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的思念

恩文

题记：研会让各位会员写40周年的文章，自知道此事，便像个石头压在心里，夜晚辗转之时，想到那个人，夜也变得漫长起来。如何能写个像样的文章，写什么，从哪个方面写……
这么多年，一直没能写个像样的文章出来，着实忏愧。文笔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生轨迹不断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不断读城的同时想法也一直在变化。




南京，六朝文化古都，文人墨客以自己的方式在金陵留下自己的足迹，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总理。来南京后，每年的1月8日的上午我都是在梅园新村30号度过，为他的塑像送上一束黄色和白色的菊花，菊花清雅高洁，自古被视为高风亮节、清雅洁身的象征。黄色的菊花代表着高雅的君子品格，或高洁；白色的菊花代表着对逝去者的悼念。也许只这小小的菊花能够表达那时我的情感。
我对于他的认识也是不断改变，不断深入的。四岁认识了墙上微笑的总理，自此他在我心里便占据了一块小小的地方。小学时，十里长街送总理，我知道了北京有条长安街，在那里人们曾经送别了他；周总理的睡衣，让我知道了他的她。1992年的夏天，坐在外婆家的饭桌旁吃饭，电视里传来了哀乐，听着罗京哽咽的声音，家里人全都放下了筷子朝电视张望，我知道了他的她也走了。初中时，无意翻看舅舅们的语文教科书，读到了李瑛的一月的哀思，当看到反复出现的：“车队像一条河，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从内心里不断升华出一丝丝的哀情。98年春节，正值总理诞辰100周年的前夕。浙江电视台播放了有关总理的纪录片，从此我开始了与总理的结缘之路。随着自我的成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对总理的认识也愈加深入。
老百姓心里是有一杆秤的，这秤称量着世间的荣与辱。在中国，关于历史人物的最后时刻被拍成影视作品做多的人还是总理。为什么这段惨痛的经历总被提起？一次又一次，心上的创口刚刚愈合却又被拉开。因为大家知道，总理是一生相忍为国为党。他轻自己的生死，看重的是国家的兴衰，最后不得不带着对乱世的遗憾离去。纵看总理一生，大半极苦！国家昌盛民安乐的梦想萦绕心头，再苦也要忍，再难之事也要做。有人说，自49年担任总理直至76年去世卸任，老百姓还是穷的，我倒是想问问，你看的是哪家的经济数据？还是自家的米缸？
十年大乱，却未发生三年自然灾害那般的饿死人，我们也是要庆幸的！甚至在文革的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是稳步提升的，甚至为79年开放打了基础。但细思这其中，必有总理之原因，因为他是总理，负责国家正常运行的总负责。作为国人的我们这是要感恩的。中国从内患频发，民族工业颓废，到工农业生产运转的正常，这是需要过人的才华、胆识和毕生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文革时期，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当然1970年之前确实出现了倒退的现象，比如在电力、钢铁，但是原油和基建等一些项目则是增长的。林彪集团覆亡，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之后，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好转。我记得总理曾经在不同场合几次发过这样的指示，针对大庆油田：哪里乱，大庆不能乱。这几句话最后成为我们大庆油田职工的坚定信念，也稳定了大庆的局面，稳定了采油量，文革中的采油量是翻倍的。文革中，老百姓看见总理才看见希望的方向。不得不说，文革时总理生命是大家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走时大家送他，40年了大家忘不了他的原因。
步入三十，我察觉到：一个人能做到爱孩子、妻子、家庭，爱自己喜欢的工作已是不易，能做到者已是寥寥。一个人如此的近乎完人。我有时在想，老天是不是有意剥夺他和她做父母的权利，因为这样极尽残忍的方式才能让一对夫妻有更多的胸怀和时间来大爱，普天下的博爱。她曾戏言，文件就是他的孩子，每晚看着文件才能入睡。这样的工作态度，也是狂人了。她每天都要几次提醒他休息，爱意已是浓浓。他为她的睡眠放轻脚步，为她写出那番情书。两人年轻时出生入死，又并肩走入晚年，这样的二人世界让我这已成人妻的人好生羡慕。爱情已被他们滋润的别有洞天。在他去世十年后，她还是写下了那样的文章，不是情书但胜似情书的情书送给她远在天际的”老伴儿”。他走后，她变得孤独了，据阿顾说，她每夜睡觉很晚，不是看着总理的照片就是自己搓搓骨牌来缓解寂寞的长夜。总是让我想起一首歌，独角戏：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没有星星的夜里，我把往事留给你，如果一切只是演戏，要你好好看戏，心碎只是我自己……
他和她都走了，只剩下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无论何时还能让人一想起来就鼻子犯酸，胸口发堵，眼眶湿润。





后记
在他曾经忙碌的夜晚，在他和她爬过的紫金山下，一个人在失眠。今夜金陵降雨，伴着雨滴写完此文，不像样子的文字。


                                                                  恩文
                                                          于2015年9月23日凌晨

恩文

我摘了几段网上关于文革的资料请大家过目：

1966年，文革动乱肇始，暂时还没有给工业生产带来太大困扰。这一年中国粗钢产量1532万吨，人口7.45亿，人均产钢20.6公斤。朝鲜产粗钢约为130万吨，人口1256万，人均产量103.5公斤，是中国的5倍左右。印度在1966年粗钢产量660.6万吨，人口4.99亿，人均产钢13.2公斤，只及中国的64%。

然而，旋即中国的钢铁工业又在1967年全线动摇。在这天下大乱的一年，中国粗钢产量下滑至1029万吨，人口7.64亿，人均产钢降到不足13.5公斤；朝鲜人均粗钢产量111.7公斤，达到中国的8.3倍。印度产量644万吨，人口5.11亿，人均产钢12.6公斤，逼近中国的94%。可以看出，中国的钢铁工业在1967年经历了可怕的倒退。

1968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全国只生产了904万吨粗钢，人均约为11.5公斤。印度产粗钢649.5万吨，人口5.23亿，人均产量12.4公斤，再度反超中国。朝鲜粗钢产量175万吨，人口1342万，人均粗钢产量达130.4公斤，是中国的11.3倍。

由此可见，文革的最初几年，社会动乱对钢铁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很严重的阻碍，程度绝不亚于三年困难时期。

1969年以后文革中的错误不断暴露出来，社会上对文革路线的反抗逐渐形成规模，大范围的武斗基本上停止。1970年，中国粗钢产量增长到1779万吨，人口8.30亿，人均产钢21.4公斤；印度产钢量628.6万吨，人口5.48亿，人均产量11.5公斤。中印在钢铁工业上的对比又回到常态。朝鲜产粗钢220万吨，人口1439万，人均产量152.9公斤，是中国的7.1倍；南斯拉夫粗钢产量222.8万吨，人口1984万，人均产钢量112.3公斤，已经落后于发展神速的北朝鲜，但仍是中国的5.2倍。

林彪集团覆亡，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之后，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好转。1972年，中国粗钢产量达2338万吨，超过了大跃进时期，人均也达26.8公斤。同年印度人均产钢12.1公斤，只占中国的45%（到1973年只及中国的44.3%）。朝鲜人均产钢163.0公斤，是中国的6倍。

1974年，江青等人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篡权阴谋，全国局势再次紧张。在工业上，首先反映为粗钢产量明显下滑到2112万吨，人口9.09亿，人均粗钢产量降至23.2公斤。朝鲜全年产出粗钢320万吨，人口1614万，人均产钢量198.3公斤，是中国的8.5倍。印度全年产出粗钢674万吨，人口6.00亿，人均产量11.2公斤，占到中国的48%以上。

邓小平三番五次被打倒，四人帮声嘶力竭地煽动，领导人相继撒手人寰，1976年的中国还沉溺于混乱之中。这一年，中国粗钢产量2046万吨，比1974年还要少，人口9.37亿，人均粗钢产量继续落至21.8公斤；而朝鲜人均生产粗钢约为178.7公斤，是中国的8.2倍；印度人均生产粗钢14.8公斤，升至中国的68%。

再来一段：

周总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　　

当然，你可以说当年统计数据有问题，统计技术不够精确云云，那么再来看一下改革开放后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位时期文革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却表明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摘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用李成瑞的话来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看看西方“民主”国家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是如何描述文革经济的：“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年、1968年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有在1967年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也没有下降的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480）”，“（1965——1978年间上海为8.3%，全国平均增长率为10.2%）”（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481）”　　

中国卫生部《中国卫生发展简报》称：“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　

以上是我摘自网络上的一些资料，之前我也曾经查阅过中国知网上的一些文章，基本是与上面几段文字符合的。

虞美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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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日

有机会提前看了，很感人，再读依然很感人。
也感谢此文对我工作的帮助。

yedeyue

谢谢！深深思念他！

西府海棠恋周邓

总理，我们想您了！