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周恩来在留学日本时结交的新中学会创立人马洗凡

新中学会的创立人——马洗凡   董宝瑞董宝瑞1917年夏天，来自天津南开中学、法政学校和水产学校等学校的留日学生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杨扶青、李峰、黄开山等人，在日本首都东京发起成立了“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新中学会。那时，与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等同为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生的马洗凡，尚没有抵达日本，仍在国内，但因事前已经取得了联系，也被列为新中学会的创立人。马洗凡，约于19世纪90年代初出生在昌黎县城东关一个有名的官宦世家。他的曾祖父马恩培（字植轩），为清朝咸丰十一年（1961年）优贡，初循例官内阁中书补缺，后考取记名御史，相继得任内阁典籍、侍读；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补授江安粮道，加二品衔；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受江苏巡抚赵舒翘保举，升任湖北按察使，两年后卒于武昌臬署任上。他的祖父马庆阳（字庶徵），例授候选知府，在马恩培任督粮道时以其母年高多病，归养家居，主要经营马家在本地和京、津及东北的商业，在宣统年间曾任昌黎商会总理，为马家撑起一个极大的家业（1923年去世）。他的伯父马恺元系马恩培的长孙，考中廪贡生后曾在北京任户部郎中20余年。马洗凡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商结合的大家族里，自幼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美中不足的是，他的父亲马悌元（马庆阳次子、马恩培次孙）和母亲均未长寿，在他年少时相继去世。他在本县读完小学后，在民国初年与同一家族的弟兄马梦花、马梦梅等一起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本名“汝骏”，“洗凡”为其字，原写为“锡凡”，后又改写为“洗繁”，最终以“马洗繁”名世。在叔伯兄弟中，他排二。他是在1913年春天考入南开学校读中学的，比周恩来早入学有半年，与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等在1917年春天留学日本的同学同班。据周恩来担任南开学校《校风》周报的纪事类编辑时采写的《纪事》记载，马洗凡为当时南开学生组织的又一团体——自治励学会的副会长，并兼演说部副部长，亦为南开在校学生中的一个“头面”人物。又据周恩来在《纪事》中记载，马洗凡身高腿长，在学校以能参加赛跑比赛出名，曾在中专一年级与三年一组（马洗凡所在班）举行联合运动会上，获“二百二十码”第一名、“四百四十码”第二名、“半英里”第三名；后来，他又在天津各学校联合运动会上获“半英里”赛跑第四名。马洗凡是在1916年12月23日由南开学校中学毕业的，为南开学校第九次毕业生。转年春天，他的同班同学童冠贤等赴日留学，而他也准备到日本留学，却迟迟没有动身。马洗凡是在1918年3月与马梦花，还有昌黎的另一个南开中学毕业生宋毓芳，一起到达日本东京的。对此，周恩来在自己1918年3月11日的日记中清楚地记有：“……冠贤、铁卿来，告马氏兄弟暨宋毓芳三同学至。”周恩来是南开学校的第十次毕业生，比马洗凡晚半年走出南开校门，却比马洗凡早半年到日本留学，于1917年9月就到了东京。当时，周恩来刚刚参加了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未被录取，又开始准备考第一高等学校。由于马洗凡迟迟没有到达日本，他的同班同学童冠贤（在南开时任自治励学会德育部部长）成了留日南开同学的头面人物，被推选为东京的南开同学会干事长，并成为新中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周恩来到日本后，与他和另几个早一届毕业的南开同学交往密切，并被选为南开同学会评议员。马洗凡到达日本后，周恩来开始与他密切交往。在周恩来同年3月24日的日记中，有“下午同学会开会，到者二十人，欢迎新至同学马君等”的记述；在后来的日记中也不时有关于马洗凡的记载，如“往访锡凡未遇”（4月14日）、“归来邂逅锡凡等同学”（4月26日）、“下午锡凡来”（6月12日）、“晚间锡凡、勉之来”（6月14日）、“致锡凡、乃兄片各一”（6月28日）、“冠贤、涤愆、锡凡片各一”（7月3日）、“至早稻田听锡凡演讲欧战费用”（7月7日）、“饭后见锡凡等”（7月11日）、“与锡凡交谈刻许”（7月19日）、“早起偕锡凡往车站接留美南开同学，车至四次□未见，十一钟归”（7月23日）、“早起后偕锡凡往接留美同学，至午仍未遇；午后接谦六片，告由横滨上岸”（7月24日）、“早起与锡凡、公望转横滨接谦六等，下午归来，晚各事休息”（7月25日）、“早起整顿行装，九钟至早稻田，归来购物数件；下午四钟行，锡凡、子鱼、伯安、伯涛、勉之、存斋及□□、两广诸君均送我”（7月28日，是日周恩来启程回国探家）、“致子鱼、伯安、伯鸣、矗云新中同志及锡凡等各片一，伯涛片一”（7月30日，由下关乘船到釜山，改乘火车到达朝鲜京城汉城时）、“洗凡转涤非信一”（8月21日，时周恩来在天津）等。马洗凡到达日本东京后，就开始参加新中学会的领导工作。新中学会成立以后，既没有会长，也没有执行委员会或理事会一类的集中领导组织，仅在开会时公推比较年长的一人为主席，会内的具体事务也按照实际需要推举一人或二人以上的干事担任。马洗凡在会员中年纪较大，又极热心公共事业，他一到日本，就与童冠贤、高仁山等成了大家所公认的新中学会实际领导人，成为新中学会决定会内一切大事的中心人物。也就是说，马洗凡不仅在未到日本时就成了新中学会的创立人之一，而且一到日本就成了新中学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学会在创立初期，会员的组织生活是相当严格的。当时，新中学会以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在东京早稻田隺卷町12号租赁的一所住宅为会址，题为“新中寄庐”。每星期日的上午，都在那里举行会员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先是每人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自己的学历、志愿等，后座谈国家大事、个人的学行感想等；再有就是轮流座谈个人一周来的读书心得，或作学术讲演等。为了纠正不遵守时间的恶习，规定准时开会、准时闭会、无故不许迟到早退，并决定凡无故迟到者应自觉地站立一旁，必须等主席招呼后，方许就座。在马洗凡到达东京半年多以后，1918年10月，新中学会又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较大的房子，约十七八间，作为会员宿舍。除确有困难者外，会员都搬到宿舍居住，在“新中寄庐”过集体生活。为了锻炼劳动生活和养成节俭习惯，凡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烧饭、洗碗、采买、看门等，都由会员轮流担任，不雇用人；在就餐时，实行一饭一菜制度。为了发挥会员间的互助精神，各人所有现款都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要支用，不许浪费。此外，由经济比较充裕的会员一次或分次交出定额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的学膳等费。家境相当富裕的马洗凡，带头入住“新中寄庐”，与大家一起过集体生活。周恩来是在1918年5月19日加入新中学会的，他原来住在神田区神保町租的一间，到这时他已由天津探家归来，也与马洗凡等新中学会会员一起住进了“新中寄庐”。就在那一年，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和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等，访美回国路过东京时，曾到“新中寄庐”参观并进午餐；而那次的午餐，就是由马洗凡和周恩来、李峰等新中学会会员自己烧的。当时，张伯苓等人都称赞新中学会会员过的这种集体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那时，周恩来在经济上比较拮据，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的马洗凡和一些会友通过新中学会这一组织，曾给了周恩来在生活上以较大的帮助。在周恩来的旅日日记后面的《收入款项》栏，有“洗凡借来（已还）”10元（1918年9月）、“洗凡借来”5元（1918年11月）等字样。马洗凡在日本留学期间，考入哪所大学，或像周恩来似的并没有在日本进入高等院校就读，已失考。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情况可考的，除了杨扶青、李峰、张芥尘、于树德等当年的新中学会会员在1961年3月写的《新中学会纪要》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就是他与周恩来等新中学会会员在京都的一张合影了。1919年清明节前夕，马洗凡与周恩来、杨扶青（就读东京水产讲习所）、张子纶（就读东京水产讲习所）等人从东京到京都，与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的于树德、安体诚等新中学会的会员会聚，一起冒着小雨畅游了京都西郊著名的风景区——岚山公园。就在那次游览时，周恩来即兴吟出了有名的《雨中岚山》等诗歌。在冒雨游岚山公园的第二天，1919年4月6日清明节那一天，他们有9位新中学会会员在京都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被安体诚烈士（1927年5月在上海牺牲）的遗属保留下来，现藏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照片上不仅标有合影的时间、地点，还遗有安体诚亲笔标注的合影者的字或号。从马洗凡在合影时坐在前排正中间，其左为周恩来（照片上标其字“翔宇”）、杨扶青（照片上标其原字“辅青”），右为张子纶、安体诚（照片上标其字“存斋”），后排站立着于树德（照片上标其字“永滋”）、刘东美、童冠贤、朴岩（疑为黄开山之字）来看，他在一同合影的新中学会会员中年当最长（其中已知的杨扶青为1891年生人，张子纶、童冠贤为1894年生人），属“老大哥”式的人物。从他与当时年仅21岁、才华出众的周恩来紧紧坐在一起看，他与在赴日本留学前吟出“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雄壮诗句的周恩来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且与杨扶青一起对周恩来的才学、人品是相当看重的（两人分坐周恩来两旁，杨扶青居左，马洗凡居右，戴眼镜者）。<img class="uimg" src="http://photo.hexun.com/p/2006/0108/8535/b_3AC8E186B7337340.jpg" alt=""/>1919年4月中旬，即京都之行后，周恩来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回国；而马洗凡在周恩来回国后，大概也于不久转行美国了。据他的亲属回忆，后来他是在芝加哥大学读的大学。1919年秋天，杨扶青、张子纶在由东京水产讲习所毕业回国后，准备根据新中学会的宗旨，到昌黎县城创办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马洗凡作为新中学会的创立人和主要领导人，对杨扶青、张子纶的行动非常支持。据说，在杨扶青、张子纶尚未回国时，马洗凡就给家里写信，让家里人给予大力支持；并且，他还写信给与马家联姻的戴家给予鼎力相助，给到昌黎县城筹备建厂的杨扶青、张子纶以方便。1920年，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在昌黎建成开业。当时，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计招200股，每股50元银币，集资10万元，其中除一部分为新中学会的公股外，大部从当地招集，马家和戴家都成了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的较大股东。马洗凡留学美国，在科伦比干大学毕业后，又游学欧洲，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后来，他和童冠贤接受了英国学者拉斯基的政治学说，一心想把新中学会改组成一个拉斯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1924年，他和童冠贤从德国寄回一个新中学会的会宪修正草案，提请国内会员在举行年会时讨论通过。当时，周恩来、安体诚等早已成为共产党人，其他陆续从国外回来的会员也大多有了自己的职业和政治选择，一些人事实上已与新中学会脱离了关系；因此，不少会员对会宪的修改已不再感兴趣。1924年夏天，新中学会在北京举行年会，通过会宪修正草案时，到苏联莫斯科参加过远东劳苦大众会议（一说远东民族会议），已经成为共产党员，并与李大钊一起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于树德，当场声明不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要求出会；全场会员基于多年来的感情，深感新中学会解体分化危机的到来，都不禁失声痛哭。1924年以后，新中学会虽然又勉强举行过一两次年会，但再无任何朝气可言，最终无疾而终。1926年，马洗凡和童冠贤等人在回国前后加入了国民党，并联合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新中革命青年社”，号称“新新中学会”，但它在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新中学会的组织，而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了。1928年7月，国民政府在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易名“北平”，把“直隶省”改名“河北省”。新的河北省政府成立时，与马洗凡关系较好的国民党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商震出任主席，马洗凡被商震任命为新建立的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兼河北省训政学院院长。一年后，商震被调到太原任山西省主席，他离开河北，辗转南行；他到达南京后，在1932年6月10日被任命为南京市社会局局长。半年后，因其学究气十足，不适应当时的官场风气，被免职。此后，他主要任中央大学教授，并出任法学院院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携带家眷随同中央大学撤退到重庆；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之后，身为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马洗凡，特意帮助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邀请自己当年的同学和好友，已经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刚到重庆不久的周恩来，到中央大学演讲《第二期抗战形势》。那次在校内外引起极大轰动的演讲会，就是由他主持的。很可能，那时是他与周恩来久别重逢；后来，他在重庆又与周恩来多次交往。1942年4月，他被任命为中央考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1942年7月，在抗日战争初期由各抗日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马洗凡被选为参政员；1945年4月，他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据说，马洗凡被选为参政员后，在参政会上见到周恩来后，一再表示自己已经落伍，说你们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为进行合法斗争，而我是基本上是吃闲饭的。周恩来则勉励他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说这也是新中学会的追求，说得马洗凡热泪盈眶。本来，马洗凡也准备为新中国的建立做点儿事情，但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不久，国民参政会就成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御用工具，他因心情不畅，再加上积劳成疾，大约在1946年就在南京离开了人世。据说，在马洗凡去世后，南京有的报纸曾发表文章，说马洗凡的去世是中国政局的一大损失，若其在世，国共不致出现这么大的纠纷，云云；表明他是主张国共继续精诚合作的，并与共产党方面的关系似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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