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茶

。。。。卷鸟归巢？！~

鸾飞凤舞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和造反派的冲击。

　　一些造反派为炫耀自己的“能干”，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揪到北京，游街示众。

　　周恩来曾派自己的联络员转告造反派头头，制止这种乱揪乱斗的行为。

　　毛泽东对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做法也有不满。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周恩来参加陪见。

　　谈到眼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2天之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吗？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心中有底了。他根据毛泽东要保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等人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受冲击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并把他们接至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先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几位副总理写出报告，然后由他把报告送给毛泽东批准。真可谓用心良苦。

　　2月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后两次写报告给周恩来，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负责人接到北京。

　　2月8日，周恩来将这两份报告转送毛泽东批准，并附信建议：对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均拟先接来北京养病。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这样，在周恩来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陆续被接至北京养病。名为养病，实为保护。

　　2月9日晚上，周恩来通过军委一号台要通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电话。

　　“得志同志，你还好吗？谭启龙同志现在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中，谭启龙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1966年11月初，红卫兵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谭启龙上北京。红卫兵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恩来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在周恩来、陶铸、谭震林等的直接干预下，公开批斗谭启龙的大会被取消了。谭启龙回到山东后，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又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了。

　　“总理，谭启龙同志前两天刚从青岛被押回到济南，听说现在被关在山东医学院。”杨得志回答说。

　　“好。得志同志，请你立即派人把谭启龙同志从造反派手中接出来，并由军队护送到机场。毛主席指示，让谭启龙到北京来休息一段时间。明天早上7点，中央派飞机到机场接谭启龙同志来北京。”

　　“总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谭启龙同志。”

　　晚上10点，杨得志司令员派出的人直接把车开到了谭启龙被关押的地方——山东医学院教学楼。

　　开始，造反派拒不交人。军区来的人斩钉截铁地说：“中央有紧急指示，要谭政委马上去北京。”谭启龙那时还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谭启龙被接上汽车，来到军区五所，换了一部车后，未作停留，直奔机场。

　　谭启龙心里有点纳闷，不知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但从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上看，又不像是造反派。

　　到机场后，负责护送的军人才告诉谭启龙：“谭政委，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手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机场。明天早上7点派飞机来接你。”

　　次日一早，北京派来的飞机准时降落在济南机场。谭启龙到北京后，被安排住进了由军队控制的京西宾馆。

　　就在谭启龙被接到北京的当天，浙江省军区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总理值班室，说造反派将于12日在省体育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批斗江华的大会，省军区是否参加，如何表态？

　　江华当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病在上海住院治疗。

　　1966年底被造反派从上海揪回杭州，关押起来。他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妻子吴仲廉也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来京的造反派时，严厉批评了造反派揪斗、关押江华的行为，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他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再三说过，对江华要保。

　　总理值班室秘书周家鼎将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写在了《要事汇报》条上。

　　周恩来凌晨才回到西花厅，看到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后，拿起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要通了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针对浙江的混乱形势，委派杜平以中央驻浙江代表的身份负责处理浙江问题。

　　“杜平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指示让江华同志来北京治病。中央决定，11日晚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华同志来北京。你们要负责保证把江华同志安全地送到机场。为保证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护送。”电话声音质量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话。

　　周恩来这一招是釜底抽薪。造反派不是要在12日召开批斗江华的10万人大会吗？

　　11日晚上就把江华接到北京，看你这个会怎么开。

　　“总理，我马上召集会议，保证完成任务。”杜平就像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

　　11日上午，杜平召集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等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那时，地方领导机构大多已瘫痪，说话不灵了，只有军队说话还管点用。

　　造反派虽然不情愿交出江华，但无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从。

　　11日晚上，江华被安全地护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电话打了几次，工作都没有做通。

　　2月18日，周恩来再次嘱秘书打电话给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2月19日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送到北京，到时，中央派飞机到南昌接。

　　江西有关方面给造反派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后，造反派不愿意放人，竟打电话到总理值班室讨价还价：“我们19日准备在八一广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刘俊秀的大会，杨尚奎也要参加。我们要求推迟几天送他们来北京。”

　　总理值班室的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按时送到，不得推迟。

　　2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在两名造反派“护送”下，乘飞机来到北京。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早在机场等候。

　　联络员对“护送”的两名造反派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

　　联络员穿着军装。两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联络员带着杨尚奎、刘俊秀上了车。

　　这些老同志当时的住处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中央文革一伙故意将这些老同志的住处透露给造反派。这样，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鸾飞凤舞

　　一次，来自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几位负责人抓走。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示增派一个加强连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限令他们立即放人，要回了李井泉等人。

　　7月底，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造反派翻越中直招待所的围墙，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等3人揪走。周恩来亲自找北航的造反派头头韩爱晶，要他下令放人。随后又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往“北航红旗”要回了张体学、张平化和叶飞。

　　当时，正是在武汉七二○事件以后，极左思潮猖獗一时。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和它那高厚的院墙也没能挡住造反派的冲击。

　　8月25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宋任穷也是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住在京西宾馆6楼东头的一个套间。

　　此前，鉴于东北三省的混乱局势，周恩来几次提出要“解放”宋任穷，让他回东北局工作，但江青等人百般阻挠，说宋任穷还没有接受群众的批判，承认错误，还没有“过关”。

　　警卫部队负责人见造反派人多气盛，一面派人报告总理值班室，一面令战士在门口的警戒线前手挽手筑起了人墙，并劝说造反派不要冲。

　　但造反派这次是有备而来、有恃而来。他们仗着人多，混乱中有些造反派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6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继续在和警卫部队纠缠。

　　显然，事先有人把宋任穷的住处告诉了造反派，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得如此准确？！

　　造反派冲进宋任穷的房间揪着宋任穷连拉带推，就往阳台上拖，个别造反派还在混乱中对宋任穷施以拳脚。他们知道要想从大门口揪走宋任穷是不可能的，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准备把宋任穷从阳台上吊下去，强行揪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亲自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

　　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

　　要动真的，造反派哪是部队的对手！何况还是训练有素的警卫部队。三下五除二，傅崇碧就指挥部队把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了回来。

　　次日凌晨，周恩来找东北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揪斗宋任穷的行为，说：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是国民党特务作风。我劝你们不要学这种特务作风。你们对宋任穷同志有意见，可以在会上提，但不能用这种办法，把人拖走，这成什么政治？你们看看武斗打成什么样子，损失有多大！完全没有国家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就是派别的利益！你们这样怎能做接班人？你们想一想，难过不难过？你们自己这样下去会一天一天地脱离群众，要走到反面。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中直招待所、京西宾馆多次遭造反派的冲击，住在这些地方的老同志都暴露了，安全很难保证。

　　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到西花厅。

　　“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周恩来满脸倦容，望着这位跟着自己东奔西突的卫戍司令。

　　为了保护老干部，周恩来可谓绞尽脑汁，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傅崇碧稍稍想了一会，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地图。

　　“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你看行吗？”傅崇碧指着地图上的一片营房，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周恩来果断地说。

　　“好，我先安排布置一下，尽快把他们转移。”

　　几天后一个夜深人静的凌晨，傅崇碧亲自指挥，选了几十个精干强壮的警卫战士，用汽车把这些老同志拉上，在北京市区兜了几个大圈，确认没有造反派的跟踪后，隐秘地来到了东高地。

　　周恩来又指派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具体负责与这些老同志联系。

　　造反派见这些老同志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江青一伙料定这些老同志是周恩来让人藏起来了，但又不好直接责问周恩来，便几次当着周恩来的面逼问傅崇碧把这些人藏到哪里去了，指桑骂槐。

　　傅崇碧装作不知道，不搭理他们。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紧急召到钓鱼台那座灰色的小楼，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议室。

　　傅崇碧进门一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在，周恩来也在。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傅崇碧进门还没坐下，陈伯达就气冲冲地发出责问。

　　“哪些人？”傅崇碧依然采取装糊涂的战术。

　　“啪──”江青一掌拍在桌子上，怒目而立：“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这才明白今天找他来又是来审问他把这些老同志藏到了什么地方。他偷偷地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

　　“我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傅崇碧顶了一句。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也在一旁责问。

　　“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你不讲，我们也知道是你把他们弄走了，我们早就掌握了情况。你现在要交代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谁？”康生善于搞唬人的这一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两股凶光。

　　“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江青几乎是指着傅崇碧的鼻子。

　　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叫傅崇碧司令员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去。

　　造反派发通缉令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活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就揪。

　　造反派当时私下管这叫“逮大鱼”。谁逮的“鱼”大，谁就更有炫耀的资本。

　　1967年1月30日中午，一架从西南方向飞来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顺着舷梯从飞机上走下。

　　谷牧是一个月前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刚回到北京。

　　谷牧一下飞机，迎面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一群国家建委的造反派。两个彪形大汉左右一夹，不由分说，就把谷牧推上了他们的汽车，揪到了甘家口接受批判。

　　谷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来派出联系各部委的联络员知道了。联络员立即将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

　　第二天，造反派开完谷牧的批斗会后，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了周恩来的联络员。为了防止谷牧再次被造反派揪走，周恩来叫他不要回家，就在中南海里头给他找了一间房间，住在中南海里头。

　　虽然中南海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但毕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办公居住的地方，相对来说要安全多了。

　　中南海西门进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楼，俗称“工字楼”。

　　当年，国务院的这幢“工字楼”宿舍，成了国务院许多部长们的“临时避难所”。

　　当时，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白天要挨斗，晚上还要工作，苦不堪言，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撑。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关押、揪斗致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难以忍受康生和造反派的迫害，服药自尽。

　　周恩来内心既悲愤又不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写检讨等名义，让这些国务院受冲击的部长们轮流住进中南海的“工字楼”，作短暂的休息，少则几天，多则半个月。周恩来告诉联络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这些部长们，可以说：他们的“检讨”还没写好，等写好了再出去。对性格刚烈的几位部长，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我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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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除谷牧外，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副部长王磊，八机部部长陈正人，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刘建章，四机部部长王诤，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农业部部长江一真，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钱正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黄树则、崔义田、张凯、贺彪，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周子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等近一百位部级干部都先后在中南海避过难。

　　造反派揪不到这些部长们，竟然对有些部长发出了通缉令，说谁把这些“走资派”藏起来了，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

　　这就等于在通缉周恩来了。

　　在许多场合，周恩来接见造反派代表时，都严厉批评造反派打倒、揪斗各部委负责人的行为：“把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就能接班吗？吴波是我下命令让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们下通缉令通缉他，就是通缉我。”

　　“商业部我们声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帮。他身体不好，应当让他休息。那样揪斗不符合主席整风的精神。中央知道姚依林的情况后，要他到中南海休息。他们跟着就下了通缉令，说谁隐藏姚依林，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

　　“商业部党组要恢复，你们的通缉令要取消。必须把段君毅、王磊交出来。”

　　“四机部部长王诤是我前些日子叫他住到中南海的，现在我让他出来，你们不能再揪人了。对带‘长’字号的，要一分为二，不要搞人人过关。搞人人过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卫生部的几个部长是我叫人从医科大学要回来到国务院休息的。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张凯、贺彪等暂时在国务院写材料。卫生系统今后要约法三章，不要再随便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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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周恩来把国务院的这么多部级领导干部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中央文革一伙以此攻周恩来，逼他交人。钱正英回忆说：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富春同志找我们谈，说是总理受压力太大，你们如果经过这一段休息以后，身体还可以坚持的，是不是出去，还是接受群众的教育，我就首先报名，我身体可以了，我出去了，不要叫总理再什么了。

　　对于休息一段时间后出去的部长，周恩来和造反派约法三章：（1）要部长们接受批判，事先要给我们打个招呼，不能随便揪人，彼此要有个基本信任，我们也好排个队；（2）批斗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批斗完后立即放人，不许扣留关押；（3）不许搞变相武斗、体罚，不能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对于有些部长，当他们出去挨斗时，周恩来还要派自己的联络员跟着。

　　彭真挨斗1967年2月19日，秘书给周恩来送上一封信。

　　信是由“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总部、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组成的“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出：要求在2月26日、27日两天召开“斗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会上要进行“上揪下扫”。“上揪”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刘、邓黑司令部，直接指向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扫”就是“痛打及横扫其党羽喽啰”。准备把“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揪出来示众”。

　　信中还列出了两天准备揪出示众的近30人的名单：第一天揪出示众的有：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林枫、蒋南翔、陆平、彭佩云、张洁清，陆定一、周扬、吴冷西、林默涵、许立群、熊复、夏衍、严慰冰。

　　第二天揪出示众的：罗瑞卿、肖向荣、梁必业、苏振华、徐子荣、郝治平，杨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钊。

　　周恩来在这些人名的下面粗粗地划了横线，双眉紧蹙。

　　彭真是前不久周恩来刚刚从红卫兵手中要回来交给北京卫戍区保护起来的。

　　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周恩来回天无力。但是，他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只要力所能及，能减少一点其痛苦就绝不袖手旁观。

　　当造反派揪斗领导干部之风刮起后，周恩来嘱咐傅崇碧说：你们要注意保护彭真，不要让人给揪走了。傅崇碧就给彭真的住处增派了一个加强班的警卫力量。

　　1966年11月28日，陈伯达主持“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会上，江青讲话大骂“旧北京市委”，公开点了彭真等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陆定一等十几位负责人的名字，骂这些人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2月2日，陈伯达、江青等人的讲话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央文革小组已通过，林彪也已审阅。周恩来在审阅新闻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陆定一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划了双线，不同意在新闻报道中公开点名批评。

　　因为如果在新闻报道中公开点明彭真等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等于给造反派揪斗彭真等人开了通行证。

　　随后，周恩来将新闻稿送毛泽东批示，并附了一封短信：主席：这一报道，已经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现送主席审批。

　　在第7、9、13页中，有3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十二月二日

　　12月3日，毛泽东审阅时，把周恩来划出的这3处点名批判的名字全都删掉了。

　　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

　　周恩来接毛泽东的批示后，即批：伯达、康生、江青三同志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请即照主席的修改发表。

　　既然是毛泽东修改的，陈伯达、江青等人也只好哑巴吃黄连，干瞪眼。

　　但他们不甘心，对周恩来也怀恨在心。

　　第二天晚上，江青、戚本禹策动一些人把彭真从家里揪走了，还把北京市和中宣部的几位负责人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等也揪走了。

　　彭真的住处有一个加强班警卫，但警卫战士又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些来揪彭真的人仗着人多势众，一来就把警卫战士给围起来，把电话线也铰了，一些人越过围墙，把彭真给抢走了。

　　傅崇碧接到报告后，立即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又急又气，指示卫戍区和公安部：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要立即追查，把人给带回来。

　　周恩来还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深入到各高校去打探情况。经过两天的调查，弄清了是文艺院校的一些学生所为。他们准备把彭真弄去游街示众。

　　周恩来马上责令戚本禹召集这些学生前来开会，要他们把彭真交出来。

　　会上，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他们的极端做法，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能同意，你们考虑过后果吗？你们考虑过影响吗？考虑过安全吗？你们要立即放人，并保证安全。

　　彭真被要回来后，为保证安全，周恩来把他交给傅崇碧，要北京卫戍区监护，规定：彭真参加批判大会，须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批准。那时，监护实际上就是保护。

　　正因为如此，造反派这才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批准召开批斗彭真等人的大会。

　　周恩来知道，他们肯定也已写信给中央文革。因此，在看完“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的来信后，周恩来提笔在信上批示陈伯达、康生、江青：请研究他们所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并请派人一询。这个筹备处要揪出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

　　这表明，周恩来是不同意彭真去参加批斗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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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  

鸾飞凤舞

　　1967年1月4日中午，一辆苏制吉姆轿车疾驶在长安街上。

　　司机老杨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好让坐在后座上批阅文件的周恩来舒服一点。

　　周恩来刚刚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完文艺界、教育界、体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的群众组织代表，又急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两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要召集一个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列席的政治局会议。

　　在大会堂，周恩来草草地吃了点炒饭，便和陶铸一起商谈政治局会议需要议定的有关事项。

　　此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正在大会堂的另一个会议室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造反派。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中南局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康生说，你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

　　周恩来和陶铸商谈完工作后，正是下午1时30分。

　　周恩来又给广东省省长陈郁打了个电话，告诉陈郁：“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主席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同志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政治局会议开始的时间快要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没到。周恩来就亲自来到陈伯达他们接见造反派的会议室，一来抓紧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听一听，二来催促陈伯达他们及时结束来开会。

　　周恩来进去时，接见已是尾声。陈伯达他们诬陷陶铸的话已经讲过了，周恩来没有听到。

　　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在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军队院校的群众代表，劝说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

　　晚上8时，周恩来中断与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谈话，到毛泽东处开会。

　　会后，毛泽东突然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么子回事？”

　　周恩来知道，江青说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10点多钟，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策划和怂恿下，突然闯到中南海西门，扬言要陶铸立即接见。否则，就全体绝食。

　　在当时“要保护革命小将”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动不动就以绝食来要挟中央领导人。

　　陶铸也无可奈何，只好去接见。地点在国务院小礼堂。

　　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欢迎的掌声，没有被接见的敬意与笑容，只有一种批斗“走资派”时才有的疯狂与粗野。人群骚动着、激颤着，像被困的饿狼望见了群羊。

　　接见开始时，陶铸提出：“你们要求我在许多问题上表态，我是即席讲话，有些问题考虑不很周全，传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协商搞一个谈话纪要；二是让被揪来京的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一条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铸对着干。

　　在乱哄哄的喧嚣声中，一造反派头头跳上前来，指着陶铸叫嚷：“陶铸，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

　　陶铸强压着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的会是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来接见我们？我们勒令你立即回答问题！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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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陶铸怎么说，造反派就是不答应。陶铸还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劳，因为造反派今天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来听陶铸回答问题的，而是来想方设法激怒陶铸，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伙事先设好的圈套。

　　冲突越来越尖锐，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愤怒地说：“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造反派一触即跳，他们有的胡呼乱喊，有的强行冲上前抢夺录音带，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铸。会场秩序乱成一片。

　　现场警卫人员见状，担心出现意外，忙上前维护秩序。按照警卫制度，他们身上是带着武器的。

　　拥挤之中，造反派触摸到了警卫人员挂在身上的枪。于是，造反派借机扩大事态，当即一片尖声鼓噪：

　　“枪！他们身上带着枪！”

　　“陶铸动用武力对付我们革命群众了！”

　　“陶铸拿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

　　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周恩来正在另一地方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接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很不放心，即以电话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赶到会场去。

　　周恩来还派自己身边工作人员赶往会场帮助做工作，说：“要保护好陶铸同志，千万不能让红卫兵揪走。”

　　后来，陶铸被迫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这场长达6个多小时的“接见”才得以结束，陶铸才得以脱身。

　　周恩来见毛泽东询问这件事，心中顿时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陶铸的阴状。在向毛泽东汇报完事情的经过后，周恩来平静地回答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受了胁迫，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哦！是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也就没再说什么。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边走边琢磨毛泽东就陶铸之事的询问。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陶铸是在“文革”初期从广东省调来中央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让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和陶铸有过长期的接触，深知陶铸的才干、品德和作风。他性格耿直，旗帜鲜明，办事干脆，敢于“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疾呼：“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周恩来对陶铸放的这一“炮”颇为赞赏。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的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此后，陶铸在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还有，陶铸性格耿直，说话不拐弯，敢于向中央文革一伙“开炮”。

　　为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对陶铸大为不满，多次刁难陶铸。

　　他们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铸的舆论，继而又在会上明目张胆地围攻陶铸。

　　于是，一些造反派有恃无恐地包围中南海，贴出了“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等攻击陶铸的标语口号。

　　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来把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严厉批评。

　　周恩来说：“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你们还说‘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来大声嚷嚷：“陶铸说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说：“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出来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

　　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马都来了。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给王任重提意见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被调来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视为异己而遭打击。陶铸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不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开始时，中央文革一伙给王任重提了点意见。但很快矛头陡转，把火烧向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阵横扫，最后是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主将出马，“重炮”轰击。这回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批判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并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这样一种阵势，都明白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神色严峻，只是听着。待中央文革一伙“炮轰”完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说：“其他同志呢，也说两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来是暗示他们说两句话，为陶铸解脱。

　　“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先念说了一句。这就是说，陶铸不是路线问题。

　　“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长地说：“你写给主席的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李富春的批评，是想给陶铸一个台阶下。

　　陶铸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借着李富春的话，抒发在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还在那里怎么工作嘛！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伙又不依不饶，揪住陶铸不放：“陶铸，你说清楚，谁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一伙闹成了吵架会。周恩来双眉紧蹙，只好宣布散会。

　　毛泽东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后，亲自出面保了陶铸，批评了江青。

　　那是在两天之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陶铸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毛泽东又对在场的其他与会人员说：“陶铸到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在场的周恩来听了，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的事为什么又使毛泽东关注起来呢？周恩来不得不颇费思量。

鸾飞凤舞

　　应当说，弥漫在周恩来心头的不祥预感是敏锐的。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的不祥预感就成了触目惊心的事实。

　　周恩来回到大会堂东会议室，继续刚才中断的对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接见。

　　此时，在中南海西门，乱哄哄地炸开了锅。人头攒动，数千人的声浪和汗臭气一起翻卷。

　　传单飞舞。造反派向过往行人散发一张张印着通栏大标题“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传单上面写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诬陷陶铸的讲话。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并宣读传单上的讲话。

　　陶铸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从外头回到中南海时，已是深夜12点了。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志赶忙诉说了中南海西门所发生的一切。

　　望着曾志托人要回来的那张传单，陶铸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懵了。他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组会议，同有关负责人商谈做好接待红卫兵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被“打倒”的干部问题。

　　尽管早已有不祥的预感，但接到陶铸的电话，周恩来还是大吃一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压根不知道他们来了这么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来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他安慰陶铸说：“别着急，我正在同有关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开完会后，周恩来迅即向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证实了陶铸所反映的已是事实。

　　周恩来的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对陶铸的境遇深为担忧，更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忧心忡忡。

　　凌晨5时，周恩来打电话把陶铸召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神情沉重地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刚刚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昨天，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打了个电话，后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铸的眼中闪出最后的一丝希望。

　　“不知道。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有些不好。’也就没再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们向毛泽东告了那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一事的状。

　　周恩来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面的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送走陶铸，周恩来来到中南海西门接见要揪陶铸的造反派。这时，已是凌晨5点半。

　　周恩来对造反派说：“天快亮了，同学们大家都没有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个地方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

　　“那陶铸的问题怎么办？”一个造反派头头说。

　　“陶铸的问题我还要向毛主席请示，还要经过中央讨论。陶铸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们现在这样做不合适。”周恩来严正地说。

　　在陶铸被打倒的最初日子里，周恩来连续3次接见要揪斗陶铸的代表，劝阻他们的揪陶行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曾与自己搏击狂风恶浪的战友。

　　周恩来反复对造反派强调：“陶铸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在1月23日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心有余而力不足。陶铸最终还是落入了江青一伙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来从中央警卫局的报告中得知陶铸病重，立即追问并责成有关部门写出报告。4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门诊部送来的《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拟同意送入三0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陶铸的病被确诊为胰腺癌后，周恩来又指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董芳宗主任担任手术主刀，三0一医院的陆准善主任为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也参加医疗小组。组成这样阵容的医疗小组，在当时国内确是第一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周恩来对陶铸的苦心关怀。──这是后话，暂不多叙。

　　堂堂的一个政治局常委转眼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突然被打倒了。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来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富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

　　这四位副总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八九。他们激愤地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

　　几位副总理的眼光是敏锐的。

水木子

一个政治局常委说打倒就打倒，连身处高层的人们都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事。。。

裴涵

真的久违了，这里。/。。
我一口气基本把好几页的空缺都给看完了。。。
文化大革命，，，永远都是一条错误的路线。。。。

可怜的总理啊，，，我们好心疼您在里面左右为难的心境啊。。。

鸾飞凤舞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