出反批评”。 <BR> |
发表于 2006-5-1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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