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临终时刻：最后一个军礼敬给周恩来

周房儿

最后一个军礼敬给老战友

1975年7月11日，朱德正准备到北戴河去休养，身体稍稍恢复的周恩来一边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一边让卫士高振普打电话：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面。

前几天，朱德曾经想去看总理，因为总理当时的身体不太好，没有请他去，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朱德也不想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当得知朱德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周恩来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于是热情地向朱德发出了邀请。

下午5时50分，朱德走进总理的会客厅时，看见周恩来已经换下了病号服，远远地迎了过来。朱德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声音有些颤抖：“你好吗？”周恩来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的动作有些迟缓，当卫士走过来扶他坐到沙发上时，周恩来关切地问：“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朱德说：“这个可以。”

这天，朱德同周恩来交谈了二十多分钟。周恩来知道朱德有按时吃饭的习惯，他又患有糖尿病，为了不耽误朱德吃饭，6时15分，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了。警卫员搀扶朱德上车，周恩来一直目送汽车远去。

朱德与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1922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同总理之间的永别。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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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

当天下午，朱德还接见了外宾，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便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他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吧，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反正情况不是很好。”康克清低声说。朱德还没有听懂康克清的意思，想不到总理已经走了，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可是，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想：总理的病恶化到了什么程度，难道就治不好了吗？

到了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朱德惊呆了。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工作人员告诉朱德，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朱德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大家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

“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当时，家人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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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康克清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恩来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局面。”

1976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听劝告拼命地工作。从2月到7月初去世，五个月中，他会见外宾十八次，找人谈话三次，其中一次是亲自去中央党校看望老教授成仿吾。

5月18日，成仿吾将新译的《共产党宣言》送给朱德提意见，朱德19日收到这本非常熟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20日就把字大的逐字逐句认真地看了一遍，字小的地方则由秘书念。然后，他提出要去党校看成仿吾。身边工作人员劝阻：“您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成仿吾接来谈谈吧！”朱德不同意：“为什么要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还是我去看他吧！”5月21日，90高龄的朱德专程来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宿舍。

朱德鼓励成仿吾：“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这对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朱德还详细了解了成仿吾的工作情况。当成仿吾问到朱德的健康情况时，他回答：“中央对我照顾得好。消化情况不坏。”

临别，朱德嘱咐成仿吾：“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保重身体。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成仿吾陪着朱德坐车绕着校园看了一下，便握手告别。成仿吾没有想到，仅一个多月后，朱德就与世长辞。

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朱德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6月21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

吃了药，他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踏进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却没有人事先告知委员长。

正是盛夏季节，北京城里骄阳似火。由于不知马尔科姆·弗雷泽何时来到，朱德只好在人民大会堂一间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候。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车队才缓缓驶进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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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朱德便感到身体不舒服，有些咳嗽，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德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坚持说：“不要紧，等明天我会见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但因为身体不适，他没有再接见外宾，外事部门对有关安排作了调整。

26日，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这时，秘书尹庆民与朱家商量，想利用朱德住院这个机会把他的浴室给改造一下。以前新六所的卧室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中办知道后，曾想把这里改造一下，可是朱德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但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还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到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中办管理局副局长李维信见朱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只作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

听李维信这么一说，朱德这才勉强同意。于是，利用他一次去北戴河的机会，中办管理局将房子给“维修”了一下，将朱德的办公室改成了卫生间与卧室相连，又将餐厅改成了办公室，并在院子里扩建了一个新餐厅和一个理发室。

朱德回到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非常生气，反复批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是维修么！？你们这是跟我搞策略，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然而生气归生气，木已成舟，只得勉强接受。这一次改造留下的惟一遗憾就是卫生间的澡盆是按当时市场的标准尺寸做成的，盆的边沿比较高，而且地面的瓷砖也特别滑，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使用它的实际需要。以至在以后的几年中，朱德每次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必须在两三个人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完成。

这次朱德住院了，秘书抓住这个时机赶紧向中办管理局协商加班加点地将浴室进行改造。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老人一天也没有享受到。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当时，天气很热，病房在四楼，没有空调，把房门、窗门全部打开同样燥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病房，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但进入7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心脏衰竭，糠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又增加了肠胃炎等，高烧一直不退。

7月1日，朱德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了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之后，又提出要给他念书、念文件。秘书为了让他能安静休息一会儿，只好含着热泪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去了。于是，朱德又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在病榻上与病魔搏斗的朱德得知毛泽东因心脏病发作处于昏迷状态时，焦虑万分，特别嘱咐医疗组的医生们快到主席那里去。医生们尽力劝慰他，因为他的病情也很令人担忧。

朱德住院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委托他的女儿“每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朱老总的病情”。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不知是谁，把一盆兰花悄悄地摆放在朱德的病房里。他看到兰花，有一种少有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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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朱敏突然听到父亲在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便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朱德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瞪大眼睛望着女儿，张了好几次嘴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朱敏泪水簌簌往下流，俯下身子在父亲的耳边轻轻地说：“爹爹，您别讲了，我明白您的意思，要我们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您放心就是了。”听到朱敏这些话，朱德露出了欣慰的神态。


7月5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这些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同志，嘴唇翕动着，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嘴却没有发出声来。他努力地要抬起右臂和他们握手，却终于没有抬起来。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老帅、大姐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很快，朱德就进入昏迷状态。当时，叶剑英打电话表示想看看朱老总，极度悲痛的康克清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那颗跳动了近90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永远离开了亲人儿女，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救国强国的伟大事业。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并感叹：“‘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朱德病逝后，康克清让孩子和秘书尹庆民，警卫员李廷良、徐宏、刘炳文以及护士盛菊花等给朱德换衣服。可是在家里找来找去，竟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点的。直到最后实在找不着了，家人这才想起来他根本就没有新衣服。孙子朱和平泪如泉涌：“爷爷辛劳了一生，一定得让他穿身新衣服！”于是，临时在红都服装店给朱德做了一身内衣，外衣中山装仍是他穿了多年的那件。

7月8日，是向朱德遗体告别的一天。朱德躺在鲜花翠绿之中，那么沉静，那么安祥，似乎是工作疲劳后的一次小憩，似乎他马上就要醒来，用他那坚定的声音去指挥千军万马……(《党史文苑》)

绯色天空

太伤感了我都想哭了,
向他们敬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